那年我17歲，方碧玉22歲。我們懷揣著大隊里的證明信，背著鋪蓋卷兒，走出了從未離開過的村莊，踏上了通往縣棉花加工廠的車馬大道。支部書記的疤眼兒子國忠良像個跟屁蟲一樣跟在我們背后。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們背后，因為他和方碧玉訂了婚。在我們那兒，定婚契約似乎比蓋著大紅印章的結婚證書還要重要。我不清楚國忠良的準確年齡，估計將近30歲吧。我恨這個家伙。我幾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敵。當然，這字眼既抬舉了他也抬舉了我自己。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視著這個身軀高大、儼然一座黑鐵塔似的我們村的太子。他馬牙、驢嘴、獅鼻，兩只呆愣愣的大眼，分得很開，臉上布滿了青紫的疙瘩，眼皮上有一堆紫紅的疤痕，據說是生眼癤子落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