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血英雄，衛國干城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無數革命志士為了中華民族的解放事業而努力奮斗。有的人在戰場上奮力殺敵，血灑疆場，有的人則在平凡的崗位上默默奉獻。他們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獻給了這片深愛著的黃土地。讓我們向長眠在延安的英烈們致敬！

一生為人民創造紅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謝子長

謝子長（1897—1935），原名世元，曾改名德元，號浩如，化名冬陽，陜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棗樹坪人。陜北紅軍和蘇區創建人，中國工農紅軍杰出指揮員。1934年任陜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紅26軍42師政治委員，1935年任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委員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負責人，指揮部隊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北蘇區的“圍剿”。謝子長在長期征戰中，多次負傷，1935年2月21日逝世。

老百姓見青天了

謝子長出生在陜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棗樹坪一個農民家庭。他先后在縣城小學、西安省立一中、榆林中學讀書。1922年秋考入太原學兵團學習軍事。1924年，回安定縣創辦民團，任團總。1925年赴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5年底，中共北方區委派謝子長回陜北進行革命活動，他回到安定縣后，根據黨組織的指示，仍任民團團總，他和安定縣巡官、共產黨員李象九，扣捕豪紳，打擊高利貸者，為農民辦了很多好事。后任石謙旅十二連連長，在軍隊中秘密發展黨員，建立黨組織。

1927年元宵節，謝子長率部從宜川到安定駐防。他做通安定縣知事張鳴盛的工作，召開安定縣地方行政會議，擔任大會主席。大會通過了《安定縣地方行政會議組織大綱》、《農民協會章程》等八個決議案，大長農民志氣，消滅了土豪劣紳的囂張氣焰。謝子長和十連連長李瑞成聯名發表《告父老兄弟書》，嚴禁軍隊拉壯丁、打罵老百姓、勒索人民財物。強調軍隊要“以擁護民眾利益為前提”，若有違令損民之事，“必嚴厲懲辦，決不寬容”。他以身作則，不住民房，和士兵住在城隍廟的大殿里。

謝子長還辦起農民運動講習所，從農村選拔三十多名學員，先學農運知識，再分頭下鄉組織農民協會。在縣農民協會會員大會上，他控訴土豪劣紳剝削農民的罪行，宣傳成立農會的好處。他領導農民協會，拘禁和審判清澗的大土豪，趕走高利貸者，并當眾燒毀文契、賬簿，宣布欠債作廢，廢除苛捐雜稅，當場懲辦了一批惡霸地主。農民們都高興地說：“老百姓見青天了！”

開創陜北革命根據地

1927年，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4月28日，李大釗等被奉系軍閥殺害。噩耗傳來，謝子長立即組織縣農會召開追悼李大釗大會，聲討反動軍閥和蔣介石鎮壓革命的罪行。1927年8月，中共陜西省委派魏野疇、唐澍等秘密到清澗，秘密做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

8月下旬，同情革命的石謙旅長被陜北軍閥井岳秀派人暗殺。同時，井岳秀命令李象九（共產黨員）營開赴延安，謝子長連開到宜川，圖謀分而殲殺之。謝子長與唐澍、李象九、白樂亭立即研究對策，決定按照中共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省委指示，舉行武裝起義。

1927年10月12日晚，在一片“為石謙旅長報仇”的口號聲中，謝子長、唐澍、李象九、白樂亭領導的清澗起義爆發，打響了西北地區武裝反抗國民黨統治的第一槍。第二天清晨，起義部隊南下。第三天，謝子長率部隊途經延長縣，活捉敵營長，繳械一個連，擊退一個連。15日，起義部隊與宜川守軍兩個連里應外合，攻占宜川城。此時，起義部隊改編為旅，旅長李象九，下轄三個營，謝子長任營長。兵力900多人，長短槍1000多支，輜重彈藥近300馱。

宜川會師后，敵人調動兩三千兵力包圍宜川，部隊突圍時損失慘重。謝子長率部沖出重圍，轉戰到韓城，僅剩下300多人。按照省委指示，重組軍委，部隊改編為西北工農革命軍游擊第一支隊，唐澍任總指揮，謝子長任副指揮，閻揆要任參謀長。1928年1月，部隊向陜甘邊轉移，屢遭國民黨襲擊，傷亡慘重。唐澍、謝子長等回西安向省委匯報，其他人員隱蔽，起義失敗。

1933年夏，謝子長被派往張家口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吉鴻昌部第十八師工作，協助師長許權中指揮作戰。抗日同盟軍失敗后，1933年冬，謝子長被派回陜北，任西北軍事特派員。他經常鼓勵大家：“勝敗是兵家常事，關鍵要吸取教訓，繼續堅持再干起來！”

白天，謝子長和游擊隊員鉆山溝，住土窯，進行整訓，晚上回到村子繼續發動群眾。只有這時，他們才能吃上一頓熱飯。黎明前夕，提上一壺水，帶上炒的豆子和糠炒面，他們又上山隱蔽了。他的手腳凍爛了，手指頭又紅又腫，耳朵也淌著黃水。雖然生活十分艱苦，但謝子長總是信心滿滿地勉勵大家：“咱們熬過嚴冬，就是春天，天氣暖和了，就好了。”謝子長動手寫講稿，專門給大家講形勢，講軍事。他語重心長地說：“打狗還要一條棍，我們壓槍解散，手中沒了武器，見了敵人沒辦法。我們要牢記這些沉痛教訓。”

這時，劉志丹給謝子長寫來一封親筆信，派楊森帶騎兵團支援，還給他們送來200塊大洋。1934年2月，謝子長在一塊紅包袱布剪成的三角形紅旗上，親筆寫上“陜北工農紅軍第一支隊”，正式恢復成立了陜北紅一支隊。紅一支隊和紅二、三、四、五支隊協同作戰，使各游擊區連成一片，還成立了陜北工農民主政府和赤源、秀延縣蘇維埃政府。1934年7月，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總指揮部成立，謝子長兼任總指揮。

7月17日，謝子長率游擊隊攻下安定縣城，救出被捕的黨員和群眾200多人后，撤出縣城。7月23日，謝子長率部南下，在南梁地區與陜甘邊軍委主席劉志丹率領的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會合。這兩支紅軍的會合，給陜北和陜甘邊人民帶來了勝利的希望。

一心為民，英年早逝

1934年夏，國民黨對陜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一次“圍剿”。謝子長率陜北游擊隊和四十二師紅三團回到安定地區，接連在景武家塌、張家圪臺打退敵軍進攻。1934年8月7日，謝子長攻打河口時，不幸中彈負傷。他堅持不下前線，繼續指揮戰斗。接著，謝子長又率部北上，攻打安定縣董家寺，擊潰敵軍一個營，同心協力粉碎了敵人的第一次“圍剿”。

1934年冬，晉、陜軍閥再次向陜北根據地發動“圍剿”。在身負重傷的情況下，謝子長強忍傷痛與中共陜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劉志丹和陜甘邊特委，建議紅二十六軍北上陜北商談陜甘邊、陜北軍事統一指揮及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等問題。

1935年1月中旬，劉志丹率紅二十六軍第二團和陜甘邊五、六支隊來到安定。20日，劉志丹赴燈盞灣水晶溝看望養傷的老戰友謝子長。兩人就當前的斗爭形勢、黨的政治策略、軍事戰略戰術、兩地區和兩軍統一領導等問題做了深入交談。為了粉碎敵人對陜北蘇區第二次“圍剿”和對兩地區軍事力量實行統一指揮，兩人決定成立一個軍事指揮機構，統一指揮兩支紅軍。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人選問題上兩人相互推讓，最后謝子長以自己身受重傷為由，以西北軍事特派員的名義，指定劉志丹為主席。劉志丹臨走時，摸著謝子長蓋的薄被子，關心地說：“你的被子太壞了，應當給你換塊好的。”謝子長笑了笑說：“只要能把傷養好，被子壞點沒關系。”劉志丹走后，謝子長對身邊的同志說：“老劉來了就好了。”

謝子長住在赤源縣燈盞灣時，看望他的干部和群眾很多，院子里、道路上常常擠滿了人群，警衛人員動員他們走，但是誰也不愿意離開。

謝子長雖然身受重傷，但仍日夜總結著多年來斗爭的經驗教訓。他時刻考慮著如何不斷壯大紅軍的武裝力量。每次有同志來看他，他總要把自己想到的工作告知。一次他躺在炕上給前來探望的賀晉年交代任務，要他到安塞吊兒溝找團總薛應昌（那時薛還是共產黨員，以后背叛了革命），要他把民團帶出來參加革命。臨別，謝子長語重心長地說：“看來搞革命武裝，依靠在舊軍隊里的合法地位招兵買馬是不行的，還是要走井岡山的道路，發動群眾，搞土地革命，建立工農政權，用從敵人手中奪來的武器武裝工農，建設一支共產黨領導的工農紅軍。只有和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部隊才是人民自己的隊伍，才能永遠不會被敵人打垮。招兵買馬的武裝，擺脫不了舊軍隊的那一套，脫離群眾，一打就垮。”

快到春節時，謝子長病情突然惡化，高燒不止，但他仍關心紅軍游擊隊的活動和各種消息。一天，薛蘭崗去看望他，謝子長問戰士們怎么過年？蘭崗說：“已準備有肉和白面。”謝子長高興地囑咐說：“有這么多好東西，應該讓同志們吃好些。可以做八碗叫大家吃嘛！”臨終之前，謝子長念念不忘的仍是紅軍的建設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當他感覺到自己的傷情已無好轉的希望時，流著淚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

1935年2月21日，謝子長已處于彌留之際，他在昏迷中一直呼喊著戰友的名字和指揮部隊沖鋒的口令，直至逝世，時年38歲。謝子長逝世后，為防止敵人乘危襲擊，中共西北工委決定：暫不發訃告，不舉行喪事和追悼會；對下級和老百姓絕對保密，行文仍簽署謝浩如的職銜姓名。對此，謝子長的家屬毫無怨言。直到1935年5月上旬，安定縣城和延川縣永坪鎮等地解放后，才逐漸解除保密。

革命滿家紅

謝子長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杰出的軍事指揮員，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正如《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講到的：“陜甘根據地是謝子長、劉志丹等領導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經過多年艱苦戰斗創建的。”謝子長一生馳騁疆場，驍勇善戰，勝不驕，敗不餒，為革命的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在西北黨組織和人民群眾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謝子長不僅自己投身于革命，還教育和帶動全家投身革命，成為一個革命的家庭，表現出一名共產黨員無比寬廣的革命胸懷和舍小家為大家的共產主義精神。他家中先后有11人參加革命，在1932年至1936年短短的三年多時間里，就有8人為革命英勇獻身。他們是謝德惠（子長大哥，曾任中共安定縣西區第一任區委書記）、謝占元（子長二哥，1934年犧牲于獄中）、謝紹安（子長侄兒，曾任紅二十七軍四團團長）、謝紹斌（子長侄兒）、謝福成（子長侄女）、謝財娃（子長侄兒）、謝福玉（子長侄兒）、謝玉梅（子長侄女）。面對險惡的環境和兇殘的敵人，謝子長革命意志更加堅定。他曾經說：“革命是要花本錢、花代價的。敵人想多殺害我家的幾個人，逼迫我不革命，這根本不可能。敵人的暴行只能促使我愈戰愈勇，革命到底！”

為了紀念謝子長，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決定改謝子長的家鄉安定縣為子長縣。1938年，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謝子長的遺骨移葬于子長的家鄉棗樹坪，并修建子長烈士墓。毛澤東于1939年6月29日和7月9日兩次親筆為子長墓題詞：“民族英雄”、“雖死猶生”，并親筆為子長墓撰寫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陜甘邊區政府又在瓦窯堡修建了子長陵園。同年2月19日，舉行了隆重的移葬公祭儀式，憑吊者逾2萬人。毛澤東于2月28日再次題詞：“子長同志千古。前仆后繼，打倒人民公敵蔣介石。”朱德題詞：“謝子長同志，陜北人民領袖，前仆后繼。”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聯上寫著：“一生為人民創造紅地，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蘇區巧建營盤固，大局深謀黨性純——劉志丹

劉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志丹，陜西保安（今志丹）人，中國工農紅軍高級將領，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西北紅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人之一。2009年9月，劉志丹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之一。

渭華起義

追求真理，救國救民，是劉志丹一生的志愿。

從青少年起，劉志丹就對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別是五四運動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響下，崇尚科學民主，反對封建壓迫，逐步走上了革命斗爭的道路。劉志丹生長在貧瘠落后的陜北，親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餓殍遍野的凄慘景象，對舊中國的黑暗狀況十分不滿，立志救國救民，決心從根本上改變這種不平等的社會。

1922年，劉志丹考入陜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在共產黨員魏野疇、李子洲等老師的教育指導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認識到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24年冬，劉志丹毅然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決心“為自己的信仰奮斗到底”。

1926年初，劉志丹按照中共陜西黨組織的決定，投筆從戎，考入廣州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這是他軍事生涯的開始。大革命失敗后，劉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國共產黨獨立掌握軍隊和領導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他說：“我們沒有槍桿子，只靠筆桿子不行。結果人家一翻臉，我們就只有滾蛋。”這是他對大革命失敗教訓的深刻反思，也是對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嚴重危害的深刻認識。從此，劉志丹更加堅信毛澤東提出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為創建黨所獨立領導的革命武裝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經歷了艱難曲折的戰斗歷程。

1928年5月，劉志丹按照中共陜西省委的決定，同唐澍、謝子長等領導我黨控制的國民黨軍新編第三旅，與渭華地區的農民暴動隊伍相結合，正式宣布起義，公開打出工農革命軍的旗幟。在渭華廣袤的土地上，紅旗處處飄揚，革命的歌聲時時傳唱：農民苦，農民難，一年四季不得閑，打下糧食都繳完；共產黨，最講理，打了土豪分田地，為咱窮人出了氣！

渭華起義是繼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后，我黨在北方地區舉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具有相當大的影響。但是，由于敵我兵力懸殊，領導上缺乏經驗，起義軍遭受重大損失，唐澍等人壯烈犧牲，起義遂告失敗。敵人在渭華農民暴動地區到處燒殺，到處抓人，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痛下狠手，進行瘋狂的報復。在血與火的考驗中，劉志丹卻毫不灰心，繼續投入戰斗。

“紅軍模范”

1928年冬，劉志丹按照中共陜西省委的決定，到榆林擔任陜北特委軍委書記。鑒于當時陜甘地區各派軍閥正在竭力擴張勢力，在第二年的四五月份，劉志丹主持召開陜北特委會議，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主張。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進剿”，劉志丹轉入隱蔽狀態進行斗爭。從1930年起，劉志丹領導的農民武裝在陜甘邊界地區開展游擊活動，至1931年下半年發展到300余人。這支隊伍在甘肅合水編成南梁游擊隊，劉志丹任總指揮。

1931年10月，自山西渡黃河進入陜北的陜北游擊支隊，與南梁游擊隊會合，合編為西北反帝同盟軍，后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出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這支隊伍運用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接連取得陽坡頭伏擊戰、栒邑奔襲戰的勝利，并于1932年擊退國民黨軍的“進剿”，殲敵1400余人。

1934年，劉志丹指揮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九戰九捷，殺敵3000余人，粉碎了國民黨軍隊陜甘邊蘇區的第一次“圍剿”。同年11月，陜甘邊蘇維埃政府成立。

1935年1月，劉志丹按照中共駐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紅二十六軍北上到達陜北安定（現在的子長）縣，同謝子長（因傷勢嚴重于2月21日逝世）領導的紅二十七軍會合。2月5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在赤源（今子長）縣周家崄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陜甘邊和陜北兩大蘇區的紅軍斗爭。從此，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在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劉志丹等的統一領導和指揮下，逐步成長壯大為中國工農紅軍的重要力量。

1935年5月，劉志丹出任西北軍委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援下，廣泛開展游擊戰。經過十余次戰斗，共殲滅國民黨軍3000余人，占領了安定、延長、延川、安塞、靖邊、保安等六城，不但擊退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使陜甘邊和陜北兩蘇區連成一片，形成了陜甘蘇區。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發展到5000人左右，統稱為西北紅軍。部隊組建了炮兵分隊、醫院和干部學校，游擊隊發展到4000余人的規模。

劉志丹創造性地開辟了西北革命根據地，為探索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獨特貢獻。在渭華起義失敗后，他深深感到根據地對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義，明確提出“向井岡山學習”，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毛澤東同志高度評價說：劉志丹創建的陜甘邊根據地，用“狡兔三窟”的辦法創出局面，這很高明。無怪乎，朱德總司令在劉志丹犧牲后為他書寫的題詞：“紅軍模范。”

在創建根據地斗爭中，劉志丹采取了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者緊密結合的方針。他認為：只有進行武裝斗爭，才能在一定范圍內開辟農村根據地，建立蘇維埃政權；只有進行土地革命，滿足農民對土地的要求，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才能得到鞏固；只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武裝斗爭才不至于變為流寇式的戰爭，才可能避免迅速失敗的命運。

與此同時，劉志丹始終同人民群眾心連心。他每到一地，總是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疾苦，為群眾申冤除害，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困難，深受廣大人民群眾的崇敬和愛戴，被群眾親切地稱為“老劉”。周恩來稱贊他：“上下五千年，英雄萬萬千，人民的英雄，要數劉志丹。”

正是由于劉志丹創造性地實施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才使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僅存的一塊具有戰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據地，成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結束長征的立足點和黨中央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

中彈犧牲

劉志丹一生經歷坎坷，幾多磨難，多次遭受“左”傾錯誤的排擠、誣陷和打擊，多次被撤職、降職，甚至被關押，特別是在錯誤的“肅反”運動中，他和一批干部被關押起來。但他以寬廣的胸懷和堅定的信念，對黨和人民的解放事業始終忠貞不渝。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率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解救了劉志丹。劉志丹獲釋后，毛澤東、周恩來親切地接見了他，并深情地對他說：“你和陜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劉志丹聽后十分感動，對黨中央表示衷心感謝，還多次告誡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紅軍指戰員：“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絕對服從中央的領導，聽從中央的調遣。”

在劉志丹的帶領下，西北紅軍同到達陜北的各路紅軍親密無間，情同手足，每次干部整編或調動，從不計較職位大小，從未發生過人事糾紛。周恩來高度評價劉志丹：“對黨忠貞不二，很謙虛，最守紀律，他是一個真正具有共產主義品質的黨員。”

陜北的冬天天寒地凍，劉志丹看到毛主席接見自己時，腳上還穿著一雙單鞋，就在心里記下了主席腳的大小和肥瘦，專門請自己的夫人同桂榮做了一雙棉窩窩鞋。做好后，劉志丹專門請自己在黃埔軍校讀書時的老師周恩來轉交給毛主席。

1936年4月，在紅軍的東征戰役中，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紅二十八軍軍長的劉志丹，身先士卒，親臨一線指揮攻占三交鎮的戰斗。不幸的是，一顆子彈從他的左胸穿過去，傷及心臟。臨終前，劉志丹還惦記著戰況，“一定要打好這一仗，向毛主席獻禮……”

劉志丹犧牲的消息令毛澤東十分悲痛，他說：“我到陜北只和劉志丹同志見過一面，就知道他是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他的英勇犧牲，出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精神永遠留在黨與人民中間，不會磨滅的。”

劉志丹同志犧牲后，陜北的群眾無不傷心落淚。這說明劉志丹是“真正的群眾領袖”。為紀念劉志丹烈士，1936年5月，中共中央和陜甘寧邊區政府決定將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1943年，劉志丹陵園落成，毛澤東主席揮筆寫下“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八個大字。

有緣善寫紅十字，立德常學白求恩——白求恩

諾爾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產黨員，國際共產主義戰士，著名胸外科醫師。1890年3月3日，他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格雷文赫斯特鎮一個牧師家庭，1916年從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獲學士學位，后在歐美一些國家觀摩、實習，曾在英國和加拿大擔任過上尉軍醫、外科主任。1922年，白求恩被錄取為英國

皇家外科醫學會會員，1933年被聘為加拿大聯邦和地方政府衛生部門的顧問，1935年被選為美國胸外科學會會員、理事。他的胸外科醫術在加拿大、英國和美國醫學界享有盛名。

白求恩，我們的同志

1938年3月，白求恩受加拿大共產黨和美國共產黨派遣，率領一個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組成的醫療隊來到延安，支援抗日戰爭中的中國人民。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的窯洞里接見了白求恩，兩人的談話持續了很久。這次談話期間毛澤東答應了白求恩的請求——帶領醫療隊到抗日前線去救治傷員。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白求恩不僅為官兵、百姓看病，還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醫療知識傳授給八路軍的醫務人員。隨著戰斗的持續增多，傷員的數量在不斷增加。八路軍的醫務人員數量非常少，醫療用品也稀缺，而且連一個正規的醫院都沒有。

面對這樣的狀況，白求恩做手術，常常要臨時搭建手術室，他提出為八路軍建設一所最好的醫院。他的提議很快得到了毛澤東的批準和晉察冀軍區的支持。毛澤東還特別指示軍區領導，每月發給白求恩醫生一百元錢作為工作津貼。白求恩知道這件事后，表示絕對不能接受軍區的津貼。他復電毛澤東說：“我謝絕每月百元津貼。我自己不需要錢，因為衣食一切均已供給。該款請留作煙草費，專供傷員購置煙草之用。”

雖然白求恩拒絕接受津貼，但部隊還是覺得他貢獻很大、付出得也太多，這么杰出的醫生，不遠萬里來到條件惡劣的陜北支援我們，拿什么回報他呢？后來，聶榮臻司令又去勸說白求恩收下這錢，白求恩依然不肯要：

我從延安來，我知道毛主席、朱總司令的津貼都很少，八路軍官兵每天只有幾分錢的菜金，我愿過中國革命隊伍普通一兵的生活。我是來支援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我要錢做什么？我要吃好穿好，就在加拿大不來了！

你是晉察冀軍區的最高首長，每月才五元津貼，而我不過是一個衛生顧問。

能和這樣一些共產主義方式生活的同志們工作在一起，是我畢生最大的幸福。他們的共產主義既簡單，又深刻，像叩診錘敲擊膝關節引起抖動一樣自然，像肺呼吸一樣用不著思索，像心臟跳動一樣出于自動。

1938年秋天，“模范醫院”正式建成。白求恩在落成典禮上對大家說：“千百萬愛好自由的加拿大人、美國人和英國人的眼睛都遙望著東方，懷著欽佩的心情注視著正在與日本帝國主義作著光榮斗爭的中國……我被派來做他們的代表，我感到無上的光榮。你們不要奇怪，為什么在三萬里以外，地球的那一邊的像我這樣的人要來幫助你們。你們和我們都是國際主義者。沒有任何種族、膚色、語言、國家的界限能把我們分開。法西斯在威脅世界和平，我們必須擊敗他們。”

軍區的官兵和人民群眾被白求恩的無私的奉獻精神所感動，他們為這位外籍醫生送來了錦旗，旗上用中、英兩國語言寫著這樣的話語：

白求恩，我們的同志！

白求恩，我們的戰友！

白求恩，我們的模范！

白求恩，我們的老師！

透過點點滴滴的事，能感受到白求恩對中國人民友好、對傷病員們關心，是發自內心的真情實意。他無微不至地關心著每一位傷員，白天為官兵們檢查，治療，做手術，晚上還關心著傷員們的恢復情況。

一天深夜，大多數傷員都已經睡著了，白求恩卻依然在巡查傷病員。他挨個觀察每個傷員的情況，這時，他發現有一個傷員還醒著，便上去詢問情況：“哪里不舒服嗎？”傷員說自己沒什么事兒，但白求恩覺得他一定是哪里不舒服才導致難以入睡的。

白求恩用手摸了摸這位傷員的被子，覺得很潮濕，再一看，是疏導尿液的管子沒有連接好，弄濕了被子。白求恩把傷員的導尿管接好，又把潮濕的被褥換下來，拿來了自己的被褥給傷員鋪蓋好。傷員覺得很過意不去，于是推脫說：“白大夫，您那么大年紀，我怎么能蓋您的被子呢？這點困難我能克服。”白求恩關切地說：“我們一起克服吧，不要再爭了。”這一夜，蓋著溫軟被褥的傷員得到了很好的休息，而白求恩卻蓋著大衣對付了一個晚上。

第二天，大家聽說了昨晚發生的事，都深受感動。白求恩醫生對傷員真是關心備至，時時刻刻都把傷員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放在首位。為此，大家特意為白求恩寫了一段朗朗上口的快板兒，傳誦白求恩的無私奉獻精神：

衛生顧問白求恩，雨夜查房繞山村。

床前問疾苦，被褥送上門。

莫道秋風寒，病房暖如春……

模范醫院里的老模范，國際主義情誼深！

到戰斗第一線去救治傷員

1939年，白求恩跟隨前線隊伍去了冀中平原，他想在戰斗的第一線開展及時的救護工作。那時正在開展游擊戰，白求恩跟著部隊進行醫療救助，戰斗打到哪里，手術室就設在哪里。為了能多救一名士兵，白求恩不間斷地進行手術，爭分奪秒地搶救傷員，完全不吝惜自己的體力。

10月份的一天，白求恩正在緊張地實施手術，這時候傳來消息說，在距此10里遠的地方，正有敵軍朝這邊來襲。衛生部門的領導當即做出決定，讓白求恩停下手上的治療工作，馬上從這里撤離。

然而，白求恩并沒有放下手術刀，他依然平靜地做著手術，仿佛感受不到周圍嚴峻的情勢。顯然，白求恩醫生打算堅持做完手術，不想立刻轉移。這時，白求恩的助手已經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走過來握住白求恩的手，懇求著說：“白大夫，把手術刀給我。”白求恩掙脫開，嚴厲地說道：“回到你原來的位置，快！把剝離器給我！”

看到白求恩如此堅決的態度，在場的人都為他擔心，一齊懇求他不要顧及這幾臺手術，要保護好自己。白求恩鎮定地對大家說：“我一走，就會減少一張手術臺，就會增加傷員的痛苦和危險，時間也會拖得更長，我不能把危險留給你們。”說著繼續著手術，直到還剩下最后一名需要手術的傷員，這時，已經可以聽到不遠處槍炮的聲音了。

躺在手術臺上的傷員明白，自己很可能會禍及白大夫的人身安全，于是再次勸說白求恩停下手術，迅速撤離。白求恩很理解傷員的想法，他讓傷員平靜下來，又安慰著說：“不，孩子，現在多花幾分鐘的時間，以后我還可以給你治好。要不，你這條腿就完了！”說著白求恩給傷員解開繃帶，準備手術。

傷員明白戰事有多嚴峻，也感動于白求恩舍己為人的精神，眼里滿含淚水，對白求恩說：“白大夫，我不怕，我不能連累你。你們走吧！”

白求恩堅持著，不放棄、不放手：“不，誰也沒有權力把你留下，你是我們的同志！”聽著越來越近的槍炮聲，傷員不禁大聲呼喊：“不，給我一顆手榴彈，我和鬼子拼啦！可你一定要走！”兩個人相互推讓著，他們都愿意把生的希望留給對方，白求恩被這位小同志深深打動了，感慨道：“好同志，我謝謝你，反法西斯的人民都感謝你。給我幾分鐘吧，為了你的健康，為了消滅法西斯，為了我們的共同事業！”

在手術進行的過程中，白求恩檢查骨頭破損的狀況時，左手中指被尖銳的碎骨刺破了。但白求恩還是在戰火中堅持完成了手術。

險情過后，白求恩一直同士兵們奮戰在前線。這一天，一位皮膚患有丹毒的傷員被送了過來。這種皮膚病具有劇烈的傳染性，而此時白求恩手指上的傷還沒有好，其他醫生都勸他不要做這個手術。白求恩深知這種病的危害性，但面對這樣特殊的病人，他不顧別人的勸說，開始了手術。手術過程中，白求恩的手套被手術刀割破，傷員的患處接觸到了白求恩尚未愈合的手指。他被病毒感染了。

這之后的幾天里，白求恩漸漸開始覺得身體不適，但他不想讓別人為他操心。白求恩忍著病痛，依然為傷員們做檢查、做手術，甚至發著高燒還在雪天里為前線傷員奔波。這時候，白求恩身邊的警衛員看出了他不斷加重的病情。警衛員看著白求恩痛苦的樣子，難過得直流眼淚。白求恩卻安撫著說：“孩子，唱個歌吧。”警衛員心如刀割，他心疼白大夫，強忍著淚水，高唱著：

“向前，向前，向前！

我們的隊伍向太陽，腳踏著祖國的大地，

背負著民族的希望，我們是一支不可戰勝的力量……”

遺囑

可怕的病毒不斷侵蝕著白求恩的身體。1939年11月10日，白求恩的病情已經無法遏制，他開始書寫遺言：

親愛的聶（榮臻）司令員：

今天我感覺身體非常不好，也許我要和你們永別了！請你給加拿大總書記蒂姆·布克寫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倫多城威靈頓街十號。同時，抄送國際援華委員會和加拿大民主聯盟會。告訴他們，我在這里十分快樂，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夠多做貢獻。也要寫信給美國總書記白勞德，并寄上一把繳獲的戰刀。這些信可以用中文寫成，寄到那邊去翻譯。隨信把我的照片、日記、文件寄過去，由蒂姆·布克處置。所有這些東西都裝在一個箱子里，用林賽先生送給我的那18美金作寄費。這個箱子必須很堅固，用皮帶捆住鎖好，外加三條繩子。將我永世不變的友愛送給蒂姆·布克以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國的同志們。

……

兩張行軍床、兩雙英國皮鞋，你和聶夫人留用吧；馬靴、馬褲，請轉交呂（正操）司令；賀（龍）將軍，也要給他一些紀念品；兩個箱子給葉部長；18種器械給游副部長；15種器械給杜醫生；衛生學校的江校長，（可以）讓他任意挑選兩種物品作紀念；打字機和繃帶給郎同志；手表和蚊帳給潘同志；一箱子食品和文學書籍送給董同志，算我對他和他的夫人、孩子們的新年禮物；給我的小鬼和馬夫每人一床毯子，另送小鬼一雙日本皮鞋；照相機給沙飛；貯水池等給攝影隊；醫學書籍和小鬧鐘給衛生學校。

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用來治療瘧疾患者和貧血病患者；千萬不要再到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

最近兩年，是我平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在這里，我還有很多話要對同志們說，可我不能再寫下去了，讓我把千百倍的謝忱送給你和千百萬親愛的同志們。

白求恩

1939年11月11日遺囑寫完的第二天——也就是1939年11月12日清晨5時20分，諾爾曼·白求恩同志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世界反法西斯的正義斗爭，獻出了他寶貴的生命。

毛澤東得知白求恩犧牲的消息后非常悲痛。同年12月1日在延安各界追悼白求恩的大會上，他親筆寫了這樣的挽詞：“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國際精神，學習他的犧牲精神，責任心與工作熱忱。”12月21日，毛澤東同志又親筆寫下了著名的《紀念白求恩》一文，號召中國人民學習白求恩同志的共產主義精神和國際主義精神。

2009年9月，在迎接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際，白求恩被評選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

忠心為國，雖死猶榮——林育英

林育英（化名張浩）去世后，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說：“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里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如此。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人親自抬。”

毛澤東的一生中，僅有一個人享受過他執紼抬棺的高規格禮遇。此人便是林育英。

1922年，林育英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5月，赴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1926年回國。1929年出任上海滬西區區委書記。1930年，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32年初，擔任全國總工會常委兼海員工會總書記。1933年1月，赴蘇聯參加國際職工代表大會，同時擔任中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1935年7月，林育英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即啟程回國，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內容。1937年10月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委。次年二月因病返回延安，一邊養病，一邊工作。1942年3月6日因病逝世。

肩負共產國際指示重返延安

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后不久，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并恢復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聯系，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一位同志回國。鑒于當時的情況，共產國際認為，回國人員只能走蒙古這條路線。派回國的同志，不僅要立場堅定、機智勇敢，還要有對敵斗爭的豐富經驗和一定的威望，并為國內同志所熟悉和信任。經過反復考慮，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與林育英談話征求意見時，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既艱苦又危險的任務。

林育英化名張浩，裝扮成商人的模樣，與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國的征途。一路上，他倆跋山涉水，忍饑挨餓，歷盡千辛萬苦。11月初，他倆到達陜西定邊縣，并很快與定邊縣黨組織取得了聯系。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得知消息后，特派鄧發代表黨中央到定邊去接林育英。林育英于11月中旬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張聞天一見到林育英，馬上迎了上去。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激動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張聞天才松開手，對林育英說：“你辛苦了，歡迎你回來！”林育英頓覺身上的病痛與疲勞全消了。他含著熱淚對張聞天說：“總算找到中央了，終于見到領導和同志們了！”

12月8日，張聞天和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從直羅鎮歸來的毛澤東。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專門聽取了林育英關于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的傳達。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中國革命的實際，制定和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

會后，林育英又根據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的意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幫助中共中央解決了張國燾另立“中央”分裂黨的問題。為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二九師的第一任政委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8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劉伯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林育英任師政訓處主任（10月改任師政委）。

林育英過去長期從事工人運動和白區工作的領導工作，從未帶過兵，要帶好這支萬余人的部隊，是很不容易的。針對部隊存在的問題，林育英與劉伯承緊密配合，在部隊中開展了一場又一場強有力的思想教育運動。他數次召集部隊團以上干部開會，并多次作報告。他反復向干部講：一二九師的全體干部要在認識張國燾分裂主義危害性的同時，自覺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他還教育大家，黨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與中央對抗，更不能同中央鬧對立，要用無產階級的黨性和鐵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維護黨的團結。林育英的報告，對增強一二九師干部的團結和統一，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因腦病時常發作，林育英不得不帶著健腦器工作。后來，由于病情加重，他經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鑒于此，劉伯承特地向黨中央報告了林育英的嚴重病情，建議中央將林育英調回延安治療，并另派一名政委到一二九師。毛澤東接電后，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繼任一二九師政委一職。

一二九師參謀長李達將軍在《發揚老前輩忠于黨忠于人民的精神》一文中，對張浩作了如下回憶和評價：“張浩（即林育英）在一二九師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調回中央。他在部隊工作的時間雖然只有一年多，但當時正是我黨我軍處在歷史轉折關頭，即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向民族解放戰爭，由反‘圍剿’變為抗日。如何適應這種新形勢、新任務，這需要強有力地引導和有針對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張浩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隊適應了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

從前線回延安治病

1938年2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間，林育英一面治病，一面負責有關工人運動的工作。1938年9月，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林育英是中央候補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由于林育英對革命事業的突出貢獻，大會選舉他為中央委員。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應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溝出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議開始后，先由周恩來作演講。接著，大會主持人請林育英發表講話。林育英像往常一樣，振作精神，走到臺前，發表慶祝五一節重要意義的演說。講了不到10分鐘，他突發腦溢血，警衛員迅速上前抱住了他，并立刻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因搶救及時，林育英無生命危險，但卻無法站立起來。

由于延安的醫療條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終未能治好，身體越來越弱，并出現其他綜合癥狀。他雖然臥床不起，心里卻時刻想著中國革命，想著黨的事業，關心形勢的發展。

休養期間，毛澤東親自到林育英住處看望他。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育英同志，我總想來看你，因為太忙，一直沒能來成。”毛澤東的關心，使林育英深受感動。他對毛澤東說：“主席，我是老病號。你太忙，不要再來了。”毛澤東在林育英床邊坐下，又說：“你要注意保重身體，爭取早日康復。”此后，毛澤東又代表黨中央多次來看望他。

1941年8月，日軍戰機飛到延安上空，轟炸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領導人住處。炸彈如雨點般地傾瀉下來。一顆炸彈在林育英的窯洞門**炸，窯洞被震得不停地顫動。巨大的爆炸聲，使林育英的大腦、心臟受到刺激。此后，他的病情急劇惡化。接著，他的身體出現水腫。他的秘書、警衛員及妻子等人見他生命垂危，連忙將他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

毛澤東指示中央醫院全力搶救。經過何穆、金茂岳等名醫一段時間的悉心治療，林育英的病才稍有好轉。

“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1942年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惡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等人叫到身邊說：“我不行了，革命二十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勝利，深以為憾。我死后，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面的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

1942年3月6日凌晨1時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

當天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遺體移入中央大禮堂。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志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

中央大禮堂設立了靈堂，在禮堂頂端的旗幟降半旗以示致哀。靈堂外用藍、白布帷扎成的牌坊上寫著：“工人先進，戰士楷模。”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云、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

3月8日，延安細雨紛紛。上午4時至9時，延安各界人士萬余人參加了林育英的遺體告別儀式。這一天，毛澤東親自為林育英題寫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說：“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志。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里非常難過。我想，同志們的心情也是如此。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人親自抬。”朱德、任弼時都表示同意。上午9時，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念祭文。在公祭儀式上，黨中央領導號召大家學習林育英對黨忠誠、英勇不屈、吃苦耐勞、密切聯系群眾、作風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

祭禮儀式結束，萬余人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上安葬。這是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執紼抬棺。之后，毛澤東還親自題寫了“張浩同志之墓”的墓碑。

大義培大士，火鳳火中盤——張思德

在延安棗園后溝的西山腳下，有一方簡陋的土平臺。當年，中共中央直屬機關曾在這里為張思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發表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講演。

戰斗中的“小老虎”

張思德，1915年出生在四川省儀隴縣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

他12歲就給地主割草放牛，擔水干活，受盡了折磨，嘗遍了艱辛。1933年，紅軍來到他的家鄉，成立了革命政權。同年12月，張思德參加了紅軍。

張思德入伍后不久便投入了激烈的戰斗。金山場一戰，他在濃霧中根據敵軍報數的聲音，摸清敵人的數量，使部隊一舉全殲了一股反革命地主武裝；關門梁大戰，他和尖刀班戰士一起，身背鬼頭刀，冒著槍林彈雨，搭人梯爬上寨頂，炸開寨門，為大部隊開辟了通途。

在一次守衛戰中，張思德帶領五名同志扼守一個山包，消滅了敵人近兩個排的兵力。隨后，在敵人戒嚴的情況下，為取一份重要情報，他冒著初冬的嚴寒，在臭水溝中整整泡了一夜，終于找到機會，成功地完成了任務。

在長征途中，無論遇到什么艱難險阻，張思德都會挺身而出，沖鋒在前。一次戰斗中，他右腿中彈，但仍然堅持著沖入敵陣，刺死敵人射手，一人繳獲兩挺機槍。為了戰勝饑餓，走出草地，北上抗日，張思德冒著生命的危險爭著參加“嘗百草”的活動，并為此而中過毒，吃了不少苦頭。在部隊橫渡葛曲河時，張思德在漩渦里奮力救起了自己的戰友。

長征勝利到達陜北后，組織上考慮到張思德幾次負傷，身體很虛弱，決定讓他去治療、休養。1937年春，張思德從保安來到關中分區的云陽安吳堡“榮譽軍人學校”。

“榮校”（榮譽軍人學校簡稱）的傷病員多，護理員少，張思德總是主動地幫助護理員照顧傷病員。掃院子，刷便盆，背傷病員上廁所，把傷病員換下的衣服悄悄拿到河邊去洗干凈，曬干。

1937年10月，抗日戰爭爆發不久，張思德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多年的愿望。此時，八路軍主力相繼開赴抗日前線，各師的炮兵營、輜重營、工兵營以及特務營等單位，留守陜甘寧邊區，并組成了留守兵團，由蕭勁光出任司令員，擔負保衛陜甘寧邊區的任務。

千方百計送好信

1938年的春天，張思德離開“榮校”，被調到關中云陽八路軍留守處，編入新編的警衛連，擔任一排三班班長。1940年，張思德又被分配到中央軍委警衛營，擔任通信班長。部隊住在離延安50里的姚店子。

當時條件很艱苦，送信沒有交通工具，甚至連雨衣、雨布也沒有。不管什么天氣，全靠戰士徒步行進。張思德和其他的同志硬是憑著兩條腿，跋山涉水，克服了各種困難，勝利地完成了黨交給的各項任務。

—天傍晚，戰士們實戰訓練后回到駐地，營首長突然命令張思德，讓他立即派人把一封急件送到延安王家坪總參謀部作戰室。想到戰友們剛剛結束了一天的訓練，張思德決定親自去送。他跟副班長交代了一下，便背起步槍，扎緊綁腿，踏上了通往延安的大路。

大約走了20里路的樣子，在風沙彌漫的天空中響起了雷聲，烏云像脫韁的野馬奔涌匯集，很快蓋嚴了兩邊的山頭。“糟糕，要下雨。”張思德放步快走起來，汗水浸濕了他的衣服。不多時，大雨劈頭蓋臉傾瀉下來。

為了不讓雨水打濕信件，張思德趕忙脫下了鞋子，把信塞進鞋子里，然后，把兩只鞋相對、扣在一起，緊緊夾在腋下。這是張思德的土辦法，很管用。就這樣，他在滂沱的大雨中，深一腳、淺—腳地向前跑著……

信送到了，沒有沾上一點雨水。首長贊揚張思德任務完成得好，緊緊握住他的手說：“謝謝你了，通信員同志！”

心里總想著同志

張思德不僅工作搶著干，而且在學習和生活上處處關心同志。晚上學習，燈油少，他就砍些柏樹枝，或揀一些掉在地里的大麻籽串起來，當蠟燭點；沒有紙張，就用樺樹皮訂成筆記本發給大家。張思德主意多，想辦法給大家做了沙盤，削了些木棍兒，讓同志們練習寫字。

有的同志病了，不能起床，張思德就背著他們去上廁所；夏天，沒有蚊帳，同志們被蚊子叮得睡不著，他就上山拔了好些篙子，曬干了，供大家晚上熏蚊子用。鞋子不夠穿，他就利用休息時間，趕著為大家打草鞋穿。

當時，糧食不足，大家經常吃不飽。為了讓同志們多吃點，張思德經常利用休息時間去挖野菜，采野果，交給伙房。每次開飯，他吃到一半，就不聲不響擱下了飯碗，提起水桶去打水，借此讓同志們多吃幾口。

一次，兩次，同志們沒在意，可時間一長，張思德的“秘密”被大伙發現了。

一個星期天，張思德跑到幾十里外，從一個水塘里撈來一些小魚。當時沒有多少食用油，他就把這些魚洗凈曬干，用火燒好讓大家“會餐”。當大家吃得正香的時候，他又照例想拿水桶去打水，可是這次，水桶早已被副排長提走了。

張思德只好轉身回來。這時，他發現自己碗里多了幾個雜面饃饃。他知道這是同志們想讓他多吃點。他吃了—點，把剩下的又放回了盆里，扭頭要走，卻被同志們拉住了。大家感動地說：“班長，你不要再瞞著我們。我們都知道了。”

張思德拍著肚子說：“我真的吃飽了。”這時，同志們都放下碗筷不吃了。沒有辦法，張思德只好將剩下的饃饃分成12份，每人一份，這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在通信班這個小集體里，同志們感受到的是無限的溫暖。在張思德的帶動下，全班同志個個積極踴躍，都能動腦子，想辦法完成自己的任務。張思德所在的通信班成為營里有名的先進單位。

為革命勝利燒炭

1940年7月，張思德奉軍委警衛營的命令，帶領一個班來到延安土黃溝，執行燒炭任務。這個工作主要為解決中央機關和警衛部隊的冬季取暖問題。這個班由臨時抽調而來的11名同志組成，都是二十來歲的青年人，除了張思德外，誰也沒有燒過炭。任務非常艱巨，困難很多。可當首長問他有沒有困難時，他們卻回答說：“困難是有，不過我們能克服。”

接受任務的當天，張思德當即召開了黨小組會和班務會，反復強調這次進山燒炭的意義：“我們燒木炭，這是一項政治任務，重要的革命工作。我們燒好炭，保證首長和同志們冬天取暖，這就為抗日殺敵、戰勝經濟封鎖，貢獻了一份力量。”

張思德要求大家做好克服困難的準備，并說：“進山燒炭，又臟又累，很費衣服，生活比延安還要艱苦。進了山，就如同打仗一樣，大家要堅決完成任務。”會后，又分別找每一個同志談心，了解大家還有什么思想顧慮和實際困難。

第二天清早，張思德帶領全班戰士，背著工具和干糧出發了。一路上，他們唱著歌，情緒十分高漲。太陽西下時，他們來到了土黃溝。

燒炭是需要出力氣的苦活。制成木炭需要經過砍伐、打窯、燒窯、出炭、打包等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付出艱辛的勞動。就說砍樹吧，又粗又高的大樹，質地堅硬，砍起來還很費力氣。戰士們兩天下來，胳膊被震得生疼，手都磨出了血泡。但全班沒有一人叫苦。

他們一口氣打了七孔窯，—邊砍伐，一邊裝窯點火，不耽誤工夫，既快又好。

在燒炭期間，張思德總是走在前頭。砍樹，別人一天砍十七八棵，他砍二十多棵。出窯是最關鍵、最緊張的時候，窯里溫度很高，動作稍慢一點，風一吹，整窯的木炭就會著火，化為灰燼。每逢出窯，張思德總是搶先進窯，又是最后一個出來。

燒窯最怕窯內滲水，稍有不慎，輕則報廢整窯的炭，重則炭窯崩塌。因此，天氣一變，張思德就睡不著覺，生怕雨水順著煙囪滲入窯內。有一天半夜，突然下起了瓢潑大雨，他立即穿上衣服，抄起鐵鍬，跑去檢查了每一個炭窯，直到天快亮了，雨停了，他才回來。第二天，又照常上山出工。

炭燒好了，需要背下山，別人背一包，他總是背兩包。送炭途中，由于路窄難走，他便在沿途修了許多高臺，方便大家中途休息。

由于張思德以身作則，全班團結戰斗，順利地完成了這次燒炭任務。燒炭結束后，他被評為勞動模范。

1942年秋，中央軍委警衛營和中央教導大隊合并，成立了中央警衛團。張思德被分配到一連二排四班當戰士。

1943年初夏，組織上決定調張思德到棗園給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擔任警衛工作。能在毛主席身邊當警衛戰士，他感到光榮、自豪，更感到責任重大。他把對領袖的愛傾注在工作中，好好當一名棗園哨兵。在棗園不到一年的時間里，雨天換哨，少不了他；雪天上崗，他總要多站一個時辰；碰上同志外出或生病，不等班長指派，他就主動要求去替補；趕上連里發戲票，他常常要讓值勤的同志去，自己則代替同志值班。

1944年春，為響應組織上的號召，張思德主動報名來到安塞墾荒種地。不久，組織上又決定派有工作經驗的張思德帶隊到安塞縣石峽峪山中燒炭。

9月5日，天下著小雨，張思德帶領班里的戰士照舊上了山。砍樹的砍樹，挖窯的挖窯。張思德和戰士小白負責挖一孔窯。

“小白，你聽過毛主席的報告嗎”

“聽過。”

“我們燒好炭，回棗園，又能見到毛主席啦！”

“是呵！”

“要是見到毛主席也烤上我們燒的炭火，那該多高興！”

快到中午時分，眼看一孔炭窯就要挖成了。為了保證質量，張思德又拿著小镢頭開始修整窯壁。

正當張思德修整窯壁時，窯頂上突然掉下幾片碎土。

“快出去，有危險！”張思德發現情況，大喊一聲，隨即一把將小白推出窯口。就在這時，只聽“轟隆”一聲，兩米多厚的窯頂坍塌下來，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小白在窯口被壓住半截身子，張思德整個身體被埋在里面了。

“張思德！”小白焦急地大聲叫喊。

班里的同志聞聲趕來，當戰友們把張思德從土中扒出來時，他的心臟已經停止了跳動。

張思德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戰友的安全，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此時，他才29歲。

噩耗傳到延安，多少人為失去這樣一個好戰士而痛心悲傷，多少人默默地流下了眼淚。

1944年9月8日，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在棗園后溝西山腳下，為張思德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黑色的布棚上方掛著“追悼張思德同志”的橫幅，棚子正中安放著張思德的遺像，兩側擺滿了中央機關和戰士們送的花圈。毛澤東送了花圈，并親筆題寫了“向為人民利益而犧牲的張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聯。

中央警衛團全體人員及各機關和群眾代表1000多人參加了追悼會。會上首先由警衛團政治部主任介紹了張思德的生平事跡。接著，毛澤東主席作了《為人民服務》的著名演講：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

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重的。

張思德同志犧牲在偏僻寂靜的山林，然而他卻聞名于世。他所做的工作是極其普通的事情，然而他卻在這些平凡的工作中做出了不平凡的貢獻；他沒有留下什么豪言壯語，然而他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則是崇高的、永恒的！幾十年間，“為人民服務”這一光輝口號同張思德的名字一起響徹中華大地。

五千里云天在望，一腔熱淚為招魂——“四八”烈士

王若飛

王若飛是中國共產黨卓越的領導人，具有極為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1922年6月，他同趙世炎、周恩來等人在法國發起成立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積極從事馬列主義的宣傳。1923年，王若飛赴蘇聯莫斯科學習，并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在1925年3月回國后相繼出任中共北方區委巡視員、中共豫陜區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部主任等要職。

1931年，王若飛任中共西北特委特派員，參與領導西北地區的農民斗爭，開展土地革命。同年11月在包頭，因叛徒出賣，他不幸被捕入獄。在近六年的鐵窗生活中，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王若飛從始至終堅守著共產黨的秘密，頑強不屈地維護著黨組織。

敵人問王若飛：“你們有多少人，都在哪里？”

他回答：“長城內外，大江南北，蒙古草原，到處都有。要名單是不會給你們的，要審問嘛，隨你們的便！”

一直到西安事變之后，王若飛才被黨組織營救出獄。回歸黨的懷抱以后，王若飛曾擔任陜甘寧邊區黨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華中工作委員會、華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中央秘書長等要職。抗戰勝利前后，他作為中共代表之一，多次參加同國民黨的談判。1946年1月，王若飛代表中共方面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并參加國共兩黨談判。4月8日這天，王若飛一行人將結束重慶的談判返回延安，準備向中共中央匯報談判的細節和成果。

秦邦憲

秦邦憲，也就是博古，也是早期的共產黨員之一。在1931年9月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擔任黨中央總負責工作期間，他曾犯過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但是，他能及時接受批評、教育，及時改正自己的錯誤認識，這種品質是很可貴的。

秦邦憲曾這樣反省自己的錯誤：“我是黨內一個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出身于沒落的小資產階級家庭，沒有群眾的革命斗爭的鍛煉，帶著很多小資產階級的劣根性。入黨后不僅沒有克服，而且發展了，成為黨內小資產階級革命家，思想方法上的教條主義，政治上的左右搖擺，組織上的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者。”

人非圣賢，孰能無過。有了錯誤，勇敢面對，無懼無畏地去改正，終將得到大家的重新認可。秦邦憲對自己批評得深刻：“罪孽深重，百身莫贖。”秦邦憲狠下決心：“重新做起，脫小資產階級之胎，換教條主義之骨。”其后他的確脫胎換骨，并重新被黨中央委以重任。1946年，秦邦憲受命赴重慶進行國共談判，其間擔任政協憲法起草委員會代表。4月8日，結束此次任務的秦邦憲并同王若飛等同志一起乘飛機返回延安。

葉挺

葉挺，這位被廣大人民所熟知的著名軍事將領，曾奮戰沙場、屢建戰功，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立下汗馬功勞。

葉挺的一生經歷坎坷，但他一直沒有喪失對國家和黨的忠貞。1927年，他參與領導的廣州起義失敗后，當時持有“左”傾思想的中央，錯誤地評判了廣州起義的失敗，并對葉挺予以紀律處分。一度失去黨組織信任的葉挺，被派往蘇聯進行學習，后與黨脫離關系，流亡歐洲，漂泊海外十余年。

抗日戰爭爆發之際，葉挺毅然回國參加戰斗。面對兩大陣營，一個是曾經誤解他的共產黨，一個是承諾給他高官厚祿的國民黨，葉挺義無反顧地投入到共產黨的搖籃——延安的懷抱當中。對于葉挺的選擇，毛澤東表示非常感動和歡迎。

在歡迎葉挺的大會上，毛澤東說：“我們今天為什么歡迎葉挺將軍呢？因為他是大革命時期的名將，因為他愿意擔任我們新四軍的軍長，因為他贊成我們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雖然很久沒有與同志們奮戰在一起了，但葉挺的心，始終與共產黨人的榮辱興衰連在一起，他始終盼望重新回到同志們當中。葉挺對大家傾訴心聲：“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許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難，一直向上走，而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現在又跟上來了。今后一定要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

回到戰爭前線的葉挺，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帶領新四軍迅速壯大，取得了驚人的戰績。然而，爭取革命勝利的道路總是百轉千回。在1941年的皖南事變當中，葉挺指揮部隊奮起突圍，浴血奮戰八晝夜之久，在奉派與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

葉挺的軍事能力始終令蔣介石稱許，為了讓葉挺歸順于國民黨的軍隊，蔣介石可謂費盡了腦汁。糖衣炮彈、囚禁施刑，可是，無論國民黨如何軟磨硬泡，也無法改變葉挺的政治立場。在漫無天日的牢獄生活中，葉挺堅守著崇高信條，昭示著他與敵人對抗到底的決心：“一個革命者要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堅強意志。”

著名的《囚歌》，就是葉挺在這段煎熬歲月中寫成的。這首詩，反映了葉挺這一偉大革命者血淚交融的內心呼聲，為后人廣泛傳誦：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為狗爬出的洞敞開著，一個聲音高叫著：——爬出來吧！給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深知道，人的軀體哪能由狗的洞子里爬出！我只期望著，那一天地下的火沖騰，把這活棺材和我一起燒掉，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憑借著超強的意志力，葉挺迎來了抗日戰爭的勝利。1946年3月4日，經過中共中央多方努力，在民眾和各界人士的呼吁聲中，葉挺在重慶被釋放出獄。重獲自由后，葉挺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歸黨，他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發去申請入黨的電報。毛澤東在回電中對葉挺的革命忠誠予以高度肯定：

親愛的葉挺同志：

五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民族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奮斗，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并向你致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接到毛澤東的批復，葉挺無比喜悅，烏云終于散去了，新征程即將開始。隨后，送葉挺回延安的行程正緊鑼密鼓地安排著，葉挺的夫人、兒女也趕到重慶，家人們終于團聚了。4月8日，葉挺一家將搭乘王若飛、秦邦憲乘坐的飛機，一同返回革命圣地——延安。

1946年4月8日的延安東關機場，一片歡騰。因為當天下午，從重慶出發的飛機將抵達這里，延安的人民群眾很激動。屆時，出席重慶國共談判與政治協商會議的共產黨代表們、葉挺將軍及其家屬，以及剛剛在重慶處理完工作的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和進步教育家黃齊生等13位同志，將一同回到延安。

中央領導毛澤東、朱德、任弼時等人也來到機場，等候著聆聽重慶談判的細節，迎接著即將久別重逢的葉挺將軍和其他同行的同志。機上人員的家屬們也來到機場，期盼著親人的平安到達……

重慶那端，運送13位同志的C47型號運輸機從重慶起飛。天氣似乎并不適合飛行，天空中彌漫著霧氣。但是，行程已定，機上的很多人員都背負著黨組織交付的任務，天氣沒有大的異常，起飛時間自然是不能延誤的。13位同志的心情都很激動，他們即將飛抵魂牽夢繞的延安，光榮地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迎接。

談判代表們，終于結束了與敵人斡旋的日子，正急著向毛主席匯報在重慶的工作。

葉挺，終于脫離禁錮了自己五年的監獄，能再次見到毛主席，并能夠帶著妻子李秀文、女兒葉揚眉、小兒子葉阿九與身在延安的大兒子團聚了。

老教育家黃齊生攜孫子黃曉莊，在重慶慰問了“較場口事件”中的傷者郭沫若、李公樸等人，圓滿地完成了推動民主運動的任務。

工人領袖鄧發，此行將在延安作關于深入開展職工運動的匯報。

同機的還有協助談判的八路軍軍官李少華、王若飛的隨從魏萬吉、秦邦憲的隨從趙登竣、葉阿九的保姆高瓊，以及四名美軍駕駛人員。

……

但他們不知道，一場劫難即將發生。

當天下午兩三點鐘左右，13位同志乘坐的飛機遇到濃霧，飛機本打算返回西安，卻在途中迷失了方向，撞在了山西省興縣的黑茶山上。

“四八”空難的沉重消息迅速傳向祖國大地，一時間，全國人民都陷入巨大的悲痛當中。各大新聞機構相繼發表社論，對遇難逝世的同志予以高度的評價。中共中央特別成立了“治喪委員會”，專門負責處理善后事宜。

4月19日，是13位烈士的追悼大會。三萬多名群眾聚集在延安東關機場上，到處擺滿了挽聯和花圈。

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親筆獻上哀悼詞：

親愛的戰友們，不朽的英雄們：

數十年間，你們為人民事業做了轟轟烈烈的工作。今天，你們為人民事業而死，雖死猶榮！

你們的死是一個號召，它將加深中國人民對于中國共產黨的認識，它將加強中國人民堅持和平、民主、團結事業的決心！

你們的死是一個號召，它將號召全黨黨員和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和平、民主、團結的新中國而奮斗到底！

全黨黨員和全國人民將繼承你們的遺志，繼續奮斗，直到勝利，決不懈怠，絕不退縮！

周恩來總理的挽聯這樣寫道：

黑茶山頂，延安河邊，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