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會建構論的觀點出發，對性別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可以作出下列理論解釋：

第一種是認知理論：從小灌輸的信息和參照體系形成了性別的刻板印象。

第二種是社會角色理論：社會環境強化了性別信念。人們一般期望社會勞動者要積極活躍，而持家者應當富于交際性。這一期望要求符合規范的行為，因此公司雇員工作努力，持家者則富于團隊精神。行為者本人和周圍的人都促進符合規范的行為。男性不成比例地成為雇員，女性不成比例地成為家庭主婦。因此男性看上去更有力盤，女性看上去更善于交際.

第三種是社會認同理論，它強調動機因素。刻板印象可以是一個群體的認知過程，而不僅發生在個人的頭腦中。每個人都要在積極的群體中獲得正面的身份認同。

第四種是權力的觀點，強調社會結構因素，認為個人與群體是有意保持性別刻板印象的，以便進一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壓低其他群體的地位。

我們還應當認識到，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的區分是維持社會控制的工具（性別秩序）。性別刻板印象的直接后果是：限制知識的探索，誤以為某種性別就是某種樣子的；限制有獨立目標的行為，要求按照規范行事。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對“女性氣質”的焦慮像男性對“男性氣質”的焦慮一樣久遠。這種焦慮就是來自遵從性別氣質規范的壓力。

人相信性別有差異，贊同許多刻板印象的性別差異，并且認為全社會都是這樣看的。人按照他人的性別刻板印象的期望來行動，人規范自己的行為以符合性別刻板印象的自我建構，結果是所有的人都按照性別的刻板印象來做事情。

女性對男性化感到恐懼，冷峻、富于攻擊性、有野心、忽視孩子、高智商的女性被視為不夠“女性”的女人。男性對女性化同樣感到恐懼，怕人說自己有“女人氣”“娘娘腔”。女性把自己的男性氣質、男性技巧掩蓋起來。她們在同男技工一起工作時，把一些高明的建議假裝成是“幸運的猜測”，以掩飾自己是個很懂行的人。

男人也不可避免地進人人際關系互動支持結構和相互依賴鏈，所有的社會都如此。男人在男權制系統‘中保有權力，同時也伴有痛苦的矛盾：他們必須壓抑情感，變得異化和孤獨。女性運動增加了男性的痛苦，但是有望將男性權力與男性的痛苦一起消滅。

總之，在對性別刻板印象的遵從的過程中，性別刻板印象變得越來越強大，越來越僵硬，越來越固定，越來越不容“越軌”，它最終建立起一種性別的秩序，限制了人的自由。

在21世紀，性別刻板印象巳經越來越過時。在女性普遍就業的今天，很難說在女性的生活和性格中的女性氣質是否多于男性氣質。許多女性家內、家外，家庭、事業都很出色、成功。互聯網上沒有年齡，沒有種族，沒有性別，沒有健康疾病，沒有強弱之分，只有精神和心靈。性別刻板印象已經無從談起。在新的肘代，性別刻板印象已經式微，一個性別氣質上的多元時代已經離我們越來越近。

女性主義的性論爭

女性主義者在性問題上的觀點有很大差異。弗里丹把它放在次要地位，她認為，只要女性獲得了社會平等，性問題就會自行解決；格里爾盡管不反對異，但卻要求解放了的女性不要結婚；費爾斯通則號召“在每間臥室中進行革命”；同性戀女性主義者傾向于把性解放擺在更為重要的地位，既要爭取兩性平等，又要爭取性傾向選擇的自由，她們爭取女性解放的根本動機是性解放，并認為只有通過完全擺脫異性戀才能實現女性的性解放。

雖然女性主義者在性的問題上觀點各異，但是概括起來，可以被大致劃分為兩個陣營——激進派陣營和自由派陣營。從1970年代末，80年代初，女性主義內部出現了關于性問題的激烈論爭，這一論爭使得兩個陣營漸趨成型。激進派傾向于對性的基本否定，被稱為否定性的一派；自由派傾向于對性的基本肯定，被稱為肯定性的一派。它們的論爭引起了人們對兩個問題的關注，一個是女性運動與性自由的關系。另一個是女性運動內部差異所具有的含意。

性與兩性不平等的關系問題一直是女性主義內部最富爭議性的問題。大多數女性主義者都認為，男性在經濟和社會上的權力影響到他們與女性的性關系；女人在性的權利和權力上與男人是不平等的；雙重標準的問題普遍存在。女性運動向傳統的性觀念提出挑戰。傳統性觀念認為，如果一個男人與許多女人有性關系，那么他只不過是一個花花公子；可如果一個女人同許多男人有性關系，她便失去了身份和尊嚴。這種男女雙重標準對女人顯然是不公平的。此外，女性運動最常提到的一個要求是，“男人不應當把女人僅僅當做是一個性對象”。女性主義向男性壓迫與女性屈從的秩序挑戰：過去一向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性，男人“播種”，女人則應準備接受痛苦，被“耕耘”，被穿透；男人就像擁有土地和財產一樣，也擁有妻子的性、生育能力以及她子宮的產品。

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認為：異性戀性關系一般具有性客體化特征（男性是主體和主人；女性是客體和奴隸），它導致男性對女性的性暴力。女性主義應當拒絕任何導致或將男性性暴力“正規化”的性實踐。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發展我們自己的性的優先權來控制女性的性，它與男性的性不同——更關注親密關系，較少表演性。理想的性關系是發生在充分自愿的、平等的伴侶之間的，他們有感情卷入，不扮演兩極角色。

激進女性主義在性問題上的代表人物是麥金農和德沃金。她們兩個人的名字出現在許多激烈反對兩性性關系的場合，因此有人創造出一個帶有諷刺的稱呼“麥德分子”。在某種程度上，激進女性主義的性觀點已經被妖魔化了。

女性主義關于性機制是如何導致壓迫的問題有大量的探討。麥金農有一個相當驚世駭俗的說法.，她說：“做一個女人就是做一個被操的人。……男人操女人；主語一動詞一賓語。”在她看來，這就是女人最現實的狀況，這就是這個社會中在性別問題上的最后真理。性別就是女人的性的客體化的結果。換言之，所謂性別身份就是男性把自己的性要求強加在女性身上。性關系本身就是男性對女性的壓迫。兩性的差別成為令女性屈從于男性的借口。“這種差異就像戴在統治鐵拳上的一雙天鵝絨的手套。問題并不在于這種差異是毫無價值的；問題在于它是由權力來定義的。無論這一差異被承認還是被否認；無論差異的性質被褒揚還是被貶抑.；無論女人因此被懲罰還是被保護。”

按照麥金農的觀點，社會上的人被劃分為兩群：操人者和被操者。當然，在她看來，這一劃分弁不是天然合理的或是由.自然秩序造成的；并非因為一群人長了男性**，也并非因為女人要生育，這一劃分就是不可避免的，就是女人不可逃避的命運。這種性別認同的規范是社會強加給人們的，而不是由兩性生理的差異自然形成的。總之，她對性非常看重，她有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名言：性在女性主義中的地位就像勞動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

在性問題的兩大陣營中，激進派還持有如下觀點：性自由所要求的是伴侶之間的性平等，雙方都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最重要的是要掃除男權制機制，其中包括**色情品制售業，男權制家庭，賣淫，強制性的異性戀；同時要反對男權主義的性實踐，例如虐戀，獵艷式的臨時性關系，童戀，以及陽剛陰柔角色的劃分，因為這些實踐會導致女性的性的客體化。

自由派女性主義的性主張包括：異性戀及其他一些性實踐中存在壓抑、父權制資產階級的性規范壓抑了每個人的望和性快樂。通過將性少數派污名化，使多數派保持“純潔”，受到控制。女性主義應當拒絕所有的理論分析、法律限制或道德評判，因為它們將性少數派污名化，從而限制了所有人的自由。作為女性主義我們應當通過要求實踐所有能夠給我們帶來快樂和滿足的性行為的權利來控制女性的性。理想的性關系是發生在完全自愿、平等的伴侶之間的。他們通過協商使用任何他們選擇的方式最大限度地獲得雙方的性快樂和性滿足。

自由派的觀點與激進派針鋒相對，她們認為，性自由所要求的是與激進派觀念完全相反的實踐，她們鼓勵超越社會所認可的性行為規范，堅決反對將性行為劃分為政治上正確和不正確的兩大類，反對把性行為限制在所謂政治上正確的界限之內。她們借助于從弗洛伊德、馬爾庫塞到馬斯特斯和約翰遜的理論提出，男女兩性的性的基本不同點在于女人受壓抑，因此釋放女性的性能蟄比壓抑男性的性能量更為重要。

因此，這兩派的區別又可以概括為，自由派更看重釋放女性的性能量；而激進派則致力于壓抑男性的性能量。兩派在對待性的看法上的分別實質上是贊成性和反對性兩種態度。前者對性持肯定態度，對各種形式的性表達，包括**色情品，同性戀，虐戀，以及女同性戀中的模擬男女角色（陽剛陰柔）關系，全都持容忍或接受的態度；后者則對性持否定態度，反對**色情品的制作和消費，反對性關系中的暴力及統治與服從關系等等。前者強調男女雙方共同探索性的自由；后者卻持有男性的攻擊性性行為是許多社會問題的根源的看法。前者支持中性的立法程序；后者反對中性的立法程序。前者接近于法理社會的個人價值；后者則接近于禮俗社會的社區價值。

自由派持有一種關于享用性快樂的理論，它主張，女性主義應當把性快樂作為一種權利，因為如果總是把性作為一種控制手段來談論，會令人感到性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在西方社會的觀念中，女性的既是低賤的，又是神圣的。女人們對性行為懷抱著一種羞恥、窘迫和害怕的感覺。她們討厭自己的，因為它們要么太大，要么太小；她們不喜歡自己的**和臀部。對于青春期的性行為，男孩子受到鼓勵，女孩子卻受到訓誡和禁令；女人因此認為性是危險的、神秘的、不可言傳的東西。成年女性免不了性沖動，卻又必須瞞它。凡此種種，導致了許多青春期少女和年輕女人學會了對自己的感到恐懼，并討厭自己的。

將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相比，性被允許與生殖和婚姻家庭關系保持更遠的距離。在性追求和性快樂的追求中也容納了更多一般被歸屬為女性的需求，如情感的親密、性平等。在所有的動物當中，只有人類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動，人不僅喜歡性活動，而且將其變為宗教儀式，變為一種持續的體育運動，甚至是一種職業。除生育外，性還是人類交流的工具。它既可以表達正面的情感：愛、親密、興奮和快樂；也可以表達負面的情感：統治、攻擊、憤怒、仇恨和羞辱。性是人與人關系中最緊密、最親熱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