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唐儉的這個提議，李元吉很贊成。

因爲大唐確實不能讓藩屬們佔便宜，也沒必要給藩屬們更多的好處去彰顯大唐的大方。

但大唐確實不能讓各國使節無利可圖，對大唐失去興趣，斷掉跟大唐的往來。

大唐目前處在向四鄰張望的階段，對於遠鄰瞭解甚少。

一旦斷掉了跟遠鄰的往來，那大唐就徹底失去了解遠鄰的機會了。

等到大唐完成了征討四鄰的戰略，向遠鄰伸長脖子的時候，再去了結遠鄰可就晚了。

而且閉關鎖國不是什麼好政策。

這一點是經過明清兩朝驗證過的。

所以打開門，歡迎四方到來，跟四方人做生意，跟四方溝通，瞭解四方，是很有必要的。

這樣才能保證大唐在各個方面一直處在世界的領先水平，而不是被世界偷偷摸摸的給落下。

所以，不僅得讓各方的使節覺得大唐有吸引力，還得讓各方的商人、讀書人等等都覺得大唐有吸引力。

而且，大唐還得加大跟各方的交流，讓唐人走出去，設身處地的去了解各方的一切。

所以李元吉提筆在唐儉的奏疏上寫了很長很長一段話。

上面除了贊成了唐儉的提議以外，還對唐儉以後的工作做了一定的指示。

讓唐儉擴大鴻臚寺的規模，讓唐儉廣納喜歡冒險、喜歡出使的官員，跟隨各國的使臣，去各國出使，瞭解各國的歷史、瞭解各國的文化。

必要的時候，甚至可以在各國駐使。

雖說麻煩是麻煩了一些，工作量也大了一些，但這對唐儉來說並不難。

李元吉相信唐儉可以做到，大唐也不缺喜歡去冒險，喜歡遊蕩四方，喜歡通過各種危險搏一個富貴的人。

大唐也有許多的遊俠兒整天在大唐各處晃盪，各處惹是生非。

把這些人收編了，讓他們去幫大唐探索一切的未知，也算是廢物利用了。

歷史上李世民就幹過類似的事情，只不過沒把這些人用在探索未知上，而是用在了管理敵方上了而已。

而這些人也被賦予了一個在後世傳的極廣的名字。

不良人。

歷史上，不良人就是由街道上游走的閒漢，以及地痞流氓、遊俠兒組成的。

李世民收編他們的目的，一是爲了好管束，把這些四處爲禍的傢伙們全收編了，然後再以軍法去管束，不僅能約束他們的行爲，也能爲民間除害。

二是爲了以惡制惡，這些人就是大唐最惡劣的一羣人，他們知道所有欺負人的手段，由他們去收拾其他欺負人的人，必定能手到擒來。

依照歷史的記載看，他們在被收編了以後，確實做到了李世民想要的這兩點。

只不過，李元吉的想法跟李世民不同。

在治理地方、維護地方治安這個問題上，李元吉有更好的人選。

那就是退出軍伍的兵卒。

他們本就是紀律部隊出身，比不良們更懂得遵守紀律，也比不良們更好灌輸，也比不良們戰鬥力強。

他們中間一些打了十幾年仗的人，已經習慣了跟人廝殺，已經學不會其他謀生的手段了。

放他們回去種田，實在是有些浪費，讓他們維護地方治安，纔是人盡其用。

維持地方治安的事情，由軍伍出身的兵卒們佔了，那麼不良們就只能幫大唐去探索未知了。

管他們吃、管他們喝，讓他們去大唐外面作威作福，他們絕對會激動的嗷嗷叫。

畢竟，能成爲不良的，不是懶漢，就是心裡不安分的人。

你讓他們安分守己，他們反倒不自在。

你讓他們去探索未知，去爲非作歹，他們會激動的嗷嗷叫。

大唐內部沒有他們爲非作歹的土壤，大唐外部全都是。

不過，李元吉並沒有把這個寫在唐儉的奏疏上，只是隱晦的給唐儉提了一下，他相信唐儉能看懂。

在給唐儉的奏疏做了批示以後，李元吉又相繼給吏部、刑部、工部、兵部，以及其他各寺的奏疏做了批示。

其他各部各寺的奏疏，都大同小異。

總結起來就一句話，那就是‘爸爸給錢’。

要的數目都不多，但加起來超過了去年大唐稅賦的一倍多。

大唐一下子就達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上了。

這在李淵在位的時候雖然有，但絕對沒有這麼誇張。

李元吉敢肯定，這絕對是李綱、陳叔達兩個人搞出來的鬼。

一定是兩個人看到了國庫裡有進項了，而且還是大把大把的進錢，就惦記起這些錢了，開始變著花樣的要錢。

李綱和陳叔達要是在上奏之前，沒有把六部尚書叫在一起商量過，李元吉敢把腦袋摘下來給他們當球踢。

不過，即便是看透了李綱和陳叔達的心思，李元吉也沒說什麼，更沒想過做任何反應。

他弄這麼多錢，不就是爲了讓大唐拿來發展的嘛。

如果只是堆在國庫裡不花，那要它們幹嘛？

反正，錢在他眼裡是花不完了。

只要他手裡還有權，只要大唐的軍隊還聽他的，那世界上所有的錢都是他的，他想花多少花多少，想怎麼花怎麼花。

不夠了，派人去取就是咯。

反正都是他的錢，他想怎麼取，想怎麼花，還不用問別人的意見。

“嗯？！”

在批示完了各部和各寺的奏疏以後，李元吉看到了一本特立獨行的奏疏，之所以特立獨行，是因爲它跟其他奏疏的顏色不一樣，用本也不一樣，最重要的是，內容還不一樣。

打開一瞧，李元吉就不知道說啥好了。

奏疏的一段，明晃晃的寫著一行大字。

《論佛害疏》。

內容就是一一列舉的佛出現以後，所產生的所有危害。

蕭瑀家那個把自己賣給寺廟的老祖宗再次被拉出來鞭了一回屍。

李元吉不用看末尾都知道這本奏疏是誰寫了。

除了太史令傅奕外，沒人對佛門這麼執著。

自打大唐立國起，他是每年上一封請求滅佛的奏疏，雷打不動。

你說佛門跟他有仇有怨吧，那倒沒有。

他出身不低，沒過過什麼苦日子，一出仕就是前隋漢王楊諒的近臣，楊諒要造反，都得找他問吉兇。

楊諒事敗以後，他不僅沒被砍頭，還被免了罪，調到了扶風任職。

大唐立國以後，他就被徵召入京，拜爲了太史丞，成爲了太史署的二把手，跟當時的太史署一把手庾儉的父親庾質談論佔侯，穩壓其一頭，庾儉果斷就讓位給了他。

而在他任職太史令期間，什麼袁天罡啊，李淳風啊，都得乖乖靠邊站。

他在天文曆法方面，可以說是大唐第一人。

縱觀他的履歷，跟佛門完全沒有交集，更談不上迫害他，跟他有什麼仇怨了。

如果非要說他跟佛門之間有什麼恩怨的話，那就是信仰不合。

他信仰的是老莊，而佛門信仰的是釋迦摩尼。

而道教在大唐又是國教，作爲國教中的領軍人物，對其他教派有敵意也在情理之中。

不過，李元吉還聽到過一個說法，那就是從南北朝開始，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所侵佔的田畝更是數不勝數。

傅奕就是看不慣這種情況，所以在大唐立了道教爲國教以後，才屢屢上書請求滅佛。

一開始的時候，傅奕的言論還沒有那麼激烈，也不提滅佛，只說廢除佛教。

上奏了幾次不起作用以後，傅奕的言論才變得激烈的許多。

這一點李元吉能夠理解。

如果他給誰說事，說個兩三次對方也無動於衷的話，那他的言辭也會變得很激烈。

從歷史上看，傅奕到最後雖然沒有成功的滅掉佛教，但也遏制了佛教的發展勢頭。

不過，在玄奘去天竺走了一趟後，佛教又重新大興了起來。

李元吉覺得傅奕生錯了什候。

如果生在柴榮在位的時候，那絕對有機會得償所願。

可惜他生在了唐初。

生在了這個歷史上中原最羸弱的時候，羸弱到不敢跟佛教翻臉。

等到有實力跟佛教翻臉的時候，玄奘又出世了。

雖說大唐和柴周都是在亂世中建立起來的，但大唐的底子實在是太薄了，薄到連佔據著小半壁江山的柴周也比不過。

大唐的疆域雖然比柴周大，但是大唐的丁口卻沒有柴周多。

大唐立國之初，丁口只有一百五十多萬戶，按照一戶五人算，才七百多萬人口。

而且這還是全天下的人口（隱戶、逃戶不算，柴周時期也有隱戶和逃戶）。

而柴周建立之初，就有上千萬人口，全天下的人口更是多達三千多萬。

雖說隋末亂世遠沒有五代十國的紛亂那麼長，但大隋給大唐留下的家底，遠遠沒有大唐給五代十國留下的家底厚。

所以大唐有足夠的地盤折騰，但沒足夠的人口去折騰。

柴周的地盤雖然不大，但有足夠的人口去折騰。

如果說大唐初期有柴周初期的人口的話，那大唐敢跟所有勢力叫板。

那樣的話，傅奕奏請廢除佛教，纔會得到李淵的迴應。

所以，不是李淵不想廢除佛教，也不是李淵不想讓李家老祖宗的道教一枝獨秀，而是大唐初期沒有跟佛教翻臉的資本。

因爲大唐初期，站在大唐對立面的不只有外敵，還有內賊，還有世家豪門。

如果再跟佛教起爭執的話，那大唐就顧不過來了。

而大唐初期，從不缺少敢於造反的內賊。

爲了大唐的安定，也爲了李氏的統治，李淵必須儘可能的維護著大唐的穩定，而不是四處去樹敵，尤其是樹佛教這種你不碰它，它也不碰你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