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竹信筒內裝著的是一個叫伯慎（司空張溫表字伯慎）的朝中大臣，寫給北中郎將盧植的一封私信，早先廖淳曾聽渠帥馬元義說起過，朝中大臣是不能與在外領兵的將軍私通書信的。廖淳心想：難怪一路上這送信的信差如此的謹小慎微。違抗皇命來私通書信，不知道這上面寫的是什么要緊的事情。于是他迫不及待的打開書信去看上面的內容。

只見信中寫道：“子干兄見信如晤：兄離京兩月有余不知在前方剿賊是否順利？近來陛下憂心于冀州的戰事，每每向朝中大臣問起，而十常侍則乘機進讒，言兄怠慢國事，因此陛下欲派小黃門左豐前來軍前體察軍情，這左豐乃‘十常侍’張讓之心腹，為人貪婪且陰險，望兄勿吝財帛，小心應付此人才是，以免惹禍上身。”

書信的落款是“伯慎”，廖淳并不清楚這伯慎是何許人也，而且書信的內容也讓廖淳十分的失望，他一開始認為這從洛陽發出的應該是什么重要的軍情；后來當發現是朝中大臣的私信時，又滿心以為這冒著違逆皇命，私通領軍將領的書信應該會是什么重要的秘密，然而偏偏什么都不是，信中的內容也就是一個小氣鬼的朋友勸小器鬼賄賂貪官的事。這點小事也至于冒著生命危險來私通書信，這讓廖淳很是費解，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這件事后來一度改變了冀州的戰局。

廖淳做事還算比較謹慎，他撕碎了這兩封書信，然后與何邑、卞喜、裴元紹三人商議如何去往巨鹿。一開始眾人只想著過河的事情，可過了黃河才發現，這黃河的北岸對他們這幫荊州人來說，是人生地不熟，沒有地圖，在這戰亂的年代，想在路上找個人問問都難。

目前他們還有另一個困境，二十個人中有十六個人身上除了條褲衩便啥都沒有了，幸虧現在是夏天，天氣熱還不至于凍著，另外卞喜穿著寬大的方士服，看他的樣子走路都有些困難，就更別說打斗了。這二十人中一眼看去也就廖淳、何邑、裴元紹三人還算正常，可是廖淳還穿著官軍信差的衣服。后來卞喜學廖淳的樣，索性也換上了那個替“伯慎”送信的倒霉蛋的衣服，以他們現在的樣子來看，活脫脫就是一群標準的流民，在戰場上撿了兩身官軍的衣服外加四把破刀。在如今這種情形下，十二個精壯漢子可是搶手貨，不論是碰上官軍或者是自己人他們都會被對方抓了壯丁，因為光憑口說沒人會相信他們是黃巾軍，他們已經丟了作為黃巾軍的唯一標志“黃色的頭巾”。

另外他們口袋中的糧食已經不多了，但是幾時能夠走到巨鹿這個誰都不知道。廖淳便開始打起馬匹的主意，他們目前有五匹馬（多出來一匹是那倒霉的信差的），他想把馬拉去附近縣城的集市上販賣，但是轉頭一想又覺得不妥，這驛站的馬都有朝廷統一的烙印印在馬身上，尋常百姓家是不敢買賣的，再說這兵荒馬亂的年月，尋常百姓連吃飽飯都有問題，別說有閑錢買馬了，而且買了馬還得給馬弄草料吃，那可也是比不小的開銷。

這樣賣馬匹換糧食、衣服、兵器的路子既然行不通，廖淳只得帶著眾人在荒野中挨著官道前行（官道是不敢走的，原因上面說了，怕被當壯丁抓了），漫無目的，只希望能在路上碰著過往的百姓問路。

其實一開始，廖淳他們走的路并不錯，他們從陽平出發沿官道到了館陶，并在館陶地界碰到了一群過路的難民，這群難民告訴廖淳等人，巨鹿就在館陶的西北面，如果沿官道走需要走三天，因為官道是依地勢平坦處修建的，所以繞了好些彎。廖淳想反正以現在的狀況上官道也太危險（那群難民們也建議不要走官道），另外迫于袋中口糧的即將耗盡，于是廖淳帶著眾人走了難民們指點的小路，走小路可節省一天的時間。但這所謂的小路其實并沒有什么路，就是在荒野的茅草從沿著一個大致的方向前進，而結果是他們走著走著方向走偏了。

廖淳等人走了兩天，直到第二天的傍晚他們依然身處一望無際的荒野之中，周圍沒有任何的村落、人煙，別說是一座規模還算龐大的巨鹿城了，而此時他們囊中依然空空如也，沒剩下半粒口糧了，但是他們一致認為是因為大伙長途跋涉這許多天太過疲勞所以走得慢了的緣故，最多再往前走一天，就一定能夠見到他們那無所不能的最高統帥“大賢良師、天公將軍”張角，另外能讓他們在口糧耗盡的情況下還如此淡定的是他們還有五匹馬，很多人都早已惦記著這些馬心里直流口水了，在這吃飽飯都難的年頭，吃肉那可是那些豪門士族才有的享受。

但當時間又過去兩天后，這幫看上去已經和叫花子沒什么區別的黃巾軍們，心中終于慌亂起來了，在這茫茫的荒野中行進了四天，沒見著一個人影，那種孤寂是難以用語言來描述的，幸虧他們有二十個人，才不至于被這從四面八方擠壓過來的孤寂所吞噬。于是他們開始思考，是不是走錯了方向。

這走錯了方向是沒有疑問的，但問題是往回走的似乎也不太現實，他們來時的足跡已被茅草所覆蓋，而既然他們來的時候能夠把相向走偏，那么往回走又怎么能保證不走偏？正在他們進退兩難之際，前方卻傳來了陣陣的鼓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