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怡和）從中國出口產品到世界各地，除了福建傳統的茶葉業務依然很重要之外，還包括種子、毛皮、絲綢、植物油和雞蛋等產品，它們并有工廠相配合：在上海，有一個繅絲廠，一個打包廠，兩個冷藏及蛋品加工供歐洲市場的冷氣堆棧，數個棉紡織廠。機緣巧合，還有一個頗為成功的啤酒廠。
——（英）約翰·凱瑟克
從19世紀70年代進行全面轉型，經過半個世紀的經營，怡和洋行的業務像章魚的觸須，伸向了航運、碼頭、倉儲、鐵路、金融、保險、制糖、繅絲、棉紗、機器、軍火等眾多領域。在建立起一張無所不包的貿易網絡的同時，還建立了多種不同類型的公司和工廠，成為英國在遠東強大的集貿易、工業于一體的多元化集團公司。
進出口貿易是怡和洋行的發家業務，也是它的看家本領。即使怡和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后建立起門類多樣的工廠，其工業投資的步伐也始終是跟隨著貿易步伐展開的。但就像當年的鴉片貿易一樣，在1858年清政府承認其合法之前，依然明中暗里大肆經營，并不按條約和法律行事，怡和在1895年外商在華投資設廠權獲得合法地位之前，一些工廠也已經在中國沿海的一些城市建立起來。
01
世紀之變：從合伙制到股份公司從19世紀30年代正式成立，到60～70年代順利轉型（在這次轉型時，與其同樣知名的大企業寶順洋行倒閉），再到安然渡過1890～1893年世界經濟危機（在這次危機中，鴉片戰爭前誕生的旗昌洋行破產），怡和洋行在多元化的道路上越做越大。當中國從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中一步步走到衰弱的世紀盡頭，怡和則是相當順利地走過了19世紀。
當滿載怡和進出口商品的輪船駛向中國的各個口岸和世界各地時，它的工廠廠房也在香港、上海等地大肆興建之中。由于中日甲午戰爭后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日本臣民可在中國開設工廠，從事工業和各種制造業”，在各國享有最惠國待遇下，怡和洋行的絲廠和紗廠開始合法地在上海陸續興建；鐵路修筑方面，則因在英國政府的強力支持下與匯豐聯合成立中英公司而具備了強大的競爭力；在航運和碼頭方面，怡和的船隊繼續在長江航線和沿海多條航線上充當要角，旗下的公和祥碼頭公司已經成為遠東最大的碼頭企業，在上海擁有多座大型碼頭。
與此同時，怡和開始在房地產界崛起，揭開了此后長期執香港地產牛耳的序幕。
在1898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后，從中國強行租借來的新界近1000平方公里土地，為香港提供了龐大的經濟發展空間和勞動力市場。在香港新版圖確立后，怡和開始了新的擴張。
在新世紀即將到來的1899年，怡和創辦了香港棉紡織染公司，公司使用新的技術和機器生產，開業后一度發展良好，后因競爭激烈，1914年工廠遷往上海。在銅鑼灣擁有一個55000錠和700名員工的大紡織廠；建在東角寶靈頓道的中華火車糖局，使用先進技術和最新的機器經營蔗糖精制加工，在經過20多年的發展后，此時已是世界最大糖廠之一；香港黃埔船塢公司和以制冰和冷藏著稱的香港雪廠，其業務也都在進一步擴展中，前者在1899年建造的船舶達到21艘，1900年雇工人數多達4510人，后者則在1900年修筑了一系列冷庫，銷售的優質冰塊獨步亞洲。
怡和洋行所經營的進出口商品更是無所不包。出口方面，怡和設有茶葉部、生絲部、中國土產品出口部。怡和自稱，其出口的中國產品網羅了從寒冷的華北，到暖和的南方所產的各種適合市場銷售的土特產。進口方面，怡和運到中國來銷售的商品，同樣幾乎無所不包。
當新的世紀以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揭開中國的序幕時，怡和洋行除了其北京分部員工稍受驚嚇外，并沒有受到多少損失。當《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主權大量喪失、巨額賠款償付、國家尊嚴喪失殆盡時，怡和的業務則在進一步發展壯大，從進出口貿易到工業、地產、金融保險、航運碼頭、鐵路等等，形成一個業務龐大的多元化企業集團。
1905年，怡和創辦人渣甸的最后一個侄子加律治去世。加律治是渣甸的幾個侄子中唯一結婚有后代者。加律治去世后，公司的所有權與絕大多數股份由其37歲的兒子羅伯特·布恰南-渣甸繼承，羅伯特既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一無所知，也對經營企業毫無興趣，因此雖然他對公司的重大政策及高層人事具有最終決策權，但他對公司的掌控只是掛名而已。
1906年11月，怡和洋行的組織形式發生重大變化，由原先的合伙公司轉變為股份有限公司，合伙人一變而為董事。克錫、威廉·渣甸·格里森，亨利·凱瑟克、蘭杜（DavidLandale）現今香港灣仔有“蘭杜街”（LandaleStreet），即以蘭杜的名字命名。、羅伯特·布恰南-渣甸等，成為新股份公司的董事。
1908年，倫敦的馬地臣公司追隨怡和洋行的腳步，也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
20世紀之初，馬地臣公司的合伙人中已經不再有馬地臣家族的成員，但馬地臣家族仍然握有重要股份。1912年，怡和買下馬地臣家族持有的股權，成為最大控股人，其余股份則歸凱瑟克家族所有。
1912年3月，凱瑟克家族中首位擔任怡和大班的克錫在香港去世，就在他去世前夕，怡和大班蘭杜在怡和股東大會上宣布：未來常務董事將定居上海，上海分行將取代香港成為怡和總部。曾在蘇格蘭皇家銀行和東印度特許銀行工作多年、1890年加入怡和洋行的蘭杜，1902年成為怡和合伙人，10年后晉升為怡和大班。在清朝覆亡進入“***”之際，怡和迎來了這位新掌門人。
02
橡皮風潮與暴利年代：蘭杜的上海歲月蘭杜是在一場金融風暴過后就任怡和大班，并將總部從香港移至上海的。這場風暴，就是中國金融史上著名的“橡皮風潮”。
1910年爆發的這場金融風暴，規模之大、影響之深，較使“紅頂商人”胡雪巖和著名買辦、企業家徐潤破產的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有過之而無不及。
風潮爆發的直接原因，是上海商界和金融界參與了國際資本的橡膠投機活動。時人將“橡膠”稱做“橡皮”，因而此次風潮又稱“橡皮風潮”。風潮迅速波及富庶的江浙地區以及長江流域、東南沿海的大城市，清朝經濟遭受重創，破產的商號和企業不計其數。據相關統計，華商在上海和倫敦兩地股市損失的資金為4000萬～4500萬兩白銀。
事實上，從1909年起，這場巨大的金融風潮已經在上海灘醞釀。1909～1910年，隨著歐美新興汽車工業的快速發展，國際市場對橡膠的需求激增，橡膠股票隨之水漲船高，國際金融資本紛紛在適合橡膠生長的南洋地區設立橡膠公司，其中約1/3的公司總部設在上海。
面對國際市場對橡膠需求的這種變化和價格增長情況，上海的外資公司當然不會視而不見。身為上海外商總會會長的蘭杜抓住機會，投機炒作橡膠類股票，同時在爪哇開設公司，積極置身于投機熱潮之中。
從1909年開始，到上海來招募股份、發售股票的外國橡膠公司迅速增加，股票交易日益熾熱。搶購狂潮使許多人一夜暴富，激起更多人的投機，甚至一些完全沒有股票交易經驗和“不知橡皮為何物者”，也爭先恐后地加入到了購買橡膠股票的行列中。
暴利的誘惑和貪婪的本性讓投機者失去理智，許多金融機構深陷其中，錢莊、票號紛紛向投機者提供貸款。除信用貸款之外，他們甚至讓投機者用橡膠股票作抵押，獲得新的貸款再去購買新股票。抵押的股票不斷升值，錢莊的貸款不斷放大，因此，錢莊加快了向外資銀行拆款的速度。在強大資金的支持下，上海橡膠股票投機風潮愈演愈烈。不僅如此，錢莊的巨額資金直接流入股市。一些錢莊不僅傾其家資購買橡膠股票，同時利用錢莊主人身份，調用大量資金套購橡膠股票，甚至不惜向外資銀行和洋行借貸進行橡膠股票投機。這還不夠，更從素有往來的同行調劑頭寸。
據相關統計，在買賣中，橡膠股票的投資總額約為6000萬兩。其中，中國人的投資額約占70％～80％。一些國人在上海搶購的同時，更調集資金遠赴倫敦。市面上的流動資金短缺，尤其是錢莊的流動資金幾乎被橡膠股票吸納殆盡。
就在這些投機者如癡如醉之時，世界橡膠的最大雇主美國開始實行橡膠限制消費政策，其他國家也因價格過高而控制使用，國際橡膠價格開始迅速回落，上海橡膠股票隨之狂跌。上海的錢莊損失慘重。
而這時，與1883年上海金融風潮相似的一幕又開始重演：向這些錢莊提供貸款的外資銀行停止拆款，并“忙于催索貸款”，錢莊資金枯竭，正元、謙余、兆康等八大錢莊在幾天的時間內倒閉。隨著清政府救市政策失敗，大批錢莊和企業相繼破產。
不過，蘭杜本人已經在賺足一筆后及時從“橡皮風潮”中抽身。從怡和1911～1912年的收益看來，怡和也同樣顯示已及時抽身。統計顯示，1907～1908年，怡和的收益是80萬港元；1908～1909年翻了一倍，達到170萬港元；1910～1911年既無盈余亦無虧損；1911～1914年，怡和的利潤介于80萬～120萬港元之間。
就在蘭杜升任怡和大班前后，中國的政治形勢和東方的政治格局也在發生著劇烈變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告成立，由從海外回來的孫中山出任臨時大總統。然而，被清廷任命為總理大臣、主管軍務的袁世凱，在幾個翻云覆雨的運作之后，擺平了北京的清廷和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朝末代皇帝溥儀退位；13日，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繼而一步步朝著獨裁的方向邁進：破壞責任內閣、鎮壓國民黨、強迫國會選舉其為正式大總統，進而解散國會、廢除《臨時約法》，直至將1916年定為“洪憲元年”，就任中華帝國“洪憲”皇帝。
對怡和而言，盡管中國的政局在發生急劇的變化，盡管隨著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戰爭中首次作為一個亞洲國家擊敗了歐洲強國，但東亞的政局變化并沒有對怡和產生太大影響。即使在袁世凱大做皇帝夢的過程中，日本強迫袁世凱簽訂幾乎把中國變為日本保護國的“二十一條”，也沒有對怡和的商業利益直接形成威脅，來自日本企業的競爭壓力要到多年以后怡和才會感受到。
對怡和來說，中國最大的商業城市上海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怡和在這里擁有龐大的產業，并從這里指揮著怡和各地的分行。上海租界的存在，則可以使其享受到特權保護。
在度過一段相對平凡的歲月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怡和開始迎來暴利時代。怡和從中國收購豬鬃、羊毛、棉花、大豆、油脂等大量戰略物資運往英國，并且隨著戰爭的繼續，怡和進一步拓展了一些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商品。此外，作為軍火代理商，怡和在大戰期間更是狠狠地賺了一筆。
龐大的市場需求，使怡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利潤，財務表現極為出色：1915～1916年達到530萬港元；1916～1917年為450萬港元；接下來的3年里，平均每年也有310萬港元。而如此亮麗的業績，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才再次出現。
蘭杜帶領怡和走過了怡和歷史上財務最出色的年代。在出任大班6年后，1918年，蘭杜光榮交班，由渣甸姐姐的后代凱瑟克家族繼續怡和的事業。
03
雙喜臨門：1922年的怡和雖然中國不似印度等國家一度被西方列強殖民統治，但自鴉片戰爭后一個甲子的時間里，中國的主權受到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損害，虛弱的清政府在內外交困中走向覆亡。進入民國時期，形式不同的“條約港口”、租界、租借地和列強的勢力范圍依然遍布各地。
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43年，汪精衛政府接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復存在。擔任著租界內政府的角色，擁有向中外居民征稅和維持治安的權力。一直到日本全面侵華，英國人始終擁有工部局的絕對控制權。
商業從來與政治和權力相關聯。怡和勢力的強大，不僅表現在其商業上的王者地位，也反映在對當地政治的參與。在香港，自1850年6月大衛·渣甸成為香港立法委員會非官方委員開始，怡和大班在港英政府時代成為香港立法和行政委員會（立法局和行政局）成員幾乎成為一種慣例。在上海，怡和的成員也同樣積極參與管理工部局事務。
正如日后成為怡和大班的約翰·凱瑟克所說：“怡和站在商業活動的最前線。在公共事務領域，怡和的人也一直扮演領導角色。我的祖父、叔祖、父親及兄長全都擔任過上海工部局總董，怡和在香港的負責人也常常出任行政局和立法局議員。”
不僅如此，怡和在上海公共事務及商業活動的重要性，因巴爾敦（SidneyBarton，1876～1946）1922年出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而得到更大提升。
1895年來到北京的巴爾敦，1904年與怡和洋行合伙人麥克艾恩（AP.MacEwen）之女結婚，1911～1922年出任英國駐北京使館的漢務參贊。巴爾敦長期與中國外交機構打交道，在英國對華交往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被當時倫敦《泰晤士報》駐華通訊記者莫里循（GEMorrison）形容為“受制于老婆的思想狹隘的”巴爾敦，對華主張采取強硬路線，與怡和洋行的傳統頗為合拍。美國歷史學家費維愷（AlbertFeuerwerker）在《劍橋中華民國史》中，稱他“是一個精力充沛、不管具體情況的英國利益的捍衛者，主張采取強硬的措施，這使他受到在華的英國社會的鐘愛，但不得不與之打交道的中國人卻不喜歡他”。
工部局常被稱為是“大班寡頭政治”，但其每年納稅人會議的決定依然要得到上海的領事使團和北京的外交使團批準。工部局與領事使團及外交使團的摩擦屢見不鮮，有時甚至是公開沖突。作為“上海灘最有權力的人”，巴爾敦任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直到1929年，這對怡和的發展自然是增加了不少便利。
對怡和而言，1922年的喜事不只是在政治上多了一重靠山，而且位于上海外灘的新大樓橫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