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當怡和向港府施壓，要求“上市豁免”而遭到港府拒絕時，當月27日，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香港總商會舉行部分理事改選，被視為“親中”的李國賢、陳永棋、馮永祥、董建成、葉龍蜚、田北俊6名競選人全部當選(1位代表中資，其他5位是華資代表)，而代表英資怡和集團的原理事、現任立法局議員鮑磊落選。香港總商會是香港歷史最久、勢力最大的商會組織，傳統上被視為英資財團的大本營。這次理事改選的結果，正是中英在港經濟勢力消長的體現，反映了當地華資與大陸中資勢力的勃興和英資勢力的相對式微。

同年5月，怡和宣布已主動建議公司注冊地百慕大的監管當局，以英國倫敦收購合并守則為藍本，修訂五條分別涉及怡和集團五家上市公司——怡和控股、怡和策略、置地、牛奶國際和文華東方的收購守則。然而，香港證監會認為，百慕大當局所制定的監管架構，并不足以保障香港股東作為投資者的利益。

怡和表示，這套守則將于1994年7月1日起生效，其法律地位由百慕大金融管理局執行，英國樞密院為最終上訴庭。實際上，怡和已經發出了全面撤離香港證券市場的信號。

怡和集團通過怡和控股與怡和策略的互控，再以怡和策略控制置地、牛奶國際及文華東方，以少量資金控制了市值高達1600億港元的上市公司王國，依然是其他財團的覬覦對象，其中尤以坐擁中區貴重物業、市值近600億港元的置地最易成為收購目標。因為怡和策略僅持有置地33％股權，低于全面收購“觸發點”，而怡和與華資大戶于1988年簽訂的“七年之約”眼見即將期滿，若不能豁免，唯有除牌及托庇于百慕大守則，否則置地不排除會被華資大戶再度狙擊。實際上，怡和提出“上市豁免”的用意，便有徹底鞏固對旗下公司控制權的意圖。因為一旦港府豁免其受香港收購及合并守則的限制，即使怡和增持置地超過35％的“觸發點”，亦可不遵守香港法律的要求對置地進行全面收購。這樣一來，便可徹底消除對手惡意收購的可能性。

怡和經新華社不點名抨擊后，在中國的各項大型商務洽談幾陷停頓。1993年6月，怡和董事鮑維爾到訪北京，與中國高層官員會面，以取得中方諒解。怡和董事鮑維爾表示支持“三符合”原則，香港：信報財經新聞，1993年6月25日。

在訪問北京行程中，鮑維爾特別向中國方面提交了一份文件，解釋怡和為何在5月底提出要求修訂百慕大的1988年怡和控股合并及修正法案，希望中方不要誤解怡和又在香港搞新動作。

事實上，自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不點名地抨擊怡和支持彭定康政改方案，破壞香港過渡時期繁榮穩定后，怡和董事兼立法局議員鮑磊曾先后三次赴京要求向中國政府解釋怡和的立場，尋求中方諒解，但大都不獲有關官員接見。這次鮑維爾赴北京，先后會見了外交部副部長姜恩柱、港澳辦副主任王啟人及外貿部的高層官員。

鮑維爾特別向中國官員解釋要求修訂百慕大怡和法案的理由。由于怡和是百慕大注冊公司，因此雖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作第一上市，但英國監管機構無權監管怡和在英國以外的收購合并活動，怡和主動提出通過修例，把英國的收購及合并守則加入怡和的公司章程，以保障小股東利益。為避免中方誤會，所以事先照會中方及呈交文件解釋這是遷冊最后所需進行的法律程序。

鮑維爾表示，怡和是港府以外在港最大雇主，有5萬多名員工，怡和愿意負起責任保持香港經濟穩定。他向中國官員表示，怡和珍惜與中國的百年經貿關系，無意過問政治，希望繼續做生意。

1994年3月24日，即怡和宣布遷冊百慕大將滿10周年之際，怡和控股發表了其在香港逾一個半世紀以來極具震撼性的聲明：從1994年12月31日起，終止怡和股票在香港聯合交易所的第二上市地位，撤離香港股市。

怡和的聲明再次對香港股市造成巨大沖擊，恒生指數一度急跌400點，其后大幅反彈，但怡和系股價仍大幅下跌約8％。

1995年，怡和系5家主要上市公司——怡和控股、怡和策略、牛奶國際、置地、文華東方相繼在香港股市除牌，結束了怡和在香港證券市場叱咤風云的時代。鮑維爾聲稱：怡和現在可以“靜靜地抽身遠離政治，專注發展業務”，“本地大公司的發跡都涉及一些神話，怡和亦曾協助創造這些神話。不過，我們還是愈快恢復蘇格蘭商人的身份愈好。”金煌：怡和撤離香港，載香港：南北極，1994年4期，33頁。

事隔多年之后，香港證監會首任主席區偉賢回憶當年面對商界、證券界及政界的壓力時，稱最令自己難忘的一仗，便是怡和系遷冊至新加坡。有證券界“鐵娘子”之稱、曾擔任香港證監會副主席和中國證監會副主席的史美倫，當時任職香港證監會企業融資部高級總監。她事后回憶起怡和事件時同樣記憶猶新：

“在1990年至1993年期間，怡和集團就爭取特別豁免一事向證監會施加很大的壓力。當時的危機是假如怡和系公司不獲豁免，他們便會取消在香港上市，而此舉將嚴重打擊投資者信心。雖然我們極不愿意看到像怡和集團這般重要的公司撤離香港市場，但最終我們仍必須恪守原則。”

“這是我任職證監會至今三件最難忘的事件的首件。”史美倫說，“我們當時確實頗為擔心怡和取消在香港上市所帶來的后果，但最終香港社會明顯認同我們這種不偏不倚、無畏無私、堅守立場的做法。”載香港證監會十周年紀念刊物《十載耕耘》。

經過逾10年的努力，怡和應對“特殊時期”的戰略轉型基本完成。一方面，通過遷冊、結構重組，在倫敦、悉尼、新加坡上市，第一上市地位移往倫敦，直至全面撤離香港證券市場，實現所謂“法定管制和公司監管的重新定位”，以擺脫香港的法律管制，建立起牢固掌握控制權、攻守自如的集團內部架構。另一方面，通過出售非核心資產和業務，加快海外投資步伐，盡可能使贏利來源和資產的一半左右轉移至香港及中國內地以外地區，最大限度地減小集團在香港的投資風險，從而使集團從一家以香港為基地的公司，蛻變為一家國際化的多元化企業集團。

不過，從另一種角度看，自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問題進行談判到進入回歸過渡時期，怡和高調宣布遷冊、結構重組、爭取“上市豁免”特權、終止在香港股票市場交易，怡和集團的機關用盡和黯然撤退，與衰退了的大英帝國想方設法維持其在香港的政治、經濟利益最終無功而返，可謂異曲而同工。

10

“九七”交接：怡和大班摔斷腳骨“英方的下旗儀式只是短短的二十多秒。聆聽雄壯的中國國歌奏響，目睹中國國旗和香港區旗徐徐升起，這一刻我百感交集，過去一幕幕紛亂但深刻的記憶紛至沓來：三年艱苦的香港前途談判、十二年的漫長過渡期……喜與悲，都仿似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這是鐘士元在他的回憶錄中關于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慶典的一段文字。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鐘士元，擔任公職40年，先后擔任港英政府立法局、行政局首席議員。香港前途問題提出后，鐘士元獲聘中國政府的港事顧問，擔任香港特區籌委會預委會、籌委會委員。香港回歸后，出任香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

鐘士元對1997年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的回憶片段，不僅把我們帶回到了當年交接的現場，也讓我們看到了怡和大班亨利·凱瑟克當時不小心摔跤這極具象征意味的一幕。

鐘士元回憶，告別156年的英國殖民地統治，告別12年的過渡期，歷時只不過8個小時。6月30日下午4時，天仍下著雨，但告別儀式仍按原定計劃先在總督府的草地上進行第一幕。

“彭定康的三位千金首先從官邸的中門步出，彭定康和太太林穎彤跟在后面。通過電視臺直播見到，夫婦兩人幾乎同一時間回頭，視線在大宅庭院凝住。然后彭定康走上高臺，英國的國歌奏起，沒有穿軍服，沒有戴帽的彭定康默默低下頭，眉頭深鎖。

“鼓角手吹響號角，英國的國旗在樂聲中徐徐落下，然后由副官將旗折好，交到彭定康雙手。彭定康和家人一起登上其座駕，汽車按傳統在總督府前的草地繞了三周，才慢慢駛離總督府。草地繞三周寓意他日可以回來，不過，即使古老的傳統應驗，重歸的彭定康只會是旅客身份，永遠不可能再做總督府的主人。

“天繼續下著雨，在下午六時十五分仍未停下來。由港英政府籌備的第二幕告別儀式同樣在大雨中進行。鳴響二十一下禮炮后，英國王儲查理斯皇子（即查爾斯王子）在彭定康陪伴下蒞臨，到場參加的英國政要還有首相貝理雅（即布萊爾）、外相郭偉邦、前首相戴卓爾夫人（即撒切爾夫人）等。場地是在添馬艦旁東面的露天操場，大雨下個不停，多數臨時架設的看臺都沒有上蓋，賓客表現得特別狼狽。怡和洋行的大班亨利·凱瑟克就因天雨地滑，一時不慎，跌落渠邊，折斷腳骨，受傷的腳有好幾個月都要扎著繃帶。

“此第二幕告別儀式的節目，頗為豐富。英軍儀仗隊、軍樂隊及駐港英軍等表演音樂、舞蹈、獨唱、大合唱、軍隊操演等節目，實在甚為精彩，可惜天雨下個不停，而很多賓客皆同時獲邀請稍后參加晚宴和交接儀式等室內舉行的節目，因衣履盡濕，須趕回酒店或住所更換衣服，因此不少人中途離場，令告別儀式失色不少。我其后獲悉，原來英方自己是始作俑者，麻煩自招。

“晚上九時半，英方在會議展覽中心擺設告別宴會，亦即告別儀式的第三幕。我在宴會上和中方官員閑談，說及當晚大雨令英方的告別儀式大為失色。對方告訴我，原來中英雙方曾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商談主權交接事宜，當時英方提議在露天場地舉行，因為可以容納較多來賓。中方對此抱猶豫態度，因中方自香港天文臺得悉過往十多年，凡6月30日及7月1日天氣多不佳，會下雨。最后，英方堅持告別儀式在添馬艦的露天場地舉行，但中方則選擇在會展中心以24小時趕工剛新落成的新翼大堂內舉行政權交接儀式。”鐘士元：香港回歸歷程——鐘士元回憶錄，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200～203頁。

隨著1997年6月30日的一場大雨，香港回歸中國，大英帝國的東方殖民主義帷幕也最后拉上。事后彭定康在他的《東方與西方》一書中寫道：“那晚是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是英國在世界上殖民主義的結束。”

這一天，也同樣是一個歷史時期的開始。是中國150多年恥辱歷史結束后的新開始，香港的新一頁也就此展開。

香港回歸中國后，怡和將會有一個怎樣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