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七點到晚十二點，從我搬來城中村就看見老楊頭一年到頭，風雨無阻擺攤了。他瘦高個子，穿著辯不出顏色的長衫子，戴一副瓶底厚的眼鏡，經常讓我聯想到華亨酒店里伸手要茴香豆的孔乙已。老楊頭的攤子是一張破舊的學生課桌，正面大書“代人寫信”，側面一端楷書“口風緊”，另一端“懂你心”，算是廣告。只是頭頂的紅色“可口可樂”大傘跟下面的破敗極不協調，像很多新興城市一樣看著別扭。

前幾年農村出來的人多，找他寫信的人也多，這幾年很多農村都安裝了電話，他的筆閑了下來。但這陣子鬧金融危機，失業的人多了，原來尚能維持的家庭，大難臨頭各自飛，好合好散的請他寫離婚協議，一方要離另一方堅決不離的只好寫離婚訴狀了。

這時候，上千戶的城中村已經沉睡了，凄風冷雨里像陰深深的墳場，而老楊頭傘下的小燈泡像鬼火。我上前跟他招呼，他遞給我一枝煙，兩個各懷心事的男人就躲在傘下，有一搭沒一搭的閑聊。由于剛才在任強身上我的仇富心理得到宣泄，這會兒快樂無處安放，就想起兜里還有許胖子送的一瓶酒，便邀請老楊頭去我家痛飲。老楊頭遲疑片刻，讓我先走，他去弄點花生下酒。我知道他這樣做，是不想欠我太多，便勉強答應了。

酒過三巡，身子暖和了，心里也活泛了。我問出一直藏在心里的疑問，“老楊頭，我看找你幫忙的都在白天，晚上沒生意啊，你為什么守這么晚？”

唉，老楊頭嘆口氣，端起杯子一仰而盡，又嘆口氣，說出來的理由令我目瞪口呆。

原來，老楊頭的原籍在大巴山區一個窮鄉僻壤，30多年前作為青年突擊隊長在四鄉八鄰也是響當當人物。他現在的老婆，我們統稱胖大嫂的正好插隊到他們大隊，一來二去兩人就搞在一起了。提起年輕時的荒唐，老楊頭用了“一成千古恨”來形容。

他說，同時插隊到他們隊上的還有幾個知青，山里沒什么娛樂，那幾個就靠談戀愛來打發漫漫長夜，胖大嫂（當時應該叫胖妹）丑得像頭披頭散發的野豬，沒人要，但她人丑心眼卻多，利用“一幫一”的機會接近老楊頭。有一夜又是兩人獨處，學完的《為人民服務》后，女知青胖妹直鉤鉤的看著青年突擊隊長，問他你知道在城里這時候男人該怎么對待女人嗎？

老楊頭不懂，胖妹就激他，你不是一個男人！

我怎么不是男人？年輕人最怕別人說自已不是一頭雄壯的公雞，小楊青筋畢露、眼冒火花問。

你連怎么對付女人都不懂，還自稱男人？胖妹輕蔑地說。這一下把突擊隊長徹底激怒了，正好又餓了20年，立即撲上去囫圇吞棗的把胖妹吃了——更大的可能是被胖妹吃了。

事畢，他竟然傷傷心心哭了，沒什么獲得感，倒有種被利用的空虛。胖妹忙拿出早準備好的餅干喂他，像媽媽誑哭鬧的嬰兒。這是他長那么大，第一次吃到一種叫餅干的東東，由這餅干他聯想到胖妹的城市人身份，以及這身份背后的城市——那是繁華的代名詞。于是乎，糊里糊涂被破了處，又糊里糊涂做了胖妹的新郞。看著胖妹在喜宴上翻滾的身影，除了哀嘆造華作弄人外，小楊只好像大多數娶了丑婆娘的丈夫那樣自我安慰：天下女人不都一樣嗎——臉一抹，林青霞；眼一閉，張曼玉。

出于對城市的向往，小楊熬成老楊頭后，他進城了。興奮沒幾天，就發現這城市戶口既不能當吃，又不能當穿，工作也不好找，還盡是城里人不愿干的臟活累活，比如洗碗、掏糞、砌磚、撿破爛。進城的農民真沒了路的時候，也就是怎么走都是路的時候了。貓走貓道，狗走狗道，他原來在鄉上干過文書，寫得一手好字，干脆在家門前干起了幫人寫信的勾當。但胖大嫂的脾氣卻隨著年齡愈發大起來，尤其工廠破產她下崗后，對老楊頭非打既罵，好像她倒霉都是丈夫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