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西大營綿延十幾裡，營壘氈帳有序鋪開，旌旗獵獵，鼓角不絕。

這一座大營裡，除了朝廷剛剛選募出的三萬靖邊健兒之外，還駐紮著衆(zhòng)多的胡部僕從軍，數(shù)量也有將近三萬之衆(zhòng)。

這些響應朝廷徵召而參與助戰(zhàn)的胡部人馬，雖然也臨時駐紮在京西大營，但也並沒有與大唐靖邊健兒們完全混雜起來，而是隔成小營安置，彼此之間自有一道清晰的界線。

這一道界線，也並非完全都是人爲所造成的，還有彼此之間迥然有別的軍容氣象。

大唐軍隊的軍容自是威武嚴明，單單出身宗主國的身份便已經讓將士們自豪振奮，更不要說這些靖邊健兒們本就是京營禁軍與民間精選出來的勇猛之士，哪怕不加精械武裝，那一份氣概也是豪壯至極。加以軍令督導約束，更有一種令行禁止的鐵血肅殺氣象。

反觀諸胡軍伍，則就遜色得多。由於當下所駐紮的營壘本就是由大唐規(guī)劃設置，當將士們被約束在營壘中的時候，還算是略有可觀，可一旦有什麼出入調令，那士伍混亂的畫面簡直就令人慘不忍睹，與烏合之衆(zhòng)沒有什麼區(qū)別。

這麼說也並不是貶低諸胡武力，大唐羈縻之下的諸胡勢力本就雜多，各自部族情勢如何也是差距極大。而且本身並不具備像農耕這樣穩(wěn)定的物資產出，自然也就談不上擁有什麼強大的武力組織。

因爲遊牧民族久爲邊患的緣故，許多人下意識都會覺得這些胡人武士們驍勇善戰(zhàn)、威武不凡，但事實情況完全不是這樣。

草原上的這些遊牧民族其生活與生產環(huán)境本就不如中原皇朝這樣優(yōu)越，微薄的物資產出並不足以支持他們發(fā)展出強大的武力組織。

之所以每有強胡崛起、屢寇中國，這些胡族在強大之前，首先便經歷了爭鬥、兼併與融合等一系列近乎養(yǎng)蠱一般的慘烈競爭，通過消化周邊並存的勢力來壯大自身，並在這一系列過程中養(yǎng)成了各種作戰(zhàn)的技術與經驗，從而才具有了繼續(xù)向外擴張的基礎。

在此之前，擁有這種條件的乃是突厥，可是隨著突厥覆滅，大唐的羈縻秩序覆及遠近，類似能夠在軍事上對大唐形成威脅與挑戰(zhàn)的胡部勢力便少之又少了。

包括在東北已經強大許多年的契丹大賀氏部族，儘管在原本的歷史上契丹造反給大唐帶來了極大的傷害並遺留下頗深的隱患，可是在當下的這個時空中，朝廷能夠通過正常的手段調度定亂，契丹同樣不堪一擊，尤其是大賀氏更是已經達到了亡族滅種的危險境地。

其實契丹的強大也離不開大唐朝廷的有意扶持，像是太宗、高宗兩朝針對高句麗的作戰(zhàn)中，契丹人都給大唐軍隊提供了一定的幫助。接下來無論是平滅靺鞨人的作亂，還是牽制死灰復燃的後突厥，契丹在相當長時間內也都充當了一個合格的打手。

在真正執(zhí)掌天下之前，李潼對於大唐的羈縻政策曾經是頗有微詞的，覺得過於寬厚忍讓，明明具有徹底消滅對方的實力和條件，卻偏偏留下一些餘禍，給這些胡虜繼續(xù)發(fā)展、積蓄實力以反噬大唐的機會。

可是當他在成爲大唐皇帝之後，對於這一整套羈縻秩序纔有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瞭解。所謂的羈縻並不是姑息養(yǎng)奸的縱容、忍讓，而是要儘可能多的統(tǒng)合諸胡勢力，從而對他們區(qū)域中的資源分配掌握絕對的話語權，使得區(qū)域中不會出現(xiàn)壟斷所有資源的霸主級存在。

大唐的羈縻政策，非但不是恃強凌弱的單方面掠奪與欺壓，反而是充滿人文情懷的扶助與調和。這一套政策實施的標準，並不是看諸胡勢力的強弱對比，而是看這些胡部勢力誰能更恭從、誰能更貼合我的價值觀。

存在於大唐羈縻秩序下的胡部政權們，弱小的不必戰(zhàn)戰(zhàn)兢兢的心存朝夕覆亡之憂，強大的也不可恃強凌弱、肆無忌憚的掠奪兼併。無論是強是弱，只要你們肯奉從大唐的道義，都能獲得一片繁衍生息的空間。

所以唐太宗才被諸胡酋首們奉爲天可汗，不僅僅在於大唐軍隊東征西討、無可匹敵，更在於大唐這一份鋤強扶弱的情懷。只要肯遵從大唐的指令與秩序，哪怕你只是部衆(zhòng)不足百帳、領地不足百里的弱小胡酋，同樣也能分得一塊牧場生活下去。

如果要再作類比，那麼大唐的羈縻秩序倒比較類同於西漢時期所施行的推恩令，只不過將這政令從國內轉移到四夷進行實施。倒了一個東突厥，大漠南北卻在東突厥的遺骸上發(fā)展出了衆(zhòng)多的胡部勢力。

雖然主觀上來說，大唐就是要通過對周邊區(qū)域的資源掌控分配、來確保周邊不會出現(xiàn)一家獨大的政權以挑戰(zhàn)大唐的權威，但是在客觀上，也的確是保全了衆(zhòng)多的憑著本身力量並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邦部勢力。

應該說，大唐的羈縻秩序在當下這個中古時代，的確是最領先時代、也最寬大的統(tǒng)治政策。並不是一味通過野蠻的征服、肉體的消滅來幹掉競爭者，而是通過資源的分配、讓更多的勢力參與進來，從而壓制競爭者的發(fā)展空間。

這樣的手段，不獨在當下，哪怕在生產力已經獲得高速發(fā)展的後世，也具有著極大的借鑑意義。

當然，這一切的政策手段能夠維持運作的前提，還是大唐本身便需要擁有強大的實力。

不要說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哪怕是尋常百姓之間的矛盾爭執(zhí)，兩個膀大腰圓的壯漢互毆，一個三寸丁上前非要說句公道話勸和，且不說這話說的公不公道，但接下來會發(fā)生的事情對他來說是絕對不會公道的。

當聖駕來到京西大營外的時候，營中唐軍諸靖邊健兒們尚沒有接到出營的軍令，但諸胡僕從軍們卻在各自首領的呼喝命令之下紛紛出營，亂糟糟的分佈在營外郊野中，面向聖駕旗纛所在的方位便叩拜歡呼起來。

至於那些胡酋們，則就表現(xiàn)的更加興奮，雖然聖駕左右都有禁衛(wèi)將士們守衛(wèi)阻攔、不準他們靠近滋擾，但他們各自也在道路兩側載歌載舞，歡呼連連。雖然說隨同出征並不能讓他們這樣的興奮，但在聖人面前刷一把存在感卻是絕不能落於人後的。

在這一片歡鬧的氣氛中，李潼所乘坐的大輦緩緩駛入了營地內。將要跟隨出征的文武羣臣們，也都早已經在轅門內外列隊迎接，一路拱從聖駕進入到中軍大營中。

這會兒，李潼也已經換下了冠冕禮服，身著一襲輕便的戰(zhàn)袍落座帳中，擡手示意行軍長史劉幽求入前彙報諸路軍伍彙集的情況。

“稟聖人，今三萬靖邊健兒俱已集整完畢，甲兵彙編六軍，各置將主掌旗，左右衛(wèi)軍四營、分掌節(jié)鉞旗纛……”

伴隨著劉幽求的稟奏，各軍主將也都紛紛起身拜見聖人、以作受命。這些將領們自以青壯爲主，既有楊放、趙長興等靖國功臣，也有郭達、李陽等心腹，還有黑齒俊等將門後進，以及過往朝廷所挖掘出的王晙等邊臣幹員。

這一次的西征，也是大唐軍方進行更新?lián)Q代的一個過程。儘管唐休璟、王孝傑等老將們仍然會隨軍出征，但他們的主要任務已經不是率軍作戰(zhàn)，而是作爲參謀備問、以及各自負責一些其他的事務。

老將們的韜略經驗自是一筆寶貴的財富，但如今的大唐也已經是新人事、新作風，未來邊計軍務上想要繼續(xù)獲得長足的發(fā)展，自然也需要源源不斷的將才涌現(xiàn)。

除了大唐本身的將力人才之外，眼下大帳中也有許多胡酋參議。像是這一次徵事名義上的受益者青海國王慕容萬，勤於王事的奚酋李大酺等等。

青海國王慕容萬率領一萬軍衆(zhòng)參與此次西征，這已經是如今安樂州青海國能夠徵發(fā)出來的所有丁壯力量。爲了大唐這一次收復青海的計劃，這些吐谷渾遺民們可以說是賭上了所有。

奚酋李大酺雖然表現(xiàn)的非常積極，但卻並不是出兵最多的一個胡酋。畢竟奚人領地位於遙遠的東北，且本身與青海利害關係並不大，大唐也不可能等著其歸部調度人馬再行出兵，因此這一次隨軍出征的只有入京參與宿衛(wèi)的千餘將士。

河曲諸胡也都各有表現(xiàn)，甚至就連去年兒子被殺的回紇首領獨解支都派遣千名部衆(zhòng)參戰(zhàn)。至於朝廷有意扶植的回紇阿跌氏，更由首領阿跌延豐親率三千甲兵助戰(zhàn)。

這些胡部僕從軍們，有的已經集結完畢、入駐京西大營，有的則仍在進行徵調，像是西域諸胡在接受徵令之後便各自歸部整軍，將會在隴關以西匯同王師一同向青海開拔。

在聽取諸方稟奏之後，李潼便開口說道：“徵事在即，諸議從簡。大軍即日西出，功成之後，自有長日聚樂、大作論功！”

當朝廷大軍浩浩蕩蕩的向隴右進發(fā)的時候，此時的青海方面，氣氛也變得微妙且危險，大有一股大戰(zhàn)一觸即發(fā)的緊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