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體制下，他們有他們的工作方式和難言之隱，而記者不過是根據憲-法的言論自由，通過新聞媒體而傳達公正廉明嘛，兩者之間并不矛盾，難道公正就這么可怕嗎！！現在，遇到了嫌疑人和警方推給她的一個難題，潛意識里她是希望警方“獲勝”的- -

只要拿到證據，無論犯罪嫌疑人是誰，當著她的面還怎么說。

可是結果出乎意料，她感到無地自容。

程貴陽轉頭面對柳雅致：“記者，就看你的文章怎么寫了！”

又補充一句：“你不寫，日后我寫！”

支隊長看到大隊長的目光死死地盯著自己。

“我很愿意。”他回答，“既然我認定這個家伙是重大犯罪嫌疑人，現場搜查又沒有結果，我愿意為我說的話負責，脫下這身警服，如果最后有證據證明他無辜，那樣的話，我就要穿上我最喜歡的西服，戴上帽子，走到陽臺上，向你們揮手，就像當年被迫離開去向你們告別一樣！”

張鐵山可沒有被他的玩笑打動。

沒有人愿意承認錯誤和失敗，如果對市委秘書采取措施和搜查行動本身出現失誤，那么他愿意代支隊長受過，脫警服，他先脫！！突然，廚房外面墻角那堆足有十噸的黑色原煤引起了他的注意，眼睛突然一亮。

后來面對女記者回憶那電光石火般的一瞬間，劉海洋說那天同意請她進入搜查現場，到張鐵山阻止他脫警服，可不僅僅是面對媒體和同事間的工作方法，表演給柳雅致和嫌疑人看的。

那是張鐵山對搞刑偵的一絲感覺！！他渴望為自己擺脫困境而不是為別人工作，“采取措施和搜查確實具有一定盲目性，壓力太大了，我們這些當兵的能怎么辦，不采取措施又能怎么辦。

幾十年來就是這么干的，摸石頭過河，失誤是難免的！！不過跟這些靠智力支撐進行暴力犯罪的嫌疑人打交道的時候，大家形成了新的世界觀。”他說，“我們都開始明白那些過去常常猜測的事情……”

“不少人說當警察，尤其是當刑警威風凜凜，除了遭受的非議外，就獨立的思考、敏感的神經而言，我也基本表示贊同！”

張鐵山盯著煤堆遲疑不決的面孔，在劉海洋眼睛里如同找尋鉆石的尋寶者，一點火焰同時開始燃燒在他別扭的腦海里，這世界上畢竟還存在著和他一樣關心警察命運的人。

何況那是一堆由任何角度分析都仍有疑點和希望的地方，盡管它已經被無一遺漏地反復認真搜查過，但由于體積太大又無處移動，所以成為最后疑點。

如果從中遽生異變，他可以把一切恥辱重新變成罪證鎖定在嫌疑人身上。

柳雅致注視著程貴陽，只見他神態自若地站起身來，柳雅致暗自思忖，這個人還帶點“正氣”，要把此人和駭人聽聞的“市委書記滅門案”聯系在一起，實在難以想象，她想，如果讓自己來確定重大犯罪嫌疑人的話，她一定會選中那些眼冒兇光的社會人渣，她看到張鐵山正在跟貼身的助手們進行磋商。

柳雅致很想知道他們正在談論著什么。

張鐵山不愧為刑警支隊最年青有為的大隊長之一，他屢立奇功，長期偵破工作鍛煉出來的果斷與機敏，可能并沒讓他從煤堆中看出什么，只是一種警察本能的反應或者說想求證而已。

但這種情況下令劉海洋心中的火焰開始升騰起來，他停下解衣動作，走出去跟張鐵山一起審視著那堆烏黑的煤炭。

一堆煤塊混雜著煤面默默無聲，這是一堆用于師傅炒菜使用的燃料，產于這座城市城郊的國有大煤礦。

幾經輾轉，成為料理店灶房外面占地最大的物品，金善女這間商鋪剛兌下來尚未正式開業，一次性費勁地買來如此大的數量，犯罪嫌疑人能否把罪惡的線頭深埋在看上去并無異常的黑色物體下面。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一些疲憊不堪的同志對徹底將它移動持懷疑態度。

外面空間有限，幾乎沒有可以全部移動的地方，否則幾次三番搜查早就移開了，他們沒有把嫌疑人當作奸商、投機者和智力的敵人，不相信下面會有秘密。

當張鐵山、劉海洋和省廳專家研究是否把它移開時，大家的情緒就建立在不穩定的基礎上，“這是一項使命，一個非常必要的任務”，支隊長告訴下屬，沒有人知道能否從它的覆蓋面之下，從唯一沒有徹底改變現狀的搜查下找到東西。

“但必須這么做，無論多苦多累！”

法學界有一句盡人皆知的名言：程序正義是看得見的正義。

而就在那個搜查現場！！其實柳雅致覺得新聞也不例外，親身經歷了看得見的正義，作為現場不合時宜又必須存在的人物，她只需要眼睛。

………

………

支隊長、省廳同行和張鐵山觀察了好一會，最后決定必須把它全部移走，外面放不下，就將它們移到廚房去，它沒有被徹底翻動過的痕跡，這么一個小煤山，在相對狹窄的空間里徹底翻動不太可能，刑警們此前只用燒爐子的大鐵釬在四周探查捅出過幾十個窟窿，然后又基本恢復原狀。

張鐵山讓人拿過來一根長長的爐釬使勁一捅，用力捅到底，的確沒有覺出里面有什么，但距離中心地面仍有距離。

刑警和搜查專家們面面相覷，劉海洋環視身邊十多個下屬緊張中摻雜著不滿的臉色，突然覺得疲倦不堪，他知道大家心中想的跟他們完全不一樣，因此，連生氣的力量也沒有了。

“剛才誰負責這里。”張鐵山喝道。

“我……”

“扒開！”

前市委秘書程貴陽的腎上腺分泌陡然上升，肛門提緊，掌心冒出汗來，此前搜查并沒有讓他感到如此氣短，他憋著一陣暈眩感冷冷地說：“你們隨便翻吧，看能翻出什么，！”

這種黑煤堆的外層是一顆顆大的塊狀煤，里面壓著一些細如粉末的煤面和一些小煤塊。

曾經搜查過它的兩個刑警就是擔心工作起來暴土揚塵，黑灰四起，而沒有將它徹底移動看看底下是否藏匿東西，只是根據經驗和技巧對它進行了“徹底”搜查。

現在，支隊長和大隊長的憤怒讓他們忘記了一切畏難情緒，率先跟其他同志一起投入勞動，不一會兒就嗆得人睜不開眼睛，大家的臉孔只剩下了白眼珠和一口白牙。

柳雅致一聲不響地站到不影響刑警工作的位置，不時偷看幾眼嫌疑人和她想看的人，看看這些人都是什么表情和心理反應，她很想知道前市委秘書程貴陽的背景情況，但到目前為止仍一無所知。

她采訪過一些神秘的衙門，包括公安、法院、檢察院和監獄。

盡管她跟他們的很多官員很熟，其中不乏主要領導，但要害問題卻一概免談，其中有一次，不僅拒絕了她的采訪，而且還說，柳雅致是專門揭露公檢法問題的女記者，今后接受她的采訪要考慮。

這是張鐵山告訴她的，張鐵山現在就在面前，想不到，今天至始止終好象不認識她一樣，但他們是“哥們”不是冤家。

那么，今天的答案差別在哪里呢。

答案：要么是證據確鑿，公開透明的搜查，讓證據說話，叫嫌疑人啞口無言，要么是……這一次，幸運沒有站在重大犯罪嫌疑人程貴陽的那一方。

半個多小時后，眾人手搬筐抬，偌大的煤堆被徹底移動到角落和廚房里，露出了水泥地面。

這是一個連外行人都有可能看出破綻的水泥地面，中間一米左右與周圍地面不同，是經過處理的，尚未變色的水泥層構成不被信任的不規則形狀。

嫌疑人被推了過來，劉海洋和張鐵山蹲在那里對比著其他地面，抬頭向眼前的程貴陽問：“你老實說，這底下埋的什么東西，兩條路給你走，主動交待，跟警方合作自己說出來，或者，死硬到底，我們替你挖出來！”

“隨便！”

市委秘書聲音不大但回應得十分干脆，嫌疑人常用那種特有的不露感情又適度的腔調講話，后來劉海洋在公安局自己的辦公室里沒完沒了地抽煙，連續幾天幾夜研究這個謎底的時候，據說他才在嫌疑人親手留下的筆跡中，研究明白了這個家伙之所以如此鎮定自若的原因所在。

當時，他跟張鐵山斷定這是那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解放所有一線千名參戰警察的前奏，他做了一個果斷的決定，給在一線坐鎮指揮的局長打了個電話，在匯報中他大膽地判定有可能取得實效。

支隊長再次變得胸有成竹。

做完他想做的一切，瞟了一眼女記者，與其他公安機關領導不同，雖說劉海洋只有高中文化，但在他看來，天朝對公權力的張揚，對私權利的抑制，無論執法者、宣傳工作一直都在儒教文化道德的范疇之內。

許多事情，與這個傳統價值觀一脈相承，使得執法和宣傳這個古老的命題從領導到百姓始終步履艱難，為什么不可以堂堂正正執法呢。

他盡力壓抑著內心的某種激動對嫌疑人道：“程貴陽，我今天就讓你看看什么叫證據確鑿，如果挖不到罪證，我這個支隊長讓你當，給我挖開！”

終于，在移開煤堆之后，刨開水泥層，開始向下挖掘。

挖到一米多深時發現問題，經過清理，出現兩個鼓鼓囊囊的袋子。

程貴陽眼睜睜地看著，他突然想掙脫控制，左右兩個刑警的挾持沒有讓他得逞，柳雅致看到幾雙大手隨后用力扯出兩個沉重的編織袋子。

一層層打開，里面是防水防腐的油布包裝袋子，偵查員拎到寬敞的地方往外一倒，哇，全是一沓一沓的嶄新鈔票，支隊長讓大家不要慌，一捆一捆地慢慢數清楚看看到底多少，結果整整241萬元。

劉海洋臉色鐵青，觀察了片刻工夫，問程貴陽：

“程秘書，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不必了！”

“槍在哪里！”

“什么槍！”

“槍在哪里，！”

沒有找到作案兇器，眼前這些錢的意外出現，讓劉海洋暗暗松了一口氣的同時，也更加堅定不移地認為自己的判斷沒有錯，無論如何，這個“市委秘書”都難逃罪責了。

但是，槍在哪里，沒有槍，如何證明這些錢跟市委書記滅門案有關。

柳雅致一邊看著，一邊暗自思忖，這是個意外的驚喜，出人意料，甚至還有點兒神奇，但不管怎么說，這才是搜查的核心，結果與所有其他執法一樣，標志著文明和野蠻的分界，柳雅致止不住浮想聯翩：世界上有多少事情就是缺乏這么一點看似尋常的堅持與公正。

這么近距離的現場實物采訪，柳雅致還是第一次，盡管她此前有著豐富多彩的經歷，但眼前的情景還是讓她吃驚不小，看到這些東西，她知道，警方勝利了。

然而，市委秘書程貴陽依然故我，不回答問題，劉海洋輕蔑地看他一眼，也不強求，拾起地上的一疊鈔票，“啪”的一聲丟在嫌疑人面前。

程貴陽一聲不吭，面色如同死人，那種鎮定自若、嘲笑無語的神態已經無影無蹤，“沒有槍，你哪來的人民幣，沒有槍，哪來的市委書記滅門大案，槍在哪里，你是跟我回去說，還是在這說！”

刑警們并未停止工作，繼續向下挖掘。

短暫的沉默后，具有官場經驗與高智商的嫌疑人在震驚中迅速調整自己，他一副很誠懇的樣子說：“領導，我的年齡比你小，我有什么違法行為，請你不客氣地指出來，讓我心里有個底，別人無辜殺人，我從來不干喪心病狂的事，我在市委工作過，又是作家，這你知道！”

支隊長嘲笑道：“行了，秘書和作家同志！”

又說：“你是不干喪心病狂的事，專殺領導，搶大錢！”

嫌疑人的心理防線又一次受到沖擊，“你可以隨便說，沒有證據，你說什么也白費力氣。”無論他裝得多么無辜，但眼皮底下那一沓一沓的人民幣，讓他想起那個長方形人造革包里面的東西。

如果被找到，不管他是否有解釋的愿望，必定都蒼白得難以對面前這個刑警領導自圓其說，這是他的一次機會，問題在于，他不需要任何機會。

從他決定這樣干那天開始，他就做好了一切準備，包括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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