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往昔，崢嶸歲月
紅軍一路走來，經歷過輝煌，深陷過絕境，但最終都依靠全軍上下的英勇奮斗轉危為安，化逆境為順境。這段路程坎坷又偉大，許多參與其中的人都對它記憶深刻。現在，就讓我們跟隨著這段歷史的見證者一起去回顧那段光輝歲月……
彭德懷：紅軍長征到達吳起鎮(zhèn)
彭德懷，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時任紅三軍團總指揮。
從俄界向西北繼續(xù)前進時，毛主席每日都是隨一軍團走在前面，我和葉劍英率中央直屬隊、三軍團走在后面。白龍江兩岸都是懸崖絕壁，特別是臘子口真是天險，原駐有鄧寶珊一個團防守。第二天經過時，不知昨天我第一軍團這些英雄怎樣爬上這些懸崖峭壁，投擲手榴彈的。被炸死的敵人尸體，還血肉模糊在地，我軍的傷亡不知怎樣。
由俄界經過天險臘子口，到哈達鋪約走了七八天。這一段路雖然不算是草地，但還是半牧的藏族地區(qū)，人煙稀少，給養(yǎng)困難，走在后面的部隊更困難。哈達鋪在岷縣以南三四十里，是藏、漢族交界地區(qū)，但漢人居住地是落后的農業(yè)區(qū)。此時，五、九兩軍大概約六七千人，隨四方面軍在阿壩地區(qū)；一、三軍團到達哈達鋪各約六千人，中央直屬隊約兩千人，共一萬四千人，體質很弱，行軍時常見道旁有同志無故倒地就死了！
在哈達鋪約休息了四五天，從報紙上看到陜北有劉志丹蘇區(qū)根據地，很高興。從哈達鋪到保安縣，還有千余里，要經過六盤山脈。那時干部和戰(zhàn)士真是骨瘦如柴，每天行軍，還少不了百八十里。沿途還必須戰(zhàn)勝敵軍阻擊，尤其是敵騎襲擊。為了充實戰(zhàn)斗單位，準備繼續(xù)戰(zhàn)斗，部隊需要縮編；為了保存干部，發(fā)展新區(qū)，也必須縮編——取消三軍團，編入一軍團。我這提議得到軍委毛主席同意。召集三軍團團級以上干部會議，說明了縮編和取消三軍團番號的理由。因時間倉促，沒有很好討論。
改編后，一方面軍改為抗日先遣隊，即陜甘支隊（這是對外的名稱），我為支隊司令，毛主席兼政委。由哈達鋪東進時，戰(zhàn)勝了馬步芳、馬鴻逵、馬鴻賓的騎兵，也戰(zhàn)勝了鄧寶珊部及毛炳文軍，還有東北軍某部。在六盤山高峰消滅了鄧寶珊一個團。經過二十余天的艱苦奮斗，才由哈達鋪到達吳起鎮(zhèn)，即陜北根據地的邊境。剛停腳一天，敵騎五個團又追到。毛主席說，打退追敵，不要把敵人帶進根據地。此役勝利了，結束了紅軍英勇偉大的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哈達鋪整編時一萬四千余人，到吳起鎮(zhèn)只剩七千二百人。
有人說：“在一九三五年黨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以后，彭德懷在大部分時期仍然反對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并且在黨內，軍隊內進行分裂活動。”這些莫須有的罪名，究竟有什么事實作根據呢？是完全沒有事實作根據的。相反，在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時，擊敗追敵騎兵后，承毛澤東同志給以夸獎：“山高路險溝深，騎兵任你縱橫，誰敢橫槍勒馬，惟我彭大將軍。”（標點是我加的）我把最后一句改為“惟我英勇紅軍”，將原件退還毛主席了。從這詩中也可以看出，不僅沒有什么隔閡，還表現了相互信賴。
——摘自《彭德懷自述》
劉伯承：回憶長征
劉伯承，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時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總參謀長兼中央縱隊司令員。
從一九三四年十月，到一九三六年十月的整整兩年中，中國工農紅軍離開了原來的根據地，舉行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里長征。長征中，紅軍斬關奪隘，搶險飛渡，殺退了千萬追兵阻敵，翻越了高聳入云的雪山，跋涉了渺無人煙的草原，其神勇艱苦的精神，充分顯示了共產主義運動無比頑強的生命力，表現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無堅不摧的戰(zhàn)斗力量。
但是，為什么要舉行長征？紅軍為什么能夠勝利地完成這個偉大的壯舉？其中卻有許多經驗教訓值得記取。
一
黨中央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開始了土地革命時期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對黨的統治。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中央根據地黨代表大會和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根據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綱領，污蔑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為“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改變了中央根據地正確的黨的領導和軍事領導。到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因為白區(qū)工作在錯誤路線的領導下遭受嚴重損失，而遷入中央根據地，更使錯誤路線得以在中央根據地和鄰近根據地進一步地貫徹執(zhí)行。
……
在第五次反“圍剿”作戰(zhàn)中，開始時實行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洵口遭遇戰(zhàn)偶然獲勝，“左”傾機會主義者更以此為據，陳兵敵區(qū)，實行“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這時，福建事變發(fā)生，敵人被迫調動兵力東下。如果我們善于聯合這些主張反蔣抗日的力量，共同對付蔣介石反動派，這對支持國內日益增長的抗日民主要求會起到極大的作用；同時，軍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第五次“圍剿”。可是，“左”傾路線卻斷言中間派別是所謂中國革命最危險的敵人，因而坐失良機。敵人摧毀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從容掉轉頭來，重新壓向根據地。
廣昌一戰(zhàn)，紅軍損失很大。從此，“左”傾路線又實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主張分兵把口，因而完全處于被動，東堵西擊，窮于應付，以致兵日少而地日蹙。
最后，又拒絕了毛主席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用以保衛(wèi)和擴大根據地的正確主張，實行了逃跑主義。一九三四年十月，猝然決定離開中央根據地，事前固然未在廣大干部和群眾中作深入的思想動員，又未作從陣地戰(zhàn)轉為運動戰(zhàn)、從依靠根據地轉為脫離根據地、長途行軍作戰(zhàn)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即倉促轉移。
二
開始長征，由于“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xù)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第五軍團，自離開中央根據地起，長期成為掩護全軍的后衛(wèi)，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八萬多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么也擺脫不掉追敵。
我軍經過苦戰(zhàn)，突破敵人三道封鎖線后，蔣介石急調四十萬大軍，分成三路，前堵后追，企圖消滅我軍于湘江之側。
面臨敵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經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zhàn)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卻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
……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紅二、紅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休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于是，部隊在十二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
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了會議，決定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部隊在黎平整編后，立即出發(fā)，一九三五年一月強渡烏江，打下了遵義城。這時期，行軍作戰(zhàn)雖然同樣緊張，但由于毛主席的英明主張，作戰(zhàn)一直順利，部隊情緒也逐漸振奮。
在遵義休整了十二天。黨中央就在這時候召開了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
三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企圖用陣地戰(zhàn)代替游擊戰(zhàn)和運動戰(zhàn)，用所謂“正規(guī)”戰(zhàn)爭代替人民戰(zhàn)爭。這個錯誤的軍事路線，就決定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并招致了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
這次會議，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這是有極大的歷史意義的轉變，正是由于這一轉變，我們黨才能夠勝利地結束了長征，在長征的極端艱險的條件下，保存并鍛煉了黨和紅軍的基干（力量），并且克服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路線和分裂黨的陰謀，勝利到達陜北，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zhàn)線，推動了抗日**的到來。
……
一九三五年六月，紅軍飛渡大渡河后，在漢源打了一仗，擊潰四川軍閥四個團，旋經天全、蘆山、寶興，翻越了長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夾金山，占領川西北之大維，懋功等地，與四方面軍勝利會合。
——摘自《劉伯承回憶錄》
賀龍：湘鄂贛初期的革命斗爭
賀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中共湘西前敵委員會書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長、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書記、紅二軍團總指揮。
一九二八年一月，湘鄂邊前委組織起來的武裝已有三四千人。同時進占了桑植城，建立了革命政權和中共桑植縣委。這支武裝的來源是：一、利用親族封建關系召集的一千余人；二、利用舊的隸屬關系召集的也是一千余人。當然，這些部隊的基礎仍舊是舊的，需要在斗爭中逐步改造。
四月，國民黨趁我們立足未穩(wěn)之際，突然派四十二軍一個旅向桑植城和洪家關進攻。由于剛召集的武裝沒有整編，更未得到改造，戰(zhàn)斗力不強，洪家關與苦竹坪兩次戰(zhàn)斗均未能把敵人擊退，部隊本身反而遭受了嚴重損失。接著，周逸群同志回到沙市，領導鄂西特委，組織長江兩岸的革命斗爭。
……
此后，又經過兩次戰(zhàn)斗，我軍轉至桑植、鶴峰邊境活動。這期間反動軍隊的壓迫雖然較小，但是部隊內部情況卻非常復雜。那些堅持舊軍隊的作風，或者把親族及其他舊關系與革命軍隊內部關系混同起來，以及受地主、富農家庭影響甚深的人，成了貫徹黨的政策的阻力。前委有鑒于此，決意向這些有害傾向作斗爭：首先進行改編，正式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同時加強了黨的領導，大隊以上均設了黨代表；加緊干部和士兵的政治訓練，在士兵中吸收黨員，以期對原有的部隊進行徹底的改造；對于堅持錯誤、違反黨的政策的人，則給予嚴肅處理和教育。經過這樣整頓，工農革命軍才有了新的起色，邁開了革命化的第一步。
……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部隊攻入建始城，繳獲民團槍百余支，同時招收了一批勞動人民參加了隊伍。后來又收編了農民武裝陳宗瑜部—百人。接著，又打開鶴峰城，建立起工農民主政權，派人四處發(fā)動群眾，分配土地，使武裝斗爭和土地革命結合起來。一九二九年三月，工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為紅四軍。一九二九年五月，桑植城解放后，我們就有兩個縣城和縣的政權。此外，還在龍山、宣恩、五峰、長陽、石門邊緣，展開了工作，建立了縣、區(qū)政權。這是湘鄂邊紅四軍發(fā)展史上的轉折點。由于經過一個時期的摸索，到這時單純軍事觀點才被糾正，建設革命根據地的一套做法，才開始懂得一些，而湘鄂邊革命根據地也初具規(guī)模了。
至于部隊面貌，也有相當改變。新的建軍路線——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已經開始執(zhí)行。接受了井岡山斗爭的經驗，連隊普遍建立了黨、團組織，加強了黨對部隊的領導。建立了政治機關，加強了政治工作。在和鄂西區(qū)紅六軍會師以前，又堅決進行了幾次“內部轉變”。兵員補充主要是吸收貧苦農民。這樣才把這支部隊，逐漸改造與建設成新型的人民革命武裝。
七月，國民黨派兵一個團進犯桑植。我軍誘敵由南岔渡口過河后，即開始攻擊，迫其背水作戰(zhàn)，將其大部殲滅，并擊斃其團長周寒之。旅長向子云不甘失敗，又親率該部二千余人并與一些地主武裝傾巢出犯。我軍埋伏在城外山上，大開四門，誘其深入。當敵人入城后，伏兵齊出，將敵人大部殲滅。向子云率少數人馬向后逃竄。他們到達赤溪河邊，卻發(fā)現船只已被我軍破壞了。向子云拉著騾子尾巴泅水逃命，泅至中流，即被洪水吞沒。其殘部除少數向大庸方向逃竄外，其余或被水溺斃，或在岸邊投降。這是紅四軍建軍以來第一次大捷，繳得長短槍千余支。事后我們又派出一部分武裝，向大庸、永順、慈利一帶游擊，并開辟根據地建立政權。
……
一九三○年一月，鄂西特委根據中央指示，組成了紅六軍。它的來源是：以洪潮的柳家集為中心的段德昌、彭國才所領導的游擊大隊和以白露湖的沙崗為中心的段玉林、彭子玉所領導的游擊大隊。段德昌、段玉林、彭國才、彭子玉等同志，多是大革命時期在北伐軍中工作過的共產黨員。大革命失敗后，他們被派回農村與地方黨取得聯系，發(fā)展紅色游擊隊。經過幾次艱苦的起伏的斗爭，終于建立起小塊根據地。由于實行了正確的政策，加上黨的組織力量較強，群眾條件較好，國內形勢有利，特別是鄂西特委及時采取了把各縣游擊隊集中領導，統一指揮的有效措施，更促進了鄂西區(qū)游擊戰(zhàn)爭的發(fā)展。一九二九年底，段德昌、段玉林部均已擴大到數百人，許多縣份的紅色游擊隊也成長起來。他們在監(jiān)利縣汪家橋會師，宣布成立紅六軍，負責人是周逸群、孫德清、段德昌、段玉林、許光達等同志。
紅六軍成立后不久，即采取逐步推進方針，先后攻占了沔陽、潛江，石首、漢川等城鎮(zhèn)，后來又渡江南下，打下了華容、公安等地，創(chuàng)立了長江南北兩岸大塊根據地，部隊也獲得極大發(fā)展，奠定了湘鄂西中心區(qū)的鞏固基礎。
這期間，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開辟了贛南、閩西根據地，一九三○年六月，組成了紅一軍團。其他紅色區(qū)域，凡是執(zhí)行了正確路線的，革命事業(yè)均有發(fā)展。這時，黨的威信提高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已成為全國政治生活的中心，從而大大動搖了蔣介石反動政權的基礎。
在這種形勢下，紅四軍與紅六軍組成了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稱紅二軍。渡江東進后，解放了許多城鎮(zhèn)，擴大了武裝割據，紅二軍團發(fā)展到兩萬人。
紅二軍團的成立，標志著湘鄂西革命斗爭進入一新的階段。它和鄂豫皖、湘鄂贛紅色地區(qū)相呼應，構成了對敵人的統治中心城市之一——武漢的包圍。這是黨的、人民革命事業(yè)的巨大勝利，是革命的武裝反對反革命武裝的巨大勝利。作為這個勝利的一部分的湘鄂西根據地的創(chuàng)造，是以周逸群同志為首的湘鄂西黨政軍民團結一致，堅韌努力的結果。但從革命發(fā)展的淵源來說，應該追溯到大革命期間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具有戰(zhàn)略意義的農民運動。這是一條紅線。湘鄂西根據地的創(chuàng)建，是和原有的農民運動的基礎分不開的……
——摘自《星火燎原》第三集
徐向前：成立四方面軍
徐向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兼第四軍軍長。
九一八事變后，全國的政治形勢，處在激烈變動中。
日本帝國主義武裝侵占我東北三省，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國共產黨發(fā)出了全國人民武裝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號召。廣大群眾和各階層愛國人士，紛紛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內戰(zhàn)，槍口對外，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者。但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蔣介石，卻頑固堅持“絕對不抵抗”的賣國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繼續(xù)把槍口對準根據地，一心要“剿滅”工農紅軍。
我們在山溝溝里，消息閉塞，對外面的動蕩形勢，了解甚少。根據中央分局的決定，一面發(fā)動群眾進一步武裝和組織起來；一面整編和擴大紅軍，將紅四軍和剛成立的紅二十五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準備粉碎敵人新的“圍剿”。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紅四方面軍在黃安七里坪宣告成立。
七里坪，位于黃安縣正北，是個不小的集鎮(zhèn)，鄂東北特區(qū)最早的“首府”。有條主要街道，兩旁開著些小店鋪，比較熱鬧，被命名為“列寧街”。西門外的倒水河清澈見底，寬闊的河床鋪滿雪白的碎沙石。紅四方面軍成立大會，是在倒水河河灘上開的。那天人山人海，鑼鼓喧天，紅旗如林，刀槍耀目；部隊武裝整齊，精神抖擻；周圍的田坎、山坡上，聚攏著無數前來慶賀的群眾。選擇十一月七日這一天在七里坪召開紅四方面軍的成立大會，有兩重意義：一是為了慶祝“十月革命節(jié)”；二是七里坪乃當年黃麻起義隊伍首次集合攻打黃安的出發(fā)地，因而也是大別山區(qū)第一支工農紅軍的誕生地。會前，確定由王樹聲同志擔任閱兵總指揮，組織各部隊進行了認真的演練……
改編后的紅四方面軍，由我任總指揮，陳昌浩任政委，轄四軍、二十五軍，共三萬多人……
紅四方面軍的成立，是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發(fā)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標志著黨領導的武裝斗爭，走向新的發(fā)展階段。
地方武裝也進一步組織起來，加強了集中統一領導。各縣的基干武裝隊伍均組成了獨立團，與正規(guī)紅軍的編制一樣。所有不脫產的赤衛(wèi)隊、守備隊，一律改稱赤衛(wèi)軍。凡滿十八至三十五歲的男子，除地富分子及殘廢者外，均編入赤衛(wèi)軍。一般大村編為一個排，小村則幾個村合編為一個排，每鄉(xiāng)編一連或一營，每區(qū)編一團，每縣編一師，共成立了十五個地方師，分別歸各縣軍區(qū)指揮部組織指揮，隸屬于鄂豫皖分局的軍委會。赤衛(wèi)軍完全是地方軍的性質，不脫離生產。任務是堅持生產，加強軍事訓練，積極協助紅軍作戰(zhàn)，鞏固革命根據地。
兒童和婦女，分別組成兒童團、少年先鋒隊和婦女會。別看兒童團、少先隊是些十來歲的娃娃，作用可不小。村頭路口由他們站崗放哨，盤查行人。娃娃們特別認真，遇上不認識的生人，得要他們交出蘇維埃政府或紅軍開的路條，否則不予放行。英勇的紅軍，是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不管紅軍隊伍走到哪個村里，都有一群群孩子圍在紅軍指戰(zhàn)員周圍，問長問短，摸這摸那，和紅軍親得不得了。你若是問他們長大干什么，他們會異口同聲地說：“當紅軍，打反動派！”每次擴紅，都有許多孩子跑到報名處要求參軍。不讓他們報名，就哭哭啼啼，纏住不放。弄得各部隊沒辦法，陸續(xù)吸收了一些。為便于管理，專門編了一個少共國際團，歸總部領導。少先隊和兒童團又是擁軍活動的先鋒。僅一九三一年紅五月的擁軍活動中，他們在共青團的領導和幫助下，就給紅軍送來七千雙布鞋、八千雙草鞋、六千多雙襪底、二百九十多擔糧食，二十多塊銀洋。這些東西，是他們向各家各戶動員、籌集來的。有些孩子甚至從家里偷錢、偷米、偷面出來擁軍。“婦女能頂半邊天”，她們除忙生產、家務、帶小孩子外，在婦女會組織領導下積極幫助紅軍洗衣、縫紉、做鞋、護理傷病員、偵察敵情等。有些婦女同男子一樣，也參加軍事訓練，苦練殺敵本領。鄂豫皖根據地的勞動婦女潑潑辣辣，很能吃苦，在保衛(wèi)根據地的戰(zhàn)斗中，作了出色的貢獻。
列寧說過，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的斗爭中，除了組織而外，沒有別的武器。黨和紅軍是這樣，群眾也是這樣。一盤散沙，只能處在任人分割、各個擊破的地位。組織就是凝聚力，能把各種分散的、個體的力量，收攏、聚積起來，形成強大的戰(zhàn)斗力。高度的組織性，是無產階級政黨賴以戰(zhàn)勝敵人、克服困難的重要手段。原始社會里，人們要抵御洪水猛獸或外族部落的侵襲，也懂得組織起來，一坨一坨的，進行群體活動。現代無產階級，與先進的大生產相聯系，赤手空拳奪天下，就更重視組織的意義。鄂豫皖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在國難當頭、敵軍壓境的嚴峻時刻，整編隊伍，強化組織，增強力量，有重要戰(zhàn)略意義。
——摘自《徐向前回憶錄》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chuàng)時期
羅榮桓，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武昌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wèi)團特務連黨代表。參加秋收起義，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后，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人民，向反革命進行了武裝斗爭。南昌起義就是黨在這危急關頭，以武裝起義來挽救革命失敗的嘗試。這個起義向全國人民舉起了一面鮮明的武裝斗爭的旗幟。接著“八七”黨中央召開緊急會議，堅決地糾正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決定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號召各地農民進行秋收起義……
秋收起義開始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在“第三次攻打長沙”的口號下，一團從修水出發(fā)，取道長壽街，進攻平江；三團由銅鼓取道東門市，企圖在瀏陽與北上的二團會合，圍攻長沙。起義發(fā)動后，
收編的丘國軒部突然叛變。毫無防范的一團二營，在長壽街受到該部的襲擊，全被打垮。三團在東門市受到優(yōu)勢敵人的伏擊，傷亡較大。二團占領瀏陽城后，也被敵人包圍，在突圍戰(zhàn)斗中損失殆盡。在當時敵強我弱的形勢下，進攻長沙，顯然是一種軍事上的冒險行動，加之沒有廣泛地爭取群眾的配合，和戰(zhàn)術上的分兵，致使起義的部隊遭受嚴重挫折。
毛澤東同志在文家市收集了余部，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的井岡山進軍，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這是一個偉大的戰(zhàn)略進軍，部隊從此踏上了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正確的道路。南進途中，在瀘溪又受到敵人的伏擊，部隊一共剩下不到一千人，到達江西永新縣境的三灣，便立刻進行整頓。
首先是整頓組織，一個師縮編成一個團，改稱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實際上只有兩個營七個連。整編后，干部多余了。這些干部，大多是投筆從戎的知識分子，其中有些人在這一連串的挫折面前，在這危險、艱苦的斗爭面前，驚慌失措、灰心動搖起來，少數人已經不告而別了。如果不迅速地處理他們，勢必會動搖軍心。毛澤東同志采取了堅決的措施，根據自愿，要留則留，要走的就發(fā)給五塊錢路費，疏散到農村去。整頓后留下來的是經過戰(zhàn)斗和艱苦生活考驗的堅定的革命者，人雖少，卻精干得多。
接著，毛澤東同志開始在部隊中建立黨的各級組織，班有小組，連有支部，營團建立黨委，在連以上各級設置了黨代表。并且成立了黨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同志擔任書記。于是，這支部隊便開始完全處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南進到達寧岡古城后，毛澤東同志召集了“古城會議”，總結了秋收起義的經驗教訓，派人與中央及省委聯系，并繼續(xù)整頓部隊內部。這時，由于地方黨組織的幫助，還建立了一個后方。
三灣改編，實際上是我軍的新生，正是從這時開始，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當時，如果不是毛澤東同志英明地解決了這個根本性的問題，那么，這支部隊便不會有政治靈魂，不會有明確的行動綱領，舊式軍隊的習氣，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結果即使不被強大的敵人消滅，也會變成流寇。當然，三灣改編只是開始奠定了新型的革命軍隊的基礎，政治上、思想上的徹底改造，還需一個長期斗爭的過程。
當年十月初，毛澤東同志帶領部隊向遂川方向展開游擊活動。那時，天氣已經逐漸寒冷，戰(zhàn)士們還是穿著破爛的單衣，給養(yǎng)十分困難，并且也沒有休整的機會。可是由于黨在部隊中進行了艱苦的政治思想工作，戰(zhàn)士們情緒始終高漲，在極度疲勞的行軍以后，還去四處張貼布告，向老百姓宣傳。
為了解決部隊的冬衣和給養(yǎng)問題，我們進駐到遂川城西的大汾鎮(zhèn)。剛住下不久，就遭到挨戶團的突然襲擊。部隊因毫無準備，倉促應戰(zhàn)，只好分散撤退。當時四連有兩個排，隨著毛澤東同志跑到黃坳，便停下來收集失散人員，并擔負掩護一營集結的任務。這時，三營向湖南桂東方向撤走了。
四連一共剩下三十多個人，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煮飯吃，炊事擔子也跑丟了，肚子餓了，只好向老百姓家里找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同志和大家一起，伸手就從飯籮里抓著吃。
等大家吃飽了，毛澤東同志站起來，朝中間空地邁了幾步，雙足并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他的堅強、鎮(zhèn)定的精神，立刻強有力地感染了戰(zhàn)士們。他們一個個都抬起頭來，鼓起戰(zhàn)斗的勇氣，充滿信心，提著槍就站起隊來，向著他那高大的身軀看齊。接著一營就趕上了，隊伍向井岡山進發(fā)。三營撤退到桂東一帶活動，一個月后，在我們從茶陵退出時，也終于會合了……
秋收起義是中國革命歷史中的一個轉折點，它開辟了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這就是向農村進軍，依靠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借此積蓄和發(fā)展革命力量，逐漸包圍城市并最后奪取城市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摘自《星火燎原》第一集
聶榮臻：去中央革命根據地
聶榮臻，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紅一軍團政治委員。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趨嚴重，各根據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組織決定我繼劍英、恩來、伯承同志之后，迅速撤離上海，先轉移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去。到中央根據地，只不過是路過，目的是要到湘鄂贛根據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贛根據地工作的。因為一個人去那里不容易，聽說湘鄂贛有代表在中央根據地開會，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隨他們一起去目的地了。瑞華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整個旅途對我說來倒并不生疏，南昌起義部隊南下時，我大體上就是從這條路上撤走的，現在不過是往回走罷了。這一帶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間相比，實在是換了天地……
我進入中央根據地的第一個城市是永定，接待我們的縣委書記是個女同志。她很熱情，安排得很周到。因為永定離赤白交界線并不遠，顯得有些衰敗殘破。以后到了長汀，這是毛澤東、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紅四軍入閩建立的中央根據地第一個縣級政權。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長汀，我才見到熟人。當時福建省委設在長汀，歐陽欽同志在那里擔任省委書記。他是我留法勤工儉學時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漢軍委和上海軍委并肩戰(zhàn)斗過，見到他我高興極了。在長汀，正趕上過新年。他告訴我的第一條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國民黨西北軍的第二十六路軍，有一萬七千多人，在我黨特別支部和共產黨員趙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領導下，在寧都起義，參加了紅軍。
當天，福建省委就給我準備了一匹馬。我騎著馬，用了五個多小時的時間走了六十來里路——有一段還把路走錯了，趕到了瑞金。從長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敗以來我最高興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識到已經進入了橫跨閩贛兩省，縱橫數百里的中央根據地，這完全是我們黨領導的工農大眾和紅軍打下來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晚上約九時許，我就到了瑞金。
當晚在瑞金總部，我見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葉劍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興。劍英同志責怪我太大膽，說在長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鞏固區(qū)，一人單騎黑夜趕路，還有一定危險哩。
我向恩來等同志匯報了自從他們離開上海以后上海斗爭形勢的新變化，有誰犧牲了，有誰叛變了，有誰又落荒了，更多的是匯報了留在上海繼續(xù)斗爭的同志們的工作情況。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渾厚、老成、平易、謙虛的風度，向我講了自從南昌起義失敗分手以后，他如何帶著失敗了但不肯低頭的隊伍，輾轉到了湘南又進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會師的情形。
我向毛澤東同志講了自己初到根據地的感受。我說，在白區(qū)工作是在敵人屠刀下堅持斗爭，處處顯得被動，有時真感到只有招架之功而乏還手之力，到了根據地，才是到了自己的天下，可以大搖大擺地行走了。毛澤東同志詼諧地用手比劃說：“還是像我們這樣，拿起槍桿子建立自己的政權，干得痛快啊！”
我到中央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已勝利結束，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剛開過，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已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分別正式成立。再加上十二月發(fā)生的寧都起義，紅軍一下子增加了一萬七千多人。這時中央根據地的形勢真是一片興旺景象。在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時，我在上海就和伯承同志議論過，像第二次反“圍剿”那樣，紅軍橫掃敵軍七百里，這在戰(zhàn)爭史上都是很少有的。第三次反“圍剿”勝利更大，引起了國民黨軍隊內部的震動和分化，因此才有寧都起義。特別是我們成立中央工農民主政府，形成了和國民黨全國性政權對峙的局面。可以說，這時的中央根據地正處在威嚴赫赫的大發(fā)展時期。
到瑞金不幾天，組織上又不叫我到湘鄂贛根據地去了，確定留在中央根據地工作。
我接受的第一個任務，是代表軍委到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去幫助工作。這個軍團是由寧都起義的部隊新組編成的，當時蕭勁光同志已經到五軍團任政委，劉伯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左權同志任十五軍的政治委員。我們和趙博生同志等互相配合，作團結安定這個新起義部隊的工作。我每天找些上層軍官談話，說明形勢，講清政策，曉以大義，使他們提高認識，安下心來當紅軍。這個部隊在日后的作戰(zhàn)中一直表現很好，是中央紅軍主力之一。
——摘自《聶榮臻回憶錄》
葉劍英：大革命失敗與廣州起義
葉劍英，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元勛，中華人民共和國十大元帥之一。1927年廣州起義時，葉劍英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
廣州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之后，又一次英勇的人民武裝起義，又一次對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反革命叛變和白色恐怖的嚴重打擊。雖然，這次起義本身遭到了失敗，但它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連接起來，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與創(chuàng)立紅軍的偉大開端。
……
十二月七日，“行動委員會”秘密舉行工農兵代表大會，選出執(zhí)行委員會，決定十三日起義。廣州工人階級高漲的革命氣焰，引起了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注意與警惕，他們得到了我們要在廣州起義的消息，便加緊破壞。在帝國主義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派的授意下，張發(fā)奎匆匆調回了前敵總指揮黃琪翔，并準備解散教導團，同時在十日宣布特別戒嚴令，日夜不停地檢查戶口。遠離廣州的反動軍隊，也開始向廣州行動。在此情況下，“行動委員會”不得不把起義時間提前到十一日。
十一日早晨三時左右，被反動派稱為“赤子赤孫”的教導團學員，槍斃了張發(fā)奎派來的特務參謀長和一些反動軍官后，立即投入了市內的戰(zhàn)斗。與此同時，潛伏在市內各地的工人赤衛(wèi)隊，猶如萬箭齊發(fā)，攻向各個指定的目標；警衛(wèi)團也在共產黨員的領導下，解除了一部分反動武裝后宣布起義。僅一個多小時，教導團第一營和工人赤衛(wèi)隊第一聯隊即粉碎了敵人在鐵甲車掩護下的負隅頑抗，攻占了最堅固的反動堡壘公安局。其他各路起義隊伍，也先后占領了電報局、郵政局、各區(qū)警察署，以及其他國民黨的黨政機關。
……
起義頭一天，發(fā)展非常順利。傍晚，觀音山、廣九車站、電燈廠、中央銀行，以及其他重要據點，都被起義部隊占領。黃沙河對岸的石圍塘數百農民，聯合鐵路工人，也占領了廣三車站。市郊的農民也紛紛起來響應，占領了鄉(xiāng)村。在聲勢浩大的人民力量面前，敵人恐慌萬狀。
在廣州起義中，又一次證明了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死敵。起義一開始，帝國主義就插手進行干涉。十二日，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又出動了炮艦，沿江向我起義部隊挑釁，并不斷開炮，向我市區(qū)轟擊，派海軍陸戰(zhàn)隊在沙面長堤一帶登陸。在帝國主義軍艦的掩護下，市內反革命部隊向我展開了猛烈的反撲。廣州郊外的敵人，也準備前來增援。起義開始后不久，總指揮部曾討論了當前局勢，當時提出：“應該迅速停止槍聲，建立市內的革命秩序，對一切尚未攻下的殘余據點，應包圍監(jiān)視，在政治上瓦解他們，爭取他們；應該以教導團為基礎，迅速擴建軍隊，把工人赤衛(wèi)隊和教導團合編成立三個師；將戰(zhàn)線推向郊外，發(fā)動農民、組織農民隊伍，以便迎擊前來增援的敵人。”大家認為這些措施是正確的，可惜時間已不容許我們這樣做。敵人在帝國主義軍艦的幫助下進展很快，我們還來不及在市內建立革命秩序，來不及擴編武裝力量，更來不及把戰(zhàn)線推到郊外，敵人已從三面圍上來了。從江門趕來的薛岳部，從韶關趕來的許志銳部，以及從石龍趕來的李漢魂部，很快又搶占了市內主要據點。處在四面包圍中的起義部隊，雖在各個戰(zhàn)線上展開了頑強的還擊，反復爭奪，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已無法挽救失敗的局面。為了保存革命力量，經三晝夜英勇奮戰(zhàn)的起義部隊，不得不撤出了廣州。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廣州起義是大革命失敗后，黨為了挽救革命而奮起領導人民，向反革命勢力進行的一次有力的反擊。資產階級在叛變革命后，曾企圖用血腥的屠殺來鎮(zhèn)壓革命，但正如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一書中所說的：英雄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人民“并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凈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xù)戰(zhàn)斗了。”廣州工人階級及其他革命群眾，在起義中充分表現了這種偉大的革命氣魄和斗爭決心。
廣州起義雖然失敗了，但并沒有完全失敗。從廣州撤出的一部分起義武裝，后來又分別與東江、左右江一帶的農民起義武裝會合，把革命種子傳播到廣大農村，繼續(xù)進行著革命斗爭。
——摘自《星火燎原》第二集
粟裕：在反“圍剿”斗爭中
粟裕，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將之一。建國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時任紅十二軍六十四師師長。
一九三○年上半年，中國革命形勢獲得了很大的發(fā)展。我們所在的贛南、閩西地區(qū)已建成為全國影響最大的蘇區(qū)。全國其他地區(qū)的革命形勢發(fā)展也很快。但與此同時，立三“左”傾錯誤已經在上海黨中央領導機關取得了統治地位，影響波及了紅軍的作戰(zhàn)指導。在錯綜復雜的形勢下我們開始著新的行動，經受著新的鍛煉……
第一次反“圍剿”是一次集中優(yōu)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范例。一九三○年十二月，蔣介石調集十萬軍隊，對中央蘇區(qū)進行“圍剿”。我軍采取誘敵深入的方針，向根據地中部實行退卻計劃。敵人以平均日行三十五公里的速度，分多路向我進犯，每路又分成梯隊。我軍在多路敵人中選擇了張輝瓚的第十八師和譚道源的第五十師。這兩個師是此次“圍剿”的主力軍，是這次“圍剿”總指揮魯滌平的嫡系部隊，消滅這兩個師，敵人這次的“圍剿”便可基本打破。這兩個師各約一萬四千人，我軍集中四萬人的絕對優(yōu)勢分別殲滅之。開始準備先打譚道源師，根據情況曾兩度設伏于其預定推進路線上，因敵人未出動而忍耐撤回等待時機。隨即得悉張輝瓚師已進抵龍崗，孤軍深入，立足未穩(wěn)，我軍迅速下定決心，集中優(yōu)勢兵力，運用迂回包圍戰(zhàn)術，十二月三十日，一舉將該部全部徹底干凈地殲滅了，一個也沒有跑掉，活捉了張輝瓚。
接著打譚道源師，我?guī)煋握婀簟．敂橙讼蛭曳磽魰r，前面的部隊被一股敵人沖開了缺口，一直沖到我們師部指揮陣地，接近到拼刺刀的程度。當時師部只有一個警衛(wèi)排，還有司號員、通訊員等幾個人，我們全力拼殺，突然從我的后面打來一槍，原來是一個壞家伙打的黑槍，沒有打著我，卻把我身邊的通訊員打死了。當時情況非常緊急。幸好軍部就在我們后面的山頭，相隔不到二三百米，見到這邊情況吃緊，立即派出一個連，從側翼迂回到敵后，我們兩邊配合，把這股敵人消滅了。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殲滅譚道源部一個旅，俘敵三千余人，敵人第一次“圍剿”就被粉碎了。兩仗相比，打張輝瓚迂回得好，四方面重重疊疊，他跑不掉；打譚道源則因沒有迂回好，僅殲敵一半，未能達到全殲。這說明要打殲滅戰(zhàn)，在兵力運用上，必須把包圍、迂回結合起來，沒有迂回打不好殲滅戰(zhàn)。
敵第二次“圍剿”的規(guī)模很大，總兵力約二十萬人。我軍對蘇區(qū)實行嚴密封鎖，并采取穩(wěn)扎穩(wěn)打，步步為營的作戰(zhàn)方針。這時能否以根據地為依托，粉碎敵人的“圍剿”成了尖銳的問題。當時，“左”傾錯誤的執(zhí)行者不主張打，而主張把部隊拉出江西，創(chuàng)建新的根據地，也有的同志主張打一兩仗后再離開江西。毛澤東同志則主張堅決留在中央根據地打。為此，開了幾次師以上干部列席參加的中央蘇區(qū)中央局擴大會議，都定不下來。這時毛澤東同志已成竹在胸，他采取了這樣的辦法：開一次會定不下來，就把部隊向東固方向推一步，再開一次會，又定不下來，就再把部隊向東固方向推一步，最后終于大家同意打了，部隊也已經完成了戰(zhàn)略展開了問……
毛澤東、朱德同志指揮我們打了一系列勝仗，使我認識到，兩軍對陣，不僅是兵力、火力、士氣的較量，也是雙方指揮員指揮藝術的較量。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軍開始常處于被動，但只要指揮員善于運籌，可以馳騁的領域仍然是很寬廣的。戰(zhàn)爭指揮藝術是一門無止境的學問。
——摘自《粟裕戰(zhàn)爭回憶錄》
黃克誠：向遵義挺進
黃克誠，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將之一，建國后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紅三軍團第四師政治委員，軍政治部主任。
我軍過了界首之后，沿山地繼續(xù)西進，沿途仍不斷遭到桂系軍隊的截擊。在兩渡橋戰(zhàn)斗中，由于我軍搶先占據隘口，桂軍此次側擊未能得手。接著我軍又在龍勝（今資源）縣境之兩河口，與桂軍激戰(zhàn)兩天。此役也打得相當艱苦，我軍又受到不小的損失。當時我軍守在山上，桂軍從山腳下硬往上攻，遂成混戰(zhàn)狀態(tài)。我軍一個排被敵軍包圍后，全部被繳械。我打了一輩子仗，這是唯一的一次親眼看到我軍一個整排集體被敵軍繳械的場面。
中央紅軍主力離開兩河口之后，張宗遜師長仍然堅持固守在山頭上，在接到上級命令之前，不許部隊撤離。我再次強勉他指揮部隊撤離險境，并讓師政治部主任張愛萍帶領一支部隊先撤走，其余部隊隨后跟進。那時如果不及早撤離，后果也是不堪設想的。
兩河口戰(zhàn)斗之后，我軍翻越了幾座高山，擺脫了桂敵，進入苗族聚居地區(qū)。苗區(qū)居民的住房，是用木頭搭起的小樓，四周用木柱支撐，底層是空的，上邊住人。我們趕到這里，人疲馬乏，疲勞已極。我爬上一座小木樓，倒頭便睡著了。待到半夜，突然火起，我住的小木樓被燒著了。我驚醒后，已被大火包圍，樓內濃煙嗆人，什么也看不清。我費了好大力氣才摸索著下了樓，但眼鏡放在樓上的桌子上面，被大火燒毀了。
我軍在廣西境內大約共走了十來天的時間，絕大部分時間在緊張的戰(zhàn)斗中度過。桂軍的側擊戰(zhàn)術很令人惱火，我們不得不隨時提防桂敵的襲擾，以致在這十來天當中，我很少有睡眠。有時抽空打個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經非常緊張。直到進入湖南、貴州境內，才得以睡上個安穩(wěn)覺。
我軍離開廣西后，進入湖南通道縣境，繼而進入貴州黎平。這時，中央紅軍主力已折損過半。毛澤東力主放棄原定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計劃，建議改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毛澤東先同王稼祥交換意見，并提出需要認真考慮軍事路線的是非問題，得到了王稼祥的贊同。接著，毛澤東又說服了張聞天等其他幾位中央領導人。這樣，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黎平召開會議，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新根據地的決議》。會議認為，“過去在湘西創(chuàng)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適宜的”，正式決定中央紅軍改向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地區(qū)挺進。
黎平會議使中央紅軍避免了陷入絕境的地步，并為后來的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由于臨時中央支持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左”傾冒險和蠻干，導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并使中央紅軍遭受巨大損失。中央紅軍今后如何行動，這是當時最緊迫最重要的問題。所以，毛澤東首先提出要考慮解決軍事路線和軍事指揮問題。
我們第四師在黎平未作停留，向西經劍河、黃平，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進至甕安縣，并在甕安縣度過了一九三五年的元旦。部隊經過長途跋涉轉戰(zhàn)，體力消耗相當大。過元旦時，我曾千方百計地想搞一點好吃的東西，讓戰(zhàn)士們過新年稍許改善一下伙食。結果連一點豆腐也沒能搞得到，當時我心里真不是滋味。那年過元旦時的窘迫景狀，使我后來許多年都不能忘記。
——摘自《黃克誠回憶錄》
徐海東：保衛(wèi)紅色土地，創(chuàng)建紅二十五軍
徐海東，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將之一。毛澤東高度贊揚他是“對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時任紅二十五軍副軍長兼七十四師師長。
這里，我所記述的，是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qū)后，留下的一部分紅軍，英勇保衛(wèi)蘇區(qū)的斗爭生活的回憶。
紅四方面軍主力離開鄂豫皖蘇區(qū)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紅軍，匯合地方部隊和收容起來的大批的傷病員，于1932年底又組織起了一支部隊——紅二十五軍。
……
十月底，我們向北游擊，在商城的紅門，一舉殲滅了宋時科的獨立三十四旅一個團，繳獲了大批的槍支
彈藥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這個勝利，又收容了一部分歸隊的傷病員，先后組織起兩個多連，使八十四師得到了補充。不久，八十二師從赤城過來。會合以后，時值冬天來了，大雪紛飛，過冬的衣服問題，是我們每天談論的中心。全軍大部分人還穿著單衣，沒有棉被，睡覺也是就地一歪。有時住上有人煙的村莊，弄到點稻草蓋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敵人多次火焚過的村莊，稻草也成了罕見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凍得不行，只好起來跑跑跳跳，用這個辦法來取暖。
……
11月底，我軍在固始以南狗雞嶺、鐵道沖消滅了敵四十五師一個團另兩個連后，敵人又調動兩個師和兩個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進攻，企圖報復。我軍在前后塘、天橋與敵激戰(zhàn)了一天，便主動轉移。由金家寨以南渡過史河，剛剛進到了古皮沖，得到情報：駐守金家寨的獨立第五旅和該縣縣長率領的民團圍攻過來了。我們抓住這個有利的時機，以兩個營正面阻擊，主力轉到側后，一個猛沖，把敵人一個旅打垮。俘虜八百多名官兵，繳了三門迫擊炮，四挺重機槍，七百多支步槍。帶隊的縣長也被打死了，敵旅長負重傷逃回。等敵人的援兵趕到，我軍攜帶著勝利品早轉移了。
轉回蘇區(qū)，必須通過南溪和金家寨之間的兩道封鎖線。剛打了勝仗，部隊兩天兩夜沒休息了，又抬著傷員，背著繳獲的槍支彈藥和糧食，行軍速度很慢。當通過敵人的封鎖線到達南溪附近時，天快亮了。在馬頭山又打了個小仗（殲敵一個連），耽誤了些時間，現在，要按照預定的計劃到大埠口一帶宿營，還要翻過南泥湖的一座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隊十分疲勞，再走過這四十里，是困難的。因此，便派出兩個營警戒湯家匯和南溪的敵人，其他部隊停下來做飯、休息。
飯還沒做熟，敵五十四師從南溪進攻上來了，又是機槍又是迫擊炮，火力很強。我們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敵人的部署，決定先把敵人調動一下，然后殲滅它。隨即命令兩個營順著一個突出的山梁向上運動，到達山頂后，只留下一個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順著一條山溝蔭蔽地撤下來。
敵人只看到我軍兩個營往山上運動，卻沒看見撤下來，便誤認為那個山是我軍的主要陣地，隨將兵力、火力轉向那座山。這時，我軍集中四個營從敵人右翼猛打過去。待敵人發(fā)覺上了當，已經晚了。激戰(zhàn)僅一個多小時，敵人兩個團除跑掉一個營外，其他全部被殲。五十四師代理師長柳樹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虜。
柳樹春是保定軍官學校出身，據他自己說，曾經當了十三年團長和四年旅長，可算得上“老資格”了。他萬沒想到會當紅軍的俘虜。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問我：“軍長，你是黃埔?guī)灼冢俊?
在他們腦袋中，只有讀過正牌軍官學校的人才能指揮打勝仗。軍隊若是打勝仗，似乎一切都應歸功于指揮官。他哪里知道，我們黨領導的紅軍，就是一所最好的學校。紅軍所以能打敗比自己強大的敵人，重要的原因，不單是某一個紅軍指揮員的個人如何，而是因為紅軍是共產黨領導的有階級覺悟的部隊。當然，這些道理作為一個反動軍官的柳樹春，是無法理解的。
柳樹春見我搖頭，又問，“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說：“你別再問了，我既沒聽過保定的課，也沒投入黃埔的門，我是青山大學畢業(yè)。”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說：“這青山大學，在哪兒？”
我用手指了指外面的山說：“呶！就在這兒！”他這才低頭不語了。過了一會，又怯生生地說：“敝人有一個問題百思莫解，不知當問不當問？你們蘇區(qū)，房無一間，糧無一粒，你們是怎么生存的？”他這一問，確實激起了我的憤慨。我說：“你倒好意思說出口！房無一間，是你們燒的，糧無一粒，是你們搶的。你們以為，燒殺能毀滅一切。這是強盜的想法。燒殺只能證明你們野蠻。你們欠下的這筆血債，總有一天要償還的。”柳樹春嚇得全身發(fā)抖，連連說：“請原諒，請原諒，這些不能歸罪于我，都是蔣介石的命令。軍人只懂得服從命令……”
敵人聞悉柳樹春被俘，惱羞成怒，企圖實行報復，接著集中四十七師全部，五十四師和七十五師各一個旅，共約十個多團，向我楊山進攻。我軍士氣高漲，彈藥充足，兩個師開展殲敵競賽。激戰(zhàn)一天，將敵人五六次沖鋒打垮，粉碎了敵人的進攻。此戰(zhàn)中八十四師師長黃緒南同志光榮犧牲。
連續(xù)的幾次勝利，使皖西敵人大為震驚。敵紛紛收縮兵力，放棄了南溪、牛石皈等重要據點，龜縮于丁家埠、李家集、湯家匯、吳梓店等地去了。紅二十五軍，從此展開了更大規(guī)模的戰(zhàn)斗活動。
1933年11月，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等將領因不滿蔣介石的賣國政策，聯合國民黨內部一部分進步勢力，公開宣布與蔣介石決裂，在福建組織了反蔣政府，并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協定。為此，蔣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為雜牌部隊。在此有利的形勢下，紅二十五軍，立即展開外線活動，趁此擴大蘇區(qū)。不到幾個月，皖西蘇區(qū)已擴展到東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隊的人數由二千余人，擴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摘自《徐海東生平自述》
蕭克：從井岡山到閩贛路上
蕭克，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上將軍銜。時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二十九團二營營長。
我們下山后，贛敵李文彬二十一旅（轄四十一團、四十二團另加一個歸他指揮的六十八團）和劉士毅的獨立十五旅（由獨立七師改編，轄二十九團、三十團）從遂川向我尾追。到大余后，我們估計敵人會來進攻，打還是不打？軍委在天主堂開了個黨的活動分子會，朱德、毛澤東、陳毅、林彪、何挺穎都參加了。會上有兩種意見，多數人主張打，二十八團團長林彪、黨代表何挺穎是主張打的，特別是何挺穎，態(tài)度十分堅決。少數人認為不能打，但在這種氣氛下，也不好十分反對，軍委就決定迎戰(zhàn)李文彬。
這個決定是倉促作的。當時，既沒有摸清敵人進攻的方向，也沒有搞清敵人進攻的時間。第二天偵察員突然跑來報告，說敵人追來了。隊伍立即拉出在來路迎敵，紅二十八團擔任主攻。由于林彪事先連地形都沒看，隊伍拉出離大余縣城四五里地就和敵人接觸了。李文彬是朱培德的部隊，有戰(zhàn)斗力，兵力和裝備又強，我們沖來沖去，一直打到下午三四點鐘，終力量不支而潰退。部隊失去指揮，建制打亂了，很多人亂跑，軍部、團部都不知在哪里。
……
有一天走了二十多里，天快黑了，我們就在一個村子住下。離住地四五里的村莊，有個黨支部。快半夜時，幾個黨員來報告，說敵人天黑后到了他們村里，情況十分緊急，我們立即起床，悄悄出發(fā)了。若不是地方黨的同志來報告，第二天拂曉我們就有可能受敵襲擊。毛澤東后來曾以此例來說明軍隊做群眾工作、建立地方黨組織的重要性。
在尋鄔孔田圩，歸李文彬指揮的六十八團準備側擊我軍，幸被我前衛(wèi)便衣偵察發(fā)現。我們馬上轉了個彎，避開這股敵人。但到吉潭，終于還是遭到敵人的襲擊。
在吉潭宿營的第二天拂曉，敵人分三路襲擊我軍宿營地。我們還沒起床，部隊給打亂了。陳毅險些被俘虜，朱德軍長帶著三個衛(wèi)兵殺出一條血路才沖出來。我營的黨代表陳俊也給打散了。
從吉潭出來走了十幾里路，遇到一條河，我?guī)е鴥蓚€連到河對面占領河岸陣地阻擊敵人，堅持了兩個小時，軍部才從我左邊把路過了河。我們趕緊撤退，跟隨大部隊向東轉移。這一次又避開一個大危險。
從吉潭退到了羅福嶂，這是一個四面環(huán)山的隱蔽的村莊。我們在這里休息了一下，前委開會研究下一步行動，并對部隊進行了整編。二十八團改為一縱隊，原來的三個營分別改成一、二、三支隊，特務營改為四支隊，林彪任縱隊長，陳毅任縱隊黨代表。我任二支隊長，胡世儉為黨代表。胡是湖南郴州人，曾任宜章縣委書記，在二十八團、二十九團黨委工作過，很有宣傳鼓動能力。
從羅福嶂出發(fā)，我們又轉向北面前進，走尋鄔、澄江、會昌、瑞金。敵人窮追不舍，在離瑞金東面不遠的地方，我們同福建敵人郭鳳鳴部打了一下。后來又發(fā)現追敵，是贛敵劉士毅獨立十五旅。軍委召開營以上干部會議，研究部隊行動。我記得朱德在會上說：“南昌起義失敗后，只剩八九個連，還能打，我們現在還有二十二個連隊，要打，要煞煞敵人的威風。劉士毅部隊戰(zhàn)斗力不強，我們在井岡山時同他交過手，曾在遂川縣城打得他七零八落。”于是決定打劉士毅。
第二天，我們到了大柏地。我營奉令在大柏地來路四里處擔任警戒，主力到大柏地宿營。大約下午兩三點鐘，敵人來了，我營占領陣地，打了兩個多鐘頭。那時正值冬季，五點來鐘天就黑了。我們撤回大柏地，當晚休息，軍部部署第二天再打。我營黨代表胡世儉負了重傷，就在這天晚上死了，當時才20多歲。
第二天，一縱隊為右翼，三縱隊為左翼。胡少海率一支隊從大路右邊山上爬過去迂回到敵人左側后，截斷敵人的退路。三支隊在正面，我支隊為第二梯隊。正午時分，縱隊部令我支隊從正面大道左側攻擊敵左翼，三個連同時沖擊，一下子捉了200多俘虜。這時一支隊已包圍敵人左后側，俘虜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三縱隊也打得好，將敵人擊潰。到下午三點，獨立十五旅完全被擊潰了。這是紅四軍下井岡山以來第一個大勝利。
——摘自《蕭克回憶錄》
許世友：東征皖西
許世友，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上將軍銜。時任紅四軍營長。
新洲一戰(zhàn)，使敵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浚大為震驚，急調蕭之楚四十四師和徐源泉四十八師的各一個旅到新洲以南臨近長江的陽邏、團鳳一帶，同時令夏斗寅十三師由麻城、宋埠地區(qū)南下，企圖南北夾擊我軍。
我軍在但店休整三天，傳達了黨的六屆三中全會決議。這時，黨中央派來擔任鄂豫皖特委書記和軍委主席的曾中生同志，已經到達鄂東根據地，并成立了鄂豫皖臨時特委和臨時軍委，但還未與我們紅一軍取得聯系。
軍首長考慮到當前敵情不利于我軍向沿江一帶發(fā)展，而皖西地區(qū)只有敵四十六師，兵力比較薄弱，決定改變原來的計劃，東征皖西，恢復于八月間淪陷敵手的皖西根據地。
……
我軍在掃清上述地區(qū)的敵人后，分兵兩路向六安進逼，于十八日傍晚到達六安城郊。
六安是皖西最大的一個城鎮(zhèn)，東距合肥只有一百多公里，是敵防備我軍東進皖中的西大門。當時，敵駐合肥的兵力只有五個連，因而對我軍攻打六安之舉感到極度恐慌。偽安徽省主席陳調元一面調駐蕪湖的部隊增兵合肥，一面令第四十六師主力和警備第二旅分別固守六安和霍山。
十九日凌晨，布滿陰霾的天空飄起了雪花，一場圍攻六安城的戰(zhàn)斗打響了。我們一團和六團攻南門，四團攻西門，三團為預備隊。我軍一舉攻占敵外圍防御陣地。敵恃城頑抗，仗打得十分激烈。拂曉時，敵人組織敢死隊從南門沖出，企圖奪回被我攻占的外圍陣地。經過一場激戰(zhàn)，敵死傷大半，狼狽地逃回城里。我率領全營緊盯在敵人后面，一直打到城南關。由于后續(xù)部隊沒有及時跟上，加之敵以一個團的兵力實施反撲，突破口未能擴大，我們只好撤回原地。
戰(zhàn)斗一直持續(xù)到黃昏。敵依托堅固工事死守。我們在火力掩護下強行架梯登城，但數次強攻都沒有成功。軍首長考慮到再戰(zhàn)不利，遂令部隊撤出戰(zhàn)斗，并以一師南下威逼霍山。霍山之敵設防堅固，我軍的進攻又未得手。部隊遂于二十一日轉移到麻埠地區(qū)。
我軍撤六安和霍山之圍，這是審時度勢作出的正確決策，是作戰(zhàn)指揮上靈活機動的表現。六安和霍山都是敵在皖西的重要據點，守敵在兵力和裝備上都占有很大的優(yōu)勢，又有堅固工事作依托。我軍缺乏攻城的條件，繼續(xù)強攻硬打，不僅難以達成預期目的，反而會遭到更大的傷亡。
我軍回兵麻埠地區(qū)，一邊休整，待機再戰(zhàn)，一邊發(fā)動群眾，恢復根據地的各項工作。在此期間，來往于皖西和鄂豫邊之間的同志，不斷帶來了鄂豫邊軍民反“圍剿”之英勇斗爭的消息。
敵在新洲地區(qū)圍殲我軍主力的計劃落空后，即以八個師又三個旅近十萬人的兵力，開始向鄂豫邊根據地大舉進攻。敵人所到之處，焚毀民房，搶掠財物，**婦女，屠戮生靈，一片白色恐怖。夏斗寅十三師進犯黃安紫云區(qū)時，將來不及轉移的群眾集中到山上，用機槍掃射。敵人狂叫：“赤區(qū)的石頭都是紅的，連石頭也要過三遍。”但是，人民是斬不盡殺不絕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大別山英雄兒女沒有被敵人慘絕人寰的暴行所嚇倒，他們在黨的領導下，同敵人展開了殊死的搏斗。
……
鄂豫邊根據地軍民反“圍剿”的英勇斗爭，給了我們極大的鼓舞。指戰(zhàn)員們決心以更加積極的作戰(zhàn)行動，與人民群眾的斗爭相結合，奪取反“圍剿”的徹底勝利。
——摘自《許世友回憶錄》
宋任窮：突破四道防線
宋任窮，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上將軍銜。時任中央縱隊干部團政委。
1934年10月，我一方面軍從中央革命根據地出發(fā)長征。出發(fā)前夕，為了適應當時的形勢，中央軍委決定，將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四所紅軍干部學校合并組成紅軍干部團。這四所學校是：紅軍大學（又名赫西斯大學，以在廣州起義時犧牲的蘇聯赫西斯烈士的名字命名）、紅軍第一步兵學校（又名彭楊步兵學校，為紀念彭湃、楊殷二烈士而命名）、紅軍第二步兵學校（又名公略步兵學校，為紀念黃公略烈士而命名）、特科學校。中央軍委任命原紅軍第一步兵學校校長陳賡同志為紅軍干部團團長，我為政治委員。參謀長是鐘偉劍同志，遵義會議以后為畢士悌同志，又名楊林，朝鮮人。干部團下設四個營和一個上級干部隊（簡稱“上干隊”）。
按照原來四所學校的性質，彭楊、公略兩所步兵學校編成三個步兵營，一營、二營培養(yǎng)連排長干部；三營培養(yǎng)連政治指導員；四營是特科學校編成的特科營，培養(yǎng)炮兵、工程兵、機槍干部；紅軍大學編成上級干部隊，培養(yǎng)營團軍政干部。四個營的干部是：一營營長李榮，政治委員丁秋生；二營營長黃彥斌，政治委員蘇啟勝；三營營長林芳英，政治委員羅貴波；四營營長韋國清，政治委員黃金山。上干隊長蕭勁光，政治委員余澤鴻。四個營和上干隊都設有軍事教員、政治教員和文化教員若干人。全團共一千多人。
干部團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行動，歸葉劍英同志直接指揮。我們這個團的學員都是從部隊選調上來的、有戰(zhàn)斗經驗的班排長以上干部和政治工作人員。我們的主要任務是：警衛(wèi)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機關，保衛(wèi)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并負責儲備、培訓和為部隊輸送干部，必要時也參加一些戰(zhàn)斗。因此，我們一邊行軍打仗，一邊盡量利用行軍宿營或部隊修整的間隙，對干部進行訓練。如進行過遭遇戰(zhàn)、伏擊戰(zhàn)、強渡江河、穿插迂回、襲擊等軍事科目的訓練。由于連續(xù)行軍疲勞和戰(zhàn)斗頻繁、緊張，這種訓練時斷時續(xù)。可以說，干部團既是一支戰(zhàn)斗隊，又是一所培訓紅軍黨政干部的學校，長征途中陸續(xù)為部隊輸送了一批干部。遵義會議以后，部隊進行了整編，中央把一些老同志送到干部團，由我們保護和照顧。如董必武、徐特立兩位老同志，還有成仿吾、馮雪峰、李一氓等同志都到了干部團。毛澤東同志對陳賡同志和我講：“對董老、徐老你們一定要保護好，出了問題唯你們是問。”
……
長征開始時，中央后勤隊伍非常龐大、攜帶了大批行李、輜重，包括修械所、印刷所、X光機醫(yī)療器械，還有不能用的大炮等，“壇壇罐罐”很多，活像大搬家。這些都由干部團等部隊負責警衛(wèi)、掩護。蔣介石得知紅軍轉移，即調集粵、湘、桂、黔各省地方軍和一部分中央軍對我軍進行圍追堵截，在湘粵邊界、湘南、湘江附近連設四道封鎖線，企圖全殲我軍。在數十萬敵人窮追不舍下，這種大搬家式的行軍，不僅使干部團，而且?guī)缀跏顾袘?zhàn)斗部隊都變成了掩護隊。部隊龐大、累贅，行軍速度緩慢，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為了隱蔽，經常夜行軍，走山路。山間小道蜿蜒崎嶇，部隊擁擠不堪，我們沿途處處被動挨打。疲憊、饑餓以及接連不斷地與敵人戰(zhàn)斗周旋，對我軍是嚴峻的考驗。就在這種極其困難的情況下，廣大紅軍英勇奮戰(zhàn)，邊走邊打，從福建、江西出發(fā)，經廣東、湖南，突破了敵人四道封鎖線，于1934年12月初渡過湘江，到達廣西境內。過湘江時，我軍同敵人打了一個大仗，八軍團被切斷了，沒有渡過湘江，傷亡很大，幾乎全部損失了。在王明錯誤路線影響下，我軍離開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才短短三個月，已折損過半。
這時，毛澤東同志極力主張斷然放棄長征出發(fā)時的原定計劃，即一方面軍到湘西與賀龍、任弼時、蕭克同志率領的二、六軍團會合。因為蔣介石已經覺察到我們的意圖，調集了十幾萬大軍等候在湘西。毛澤東同志主張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方向前進。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貴州黎平召開會議，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決定向川黔邊境挺進。這樣，可把十幾萬敵人甩在湘西，紅軍才能擺脫險境。這時，我軍緊縮編制，丟掉了不必要的輜重，對主力部隊進行了充實。這樣做，我軍有了轉機，接連攻占了貴州東部的許多縣城，于一九三四年底抵達烏江南岸。
——摘自《宋任窮回憶錄》
康克清：女子義勇隊和紅軍學校
康克清，朱德夫人，時任紅軍總司令部直轄的女子義勇隊隊長。
攻打贛州時，許多青年婦女踴躍參加紅軍，擔任支前工作。攻打贛州失利后，許多人都不愿回去，堅決要求留在紅軍里。經過中央軍委和地方黨委協商，決定把她們編入女子義勇隊，培養(yǎng)她們成為能做地方工作又能打仗的婦女干部。這時，調我和吳仲廉到女子義勇隊工作。女子義勇隊共有一百八十多人，我擔任隊長，吳仲廉任指導員。訓練課程主要有政治、軍事、隊列和文化課。我負責軍事和隊列操練，吳仲廉負責政治課和文化課。一位從日本留學回來的同志講軍事課。課后由我給學員們作輔導。女子義勇隊附屬于紅軍學校，作為學校的一個隊，先在于都，后來紅軍總部從于都遷往瑞金，紅軍學校也跟了過去。課程增加了戰(zhàn)地救護、急救包扎、普通醫(yī)藥衛(wèi)生知識和傷病員護理。政治課增加了如何做農村婦女工作。
……
第一次實彈射擊，我們取得總評良好的成績。雖未達到總評優(yōu)秀，對這些剛從農村出來的姑娘來說，已是十分難得了。所以又一次受到校方表揚，女子義勇隊里揚起一片歡樂的歌聲。
就在這時，發(fā)生了一件事。一個隊員在擦拭武器時，把槍機上的撞針搞斷了。女子義勇隊四個人才有一支槍。這次實彈射擊用的全是臨時從總部特務團借來的好槍。撞針斷了，就不能擊發(fā)，槍打不響，連根燒火棍都不如。這起事故將會使女子義勇隊在全校丟臉。一聽說這事，我就有點按捺不住，不由得火冒三丈。
班長把弄壞槍機的隊員帶來，那個隊員手捧著放在紅布上的殘缺槍機和斷成兩截的撞針，抽咽著說：“隊長，你處分我吧！”
我本想批評她一頓，但心中卻仿佛被針刺了一下。霎時想到，作為女子義勇隊的隊長，難道我對這事沒有責任嗎？如果在擦拭武器前就想到這一點，告訴每個隊員應當按照規(guī)定的要求，嚴格操作，作些預防措施，事故是可以避免的。她，一個普通的隊員，又該負多大責任呢？于是我大聲命令班長：
“帶她回去認真檢查，然后在全班會上檢討！你們必須記住，一個紅軍戰(zhàn)士的槍，就是她的生命。”
她們走后，我主動去向紅軍學校領導匯報，承擔這件事的全部責任，請求處分。
當天下午，紅軍學校校長劉伯承找我談話，他嚴厲而又懇切地批評我，指出：“你和女子義勇隊的驕傲情緒，是產生這次事故的重要原因。”他說：“只有先嚴于律己，然后才能嚴格對人。一個好的紅軍指揮員，不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半點自滿和松懈的情緒。有了這種情緒，就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為幫助你接受這次教訓，我贊成你請求處分的意見。”
愧疚之心，使我激動得流下眼淚。
過了兩天，學校為這事發(fā)出通報，給我在全校通報的處分。這天，我又從修械所長那里得知，因為我們自制的撞針質量差，那支好槍配上新撞針以后，也只能當做次等槍使用了。
這件事使我進一步懂得了，必須處處嚴格要求自己。劉校長對我的幫助，更使我由衷地感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