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女老闆輕拍小男孩的肩膀：“小明，聽阿姨說，這些老混賬很快都會死去了，剩下善良的人會越來越多，你不要因爲今天遇到這樣一個老混蛋，就不去幫助其他值得幫助的人了！”

盧衝等人也都你一言我一語地勸慰著小明，這個善良可愛的小朋友心底的陰霾終於被大家說得雲(yún)開霧散了。

盧衝回到車上，長出一口氣：“咱們華夏每個時代都對年輕一代持悲觀態(tài)度，總是指責、抱怨和擔憂年青一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國將不國，然而現(xiàn)在，部分老年人的所作所爲才真正令人感到了擔憂。

在我們眼裡，老人應該是明事理、辨是非、德高望重的，談到老年人一般都代表著處事講規(guī)矩，待人有禮貌，把品行看得很重。年長的人不隨地吐痰，不亂丟垃圾，不高聲喧譁，他們理直氣壯地制止小孩子們扔石子、砸玻璃、打路燈，更不準打架罵街；他們坐有坐相、站有站相、吃有吃相、喝有喝相，因此也以身作則地說，吃飯不該趴著歪著，吃東西不能出聲，夾菜更不要如雞頭啄米，立時挺胸擡頭，坐時身板端正。

可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老人爲老不尊，特別是最近幾年，情形更加惡劣！”

蔣芬芳嘆息道：“是啊，過去的老年人多麼有教養(yǎng)，多麼講道理，現(xiàn)在的老年人不講道理、變壞了，歸根結底是社會變得越來越開放、複雜甚至浮躁，所以才造成以前那麼純樸的老年人現(xiàn)在變得如此這般的不講道理?！?

周明霞聽蔣芬芳這樣一說，不以爲然地搖搖頭：“其實咱們華夏傳統(tǒng)的道德教化並不差，現(xiàn)在的困境不能賴賬到老祖宗，也不能怪西方文化的傳入，不能說改革開放讓大家學壞了，而隨著越來越多人出國，大家都知道了西方社會的道德水準社會風氣並不低，至少比我們現(xiàn)在高了很多！”

蔣芬芳現(xiàn)年三十九歲，比周明霞足足大了十四歲，被周明霞這樣一說，她臉上有些掛不住，冷言問道：“那你說這些老頭、老太太是怎麼變壞的呢？”

周明霞呵呵笑道：“我在大學的時候曾選修過社會學，特別研究過這個老人變壞的問題，老人之所以變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成長時期他們的生活、經(jīng)歷已經(jīng)所接受的教育，而把責任推給他們成年後的社會開放，顯然是不公平的，我認爲不是老人變壞，而是壞人變老了！”

蔣芬芳收斂住自己的不屑，笑道：“願聞其詳！”

周明霞扭頭看到盧衝一臉敬佩地看著自己，眼神裡的意思是我對你刮目相看啊，你不是花瓶啊，周明霞的信心倍受鼓舞，談興大發(fā)：“衆(zhòng)所周知，近幾年出現(xiàn)的這些邪惡老人大多出生於建國前後，在他們的成長時期，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匱乏。在他們長身體的時候，卻正好遇到困難時期，食品短缺、飢餓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們物質觀念的形成。哪怕到了物資充裕的時期，記憶中的匱乏恐慌還是會使他們試圖佔有越來越多的物質資源，而爲了物質甚至不惜大打出手甚至鋌而走險。

與物質相對應的是精神層面的東西，只是物質的匱乏並不代表精神層面的富足，相反精神層面的匱乏則更甚。在物質長期匱乏的背景下，人類的活動唯一目的幾乎就是生存下去，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並且伴隨著歷次運動，華夏社會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被打破，而新的道德觀念又不存在，爲了生存下去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就像是曾有作家描述苦難時期的生活，誰不偷誰就活不下去。

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匱乏的環(huán)境下，這一時期的人們也並沒有得到良好的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他們是喝著狼奶完成啓蒙和基礎教育，得到的是一種叢林裡比劃誰的拳頭大的價值觀。而最要緊的是，沒有什麼禁忌也沒界限。想想看，道德的底線在哪裡？尊老愛幼，尊敬師長，孝敬父母，這些就是底線。很不幸，老人家們成長的年代正值浩劫，那正是惡沒有底線的年代。

而狼奶教育的另一個嚴重後果，就是理智和知識的缺陷。老人家們都不適應多種聲音的局面，不知道如何理性地辯論，他們習慣一人獨語的一言堂。訴諸理性，寬容異己，這種理智和道德上的品質，恰好是洞穴教化無法造就的。而知識上，老人家們當年成長時期的中西經(jīng)典誦讀幾乎空白，沒有一點詩書禮樂的薰陶，這導致他們的粗野無知。”

周明霞厭惡地望了望窗外，他們經(jīng)過一個廣場，廣場上一羣老太太正在歡快忘我地跳著廣場舞，高分貝的聲響，讓附近居民關著窗戶仍不堪其擾，嬰兒沒法睡覺，學生沒法學習，老人沒法休息，病人沒法靜養(yǎng)。

廣場旁邊有個學校的高中部正在補課上自習，學校派出來幾個學生，苦苦哀求這羣老太太不要跳了，那震耳欲聾的音樂干擾到他們的學習，這些老太太望著這些足以做她們孫子孫女的中學生，置若罔聞，繼續(xù)旁若無人地跳著廣場舞，有些老太太甚至用言語羞辱那些中學生。

周明霞望著這些自私成性的老太太，繼續(xù)嘆息著說道：“當初種下的惡果，如今就到了收穫的季節(jié)。於是，他們不覺得廣場舞可能會對他人造成困擾，不覺得讓座是一種關愛而並非理所應當，甚至可以顛倒是非、誣陷他人，成長時期基本公共教育的缺失，使他們認爲一切都理所應當，甚至可以不擇手段的利己。

當然，除了教育之外，還與另一種他們的親身經(jīng)歷密切相關。很不幸，這些老人家們成長的年代正是惡沒有底線的年代。歷次鬥爭激發(fā)出人性中最惡的因素。一個人，如果連自己的父母師長都可以批鬥，連同牀共枕的夫妻之間都可以相互揭發(fā)，還有什麼可以信任？還有什麼壞事不可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