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快結束的時候，安恩·塞康姆小姐嫁給了喬治·史邁利，一個被她形容為普通得令人心動的人物，這讓她那些倫敦上流社會的朋友們驚愕不已。兩年過后，當她愛上一名古巴摩托賽車手并離他而去時，又令人摸不著頭腦地宣稱，她要是那時不離開他，就再也沒機會這么做了；之后，索利子爵特意到他的俱樂部走了一趟，發現這個消息已被傳揚開去。
那句也算得上警句的評論，惟有認識史邁利的人才能理解通透。五短身材，臃腫體態，外加一副溫順脾性，似乎還熱衷于把大量銀子砸在一些品味差勁的衣服上，這些衣服掛在矮胖骨架上就如同蟾蜍收縮后身上耷拉的皮囊一般。而事實是，索利早在婚禮上便斷言過，“塞康姆嫁的是一只披著油布長雨衣的牛蛙”。然而，史邁利并未意識到這種不協調，他只會搖搖晃晃地穿過教堂的走道，尋找那一個能讓他變成王子的吻。
他究竟是富貴榮華，還是一貧如洗，究竟是掄鋤頭種地的，還是捧圣經傳教的？而她又是從哪兒把他給弄過來的？新郎新娘之間的不登對在安恩小姐毋庸置疑的美貌中被強烈地突顯出來，而這種突兀感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過，小道消息的對象終歸要黑白分明，如此便能在只言片語中輕易傳達出罪惡與居心。至于史邁利，順勢成了沒有學院背景、沒有父母、既不參軍也不做買賣、既不是大富大貴也不至于囊中羞澀的人，他沒頭沒臉地搭上社交圈列車的最后一節車廂，迅速淪為一件丟失的行李，當婚姻來了又去，他便命中注定地被遺忘在落滿灰塵的舊聞架子上，再也無人問津。
就在安恩小姐跟隨她那位明星車手前往古巴之時，她給史邁利透露了一些想法。帶著那么些勉勉強強的欽慕之情，她承認，要說在她的生命當中真正有過的惟一一個男人，那自然是他無疑。她滿懷欣悅地追溯過往，表示自己已用圣潔的婚姻證明了這個觀點。
安恩小姐與前夫分離帶來的影響并沒有在社會上激起波瀾——轟動過后的余波確實未能引起人們的興趣。不過，要是知道索利那幫人對史邁利的反應作何感想，那事情還是頗有嚼頭的；當時，史邁利正深深地沉浸在那些地位并不顯赫的德國詩人的作品中，閱讀時那架著眼鏡肉感十足的臉因為精神過度集中而縮攏起來，而那雙汗濕了的胖手則在松垮的袖子下緊緊地握著。不管怎么說，索利在輕描淡寫地安慰說“離開終究是短暫的結束”時還是感覺到了滿足，仿佛他并沒有意識到，雖然安恩小姐才離開沒多久，但喬治·史邁利的一部分已經確然死去。
存活下來的那部分史邁利不僅跟他的外在形象毫不搭調，還跟他的愛情以及不入流的文學品味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因為他從事的職業，乃是情報官。這是一份他喜歡的職業，這份職業仁慈地帶給他好些同樣隱藏了個性與出身的同僚。與此同時，這份職業還能夠讓他去做曾經是這輩子最愛的事情：對人類行為的謎團進行學術考察，并且通過實踐應用自己那套演繹法來加以提煉梳理。
在1920年代的某段時間里，史邁利從他那所毫不起眼的學校脫穎而出，繼而笨重地穿行在同樣寂寂無名的牛津學院昏暗的回廊里，他眨巴著眼睛，憧憬著謀取一份教職，將后半生奉獻給晦澀的十七世紀德國文學。但是那位對他了如指掌的導師明智地作出指引，讓他遠離這些毫無疑問終將隸屬于他的榮譽。于是，在1928年7月的一個美好的早晨，一臉疑惑、面色漲紅的史邁利端坐在了海外學術研究委員會的面試席前，而這個組織他在之前素未聽聞。賈比迪（他的導師）在介紹時異乎尋常地言辭模糊：“就跟這些人聊聊唄，史邁利，他們會考慮你的，而且待遇可以保證你不用跟那些不入流的人為伍。”然而史邁利表明了自己心中十分惱火。他很是擔憂，因為賈比迪平素說話一向精準到位，但是這次卻如此含糊其辭。懷著一星火氣，他答應多等幾天，直至真正見到賈比迪所說的“神秘人物”再作答復。
尚未有人給他介紹這個委員會，但是放眼望去，半數成員他都知曉。這當中有來自劍橋的法國中世紀專家費爾丁，有東方語言學院的斯巴克，還有斯蒂德-阿斯普雷，那晚他在賈比迪家做客時，對方就在貴賓席上用餐。他不得不承認自己的內心頗受觸動。像是費爾丁，且不用提劍橋大學，光是這號
人物能夠大駕光臨，本就已算奇跡。后來，史邁利總是覺得這次面談就像是一出扇子舞；在逐步披露這個神秘組織真相的過程中，每一點進展都經過了精心安排。終于，看來應該是主席的斯蒂德-阿斯普雷把最后一層面紗揭下，真相耀眼的胴體便在他面前展露無遺了。他被安排了一個職位，就在這個組織里，因為暫時還沒有更好的叫法，所以斯蒂德-阿斯普雷只能夠紅著臉稱之為特務機構。
史邁利要求一些考慮的時間。他們給了他一個星期。沒有任何人提到報酬。
那一夜，他留在倫敦，找了一個相當不錯的住所，還去了劇院。他感覺到莫名其妙的頭暈目眩，這讓他很是憂慮。他十分清楚自己會接受這份工作，這本來在面試時就能夠表態了。之所以沒有這樣做，是由于他與生俱來的謹慎，或者可以說是因為他想吊一下費爾丁的胃口。
接受任命后，隨之而來的便是訓練：不知名的鄉間宅邸，不知名的指導員，到處巡游的機會，還有一個逐漸明朗的事實，那便是全然獨自工作的絕佳前景。
他的第一項任務還是比較舒適的：在德國的一所本地大學擔任兩年英語講師，平常講授濟慈的作品，休假時便跟一大群熱忱真切又隨性而為的德國學生待在巴伐利亞的狩獵者小屋。在每一個悠長假期行將結束的時候，他都會帶幾個具備潛質的學生回英國，然后暗地里把他們的推薦信傳送到波恩；在整整兩年內，他壓根兒不清楚到底這些推薦信是被采用了還是被無視了。即便是他挑選出來的候選人，他也沒有渠道去獲知他們是否通過了。他甚至無法確知他的信息是否能夠安然到達目的地；而他在英國的時候，與軍情局之間也是互不往來的。
他在執行這項工作時的感情是復雜而矛盾的。一方面，能站在一個超然的位置，學著用諸如“具有特工潛質”這類話語去形容他人，設計一些關于性格與行為的小測試去判斷某人能否擔當候選人，這項工作都把他給迷住了。這一部分的他是缺乏人性、不人道的——史邁利在這交易當中就是一個惟利是圖的跨國雇傭兵，不顧及道德，也沒有任何超乎個人私欲的動機。
而另一方面，當他見證自己自然而然的快樂日漸凋零時，心中平添憂愁。面對人與人之間的友情以及忠誠發散出來的誘惑，他發現生性怯懦的自己只會習慣性地退縮。他對這種自然反應采取了敬而遠之的警惕措施。通過理智的力量，他迫使自己在看待人性的時候用臨床醫學般的客觀眼光，但又因為他既非神仙，也非圣人，他對生命中出現的虛假還是感到既厭惡又恐懼。
不過，作為一個感性的人，長時間的背井離鄉只會加深史邁利對英國的深愛。他饑腸轆轆地用牛津學院的記憶去喂養自己；關于它的美好，它那合理的閑逸，還有它做出判斷時不緊不慢的成熟姿態。他憧憬著在哈特蘭德碼頭度過秋風瑟瑟的假期，在康沃爾郡海崖上長途跋涉，期盼著海風的吹拂讓臉龐變得光潔溫熱。這曾經是他的另一重秘密生活，而他現在則日漸厭憎新德國下作的侵擾，那些身穿校服的學生的跺腳以及叫喊，那些驕傲自大的瘡疤臉及他們口中吐出的粗俗應答。他同時也非常怨恨那些教員胡亂干預他研究的項目——他鐘愛的德國文學。然而在1937年冬天的一個恐怖夜晚，史邁利站在窗邊，遙望著校園庭院里的盛大篝火：幾百號學生圍聚四周，他們的面容在跳蕩的火光中閃現著狂喜的神采。他們往這異教之火里扔進了上百本書籍。他知道這些書的作者是誰：托馬斯·曼，海涅，萊辛，還有其他諸位作家。史邁利汗濕了的手環攏住香煙末端，他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內心洶涌著怨恨的波浪，同時，也暗自慶幸確切知曉了自己的敵人究竟是誰。
1939年，他出沒于瑞典，作為一位大名鼎鼎的瑞士小型武器制造商的信用代理人，他巧妙地構建了自己與對方的合作歷史。此外，他的外貌也能奇妙地進行變更，因為他發現自己所能實現的變化可以不僅僅停留在發型的簡單改換或者一小撮胡子的增添上。整整四年，他來來回回穿行于瑞士、德國和瑞典之間，常常改頭換臉。他從來沒有想過，心中的畏懼會持續那么長的時間。他的左眼會在神經緊張時感到疼痛，這癥狀于之后的十五年內持續存在；他那肉乎乎的臉頰以及額頭上扭曲的皺紋同樣會犯這種毛
病。他飽嘗無法安睡、無法放松的滋味，他無論白天黑夜都能感覺到心臟一刻不停地跳動著，他那顧影自憐的情緒擴大到了極點，種種毫無道理可言的欲望會驟然襲來，包括對女人、對酒精、對運動以及對藥物的欲求，只盼這些能夠移除生活中的壓力。
在這種狀態下，他同時操持著可靠的生意和間諜工作。隨著時間推移，情報網日漸成熟，其他國家開始彌補之前欠缺的遠見和準備。到了1943年，他被召回本國。還沒過六個月，他便嚷著要重出江湖，但他們不再讓他走了。
“你的任務已經結束了，”斯蒂德-阿斯普雷說道，“現在就是訓練一些新人，抽點時間休息下。結個婚，或者什么都好。放松就是。”
史邁利向斯蒂德-阿斯普雷的秘書安恩·塞康姆小姐求婚了。
戰爭結束了。他們付錢遣散他，他則帶著美麗的新娘去了牛津，好把自己的余生奉獻給令人費解的十七世紀德國文學。然而兩年后，安恩小姐已經身在古巴，而渥太華一名從事編碼工作的俄國年輕人身上暴露出的內幕，使得擁有史邁利這種經驗的人再度變得炙手可熱。
這份工作充滿了新鮮感，面臨的挑戰難以捉摸，在最初的時間里史邁利樂在其中。但更年輕的血液正源源不絕地輸送進來，也許還順帶著更為新銳的思想。史邁利不再具備晉升資質，他逐漸看清自己從未青春過便已步入中年，他現在已經——以最體貼的方式——被束之高閣。
萬事更變，今非昔比。斯蒂德-阿斯普雷已經離開，從新世界逃到了印度，尋求另一種文明。賈比迪死了。就在1941年，他與年輕的比利時無線電操作員一同在里爾登上火車，自此二人再無音訊。費爾丁轉而獻身于對羅蘭的研究——只有麥斯頓還在。麥斯頓，職業外交家，戰時納入的新成員，部長的情報顧問；“第一個人，”賈比迪曾經說過，“第一個在溫布爾頓打權力網球的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聯盟，以及美國人采用的孤注一擲措施，改變了史邁利所在組織的整體性質。斯蒂德-阿斯普雷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他不可能再在莫德林學院的研究室里邊喝波特酒邊對你下指令了；一小撮領取低薪的高素質人才發揮的業余作用，已讓位給重大政府部門的雷厲風行、官僚主義以及陰謀詭計——說白了，幕后支配的就是麥斯頓，這個衣飾華美、有尊貴白發和銀色領帶并享受爵位的人物；麥斯頓，即便是秘書的生日也能銘記于心，他的禮數在女人堆里口耳相傳；麥斯頓，一面滿臉歉意地擴張著自己的帝國，一面滿心遺憾地搬進了更為寬大的辦公室；麥斯頓能在亨利鎮舉辦出色的家庭宴會，也能依靠部下的成功上位。
戰爭時期，他們把他這個專業的公務員從正統部門引進，他擅長處理文書，并且能通過臃腫的官僚機器匯聚眾人才智。能夠跟一個知根知底的人打交道，這讓高層很是受用，而且這個人不僅能讓任何顏色簡化為灰白，還能穿行于他熟知脾性的上司當中。在這些方面他確實做得頗為出色。他們喜歡他為自己的交際圈致歉時的羞赧，為屬下的不軌行徑辯護時的偽善，以及應許諾言時的靈活機動。他不愿拋掉作為一名情報員身披斗篷暗藏匕首的優勢，而是助上瞞天過海，對下耀武揚威。從表面上看，他的職位甚是怪異。他并非特務機構名義上的領導者，而是各位部長的情報顧問，斯蒂德-阿斯普雷老是把他形容為“大太監”。
對史邁利而言，這是一個全新的世界：廊道是燈火通明的，成員是聰慧年輕的。他自覺死板且落伍，一個勁兒地懷想著騎士橋那邊殘破的連棟房屋，那里是一切發生的起點。他的相貌似乎能夠反映出一種衰退的跡象，他比以往更為彎腰駝背，更像一只蛤蟆。他眨眼的頻次提高了，而且獲得了“鼴鼠”的昵稱。不過，他那初出茅廬的秘書對他青眼有加，自始至終把他稱作“我親愛的泰迪熊”。
史邁利現在的年歲已經不適合出國了。麥斯頓說得很清楚：“怎么都好，我親愛的朋友，十有八九是因為你在打仗那會兒東鉆西跑四處搜尋，所以現在可就蔫了。還是老老實實待在這兒吧，老伙計，也好讓咱自家的火燒著。”
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喬治·史邁利會在1月4日星期三的半夜兩點，坐在一輛倫敦出租車的后座上前往劍橋圓場。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