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離開得那麼久了。一切又仍在咫尺。那些本應因太久而遠去的東西，常常在不經意間跳出來，使我那歷經三十度寒暑歷練的情懷，像開凍的冰層那樣出現咔咔嚓嚓的陣陣震顫。
我暫且生活的這個小城裡流行著文學病，一九八〇年以後縣文化館的兩名創作輔導幹部，先後獲得了全國優秀新詩獎和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而使這病變得愈發肆虐了。最令人感嘆的是有兩名青年農民在高中母校同場發表演說，先上臺的發誓要作魯迅第二，後上臺去的不甘示弱，賭咒要拿諾貝爾文學獎。
小城在鄂東英山，舊稱城關鎮，如今借城郊的幾眼溫泉而改名叫溫泉鎮了。
我的青春夢境裡，像絕大多數男孩那樣：想當兵，可是那該死的副鼻竇炎，銷蝕了也許應該與巴頓齊名的將軍；想打籃球，可是那倒黴的一米七〇身高，使之一聽到穆鐵柱的名字就感到世界太不公平；想當小提琴家，雖然使勁在省歌舞團的那位首席提琴手面前鋸了幾天馬尾，仍無法使之發現丁點天賦；再後來，我僅僅只能在光廠名就叫人心煩的閥門廠當了一名車工（這座集體所有制的小廠使我蒙受出身不好之冤，至今仍未得到昭雪），儘管我爲工廠的宣傳欄寫了一些叫作詩的東西，儘管這文字曾獨佔了整整一場晚會，但這僅僅是作爲先前團支部宣傳委員，後來團支部書記，對自己所組織的活動履行義不容辭的職責。
感謝某次上夜班突然遭受三百八十伏電壓的電擊，從三天眩暈中清醒過來，小城中普遍流行的文學病不可避免地侵入到我的肌體，而且是積重難返，於是我用建設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那種幹勁寫起小說來了。爲什麼？大概是覺得剛剛結識的後來寫了《第九個售貨亭》的姜天民兄，相貌長得並不比自己標緻——除了這些我實在不敢瞎說，有些東西還是永遠藏在心裡好！
然後，我每年比別人少看了一百場電影。
然後，我每年比別人多了幾十張大部分是鉛印的退稿箋。
然後，我在一個短篇中憤懣地寫道：什麼慧眼？哪兒見過慧眼？生活的道路上盡是些卉眼！穢眼！燴眼！晦眼！並開始懷疑自己一向堅持的信條：人生的道路並沒有任何捷徑，唯一的訣竅是，看準一條道路走下去，不要回頭，不要旁顧，猶豫者，徘徊者，終歸是跟著別人爬的碌碌鼠輩。似乎自己正在成爲這種碌碌者！
然後，獲獎詩人和獲獎作家被上級***門調走了，“出身不好”的我被名不正言不順地“借調”到縣文化館。就這樣，機遇露出了尾巴：我住進全館最有靈氣的四〇四號房間，寫《第九個售貨亭》的姜天民兄已人去樓空，留下那隻曾經趴在上面寫出了那篇佳作，因爲是公物不得搬走的舊辦公桌，還有那把沒有人坐著壓著也會吱呀作響的爛藤椅，最重要的是那一屋靈秀。
“守著這風水寶地寫不出東西纔怪。”衝我說這話的人彈出了弦外之音。退稿箋和廢手稿又積攢了一大堆，我怕當著衆人的面燒，躲在屋裡點了一把火，濃煙嗆得睜不開眼睛也不敢開門，鄰居都以爲是失火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家的變革纔剛剛開始，到處都是朝氣蓬勃的樣子，在極短的時間裡，一批又一批相對年輕，而且有較高知識水平的人，被選拔到關鍵崗位上，擔任起關鍵的工作。更年輕的那一批人，則面對各種各樣諸如電大、職大、業大、函大等課程，抓緊一切可能的業餘時間，苦心修煉著大學文憑的正果。眼前的榜樣擺在那裡，大家都明白，這些是今後人生旅途上不是捷徑的捷徑。那時，我本該屬於這些更年輕的一批人，卻沒有與同伴們一道順潮流而動，偏偏要獨自踏上文學這條不歸路。我那時已在縣城一家工廠裡從車工做到了廠辦公室秘書，被借調到縣文化館工作後，包括最好的朋友，都沒有對我的選擇表示出應有的鼓勵，走在黃昏落日後的街道林蔭裡，時常孤獨地面對一羣羣已成了電大新生的熟人。他們身上掩不去的青春喜悅，不能不讓我一聲聲地聽著對人生之門的叩擊。雖然我有足夠的毅力，然而未來究竟如何心裡根本就沒有半點把握。
在縣裡待著的所謂文化人，都有一個剪貼本，上面粘貼著出現在大小報紙上自己的文字。儘管那些小的才一指寬，最多不過五指寬的剪貼與文學沒有任何關係，只不過是地方新聞與逸事的文字書寫，在小城裡卻是極爲重要的文化氛圍。我沒有這種剪貼本，骨子裡更是不屑爲這類事物寫上哪怕一個字。所以，都說我沒有發表過一個字，我斷無反駁的可能。反過來看這也是事實，一個尚未正式發表任何作品的人待在文化館的這個位置上，其壓力可想而知。
當自己的手稿變成“鉛字”的希望越來越渺茫時，一想到當初的選擇心中就免不了有幾分悲壯，這種悲壯又激發了心裡的底蘊，我寫了一部關於幾個青年在深山裡建電視差轉站的故事的中篇小說《黑蝴蝶，黑蝴蝶……》，並情不自禁地將內心的抱怨和焦慮寫成百感交集的句子：機遇是存在的，但它只是少數人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習作完成之後，我把它寄給了《安徽文學》，這時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當初，真不敢相信這種奢侈品自己居然有緣品嚐。
而今我對機遇的體會是：只有歪打才能正著。
一九八四年元月上旬，郵遞員送來一封信，而且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編輯部寄來的掛號信，是《安徽文學》寄來的。我已經十分熟悉，如此厚厚的一沓肯定是退稿！也不知是生誰的氣，我揪住信封的一角，“譁”地一下撕開封口。沒料到雖然還是退稿，附在退稿之上的卻是一封滿是溢美之詞的親筆信。信中提了不少建議，並讓我“修改後速掛號寄小說組苗振亞”。那一陣兒子剛出生，取單名：早。其中就有自己的期待：但願兒子能早早給他的爸爸帶來機遇。沒想到蒼天有眼，不負我望，機遇真的早早來了。
此後不久，縣文化館組織了一次業餘小戲劇本創作筆會。下鄉的那天，我又收到了苗振亞老師的信，他在信的開頭說《黑蝴蝶！黑蝴蝶……》已發四月號二條，信的結尾寫道：“我爭取最近能有湖北之行，到時一定去看你，很想見見你這位年輕人。”看完信我半天說不出話來，當然這激動是因信的開頭而發生的，至於結尾我很快就將它作爲一般的客套忘卻了。從合肥到英山，關山重重，路途遙遙，能隨便來隨便去麼，況且在文學大軍中我算老幾，值得他們專程來此一趟？
我一頭紮下去，同幾名業餘作者一道邊看邊寫，邊寫邊看，走走停停半個月後，來到鄂皖交界處，屬於安徽省霍山縣的漫水河鎮，住在一家生意蕭條的國營小旅社裡。
接下來的一天讓我終生難忘。三月十一日本是個很普通的日子，南方的倒春寒在陽光普照之下減退了不少。吃過午飯正要上牀略事休息，同行的南河區文化站長王中生突然闖進屋來直嚷嚷：你的老師來了！一時間我成了丈二和尚，這兒離英山縣城差不多兩百里，初來乍到有什麼老師？王中生的樣子又讓我不得不相信，進到他的房間，只見客房的牀上並排坐著兩個中年人，面孔是百分之百陌生。在我怔怔地不知說什麼好時，對方主動做了自我介紹。我才知道靠左坐著、戴鴨舌帽、一副忠厚長者模樣的叫溫文鬆；靠右坐著、戴近視眼鏡、清瘦並讓我覺察到儒雅氣質的就是那個寫信給我的叫苗振亞的人。
世間爲何如此浩蕩又這般狹小。苗振亞老師和溫文鬆老師頭天從合肥市搭乘長途客車到霍山縣城，再轉這天的早班車前往英山，長途客車不早不晚，正好在途經漫水河鎮時出故障拋錨了。因爲要等中午開出的第二班車來接走出故障這趟班車上的乘客，那樣到達英山的時間就很晚了，苗振亞老師擔心深夜時分找不著我，便跑到鎮上的郵電所打電話到英山縣文化館，接電話的人對苗振亞老師說，劉醒龍不在家，到外地出差了。即將放下電話那一刻，很是失望的苗振亞老師，隨口問了一句：他去哪裡了？得知我正在漫水河鎮，二位老師頓時大喜過望！
他倆樂了！我卻傻眼了！天下之大，道路之多，日子之繁複，時光之匆匆，怎麼會這般巧？在後來的日子裡，我一直想不明白，這個叫天意的東西，是不是就長著這副模樣？
那一天，大別山深處的這座小鎮，在我的心裡突然神聖起來，從古樸的小街裡升起一股文學的光芒，還有小街盡頭，一道清粼粼的小河水，瀰漫著一股無香的藝術芬芳。這本是一個讓人特別激動的時刻，在我，哪怕將來過去多少年，這一刻的驚訝還將是驚訝。我想這也許就是命運！
我們當即決定一起乘車到英山。下午一點從霍山縣發出的當天的第二班車本來就是滿滿的，加上上午扔在漫水河鎮上的頭班車上的人，想擠上去難度係數之大可想而知。苗溫二位老師卻出奇地會擠車，轉眼間就上去了，還有座位。而我的旅行包裡保溫茶杯被擠得嚓嚓作響也難以接近車門，幸虧他倆伸出手來使勁拉，才使我抄了捷徑從車窗裡爬進車內。日後的某個時刻我猛然醒悟：一個人跨進文學殿堂時，編輯老師盡力而爲的不也同樣如此麼！在當時我只顧驚歎：到底是大城市的人，天天擠公共汽車，見多識廣，熟知門道，年輕力壯只會使蠻力的山裡人全都比不過。車上人太多，簡直是堆著放。一位大姑娘顧不上害羞，汽車稍有顛簸便坐到苗振亞老師的身上，雖然比不得坐懷不亂的典故，三番五次下來，苗振亞老師倒也能泰然處之。
坐落在大別山主峰天堂寨下面的小城，近幾年賓客來得多了，但是從外省文學殿堂來的編輯仍屬罕見，更何況《安徽文學》還是推動“傷痕文學”的名刊。苗振亞和溫文鬆二位老師的到來，不能不在小城文化圈引起騷動。因爲他倆是專程來爲我指點迷津的，這種騷動就更顯得不比尋常。我那時處境不妙，“倒劉運動”方興未艾，在小城文化界權傾九鼎的那幫人瞄準我“出身不好”的“軟肋”，幾欲“清理階級隊伍”，將我攆出文化館這個龍鳳巢、金銀窩，趕回寫在另冊上的集體所有制小廠。所以，我也樂得讓小城裡的文化要員見見他倆。好客的山裡人最怕招待那種不抽菸不喝酒的客人，二位老師像是約好了的，誰誰都是煙酒不沾。既然達不成菸酒不分家的友誼，又因爲只是專程爲我而來，在文化要員們的彬彬有禮背後，是某種拒人千里的冷冰冰。心知肚明的我還想瞞著不讓客人知道，哪知離開英山，前往黃州赤壁，再與黃岡地區文學界的幾位見過面之後，苗振亞老師馬上對我說，地區的這幾位要比縣裡的那些人對你要好些。在我還不知如何回答時，苗振亞老師主動說：“同當官的打交道是最吃力的事，還是少見他們，咱們多聊聊吧！”
在漫水河鎮的那頓午餐上，縱然是初次相逢，兩位老師也絕不肯沾一滴酒。第二天才聽到苗振亞老師的實在話：他知道皖西大別山區一帶有個惡俗，酒宴上無論是誰，只要一端酒杯不是醉倒的不準退席，他擔心鄂東大別山區也如此。這種心理同樣反映在他倆來英山的動機上。我在處女作中描寫了這麼一種焦慮：爲什麼人們都崇拜張海迪的自我奮鬥精神，而在有意與無意之間冷落了朱伯儒的炭火效應？因爲學張海迪既有付出又有收穫，學朱伯儒則完全只有給予。苗振亞老師說，與鄂東毗鄰的皖西四縣的情況他是瞭解的，他有點驚奇怎麼同一道山脈之下，同一片山叢之中，文學的思維模式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所以他想了解其中奧秘所在。
從三月十一日下午至三月十六日上午，第一次與文學前輩接觸便獨享五天時光，文學真諦獲得多少不好說，如何在文學的背景下修煉自身，真的是受益匪淺。在十四日謁拜東坡赤壁、尋訪東吳故都的過程中，因來過多次，對此古蹟勝境早有漠然的常客的我，有些不把二賦堂、赤鼻磯的古今滄桑收入視野，當苗振亞老師買下三本《東坡赤壁》，並送我一本時，讓那個一直將自己當成普通遊客，一直將東坡赤壁當成普通家鄉的我實在無地自容。私下裡，苗振亞老師還談及，爲何將我的處女作放在第二條，而他的本意是要放在頭條的，其中緣故與文學無關，卻是文學生活中經常遇到的又不得不妥協的，說是難題也是難題，唯有不將這些一時的位置看得很重，才能突顯出文學的真正意義。
有一次，談起某些作品，苗振亞老師不禁脫口說道，有人寫小說一輩子，字裡行間一點小說味也沒有，還說他喜歡我的小說，是因爲很有小說味。至於什麼是小說味，他也說不清楚，只是覺得真正的小說一定是小說味十足。這番話在我聽來格外貼心，讓我很容易就聯想到性感、悟性等一類普遍運用，卻很難說清楚的感覺。
在談到我讀過、他也讀過的一本名叫《衆神之車》的書時，苗振亞老師說，世界的確有許多不可思議的神秘之處，這也是生活永遠具有魅力的根本所在，愛因斯坦說神秘最美，所以他說他是傾向文學作品可以有點朦朧感、有點說不清楚的神秘感。這也是我特別喜歡、特別入心的，生活本來就是解釋不清的，能解釋清楚的就不是真正的生活；因而文學應該是去表現生活，而不是解釋生活。正是這一覺悟，使我找到了自己應該去探索的文學小路：我願在使自己融合進絕對不應當被稱爲浪漫的“東方神秘”的過程中深情地表現它，併爲重建楚文化的神話體系，而與各洞南蠻一起竭盡綿薄之力。
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時，紅白兩色的公共汽車拖著一股塵埃遠去了，兩位編輯老師的鄂東之行結束了，只需四十分鐘，即可進入皖西地界。以後的兩年，我們的書信往來甚多。其中也有談到小說的閒筆問題，苗振亞老師曾經說過，讀我的小說覺得閒筆很多，可一旦將這些看上去可有可無的閒筆刪了去，整部作品就變得毫無生氣了。他說他也不知道這是我的長處，還是我的缺陷。有一次，我讀到一篇文章，其中一句話讓我很是振奮，就寫信與苗振亞老師，告知有這樣一種觀點，小說的藝術其實就是閒筆的藝術。今年年初的那封來信中，苗振亞老師說自己“老得快，感到心太累”！讀畢爲之黯然，他可是剛近五十的人，我那尊敬的爲人作嫁的編輯老師啊……
這是關於我與文學相遇的第一個故事，說與那些新結識的友人聽時，他們總是不相信，笑話我在講構思中的某篇小說。不過，這段經歷中的所有的人仍健在，我衷心祝願他們幸福長壽，這樣在我第一千遍講述這個故事時，也無須起誓，請蒼天作證了。
一九八六年十月於大別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