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崙建立起歐洲當時最強大的軍隊，爲了使這支軍隊完全聽命於他，他除了固定官兵之間的等級外，還固定了近衛軍和普通隊列軍隊之間的等級，並納入了競爭的機制。
拿破崙創建了對自己忠誠的近衛軍，並給予近衛軍以種種特權和優惠，以此吸引優秀軍官人才，確立自己的威望和軍人對自己的崇拜。
1813年3月19日，拿破崙以帝國法令的形式明確規定了近衛軍官和普通軍官之間的軍銜級別的對應關係，作爲一種獎勵制度，優秀的隊列軍官可以轉成近衛軍軍官，對普通軍官來說，進入近衛軍就成了升官發財的一個渠道。
這項制度吸引了大量忠順於拿破崙的軍官。
大革命埋葬了軍隊中官兵之間不可逾越的封建社會的階級鴻溝，對於普通法國人來講，當兵既是爲國家服務，更是改善和提高自己的社會經濟地位的一條現實途徑。
拿破崙極力利用人們的這種心理，吸引他們當兵。
他認爲法國人只有一種感情，這就是榮譽。
因此，必須爲這種情感提供養料。
而這種養料就是適當的晉升制度，即擢升軍官不重資歷和出身而憑戰功的大小，多寡。
這樣，拿破崙把軍人的榮譽感引導到升官和思想和行動之中，每一個士兵都夢想著進入軍官的行列，使軍隊完全聽命於他。
二是頒佈法令大力創辦軍校，提高軍人的文化教育素質，並把文化教育水平作爲晉升的一個重要條件。
拿破崙深受法國啓蒙思想家的薰陶，他當政後重視對國家和軍隊的教育工作，爲了提高軍人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拿破崙頒佈可許多法令，創辦了許多軍校。
1803年1月，拿破崙在雅各賓派於1794年6月1日開辦的馬爾斯軍校的基礎上，在楓丹白露創辦了一所專業軍事學校，目的是爲軍隊培養軍官並由此打下良好的組織基礎，這所學校就是後來著名的聖西爾軍校。
到了帝國時期，拿破崙還創辦了巴黎綜合技術學校，麥茨炮兵學校，聖日爾曼軍校，凡爾賽軍校以及意大利的佈雷西亞軍校等。他在軍隊中大力起用軍校畢業生，這些都保證了拿破崙的軍官隊伍具有較高的文化和軍事素質，成爲高度戰鬥力的一個重要因素。
拿破崙之所以能夠使他的新兵在四個星期之內從隨營學校畢業，是因爲他有最優良的幹部。
三是獨具特色的軍人社會保障立法。
軍隊是拿破崙的權力基礎，關係到拿破崙統治的穩定，因此拿破崙對解除軍人的後顧之憂極爲重視，其中最重要的是有關退伍軍人和殘疾軍人發立法保障。
拿破崙執政以後，對有關退，殘軍人的社會立法不斷的加以補充和完善，形成一套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
除此以外，拿破崙政府還注意對退伍軍人的生活安置，最大限度地安排他們再就業，以免他們因日後生活困難而引發對政府的不滿。
同時把退殘軍人的住房問題放在重要位置加以解決，拿破崙爲退殘軍人提供了較爲安逸的生活居住環境。
他在封建時代軍人院的基礎上建起老兵的殘廢軍人院，使他們有一個棲身之地。
並把法國曆代帝王的行宮，凡爾賽宮也給了殘廢軍人居住，足見拿破崙對這一問題的關注。
拿破崙的軍事謀略，概括起來就是充分地運用和發揮自己軍隊的特點，迅速地、機動地運用軍隊，在出色的運動中，集中優勢兵力，發動堅決的進攻，殲滅敵軍兵力，奪取戰役的勝利。
其中，殲滅敵軍兵力是拿破崙軍事思想的核心。
拿破崙大帝的建軍思想，概括起來就是對建軍原則、軍事體制、軍隊思想建設等方面人性化的改革和宣傳。
拿破崙通過對建軍思想、戰略戰術、軍事體制等方面大刀闊斧的改革，前後20多年刀戈征戰，曾親自指揮過約60個戰役，特別是對五次反法同盟的勝利，使其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在戰爭的實踐中不斷完善和發展。
被後人稱爲真正的軍事藝術巨匠。
韋爵爺雖然沒有千變萬化的指揮藝術。
但是身爲重生穿越巨，韋爵爺的戰略上總是對的，從來沒有出過錯，甚至永遠都不可能出錯。
不同的道路選擇，會對國家發展及其後果產生極爲不同的影響。歷史上英國曾逼迫美國，像印度一樣，成爲英國資本的附屬國家。
拿破崙在封鎖歐洲大陸的同時，也用暴力在歐洲擴張法國資本。
他繼承了大革命時期取得的成果，並通過對外戰爭將之鞏固下來。
特別由他本人下令編撰的《拿破崙法典》，這部法典是很多現代民主國家法律體系的原型。
另外，拿破崙也是最早提出歐羅巴合衆國構想，並試圖通過武力來實現的人。
雖然他本人並未成功實現這個夢想，歐洲卻一直在朝向一體化的目標邁進。
戰爭使拿破崙登上了法國權力的頂峰、成爲了歐洲大陸的霸主，但戰爭也使拿破崙結束了政治生命。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拿破崙發動戰爭還具有保衛法國大革命的勝利成果，並把法國革命思想和革命制度推行到歐洲，破壞歐洲的封建秩序，動搖歐洲的封建制度，爲資本主義在歐洲的發展創造前提的作用。
尤其是拿破崙的軍事立法活動標誌著資產階級職業化軍隊的建立，他把物質刺激的原則加以法制化作爲推動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
他向所有人展示了資產階級軍隊建立的一種新型模式，即完全摒棄了封建軍隊的模式，通過資產階級的革命和戰爭建立和發展起自己的軍隊，他的軍事思想軍事理論對近代軍事科學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韋爵爺的寶軍就是完全效法拿破崙大帝的一套制度搞出來的。
未來會怎麼樣，韋爵爺自己也不清楚，所以總是亦步亦趨，不太能放開手腳。
這也和韋爵爺的性格和世界觀有關，作爲一個現代社會善良的底層渣渣。
韋寶是有很多限制的，不侵略，不讓人口大量死亡。
這些都是韋寶的原則，所以天地會的發展速度是不快的，但是比較穩健。
現在韋爵爺遇到的問題，還得回到遼東，回到關外。
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世紀全球戰爭的策源地在歐洲。
文明中心也在歐洲。
只要中國當時沒有位於歐洲，換了哪個朝代執政，結果都一樣。
必然要承受全球化擴散餘波的自然結果。
事實上整個東亞都完全淪陷了。
沒有一個政體不被顛覆的。
日本即便明治維新成功。
但是原來統治長達幾百年的幕府也倒臺了。
總之，換誰當家都一樣。
滿洲人把蒙古人當盟友，當合作夥伴，當作一起鎮壓統治漢人的兄弟。
而大明認爲，漢人就是漢人，韃子就是韃子。
特別有意思的一點是大明其實不太能分開，蒙古韃子和滿洲韃子的區別。
反正全是韃子。
大清在大明的視角下，就是兩夥韃子聯合南下欺負漢人。
大清也承認這一點，所以一直是滿蒙一家。
清朝中期以前，皇帝幾乎全會蒙古話。
他們見蒙古使者不用翻譯，直接用蒙古話交流。
對付蒙古，明朝確實花了太多精力，太長的時間。
前後三百年，明朝就一直和蒙古糾纏不休。
爲了蒙古，明朝又是重修早已廢棄不用的萬里長城，又是在北方設置了九個軍事重鎮。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連續八次打擊蒙古，朱棣連續五次打擊蒙古。
到明英宗的時候，蒙古南下，還差點把明朝搞成了第二個南宋。
但是在清朝的時候，蒙古與清朝的關係卻一直處理得非常好。
清朝基本上沒有爲了蒙古，在軍事上耗費過太多力氣的時候。
而且，清朝基本上也沒有和蒙古發生過什麼戰爭。
除了西北的噶爾丹，噶爾丹最終也被康熙搞定。
韋爵爺認真想過，清朝究竟用什麼辦法，順利地解決了蒙古問題。
這個辦法就是“聯姻”，或者也可以說叫做“和親”。
從努爾哈赤開始，努爾哈赤爲了穩定大後方，集中力量攻打明朝，納娶蒙古各部的公主爲妻。
到了皇太極的時候，皇太極在納娶蒙古女子問題上，花了更大的精力。
他的嬪妃中，有半數是蒙古王公貴族女子。
不僅如此，清朝皇室還把皇室公主遠嫁蒙古王公貴族。
後來還因此形成了制度，幾乎所有的清朝公主，都要嫁到蒙古草原。
因爲這種方式，蒙古和清朝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血緣關係，滿蒙親如一家，也得到徹底的完善和落實，清朝也因此輕鬆搞定了蒙古的問題。
既然清朝可以採用“和親”的方式，輕鬆搞定蒙古問題。
明朝爲什麼卻不這麼做呢？
雖然說清朝是後面出現的朝代，明朝學不來。
但是，在明朝之前，其實已經出現過以“和親”的方式處理北方少數民族問題的政策，明朝爲什麼不採用？
韋爵爺認爲，明朝之所以不採用“和親”的政策處理北方少數民族的問題，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效果並不是很好。
效果不好的原因，主要在於通過血親維繫起來的兩國關係，常常會因爲嫁到別國的公主出現變故，因此兩國重新交惡。
二是明朝恥於這種“和親”的行爲。
漢民族在歷史上把自己放在一個高人一等的地位，對“和親”一事，其實一直是非常牴觸的。
所以，大明王朝只能採用強硬的手段對待蒙古。
永樂皇帝朱棣甚至爲此沾沾自喜地說，他大明王朝是歷史上唯一“不和親，不納貢”的朝代。
正因爲如此，明朝不利用“和親”解決邊關問題。
清朝沒有明朝的那種心態。清朝是少數民族，他們和蒙古是處在同一水平上的。
甚至，有很多時候，蒙古人在地位上，還能略高於清朝滿族的。
因爲蒙古曾經統一過中國，這樣，他們不僅僅是北方少數民族的老大，而且還具有皇家的血統。
因此，滿族和蒙古人“和親”，絕對沒有下嫁的味道，反而是高攀。
清朝滿族的這種心態，就讓他們沒有把公主嫁到蒙古，看成是一種恥辱。
清朝持續不斷地“和親”。
而不是有一撥，又停一陣不搞的。
幾乎成了定型的制度，一直在搞。
明朝之前的漢人王朝的“和親”，都是非常“吝嗇”的。
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會採用“和親”的方式。
一是實在打不贏北方少數民族。
二是北方少數民族反覆求娶，沒有那麼多的公主。
這樣一來，漢人嫁到北方少數民族去的姻親就不多。
通過血親維繫起來的關係，一旦血親淡了，關係就可能破裂。
正因爲嫁得少，關係破裂的情況就多。
而清朝持續不斷地嫁娶，所以滿蒙的關係一直維繫得很好。
總之，真正要解決北方遊牧民族的問題，雖然不一定像清朝那樣持續不斷地“和親”，但至少應該把他們和中原民族放在平等的地位上，這樣出現的問題就會更少一些。
大明王朝是不可能將蒙古人擺在漢人同樣的地位上的。
因爲從大明王朝建立之初，就與蒙古人是仇敵關係。
朱元璋同志懷著無比的仇恨，爲了活下去，響應農民起義起來造反。
目的很純粹，爲了生活反抗元庭。
此外中原漢人正統的思想也驅使朱元璋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爲自己的起義目標，對大元這個“竊據神器”的蒙古賊恨到了骨子裡，迫切需要擺脫奴役和剝削。
因此這種意義上可以理解成這是蒙漢兩民族矛盾，兩族江山易主，淵源深厚，糾纏不斷。
此外，朱八八同志雖然完成了“民族解放”的偉大壯舉，卻未在根本上給予蒙古人以致命的打擊，這一打擊把自帶優越感的蒙古人，尤其是“黃金家族”，從上層拉下來，趕到沙漠草原上吃沙子，自然激起了蒙古人的反抗和仇恨。
故兩族仇恨不斷加深，並在大明享祚期間叨擾不斷。
最後，實力尚存的蒙古人戰鬥力依舊強悍，善於遊牧的生活方式爲其與明朝展開游擊戰爭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中原騎兵難於集中優勢兵力與之決戰，故難以將其一舉殲滅。
兩者打打鬧鬧，你進我退，你退我進，邊關就一直沒有消停過。
對於清朝而言，蒙人與滿人沒有較爲突出的民族矛盾，經濟文化交流密切。
尤其是清廷問鼎中原後，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的漢化，自然也帶動了蒙人的漢化，客觀上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
然後，努爾哈赤，皇太極時代大興攻伐，滿人剽悍善戰，與蒙古以軍事打擊，削弱了大明大量的有生力量。
恩威並用，軟硬兼施在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歷史證明成效顯著，努爾哈赤，皇太極即採用此法積極與蒙聯姻，如大清國母，博爾濟吉特布木布泰，孝莊文太后，加強政治，軍事聯盟，少兵戈，興榮樂。
接著，清代歷任統治者注重民族問題，加強中央集權。如康熙皇帝創立“多倫會盟”制度，親征準格爾部葛爾丹，撫剿並用，懷柔蒙古各部，效果十分顯著。
最後，蒙古族落後的遊牧生活方式不符合時代要求，爲歷史淘汰。
清代統治者注重漢文化，積極融入大漢民族，與先進生產力同向而馳，順應了歷史發展的潮流。
故蒙古人野心逐漸消磨，自此走向一蹶不振，只有依附滿清中央政府才能生產繁衍下去。
清朝也不是一口吃成胖子的，從努爾哈赤到乾隆最終吃掉準噶爾，整整用了六代人。
秦始皇雖然雄才大略，但讓他降生在齊楚趙魏的任何一家王室裡的話他也不見得有辦法統一中國，六世餘烈不白奮。
所以歷史大勢很難改變，包括像是韋寶這樣的重生穿越巨也沒有很難。
稍微變一點點，就會產生一系列蝴蝶效應。
而且韋寶發現歷史有自己的修復功能，有的地方，即便被他小小的改變了。
可其他地方又會迅速調整過來，很像溝裡的水。
取走一部分誰，其他部分立刻會填補過來。
而絕對不會出現取走了哪一部分的水，那裡就變成了真空狀態的情況。
明成祖駕崩時，明朝建立大約60年。
1682年，鄭克塽投降，此時距離清太祖起家66年。
除去安南和臺灣以外，此時大明王朝和大清王朝的實際控制土地是差不多的。
真正拉開差距的是這“60”年以後，洪熙繼位，宣德戰略縮邊，還沒等到自己有實力大手大腳就也去看祖宗了。
然後又輪上了那位親自帶大軍去打蒙古人的坑貨。
明朝皇帝從直搗黃龍到直搗黃龍到被捕也就隔了20年。
在這以後皇帝再想在領土上有大作爲也就不可能了，沒人想看著皇帝好大喜功，再花錢贖皇帝。
而清朝卻完全不同，康乾超長待機，承上啓下的雍正能打也能搞錢，康雍乾三代執政時間竟然達到了138年，佔清朝總壽命的一半。
這個陣容實實在在強大，一個古代封建國家的對外政策是否能長期延續取決於他的政治穩定性，而明成祖死後明朝皇帝更新換代的速度太快，往往是根基未穩就去世或者退位了。
假如文宣在位個60年，明朝必然是不同的光景。
可歷史沒有如果，明朝還是最終且長期把長城變成了自己的邊界。
明朝對於蒙古的要求，只是不要來長城以內劫掠就可以。
但卻不能給予多少額外的好處，所以永樂北征，蒙古人躲得遠遠的，不敢打也不來臣服，因爲不劃算。
而清朝之於蒙古，是聯合起來統治漢人的關係。
科爾沁蒙古跟著建州女真劫掠遼東和華北，財帛子女予取予求，而林丹汗幫著明朝打生打死卻好處有限，這才吸引的蒙古各部一步步走向建州懷抱。
如果當時明廷明軍給力點，熊廷弼或者孫承宗把建州滅了，科爾沁會比察哈爾還老實。
實際上清朝得了天下後，對蒙古也一直防著呢，分化打壓手段多的是。
作爲一個現代普通渣渣，隨著天地會不斷壯大。
很多時候，韋爵爺感覺自己既缺乏野心，也缺乏手段。
主要還是缺乏手段。
有時候韋爵爺也會幻想統治全世界的。
只是這種想法通常來的快，去的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