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方戰事如火如荼，而在后方，圍繞八股取士這個話題，學界也展開了一場異常激烈的大論戰。

顧炎武等人撰文狠狠批判八股取士之后，一些做了一輩子八股文章，在這方面自鳴得意的老儒也紛紛撰文，對顧炎武等人的觀點進行猛烈反駁。

在年輕的讀書人當中，支持八股取士和反對八股取士的也基本上各占一半，雙方大打口水戰。

反對的人形形色色，有象顧炎武那樣，本身八股文章寫得很好，但認為八股文章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比焚書坑儒危害還大，而堅決反對的；

也有些人純粹是因為自己不擅長八股文章，感覺考八股文自己沒有出仕的希望而加以反對的。

而支持八股取士的，基本都是那些八股文章做得比較好的人，還有一批利益群體不容忽視；

自洪武以八股取士以來，有一批人八股文章寫得好，但運氣不太好，屢考不中，而因為八股文章遵循固定的格式和套路，有跡可循，所以他們靠賣八股范文，就能維持生計。

對于這批人來說，取消八股取士，已經不只是學術問題，而涉及到了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他們也是反對取消八股取士最強烈的一批人。

這場口水戰愈演愈烈，傳統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明朝近三百年，八股取士已經成為一種頑固的傳統習慣，一朝要全面廢除，自然要承受這種頑固習慣的強烈反撲。

一個多月下來，一場大論戰沒有任何消停的跡象，其激烈程度，涉及范圍，已經不下于前方的大戰了，正反雙方甚至暴發了肢體沖突。

這促使秦牧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因為這已經是關系到后方穩定與否的大問題了。

與司馬安、呂大器、喻大猷等要員榷商之后，秦牧就這場大論戰下了一道詔書。

詔書大意是說事實不說不清，真理不論不明，歡迎學界就此事展開討論。但討論范圍權限于學術方面，絕不容許借學術討論進行人身攻擊，更不允許借學術討論之名拉幫結派，打擊異己，危及驅除韃虜大業。雙方要多站在對方的立場考慮問題，求同存異。

詔書中還聲明。除了顧炎武的翰林院和新設立的國子監師生之外，大秦所有軍政部門的官吏不得參與這場辯論，而要站在一個相對超脫的立場，認真聽取正反雙方的理由和論據。

為了給大家充足的辯論時間，十月的恩科將向后推遲一個月，并著令顧炎武在武昌的黃鶴樓下設立論壇；

持不同意見者，可以自由登壇辯論，官方會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

并承諾只要不涉及到人身攻擊，不拉幫結派結黨伐異。官方絕對不以言語及罪。

秦牧這道詔書一下，頓時讓天下的讀書人都為之一震，不管支持的還是反對的，對秦牧都是贊不絕口。

特別是他禁止軍政部門的官吏參與討論。更被視作是公平公正的象征。

畢竟要一個普通人站在知府知州面前與之爭辯，還真沒有多少人有這個勇氣，官員往往能利用其自身的權勢，左右討論的公正性。

這道詔書同時被讀書人認為是開風氣之先。更被看作是秦牧廣開言路，虛心納諫的體現。

甚至開始有人把秦牧與唐太宗相提并論。

因為兩人有頗多相同之處，倆人都是前朝舊臣。都是起于亂世，都很年輕，唐太宗打天下時不到二十，即位時也不過二十來歲，和秦牧很相似，而且倆人都是文武雙全，上馬治軍，下馬治民，又都有虛心納諫的胸懷。

總之，你越作比較，越覺得相似。

事前秦牧根本沒有想到自己這道詔書會產生這樣的效果，他只是想把這場辯論引上理性的道路，不使自家后院失火，以免影響前方戰事。

他更沒有沒想到的是，這道詔書頒布后，原來那些躲避戰亂，清居山野的大儒紛紛行動起來，或是撰文參與討論，或是動身親赴武昌，準備登壇辯論。

其中隱居的江西大儒艾南英、羅萬藻，以及當初因不滿吳學禮大軍禍害江西，勸阻無效后憤然隱入廬山的江西巡撫郭都賢，竟不畏戰火，結伴趕到安慶城下求見秦牧。

秦牧聽說之后，急急迎過江去，極盡禮遇。

見面之時，三人甚為感動，郭都賢施以大禮，感慨地說道：“秦王日理萬機，為我等幾個老朽趕過江來，我等如何敢當，如何敢當啊！”

“三位是世之大賢，小王敬慕久矣，只是年來俗務纏身，未能親往拜請，還望三位大賢莫怪，今日承蒙不棄，遠來教誨，小王豈能不親自恭迎。”秦牧一邊還禮一邊答話，態度極為謙遜。

郭都賢、艾南英、羅萬藻三人萬萬沒想到，年紀輕輕的秦牧，竟是如此虛懷若谷，心中不禁感慨萬端。

艾南英與羅萬藻是同鄉，都是江西臨川人，與章世純、陳際泰一起被世人稱為“江右四家”。他們都是寫八股文的高手；

其中陳際泰更是世人公認的八股文大家，他將經史古籍融會貫通，自辟門徑，借題發揮，馳聘才思，抒發己見，把八股文推向了極致。

然而他們對八股文所導致的文風衰弊，內容陳腐，科場制藝，形式僵化，卻是深惡痛絕。

幾人一直致力于八股改革，他們師從古文、戲曲大師湯顯祖，認為只有取徑唐、宋才是溯源秦、漢的正確道路。他們遵依北宋古文精神，推崇歐陽修的學說；

江右四家的影響力很大，跟陳子龍、張溥、張采、夏允彝等人的“復社”、“幾社”就文壇文風等問題展開論爭，分庭抗禮。認為為文要表現“時”與“境”，要講“義法”、“神氣”、“雅潔”。

還大力排抵王世貞、李攀龍等為代表的前后七子及其崇拜者“文必秦漢”的擬古說，反對以鐘惺和譚元春為首的“競陵派”因襲六朝儷彩、追求硬瘦艱澀、幽深孤峭的玄風。

正因為這些人在學術界地位崇高，秦牧才給予如此隆重的禮遇，他們就象是風向標，得到他們的擁護，就代表著會有大批讀書人會來投誠。

秦牧在安慶城下的大營中設宴款待，與三人促膝傾談了一夜之后，第二天又安排船只，派兵護送艾南英與羅萬藻往武昌，并親自送出十里。

至于郭都賢，被秦牧直接留了下來，委以吏部右侍郎的重任。

此事很快傳開，秦王禮賢下士的美名更是傳得人盡之知，前來投奔的人更多了。

以前秦牧在武昌頒布秦王詔，宣布開恩科時，也有很多讀書人來武昌投奔，但那時來投奔的多數是普通的讀書人；

而現在隨著戰爭不斷取得勝利，加上他廣開言路，虛心納諫，革弊創新等一系列舉措的出現，前來投奔的人中，開始有象艾南英、羅萬藻這些在文人中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儒。

繼郭都賢三人之后，驚喜更是不斷涌現，最讓秦牧意外且驚喜萬分的無疑是路振飛的到來，而且還是從福建而來。

弘光政權瓦解之后，起初路振飛接受了隆武的官職，拜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但路振飛好不容易到了福州后，卻大失所望。

實際上不管隆武給他封多大的官，都只是個笑話，軍政大權實際上都掌握在鄭家手里，隆武不過是鄭家的一個傀儡，而他這個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更成了傀儡手下的小鬼。

而且接觸久了，路振飛發現隆武是個好大喜功的人，常說臣子們不改因循舊習，必至敗亡。路振飛卻認為隆武過于操切，難成中興之業；

隆武有愛民之心，卻未見愛民之政；所有的話都是停留在口頭上，說得很好，但什么實事也沒做成。

而且隆武喜怒輕發，不知節制，朝令夕改，讓人無所適從。見群臣庸碌而督責過于嚴厲，就連他這個吏部尚書也時常遭到詰難，卻不知深究群臣無所作為的原因。

路振飛心中一直作著痛苦掙扎，后來又有聽說鄭芝龍竟派人聯絡洪承疇，有降清的苗頭，而鄭芝龍將洪承疇的家人供養于府上，不讓隆武追問降清官員家屬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有鑒于此，路振飛決定不再做鄭家的小鬼，轉而投到大勢已成的秦國，加入驅除韃虜的大業中來。

如果說艾南英等人的投奔，代表著學界對秦國的認同，那么路振飛的投奔，更是一種人心向背的最好例證，因為他是隆武朝的吏部尚書，是從福建趕來投奔的，意義非同尋常，這足以向世人證明，隆武已人心盡失，而秦國是萬眾歸心。

秦牧得知路振飛到來之后，更是親自迎出二十里，當即授予路振飛文淵閣大學士銜，與司馬安等人一同入閣參議軍機。

這是實打實的內閣大學士，不打半點折扣，更不象隆武朝那樣有名無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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