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習和研究社會學出身的王書輝，在穿越之后的工作中常常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想要在封建中國進行社會改革，那么用哪種理念來作為支撐，指導自己今后在明末開展的社會改造運動，是個很重要，很核心的問題。
已經腐朽僵硬的儒家學說，是王書輝首先摒棄的。
王書輝不是一個反儒主義者。在某種程度上，他是認同孔子學說的。甚至可以說，他是個反對把儒家的創始人孔夫子的經典語錄和思想，進行考據和引申的原教旨主義者。
他首先不同意儒教非教論的觀點。
在他看來，儒家思想和秉持儒家思想的儒生們，與道家思想和秉持道家思想的道士們一樣。他們通過把孔子和老子的思想，與從上古時代開始流傳的中國傳統思想和習俗結合了起來，創造了思想淵源相同，但是具體的禮儀要求和行為規范不同的宗教體系。
不過在歷史上，儒家思想變成了整個中國的法理思想，儒家宗教體系變成了整個中國政治體系罷了。
他認為，儒教非教論的觀點，正是明末這個時代，開始進入殖民主義時代的，殖民主義先行者的西方傳教士們發明出來，用來對抗和瓦解儒家體系以傳播基督教的一種理論嘗試。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上講，利瑪竇和他的支持者發明的儒教非教論，沒有實現幫助基督教傳播的實際目的。
王書輝覺得，儒家思想能夠成為國家宗教，并在這個宗教體系也就是中國封建政治體系中，不斷的與中國人民的實際生活相結合。使得儒家思想變成了中國封建主義的代名詞，孔夫子變成了歷代封建帝王的代言人，中國人把儒家思想和封建倫理奉為道德和行為準則。
造成這些結果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孔子之后的歷代儒生們，為了推銷自己的政治理念，不斷的改造和延伸孔子創立的儒家思想，以達到通過儒家思想，維護封建王朝封建統治的目的造成的。
中國的政治制度和儒家思想在兩千多年的糾纏中，發展到了明清時期的時候。無論是封建主義制度，還是與封建主義制度已經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儒家思想，都已經耗盡了他們的生命力。
無論明清時代的中國人，怎么努力的嘗試挽回這種衰敗和絕望的進程，只要他們是站在封建主義和儒家思想的基石上的，那么這種努力，歸根結底的要面對失敗的必然下場。
從根本上說，儒家思想兩千年來在中國的發展，實際上和西方世界黑暗落后，破敗腐朽的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權思想一樣，是一個不斷的消解和滅絕其他意識形態的過程。
在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主義儒家思想的統治之后，中國人甚至沒有了像西方人那樣的，能夠通過本身就是假冒偽劣產品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進行文藝復興的能力。
而在事實上，兩千多年前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是整個地球文明史冊上，最為強大和完善的各種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武器庫。毫不夸張的說，人類在普遍經歷了封建主義的摧殘之后，所謂的，新的思想理論和意識形態，都沒有能夠超出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的思想淵源。
甚至可以這樣說，某主義的中國化，實際上也是一位掌握了中華文明精粹的偉人，總結和完善中華文明所結出的碩果。
無論是哪種思想，什么意識形態，離開了中國這個定語。對于中國，對于中國人來說，都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垃圾。
王書輝認為，明朝末年這個時代，在整個中國的宏觀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性節點。
中華文明發展到這個時代，是重新走上已經僵硬沒落的封建主義思想的回頭路上去，還是打破桎梏，走上獲得新生的重新復興之路。一方面要清除外部因素，抵抗和消滅野蠻種族對中華文明的器質性傷害。
另一方面，就必須通過復興春秋思想，選擇百家思想中的一家與中國發展到新社會階段的實際需求相結合，發展和創造出一個適合中國實際情況，中國人民能夠接受的，新的理論體系。
王書輝在有穿越門神器的支持下，并不缺乏物質和技術上的支撐。因為中國幾千年來一直是個人口龐大的國家，他甚至也不缺乏人力資源的支撐。
但是，他急迫的需要一個能個與明末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相符合的，能夠推動中國向新的社會階段進步的，新的思想理論，來號召和凝聚自己的團體。
雖然掌握著未來世界的先進思想和海量知識，王書輝深深的知道，在沒有經過實踐的思想理論指導下，以此改造社會的話，都會經歷一個可怕的，反復的，充滿了鮮血和戰火的過程。
好在王書輝雖然沒有偉人的魄力和天才智慧，但是他有一顆文科生外皮下，冰冷的工業主義者的價值觀。他通過對資料的總結做出了一個缺乏智慧，但是充滿了可操作性的決定。
他要把荀子思想，改造成披著荀子外皮的，以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為核心的，結合中國實際國情的思想理論體系。
簡單的說，就一個明末版的偉人思想。他的具體做法，就是要在對學生的教育中，貫徹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三個基本理論觀點。
選擇荀子思想的原因在于，無論明朝末年的思想領域事實上是怎么看待荀子的，但是荀子仍然是公認的儒家思想家。而在荀子的經典中，他的具體思想主張，又完全與已經僵化和混亂的明末主流的程朱理學和陽明心學不同。
荀子的主張是唯物主義的，荀子思想對于歷史和世界的認知，是發展和辯證的。
王書輝在精心的挑選和后世的資源的幫助下，對荀子思想進行了初步的判斷分析。
他認為荀子“明于天人相分”的觀點，可以發展為客觀唯物論的觀點。
荀子在對世界運行規律的觀點上，完全不同于孔子，孔子認為“天命”（物質世界規律）是一種盲目的主宰力。孔子及其弟子和后學力圖使“仁德”、“心性”“天命”得以貫通，這一方面是要使“仁德”、“心性”的追求獲得存在論的支撐，另一方面又將“天道”（物質世界規律）唯心主義化。
荀子思想選取道家在“天道”（物質世界規律）上的自然觀的成分，然而它的理論宗旨卻不在于走向自然主義的道路，而在于凸現“天人相分”既物質世界規律與人是兩個不同的體系，凸顯“天道”（物質世界規律）的客觀唯物性。
荀子在《天論》中寫道，“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
荀子思想認為，世界運行的規律是客觀性的，沒有意志、善惡、好惡的主觀性。
“天道”是物質世界的客觀規律，是物質屬性的，不是意識屬性的。荀子思想把陰陽風雨等潛移默化的自然機能看成客觀的，把由此機能所組成的自然界視為物質的。荀子思想認為，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萬物自身運動的結果。
在對世界認識的客觀性和物質性的大前提下，荀子思想對于人類世界的認識更加的客觀和唯物。荀子思想認為，“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
也就是說，荀子思想認為，物質世界的規律，不會因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變，對人的善惡分辨完全漠然置之，人必須要遵循物質世界的運行規律來改造和發展世界。
這種唯物主義的思想延伸到了荀子思想對傳統的宗教迷信的態度，它認為自然的變化與社會的治亂吉兇沒有必然的聯系。認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種宗教儀式，僅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盡“人道”而非“鬼事”（《禮論》）。
王書輝在認識到荀子思想的核心內容，對整個世界的看法是客觀唯物主義的思路之后，對荀子思想進行了系統的歸納。
他把荀子“天人相分”的思想總結為“客觀唯物主義”。
他把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總結為“人對物質世界的主觀能動性”。
他把荀子“化性起偽”的性惡論思想，總結為“人對世界的認識是通過勞動實踐實現的”。
他把荀子“法后王”的思想，總結成“物質世界是在不斷發展的。”
他把荀子“天官薄類”和“心有征知”的思想，總結成“人對世界的認識是從感性階段上升到理性階段的。
他把荀子“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的觀點，總結成“世界的發展是在矛盾中進行的，王道和霸道這兩個概念，就是在國家的發展中的一個對立統一的矛盾。”
總而言之，王書輝把唯物論、實踐論和矛盾論，通過對荀子思想的異化解讀，形成了一個適應明末時期中國社會和古代中國人的，成體系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并且把這個思想理論體系命名為“萬物一統律”。
至此之后，王書輝創立的披著荀子思想外皮的，辯證唯物主義的“萬物一統律”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總結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萬世歸一律”，成為王書輝在明末改造中國的領導團體，所接受和運用的，唯一思想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