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名思義，這所謂的戰守輔三級兵士制度，便是從鄉鎮級別的地方開始一級一級向上，直到縣城、州城和永平府城，每個地方都用嶄新的戰兵、正兵、輔兵來替代原本陳舊的衛所兵和軍戶。

衛所制度已是多年積弊，這在永平府的先行改革，便是崇禎皇帝想要用這個制度代替衛所軍戶制度的一步試水。

這場試水也不是說來就來，崇禎早有了相應的準備，

早在崇禎十七年，崇禎皇帝就已經下旨廢除了延續近三百年的軍戶屯守制度，並且將罪己詔下發到軍中、民間，提高兵士和百姓對此事的認知。

衛所不可能直接全部廢除掉，必須找到一個可以替代的東西，所以這種改革就像吃飯一樣，需要一口一口來，不能急於求成。

那次廢除軍戶屯田以後，別處還沒管，京畿一帶是已經開始一場重編軍戶的行動，如今還在編內的軍丁該是隻管打仗，屯田的事全都交由他們家人來做。

現如今的軍戶，不再是世襲制度，只要你家有人是在編的官兵，本家老小就可以入籍，享受相應的屯田制度福利。

原本那些世襲的軍戶，若想從事其它行業，朝廷上也免除其全族的軍戶籍，只留一些在官軍中當兵的本家爲軍戶籍。

廢除屯田制度，不僅僅是屯田二字，那是對方面雜項的統一廢除和整改。

比如這衛所制度最基本的構成之一，便是沿襲了僞元的軍戶制度。

明初，朝廷軍隊由“從徵”﹑“歸附”﹑“謫發”﹑“垛集”四部分構成。

洪武二十一年，在元代舊籍冊的基礎上，由兵部改置軍籍勘合，詳細開列了軍戶從軍來歷，並依次調補衛所年月、在營丁口之數﹐從而建立起新的，較爲完備的軍戶制度。

起初，朱元璋規定，非後世大明曆朝皇帝特許，任何人都不得自行改籍，後來從嘉靖朝開始，逐漸改爲兵部尚書和內閣也有權調該軍籍。

至今，軍籍早已是氾濫不堪，不少官吏可以利用這兩個字欺壓百姓，甚至可以達到連坐全族的效果。

戶出一丁赴衛當兵，是爲旗軍，也稱衛所兵。

旗軍或操守或屯種，崇禎皇帝首先正式廢除掉的，便是旗軍耕種、屯田之事，專爲主操戰、守禦。

崇禎皇帝連日以來，瞭解了許多關於這種陳舊制度的弊端，早是下定決心要將其取代、廢除。

軍籍一般都是世襲的，時人常說，祖上一人赴衛當兵，如今全族都要遭受累世遭受牽連，每代都須出丁當兵，不然必會遭受連坐罪懲。

起初兵部規定是軍戶每戶出一餘丁隨正軍到營，佐助正軍，由營內供給軍裝，看起來還不錯，這是已經考慮到了戶無餘丁的情況。

但是到了如今，早已演變成軍戶戶下須以一丁供給在營正軍或衛所，不然就要受到花樣懲處的奇葩規定。

更有意思的是，這種奇葩規定朝廷上其實一直都無陳墨定規，往往是各地酷吏和別有用心之人揮舞雞毛的結果。

戶下若無丁壯，按朝廷規定來說可暫免爲丁之事，待有餘丁再行添補，但如今各項雜亂，這也已經改爲必須僉幼兒爲“幼丁”。

從小便入籍，隨時徵召入軍，以備成丁後勾補當差，這從那個幼兒的角度來考慮，顯然是有些過分。

洪武、永樂年間，大明財政豐盈，國力雄厚，所以一般就地衛所、正營都可以給出丁軍戶相抵人丁的補償和衣甲、軍餉，就算不能，兵部的支援很快也會到位。

自萬曆朝三大徵之後，這一政策開始悄然改變。

爲使軍戶能自備服裝盤費，減少各地衛所和兵營壓力，明廷規定﹕

“軍戶耕種的田地（軍田）在三頃以內者可免雜役﹔三頃以上者須與民戶一起承擔雜役﹔隨營餘丁和戶下供應餘丁亦可免當差﹔正役仍要承擔。”

說實話，這些制度是考慮到軍戶不能自給自足，一戶出丁受到各種苛捐雜稅而所得不能相抵，繼之牽連、拖累全族這種情況，是朝廷相應的措施。

不過很可惜，萬曆朝這種極好的措施，在實際執行中並未貫徹到底。

這個措施，自宰輔張居正死後便無人再提，軍戶的雜役負擔並沒有減輕，反而相應賦稅越來越多。

朝廷上，雖然想極力的爲下面減少負擔，但是由於財政的逐年破產，尚且無法維繫填補三大徵對地方造成的損耗，對於地方軍戶的補償更是供不應求。

萬曆一朝，由於前十幾年張居正的全國性改革，爲朝廷積累下了許多的財富和民心。

這也使得萬曆末年雖然明軍在遼左、西北一帶的流寇、賊虜、蒙古方面細節上常有失敗，但總體上來看，朝廷仍是不可撼動。

到如今崇禎朝以後，對於軍戶出丁是根本就沒了任何補償，因爲當時崇禎初年的朝廷，就連正兵和衛所的軍餉、衣甲都已經不能湊齊，時常因此發生兵噪、炸營等事，更何況那些地位低下的軍戶。

士人常說粗鄙武夫，但是相較於那些真正的兵，這些基礎龐大卻四不像的軍戶，甚至不夠格被稱爲“武夫”。

在出丁同時，社會地位上，軍戶亦低於一般民戶和官兵。

就連民戶對軍戶也時常鄙夷嫌棄，就像文人和兵伍的區別，民戶若與軍戶通婚勢必連累自己的子女和全族。

軍戶丁男僅許一人爲生員，民戶則無限制，正軍戶五丁以上方許充吏，民戶二丁以上即可充吏。

民戶有罪，往往以充軍處罰，軍戶則不許將子侄過房與人，防止後代因此脫免軍籍，鑽了軍戶大家庭的漏子。

兵丁征戍遠方，軍裝盤費數目很大，洪武、永樂時朝廷尚能充足保持軍戶們的軍裝盤費，但自萬曆末年以來，朝廷所給便是杯水車薪了。

就拿萬里末年的薩爾滸之戰來說，朝廷調動了自三大徵以來人數最多的八萬多人，想要直接將有些崛起勢頭的建州剿滅。

尚且不說成敗等事，只說這八萬多大軍的組成成分，可戰的精銳正兵實際上只佔據了其中很少一部分。

當時延綏鎮、寧夏鎮、甘肅鎮、固原鎮四處，發兵共約兩萬五千人，但是又分正兵、衛所兵和基本軍戶。

這大約兩萬五千的四鎮兵馬，真正吃飽穿暖，勉強能從朝廷那邊拿到補償有些戰鬥力的正兵，其實只有萬人不到。

餘下那些，一小部分是源自四鎮各衛所調派來的衛所軍，萬曆朝對衛所多多少少還有些補償，算是個安慰。

那些人數雜多，在軍中往往充當勞役而非主要戰力的軍戶，打一次仗，他們不僅得不到任何好處，軍功也完全不會分攤到他們頭上。

更令人寒心的是，就連他們全部的出征盤費也是完完全全的自給自足。

崇禎皇帝此番在永平府的試水，實際上就是想看看會遇到什麼阻力，若軍戶制度不有所改觀，再怎麼搞也只是一時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