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眼過了十天，得到了請柬的人已經紛紛聚集到了杭州。

時間倉促，有的人接到了請柬之后，連夜乘船而來，一絲一毫都不敢耽誤。

好在浙江這里交通便利了不少，否則絕不可能在如此短促的時候集結一起。

而如意坊的東安廳，也開始修繕，王川雖然是杭州人，不過早在昨天夜里，就已經下榻在了如意坊附近的客棧，怕的就是耽誤了時間，不能及時趕到。

一大清早，王川便到了如意坊，如意坊今日依舊是賓客如云，許多人都聽說了政協的事，都是想要湊個趣，如意坊的買賣，比之從前又提高了不少。只是到了東安廳附近，這里開始出現了護衛，并且嚴禁人隨意出入，王川拿了請柬出來，對方才放他入內。

這種感覺，讓王川很是享受，自從得了請柬之后，王川頓時感覺自己高人一等起來，從前同樣是做買賣，可是做買賣和做買賣是不同的，商賈議政，這也算是開天辟地的頭一遭。

進來的人有不少，三三兩兩，聚在一起閑談。

也有相互認得的，彼此打著招呼。

前頭的東安廳，占地極大，規模不小，不過如今重新修葺，上頭已經換了匾額，叫政協聽政。

聽政四個字主要是為了不犯忌諱，若是說議政，難免讓人有猜想，所以索性改為聽政。

王川隨著人流進入廳里，里頭已經徹底的改換了原貌。

整個廳里全部進行了修葺，比如說門窗。能封死的都盡量封死，出了進去的正門。整個偌大的廳堂，簡直就成了一個密封的火柴盒。

里頭的桌椅設計的也很巧妙。設計而成的是一個回字形，以一個圓臺為中心，而所有的桌椅，全部是一圈圈的圍繞著圓臺擺放。

正中的位置，顯然就是講臺，而三百個座椅，則有五個圈，后排的位置越來越高，形成了類似于一個羅馬斗獸場的格局。

當初設計的時候。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三百多個人參與會議，若是如上朝一般，皇帝坐在上頭，而其他人左右分列，就算你嗓子再好，你的聲音也未必能讓所有人聽見，這本就是議政，就是大家有空來說說話。這就必須保證每一個人的講話，都能清晰入耳，這種封閉的設計，還有回形的桌椅排放。能盡量做到每一個人最大程度的聽講。

畢竟這個時代沒有麥克風，所以只能盡量如此。

每個桌椅上，都有名字。大家必須找自己的名字落座，三百多個位置找起來。自然有些麻煩，不過。每一批桌椅，都會劃定區域，比如商賈會在哪個區，讀書人會在哪個區，在這個范圍內，大家各自找自己的桌椅。

王川找到了桌椅，在東邊的第三排位置，不好也不壞，他興沖沖的坐上桌椅，這里的位置比較高，能夠看到任何死角。

再加上封閉的屋子里，一盞盞的馬燈懸在墻壁，使得里頭格外的明亮。

各自的桌子上，都有一份冊子，寫著今日開會的內容，上午議的是商稅，正午吃飯休息，下午議的還是商稅相關。

上午議商稅，主要是由主持會議的人來講，也就是說，大家都沒有發言的機會，乖乖聽著就是，可是下午雖然同樣議的是商稅，卻可以讓大家各抒己見，有意見的，但可以提出來，覺得哪一點不滿，都可以暢所欲言。

大家紛紛坐好，小半時辰之后，所有的位置意見沒有了虛席，連巡撫老爺帶著一批官員進來的時候，在眾人紛紛打招呼的情況下，也只是潮眾人點點頭，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

這種東西，給人第一個感覺就是稀罕，因為是破天荒的事，大家都顯得有些緊張，會場上鴉雀無聲。

終于，徐謙的人影出現。

大家紛紛站起來，要向徐謙行禮。

徐謙含笑，壓壓手，道：“這里不是官府，不必多禮。”

旋即，他直接走上了正中的臺子上，手里拿著一份文檔，開始道：“時間有限，本官也就不說閑話了，今日議的是商稅，何謂商稅？自古以來，收稅養國，國以養兵，養兵則是護民。本官遍覽史冊，未嘗聽說過不征稅的朝廷，也沒有聽說過，不繳稅的商賈。”

“只是到了大明朝，朝廷確實是不向商賈繳稅了，可是諸位想來卻是知道，雖然不繳，繳的其實更多，朝廷雖然不繳，可是各地官府，各個關卡的盤剝和各種名目的苛政雜稅卻是從沒有少過，可是這樣的做法，有什么益處？朝廷征不到錢糧，而諸位的銀子，卻全都肥了地方的官員，從中中飽私囊者，可謂是不計其數。”

“既然如此，與其如此，不如朝廷統一征取稅賦，從而讓朝廷的了錢糧，用來賑濟、養兵之用，何苦要肥了別人？因此，本官以為，商稅非征不可，也必須要征，只是如何個征法，本官就索性說一些淺見吧。”

“征稅，并非是要逼迫大家破產，所以這稅制，必須在所有人的接受范圍之內，可是又不能太低，導致朝廷無錢可用，無糧可調。此外，要征取稅負，只怕并不容易，若是向各工坊征稅，就會有兩個問題，其一，瞞報，想來諸位也不是省油的燈，那些興辦工坊的商賈若是讓你們自己包每年的盈余，朝廷再在這上頭征稅，想來諸位，所報多有不實。”

說到這里，大家都不禁尷尬的笑起來，連王川也跟著笑，大家都是做買賣的人，誰也不是傻子，自己的作坊若是每年的利潤有一萬兩銀子，肯定是會報一千，這是他們的屬性決定的，他們是商賈，商賈就是來賺錢的，生產是賺錢，瞞報稅賦，自然也是賺錢。這個錢，為什么不賺。

謙繼續道：“畢竟是難以統計嘛，瞞報的問題很嚴重，第二個問題也很嚴重，那就是利潤很難估算，而官府假若好大喜功，你們利潤一萬，可是官府向朝廷報的卻是十萬，屆時向諸位征取十萬的稅收，諸位只怕也難以維持了。”

這倒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而且，許多人擔心的也就是這個，因為利潤難以統計，自己瞞報倒是好說，可是官府非要說你的利潤高呢，畢竟收稅的權利在人家手里，倘若是人家非要報高，胳膊扭不過大腿，你能如何？

王川不由點頭，覺得徐大人說的很有道理。

徐謙道：“所以，朝廷征稅，不妨就用新政的錢糧局模式，收取棉桑，收取鐵礦、煤礦，收取木料，還有收取路費的形式，比如時候棉桑，棉桑的稅賦就很好統計，產出的相差也不會大，你有多少畝地種了棉桑，朝廷就征多少銀子。礦產也是如此，鐵礦、煤礦、木材、粘土、茶葉等原料若是想在市面上兜售，就必須獲得許可，許可就要征稅，如此一來，朝廷只要固定的監督少數的人，就可以收到稅賦。而諸位的作坊，但凡是要生產，就少不了要購買原料，原料的稅漲了，生產原料的士紳商賈就不免要提高價錢兜售，諸位以高價收購原料的形式將其投入生產，其實本意上，也是征取了一重稅負，最后，這些稅賦，還是由大家一起來承擔。”

這種征稅的模式，其實新政推行的時候就有，只是還不夠規范和普遍，大家也能夠接受。

比如說種棉的士紳，他們原本種棉一百斤，價格是一百兩，而官府征收他們一百兩銀子的稅賦，那么，收購棉花的商賈，肯定要提高價錢收購，賣棉花的是士紳，一百八十兩賣給收棉的商戶，商戶一百八十兩收到了棉花之后，就要進行加工，比如制作成棉布，原本他們若是一百兩銀的棉花制作棉布，可以賣出一百五十兩銀子，可是因為收購的價格高了，所以就不得不以兩百一十兩銀子將棉布兜售出去，而收購棉布的成衣作坊，兩百一十兩銀子收購之后，又必須承擔收購棉布價格高漲之后的費用，至少又要少二三十兩銀子的利潤，除此之外，他們還要將這個稅賦的負擔，轉移到染坊，珠花工坊上頭。

最后，這一百兩銀子最后是種棉的承擔了二三十兩，織布的承擔二三十兩，成衣和染坊以及珠花的商戶又承擔二三十兩銀子。

當然，實際上一百兩銀子的棉花不可能征取一百兩的賦稅，至多，也就是三四十兩銀子而已，一層層的分擔了賦稅之后，實際上一百兩銀子的產出，最后到了成衣的環節可能已經達到了三百兩銀子的最終價格，大家承擔的賦稅，也就是三四十兩而已，這個稅率，大家都能夠接受，而且收起來也容易，童叟無欺，不必擔心商賈們消化不了這筆稅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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