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安平和孫瑜來到了五號同志的辦公室，鄔團長滿臉慚愧地迎接了陳副總理，鄔團長喃喃地和陳副總理身邊的孫瑜同志說道，“對不起，楊文同志，”他很是慚愧的樣子，“我沒有保管好你的東西。”

孫瑜聳了聳肩膀，就和陳安平一起走進了五號同志的辦公室。

“楊文同志，我很慚愧啊！”五號同志從桌子后面走出來和孫瑜握手，“我會盡快找到你的東西的。”

“您不用太操心了。”孫瑜說道。

“怎么？你還有線索嗎？”五號同志看了看孫瑜，然后把目光落在了陳安平的臉上。

“呃，”孫瑜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了，他說道，“您做的都是大事，這點小事，我自己總有辦法解決的。”

“楊文同志，你現在留在這里，我是又有些不安，又有些高興啊！”五號同志嘆了一口氣，他請孫瑜和陳安平到一旁的沙發坐下，開始暢談自己的想法。

“路線問題很重要，我也覺得現在有些不好，中央自己的思想沒有統一，下面就有些無所適從嘛！大家經驗都不多，難免犯錯誤，本來這是正常的，但是摻和進去了權力斗爭就顯得不正常了，楊文同志你告訴我們的東西很有意義，我最近也在想，是不是把審計署建起來，”

“總理，我覺得，”陳安平咳嗽了一聲，“是不是提議召開九大？”

五號同志一時之間愣了一下，他用疑惑和審視的目光看著陳安平。

“孫……咳咳，楊文同志帶來的訊息很重要，”陳安平咳嗽了兩聲說道，“關鍵是我們也能夠逐漸認識到了我們日后所犯的錯誤是因為什么，在這之前，其實我們已經看出來不少苗頭了，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夠把它形成一個共識，以大會的方式把它固定下來，成為我們黨的下一個階段的指導思想。”

五號同志陷入了沉思。

陳安平繼續加猛料，“總理，按照目前的局面下去，兩個方面爆發沖突是必然的，總理您不能夠總是置身事外，既然已經出現了某種苗頭，就要將其撲滅，現在來看，出現了問題，將其在萌芽階段解決最好，不能夠等到問題出現一個總的爆發，而將事情的發展控制在我們手中最為有利。”說完陳安平給了孫瑜一個眼色，“有很多事情當著那么多人不好講，現在有些事情可以告訴您了。”

孫瑜舔了舔嘴唇，深深吸了一口氣，在五號同志驚疑不定的目光注視下，將另外一個世界1966年至1976年的歷史講了出來。

話說這天晚上，五號同志又經歷了一個不眠之夜。

……

“楊文同志，既然經過了三十年左右時間我們就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樣的話，說明286同志是有功的，改革的思路也是對的，我可以這樣理解嗎？”

……

“嗯，你這樣說也不錯，這個關鍵就是國家的性質改變了，雖然已經達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想要回到原來的路線上來確實是不可能的了，固有的利益格局思維方式都完全改變了，這樣的話無論是繼續左轉或者是繼續右轉都必須采用持續漸進式的改革思路，不然的話就會產生兩個極端的動亂，也就是說國家的發展，歷史的走向到了那個時候實際上并不完全能夠由國家官僚階層掌控了，集體領導更加削減了按照某個思路扭轉國家道路的權威，這是一個漫長而且需要耐心的工作，無論是左轉或者是右轉都是一樣。先富帶動后富，最后實現共同富裕，這個提法在完全市場化的運作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國家必須發揮巨大的杠桿作用才能夠避免伴隨著繁榮帶來的兩極分化。”

……

“因此，無論是左轉加強國家資本主義，還是右轉削弱國家資本主義，再進一步，把國家的杠桿作用繼續削弱，用小政府，大社會的理念將政府責任進一步削減推向社會，這都面臨著種種問題，并不是說了就可以做的。無論是哪一種想法，作為承擔責任的統治者，都不得不面臨選擇的后果和后續的處理。我們后續的政府，無論它的理念是什么，它都必須面臨如何用政策穩定社會的難題。我們可以說，我們的政府已經放棄了旗幟鮮明的意識形態，轉而實用主義的態度，但是當問題和矛盾積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時候，他們發現一切現有實用的手段不能夠切實地解決問題的時候，他們就必須重新想起來一個徹底的問題的解決方法。”

“在面臨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們也許有正確的思路，也許有錯誤的思路，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說了，一切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又或者如同福山所說的那樣，歷史發展到了資本主義階段就已經終結了，資本主義的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切社會模式的終極狀態。因此人類社會出現問題的原因，就是不夠自由，不夠民主。這兩種思路，都可以經由社會實踐的檢驗，盡管在這之前，我們已經有了阿富汗、利比亞、埃及等多個例子了。”

“當然，也許有原教旨主義者認為在進入社會主義之前必須資本主義極其發達，一直以來，北歐都是這方面的典范。斯大林在做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論斷的時候既是向前邁出了一步，又是向后邁出了一步。民族國家的存在和現狀已經明確向我們指出了，共產主義將是一個長期——歷史學上的長期的過程。”

“經歷了日后漫長的經驗之后再重新來看眼下我們所處的社會，水樓剛剛過去，八大會議上已經公然開始宣布：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個提法如此空泛，以至于沒有看到國家資本主義建立起來之后，官僚階層開始成形以后，所謂的資產階級失去了實際的力量蟄伏下來之后，人民群眾——農民和工人階級和官僚階層之間的矛盾取代了舊的階級矛盾。”

僅僅從幾年前的經驗就可以看出來，就可以知道，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性質何在？這個開始日益僵化地上層建筑，并且開始天然地將自己的地位視為自己理應所得的東西的時候，應該如何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性質的承諾呢？資本主義社會里，資本的持有者資本家是天然的統治者，那么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官僚是天然的統治者嗎？

這個問題，比政治派系斗爭嚴重得多。

現在看起來，想要處理好這個問題雖然很困難，但是并不是沒有辦法。整個社會應該是一個開放流動的社會，而不是一個階級固化的社會。社會的成員必須擁有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權利，他們的機會應該是平等的。統治階級接納新的成員的機會應該面對所有的社會成員平等地開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含義在于選擇自由，機會平等。

要打破只有能夠吃茶葉蛋、喝可樂的權貴家族的成員才有資格統治國家的權利。

“意思是要加強義務教育？”

不僅僅是義務教育，是要開放一切獲得教育的機會。我們的國民，因為種種原因很多人沒有機會完成六年義務教育，即使是現在，大學教育依然是某些人的專利，這就天然地將絕大多數的群眾的受教育的權利剝奪了。那么眼下能夠接受高等教育的都是什么人呢？——我們自己黨內高官的子女，民主人士和資本家們的子女，那么普通的農民和工人呢？

高考和公務員考試，無論怎么被詬病，被質疑，從本質上講，它的初衷都是一個公平選拔的平臺，這樣一個平臺一旦失去，后果就是不公平的內幕和關系選拔了。

因此，一旦教育的問題得到了解決，8086同志同志最關心的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實際上就不是一個大的問題了。那些山頭主義、小集體主義等等已經是成千上萬年的流毒了，根本是不可能用制度克服的。

1957年的問題也顯示當時的現狀，因為缺乏足夠的知識分子和技術人員，共和國在很多關鍵的位置上不得不繼續任用過去遺留下來的人員，這一批過去時代的精英分子在新社會的地位遠遠低于過去時代，于是滿腹的牢騷在1957年爆發了出來，如果繼續拖上幾年，等新中國自己所培養的人才能夠頂替掉他們的位置，這些人所能夠造成的影響，也就有限得很。

孫瑜所來的時代，種種政治運動和學習都已經流于形式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記得一點，經過了基層工作鍛煉的人，即熟悉了基層工作富有基層工作經驗的人才，必然比只會做辦公室的人好得多。當然，在基層只會糊弄上級領導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這樣看下來，依靠知識分子上山下鄉改造農村也是勢在必行的了。

既然問題這樣多，解決的方案有這樣龐大，牽扯到了一個整體，那么就很有必要開一場盛大的會議就解決這些問題統一思想，形成共識，遵照方針進行針對性的布置和篤行。這樣重大的事情，不可能只由幾個政治局常委就決定了，必須依靠全黨全體的努力，因此一次中央全會就很有必要。所以陳安平提出了開會的請求并非是他頭腦發熱的結果，但是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常委內部尚且不能夠達成協議，而這些東西不說在政治局，就是拿到中央委員會上，也不可能得到多數人的贊同。

五號同志對于黨和國家背負的責任感和他自身高尚的品格讓他認識到，孫瑜所說的東西，陳安平所提到的東西都是正確的，至少是存在的，他們所提出來的解決方案也是有針對性的，有操作性，雖然會達成什么樣的結果尚且還不知道。

但是五號同志意識到，一旦要推動這些計劃，就自然地是要和全黨的部分同志為敵，這些同志不會理解，也不會支持這樣做。

“還要確保，”陳安平說道，“在做這些事情的同時，經濟能夠維持穩定有力的增長，這樣才不會出亂子。”

五號同志感受到了歷史的重擔。

“這個問題，”他說道，“我考慮考慮，也要廣泛地征求同志們的意見，特別是幾個常委同志的意見。”

孫瑜看了陳安平一眼。

陳安平倒是沉住了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