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教案，在朝廷內部也引起軒然大波。內閣中書李如鬆說出了當時絕大部分民衆的心聲：教案的起因是“教匪迷拐幼孩，繼因豐大業向官長開槍……斯時，民知衛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於國家而不知自恤罪戾。”

李如鬆進而建議朝廷：“天津百姓是爲保護官吏而擊斃洋人的”，非但不可懲處，還應該善用民心，“乘此機會，盡毀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

當然，這個提議有些過於偏激，真要如此幹離列強聯軍再次攻打大清不遠了。

相對於李如鬆的激進，醇親王奕譞的態度要緩和一些：“正可假民之憤，議撤傳教之條，以固天下人民之心”；“縱不能乘此機會，盡焚在京夷館．盡戮在京夷酋，亦必將激變之法國，先與絕和，略示薄懲。”

李如鬆和奕譞都是朝堂“頑固守舊派”的代表人物。以他們的立場自然希望能將列強在大清的所有機構情理乾淨。

與此同時，陝甘總督左宗棠在給朝廷徵詢天津教案處理意見的回信裡，其直言不必害怕事態擴大，外國人一般是通過威脅政府官員去壓制老百姓，如羣衆起來鬧事，他們會慎重考慮，不至遽爾挑起戰爭。

又說：“泰西各國與中國構釁，類皆挾持大吏以鈐束華民，至拂輿情，犯衆怒，則亦有所不敢。”

左尤其重點提及：事件的起因是豐大業首先向中國官員開槍，咎在法國，老百姓鬧事是事出有因。如果只是索取點賠償，可以允許。但反對以無辜百姓的性命抵償。

他還說：“法國教主，多半匪徒，其安分不妄爲者實不多見。”“津郡事變之起，由迷拐激成，百姓羣起與之爲難。雖受迷無據，而幼孩百許童貞女屍從何而來?王三雖不承招，武蘭珍則生供俱在，不得謂無其人無其事也。百姓之哄起，事出倉卒，非官司授意使然。豐領事且以洋槍擬崇大臣、天津令，從人已受傷矣；其時欲爲彈壓，亦烏從彈壓之?愚見法使所稱四層，如志在索賠了結，固無不可通融；若索民命抵償，則不宜輕爲允許。

一則津郡民風強悍，操之過蹙，必起事端。萬一如該公使所言，激成變亂，中國蕭牆之憂，各國豈獨無池魚之慮?”

最後，左宗棠得出自己的結論：“津民鬨然而起，事出有因，義忿所形，非亂民可比”，民心可用，“正宜養其鋒銳，修我戈矛，隱示以凜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千萬不可倉倉猝猝就拿中國之人去給洋人抵命，以免失了人心。

兩廣總督吳可也不免上來湊了個熱鬧，上折表示支持天津百姓：法人實在太過肆無忌憚，竟不將我大清律令放在眼裡，出了事情先以強硬惡劣之態度對付，等到事不可爲激起民變又要朝廷承擔，世上哪有這般便宜之事？

況法人此時一身陷安南戰場難以自拔，根本就沒有精力抽調大軍再次北上，最多也就是命遠東艦隊戰船在津門外海耀武揚威一陣，根本不用擔心他們的軍事威脅，朝廷要做的是趁此收攏民心。

同時他還表示，如果法人‘冥頑不佞’，朝廷大可準許兩廣清軍直接參與安南內戰，兩廣清軍保證牢牢牽制法人軍隊難以動彈，替朝廷分憂解難。

……

“大人，如今中外物議洶洶，咱們這時參上一腳是否明智？”

‘天津教案’發生的太過突然，而其影響也發酵得太過迅速，兩廣方面還來不及做出什麼反應，教案的事情已經被中外所關注。

這時候藉助輿論出兵安南，是否有操之過急之嫌？

對於手下幕僚的擔憂，吳可卻是很不以爲意：“沒什麼，法國人能利用教案大作文章，一再逼迫朝廷讓步，咱們也能尋機找法國人的晦氣！”

沒等幕僚接話，他便自顧自繼續說道：“朝廷此時處境十分尷尬，要是這一次退讓了，以後還怎麼挺直腰桿跟列強說話？”

“現在，就只能看曾國藩如何應對了，咱們能做的也就是敲敲邊鼓而已！”

……

此時已59歲的曾國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久受眩暈病癥的折磨。4月19日給兒子曾紀澤的家信中寫及：“十六日餘患眩暈之癥……十七、十八日病狀如常，登，牀及睡起則眩暈旋轉，睡定及坐定之時則不甚眩暈，仍似好人。”“牀若旋轉，腳若朝天，首若墜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也是日記中常見的內容。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真切地感受著自己大限的臨近。他讓自己的學生、署理兩江總督李鴻章替自己運來做棺材用的建昌花板木材以備後事。

結果花板卻和朝廷的諭旨同日抵達了保定府，朝廷知道曾國藩重病纏身，諭旨裡殷切詢問“最近身體怎麼樣？”卻又意味深長地問及“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當然明白朝廷的真意，況且教案發生在自己直隸境內，他就是想置身事外亦無可能。

在給長子曾紀澤的遺書裡，曾國藩表述了自己對此行的極度悲觀：

“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燬教堂一案。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囂，俱復難和解，將來構怨興兵，恐致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覆籌思，殊無善策。餘自咸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於一死，以自負其初心，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稟承，茲示一二，以備不虞。”

還沒跟法國人正面扛上，曾國藩便已先失了三分底氣。

7月8日，農曆六月初十，曾國藩抵達天津。十幾天後，7月21日，他的一封《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使全國輿論瞬間爲之譁然，曾本人也迅速從道德聖人淪爲舉國士大夫口誅筆伐的對象。“詬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號竟加於國藩。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爲鄉人之大恥”，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悉被擊毀”，並將名籍削去，不再承認他是湖南籍人。

這位公認同治朝“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了“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積年清望幾於掃地以盡矣”。

以吳可今時今日的身份地位，自然知曉事情本來可以不至於如此嚴重的。關鍵之處在於：朝廷在公佈曾國藩的調查奏摺時，刻意刪去了其爲天津紳民辯護的五條理由。

曾國藩認爲：指責教堂“挖眼剖心”，純屬荒謬，但天津民衆如此激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

一、仁慈堂“終年緊閉，過於秘密，莫能窺測底裡”，還有地窖等設施，民衆難免對其生疑；二、許多中國人到仁慈堂裡治病者，往往留在裡面不願出來，民衆不免懷疑其被藥物“迷喪本心”；三、仁慈堂習慣收留病重的孩童爲其洗禮，民衆不能理解這種宗教行爲，“但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自然會懷疑教堂殘害兒童；四、仁慈堂院落廣闊，“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後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樓教堂，往往經年不一相見”者，這種習俗讓民衆無法理解；五、1870年4、5月間，城內多發生拐匪用藥迷拐人之事，加上當時疫病流行，教堂收留的兒童又多是病重無人照料者，死者自然甚多，教堂與民衆不睦，爲免生事，多在夜間掩埋屍體,或有兩屍三尸共一棺者。後屍體被野狗拖出，民衆遂一時爲之譁然。

曾國藩所沒有提及的極重要的另一背，景則是：民衆們之所以會如此“愚昧”，恰恰是知識分子們多年來的“僞知識”教化的結果。近代中國最重要的啓蒙著作之一，魏源的《海國圖志》內，即載有關於洋教用藥迷人信教、挖華人眼睛製藥的內容。

若指責民衆“愚昧”，則必須追問：是誰讓民衆“愚昧”？

朝廷刻意刪掉曾國藩爲民衆辯解的這段文字，其用意自然是意味深長的。許多人將此歸因爲朝廷希望藉此打擊聲望如日中天的曾國藩，倒可謂是一葉障目之見。事實上，早在派遣曾國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經確定了處理事變的基調：不可與洋人開釁，不可重蹈咸豐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劇。

朝廷刪減曾國藩的奏摺，真正的目的在於操縱民意。事變之前，天津府貼出的告示就有強烈的操縱民意的痕跡。告示稱：“張拴、郭拐用藥迷拐幼，童。風聞該犯多人，受人囑託，散佈四方，迷拐幼孩取腦剜眼剖心，以作配藥之用。”

就好比後世‘非典’之時，坊間流傳的鹽，醋可防‘非典’一樣可笑，這舉動實在有讓人哭笑不得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