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榮僅僅只是做了個開場白，這場時間跨度明顯短不了的會議，便陷入了一陣極爲漫長的沉寂之中。

——壟斷。

準確的說，是國營單位壟斷某一大宗商品。

放在後世新時代，這尚且是一件盤根錯節，需要剝絲抽繭，層層疏離的大難。

在這兩千多年的漢室，難度自更是不言而喻。

就拿五年前，吳楚七國之亂平定之後，關中出現的糧食價格波動，以及後續一系列動盪距離。

商人們爲何要哄擡糧價？

因爲更高的價格，可以讓商人牟取更多的利潤，賺更多的錢。

那朝堂中央爲何要出手，平抑糧價？

因爲穩定的價格，更有利於底層民衆的生存，能更好的保護底層民衆，以及社會的穩定。

雙方各有所圖，想要達成的目標針鋒相對，遵從的邏輯南轅北轍，這便是矛盾。

而且是極爲尖銳的利益矛盾。

——一方要吃人，一方要保人。

最終的結果，便不外乎：要麼前者如願吃人，更甚至吃掉後者；

要麼，是後者如願保下人，更甚至抹除前者。

但這件事對於後者——對於想要保護民衆的朝堂中央而言，真正的難點就在於：商人們哄擡物價，往往是沒有直接‘證據’證明他們的險惡意圖的。

商人們哄擡物價，從來都不會直接了當的說：我今年想多賺點錢，所以漲價了；

你們這些泥腿子乖乖掏錢吧！

而是會扯一些產量下跌、成本增高、需求增長之類的幌子，以名正言順的哄擡價格。

——不漲價不行啊~

——不漲價就要虧本啦~

——地主家也沒餘糧啊~

等諸般此類。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長安朝堂中央，還是郡縣地方官府，其實都不太方便以太過強硬的手段，去鎮壓‘事出有因’的貨物價格。

人家漲價，是有‘正當理由’的！

你官府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死活不讓人家漲價，還講不講道理了？

於是，官府只能‘講道理’。

即：在規則允許的範圍之內，通過拋售平價糧，來宏觀調控市場。

——你高價賣，確實‘事出有因’，雖然道德敗壞，但終歸不犯法，我確實管不著；

可我低價賣，那也是心繫天下蒼生，非但光偉正，而且同樣不犯法！

你樂意高價賣隨你；

我樂意低價賣，你也照樣管不著我！

通過這樣‘講道理’的方式，以合乎市場規律的手段，低價拋售來壓制物價，是絕大多數統一政權控制物價最直接，同時也是最明智的手段。

但有一點需要注意；

——當年的劉榮，原本並不打算通過官營糧米，來讓少府內帑壟斷關中糧食市場。

最開始，劉榮的目的，僅僅只是壓下當年，隱隱有飛漲趨勢的糧價；

別說是對哄擡糧價的商人們，以及背後的幕後黑手‘秋後算賬’了——就連次年的糧食價格，原本都不在劉榮需要考慮的範疇當中。

至於後來，劉榮‘蹬鼻子上臉’，從最開始的平抑當年糧價，發展到穩定未來數年的糧價；

再到一勞永逸，直接官營糧米，幾乎永久性平抑關中糧價，以達成對關中糧食市場的壟斷——這一系列變化，其實都是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如果一開始，劉榮就提出官營糧米，由官方壟斷關中糧食市場，那這件事做成的阻力，很可能連先帝老爺子都扛不住！

從朝堂內外，到功侯貴戚，再到東宮、宗室——整個世界，除了沒有任何發聲渠道、政治話語權的底層民衆，其他所有人，都會成爲這件事的阻礙。

劉榮之所以做成這件事，正是因爲從頭到尾，劉榮都沒有把壟斷當做目標——至少是沒有表露過這個意圖。

平抑糧價，是劉榮獲立爲儲後的第一次考試，有理有據；

清算商人，是太子儲君雛鳳初鳴，向天下人展露儲君之怒，合乎常理。

至於後續的少府內帑官營糧米，壟斷關中糧食市場，也‘絕非’劉榮早有此意；

而是先前，劉榮清算商人的時候有點‘上頭了’，把人殺完了才反應過來：哎呀，關中沒糧商了呀！

這可咋整？

好吧，事兒是我惹出來的，那就只能由我收拾殘局了——就讓少府辛苦點，代替商人們的位置，當幾年糧食販子吧。

等啥時候，關中重新涌現出一批糧商，少府再把擔子卸下來，把糧食生意扔給民間商人……

沒錯——當年，定下官營糧米一事時，劉榮明面上的說辭，是‘由少府無限期暫掌關中糧米事’。

無限期、暫掌。

只能說，政治這門學科，極其注重語言的藝術。

就這樣，劉榮以‘皇命難違’爲由平抑下糧價；

又以‘悖逆儲君’的罪名清洗糧商；

最後，再以‘關中缺糧商’爲由，讓少府內帑順利達成對關中糧食市場的壟斷。

整個過程，劉榮的每一個舉動都有理有據，合情合理，沒有哪怕片刻展露出‘我要動誰蛋糕’的意圖，不動聲色之下，達成了自己最終的目的。

事後，即便有人後知後覺的反應過來，卻也是爲時已晚，米已成炊，只能接受現實。

從這件事——從劉榮拐彎抹角，以這種顧左右而言他，道出扯虎皮、找藉口的方式，才終於達成對糧食市場的壟斷，就不難看出在國家層面，達成對某一貨物的全面壟斷，難度究竟有多大。

畢竟難度不大的話，劉榮當年就不用那般費盡心機。

而這一次，劉榮又要由少府出面，達成對鹽、鐵市場的官方壟斷。

由於上一次壟斷糧食市場的‘前科’，考慮到既得利益者都已經產生了免疫力，再曲線救國沒有意義，劉榮這次選擇直入正題：朕要搞壟斷！

那麼接下來，朝堂中央最需要解決的事，其實和鹽、鐵本身都沒什麼關聯。

——生產、運輸，又或是售賣，那都是少府的事。

即便是考慮到生產場地、運輸路線，亦或是銷售渠道之類，也都是三公九卿某個屬衙，又或是幾個屬衙的主官湊在一起聊一聊，就能輕鬆解決的事。

能讓劉榮把朝中，和這件事有關的所有重臣召集在一起，來共同商討的問題，單從這次會議的規格來看，就不可能是什麼小事……

“鹽……”

“鐵……”

在極爲漫長的沉默之後，最先從思緒中回過神的，是丞相劉舍。

只能說，不愧是少府出身的丞相。

類似這種有關商業，又或是平準、均輸的事，如今漢室，恐怕找不出比劉舍更精於業務的人了。

只見劉舍皺緊眉頭，低聲呢喃一陣，終深吸一口氣，神情凝重的轉頭望向劉榮。

“陛下當知，我漢家雖以商賈爲賤業、末業，太祖高皇帝更曾制：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另戶別居；”

“然，商賈之業、工商之利，亦乃太宗孝文皇帝所不制、所不禁之業也。”

短短兩句話，便引得其餘衆人各自從思緒中回過神；

正當劉舍要開口再言，卻見上首御榻之上，劉榮當即淺笑著點下頭。

“太祖高皇帝曾定下規矩：商賈不能身穿絲綢做的衣服，不能稱作馬車，應當納入專門的商籍，並統一居住到官府劃定的商人聚居區?！?

“但不用朕明說，諸公其實也都明白，太祖高皇帝定下的這些規矩，其實早就名存實亡了?！?

“——如今的長安街頭，衣著最奢靡、最華貴，馬車最氣派、最華麗的，絕對不可能受百官公卿、功侯貴戚；”

“甚至都未必是朕！”

“而恰恰是那些家財萬貫，卻又被太祖高皇帝明言禁止‘不得衣絲乘車’的豪商、巨賈。”

…

“自孝景皇帝三年，朕以監國太子之身執掌朝權，至今已有五年。”

“在這五年的時間裡，朕曾聽聞至少二十家資產超萬萬，且名揚關中的豪商巨賈。”

“但在丞相府、內史屬衙的商籍名錄當中，卻根本找不出這些豪商的名諱。”

“——幾乎每一家商戶，都在小有家底的時候，就走通了不知道哪家高官的門路，將戶籍從商籍挪了出來?！?

“門路硬的，直接轉了農籍；”

“稍差一些的，也大都轉了工籍?！?

言罷，劉榮還不忘挑起眉角，似笑非笑的環視殿內衆人。

被劉榮這耐人尋味的目光掃過，劉舍、竇嬰、韓安國、石奮四人，只尷尬的笑著低下頭，顯然是默認了劉榮的說法。

而在末席，汲黯、張湯、顏異三人，也可謂是面色各異。

作爲律法口的人才，張湯幾乎是瞬間神情嚴肅地低下了頭，好似是在考慮‘如何讓規矩重新發揮效用’的辦法。

作爲法家出身的官吏，張湯對商人羣體的感官不言而喻。

——在法家的政治思想中，商人，是和儒墨學者、遊俠刺客、說客、僕從並列的‘五蠹’之一。（《韓非子·五蠹》）

在法家看來，五蠹，便是社會上的五個不安定因素。

儒墨學者，以歪門邪說擾亂國家法度、思想；

遊俠刺客自不必說——以武凡禁，視法度爲無物，視人命如草芥！

說客則危言聳聽，動搖施政者決心，讓政策無法長久貫徹；

僕從則依附權貴，逃避平民本該承擔的勞役、稅賦，對國家造成損失。

而商人，則更像是前面四者的結合。

——商人逐利，不重德行，對社會風氣造成的負面影響，比儒墨學者的歪門邪說更甚！

——商人居無定所，遊走於各地，蓄養護衛，完全不介意在荒山野嶺，做上一筆殺人越貨的勾當，比遊俠刺客都更暴力！

——商人道德敗壞，心思又過度活泛，往往每到一地，都能和當地的官員蛇鼠一窩，能很輕易的將原本清廉、正直的官員腐朽化，比危言聳聽的說客都更可恨！

——商人不事生產，不繳稅、賦，不服徭、役，逃避的義務、對國家造成的損失，比依附權貴的僕從更過分！

所以在法家內部，商賈也被稱之爲：五蠹之首。

絕大多數法家出身的學子都認爲，商人這‘一蠹’的危害，甚至比其餘‘四蠹’加在一起都更大。

真要說起來，張湯對商人的態度，其實都還算法家士子中，難得的平和、淡然了。

換做旁人，怕是劉榮話音未落，便要跳出來立軍令狀，揚言‘不殺盡天下商賈，提頭來見’了。

張湯低頭沉思，一旁的汲黯則是皺著眉頭，面上明顯透露出些許不愉。

——汲黯爲人正直，甚至正直的有些迂腐；

所以在聽劉榮說‘規矩雖然還在，但早就沒人遵守了’時，汲黯不自覺皺起了眉頭。

雖非法家出身，但自詡爲漢家唯一執政黨的黃老學，對於商人階級的感官，本身就和法家沒有太大區別。

而汲黯作爲日暮西山的黃老學當代人才中，難得一見的佼佼者，對於商人這個上躥下跳，破壞社會穩定的不安分因素，顯然也是有些不齒。

但畢竟是黃老出身——相比起那好似鯊魚聞到血腥味，本能就要‘殺戮’的張湯，汲黯的第一反應，是再看看。

黃老學就是這樣，無論發生什麼事，都是再看看，儘可能不要干涉。

實在到了不干涉不行的地步，再一次性重拳出擊，直接毀滅掉這個破壞安定的因素，然後再恢復到無爲而治，道法自然的慵懶狀態當中。

倒是末席的顏異，幾乎是在劉榮話纔剛說出口時，便‘對號入座’般羞愧的低下頭。

——儒家的政治傾向，是相對比較親近商人的。

準確的說，是親近那些有錢、有權，能在某一層面幫助自己的羣體。

權貴能爲儒家發生，儒家自然親近；

商人能給儒家出錢，儒家自然也親近。

甚至就連儒家所提倡的生活模式：躬耕傳家，其實都是非常典型的地主經濟。

與如今漢室所提倡的‘小農經濟’稍有不同的是，儒家提倡的地主經濟，是大宗族、大地主爲單位的社會經濟模式。

顏異之所以會覺得羞愧，一方面，是因爲這些規矩之所以‘形同虛設’，絕大部分的功勞，都要算在儒家的頭上。

另外一方面，作爲學閥子弟、名門之後，顏異背後的家族，就沒少和那些‘卑賤’的商戶來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