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父親司馬談作為史官,他記錄的史書,對天災羅列有下:
建元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大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建元五年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二月,遼東高廟遭遇火災。
劉徹記得,這高廟是父皇在平定七國之亂后,心有戚戚。
深感于王室血脈淡薄,諸侯王不行拱衛天子之職責,詔令各諸侯國修建的,其意在喚起諸王漸漸淡忘的血緣和親情。
他覺得這火燒得太蹊蹺,按說遼東這時正是冰封雪飄的時節,氣溫十分的低,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
據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員說,大火燒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間化為灰燼,其他附設建筑也已成為殘垣斷壁。
這難道不可以說明,是別有用心的人,故意制造的災患?
而眼前,又有來報,說長陵高園的寢殿先前又被焚毀了。
“這到底是為什么?”
劉徹將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馬談,司馬談很惶恐。
作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職責不僅是忠實地記錄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還負有解釋天象的責任,這是一代代傳下來的使命,都不得不去解答。
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擔著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萬一回答的讓陛下不滿意,禍及家人更為可怕。
“依微臣看來,天象與人道相分而又相應,有時是相對應的,有時卻又毫無關聯。
微臣記得當年五星逆行于空時,陛下曾借用荀子的話來解釋,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高園失火,臣認為這純屬偶然,圣上大可不必在意,意外之事許許多多,哪里又全然理得清。”
“是這樣嗎?”
劉徹對司馬談的回答顯然不夠滿意,他狡黠一笑,指著實錄上的記載道:“朕之所以憂慮,并非沒有根據,是因為前年有星孛于東北后,遼東的高廟就毀于火災。
今年剛剛開春,高園又再度毀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還是人為?
你說‘相分而又相應’,這讓朕想起了董仲舒當年在策對中的話,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靈在警示朕呢?”
司馬談猶豫再三,覺得還是把天象和人事分開來說比較穩妥,要不然可就說不清了。
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過于玄秘,陛下也曾經說過,不可盡信,不可妄測。
臣記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國發生天災,鄭國亦懼。
史官欲以寶物祭灶,禱于上天,以乞救于上天,免于災禍。
子產聞之,言于王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
臣又聞,宋襄公在位之時,隕石落入境,鳥退而翔,國人皆懼之,內史叔興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兇所生也,吉兇由人。’
由是觀之,臣認為高園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譴告,若強自惶恐,怕誤了天意。
建元元年以來,雖天災頻發,然南越閩越臣服,東甌歸收,農桑興國,萬民安樂,陛下自是無須憂慮。”
話雖這樣說,但劉徹的心情卻沒有因為司馬談的分析而有絲毫輕松,思緒反而多了起來。
正待要再問下去,包桑進來說眾位大臣已在塾門等候多時了,劉徹才收住話頭,正了正衣冠,傳旨上朝。
劉徹把問題帶到了朝上,并且興致勃勃的對大臣們一一詢問,詢問之后便是責難。
在將大臣們一一數落過后,劉徹宣布道:“高園遭災,是朕之過,朕自今日起,素服五日。內史石慶,著即免職,閉門思過。”
朝堂上的風雨,有時候就是如此莫測,往往劉徹一個興致勃勃,就代表太皇太后與皇太后族系的人落馬。
表面上的處罰和被處罰,隱藏在背后的往往卻是智謀和權力的較量,關鍵是要找到一個合適的理由。
如若四年前,趙綰不丟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對劉徹有多少憤怨,也不會公開阻撓新政。
因為她也要避嫌,呂后的教訓,是所有人避之不及的,天下人也會落下話柄。
同理,高園火災也成了石慶被逐出朝堂的緣由,而石慶,正是黃老之學的代表人物,太皇太后硬塞給劉徹的庸才。
石奮父子三人,太過拘謹于小節,連一個字少加一點,都要斤斤計效,先帝不煩他們,劉徹卻有些煩了。
相比之下,經過四年磨礪的劉徹,處置這些事情來,早就滴水不漏,卻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
他并沒有將許昌和莊青翟的職務也免掉,這兩人還沒什么問責。
這樣,既表明了他對整肅綱紀的決心,又不至于讓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是兩全之策。
而他素服五日,又一次將大漢以孝立國的宗旨,通過行動,昭示天下。
散朝以后,司馬談又被劉徹留下,但卻再沒有談災變的話題。
劉徹指著實錄上的文字問道:“這是怎么回事,這種事也要記上去?”
司馬談捧起竹簡,見劉徹在記載他外出狩獵、踩踏百姓稼禾一處,畫了重點,也就是點了記號。
“你這不是給朕難堪么?后人看了這些記載,將會怎樣評價朕呢?我不會說這是一個昏君?”
司馬談對劉徹的問話并不感到意外,但記錄下來,就不會再更改了。
他早已從父親口中得知,歷來的國君或帝王總是希望在歷史上留下自己最輝煌的、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點污漬留給后人,這也是人之常情。
不過作為史官的責任,確實讓他對事需要有認真態度,不能毀了金字招牌。
司馬談沒有猶豫,一臉嚴肅的回答道:“臣寧可身死族滅,也不能因文過飾非,而遭萬世唾罵。
臣記得圣人有云:‘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還有……”
劉徹望著跪在地上司馬談,侃侃而談,毫無懼色,一時倒不知怎樣去怪罪于他了。
對史官來說,信史如同他們生命一樣重要,縱然殺了司馬談,他的兒子,司馬遷也會秉筆直書的,不是么?
想到這兒,劉徹也是笑了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