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之后，廣大干部群眾強烈要求糾正“**”的錯誤，徹底扭轉十年內亂造成的嚴重局勢，使黨和國家從危難中重新奮起。但是，這一順應時勢的愿望卻遇到嚴重阻礙，黨和國家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與此同時，國家建設百業待興，真理標準討論熱潮涌起。形勢的發展呼喚中國共產黨盡快就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大政方針作出政治決斷和戰略抉擇。
1．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關頭，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站了出來，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糾正“**”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了必須完整、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確定了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指導方針，果斷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這一系列重大決定使得十一屆三中全會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一個偉大轉折的標志。從此，中國走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1979年起，中國共產黨開始對國民經濟和社會關系進行全面調整。這次國民經濟調整的主要目的就是改變長期存在的積累率過高和農業、輕工業、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的情況。調整的重點是理順農業與工業的關系，促進農業的恢復和發展。在調整經濟政策的同時，黨開始著手為“**”以及此前的政治運動造成的冤假錯案全面平反，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調整社會生活中的政治關系。全面平反和大范圍地調整社會關系，使得中國人民能夠身心自由、滿懷熱情地投身于國家的現代化建設。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客觀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一生，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做出結論，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做了初步概括。這個《決定》的內容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負責任的政黨，能夠正視自己的錯誤，并勇于改正錯誤。這一《決定》的通過，意味著中國共產黨結束了由“**”造成的思想混亂，團結一致地承擔起中國改革開放的重任。
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改革開放是一個全新的事物，沒有現成的經驗和模式可循，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中國的改革首先是在農村取得突破的。1978年，安徽發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受災農民吃飯成了大問題。為了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將集體撂荒的土地借給農民耕種，收獲歸自己所有。這一措施有效地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結果不僅戰勝了當年的旱災，而且收獲超過正常年景。受此啟發，安徽和全國一些地區的農民自發地嘗試一種新辦法，即后來被統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1981年底，全國90%的農村已普遍采用了這種辦法。1982年1月，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正式肯定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它從此成為中國農村的一項基本制度。在農村改革取得突破的鼓舞下，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全面展開，打破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一統天下的格局，改變企業原先的單一所有制結構，形成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形式的所有制格局。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行動綱領。以此為標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
與改革同步，對外開放工作也正式啟動。在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建立經濟特區是一項影響深遠的決策。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半年時間的醞釀，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把廣東、福建兩省作為對外開放的試點，允許這兩個沿海省份在對外經濟活動中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以加快經濟發展。1980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決定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并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城市首先建立經濟特區。在國家的大力支持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在很短時間里就取得顯著成就。深圳，經過短短幾年時間，便建立起一座繁華的現代化城市。此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又采取了一系列推動對外開放的重大步驟。1984年春，進一步開放由中國北部到南部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初，決定開放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廈門、漳州、泉州三角地區，隨后再開放遼東和膠東半島；1988年，批準設立海南省，把海南島建成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1992年，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這樣一來，中國對外開放逐步形成了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開放新格局。在這個過程中，一大批中外合資、中外合作和外商獨資企業陸續涌現，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市場化步伐，而且大大增強了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
2．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目標的提出
經歷了自1978年底以來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中國經濟實現了增量式發展。但是，直至1992年前，中國的改革究竟應當朝哪個方向走？它是以完善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為目標，還是以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人們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中國的改革最初的指導思想是，計劃和市場相結合，以計劃經濟為主，同時讓市場發揮調節和補充作用。與此相呼應，改革先從“體制外”入手，即在非國有部門倡導建立市場導向的企業，依靠它們實現經濟的增長。由此在中國出現了體制內“計劃”與體制外“市場”并行的“雙軌制”格局。這一戰略有效突破了體制內改革的瓶頸。隨著鄉鎮企業、經濟特區和沿海城市合資、外資企業的發展，市場經濟份額在中國有了很大的增長。改革的實踐推動著人們的思想和經濟理論的發展。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強調“要突破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加快建立和培育社會主義市場體系”。這個文件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已蘊含著市場化改革的取向。
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進入一個艱難的階段。長期以來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并存的“雙軌制”造成了相當多的問題，“計劃”與“市場”之爭隨之而起，以“計劃經濟為主”的觀點又重新流行起來。當中國的改革有可能迷失方向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再次發揮了巨大作用。1992年初，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明確指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于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
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鄧小平南方談話，解答了人們心中的疑慮和困惑，又一次解放了人們的思想。1992年秋，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正式提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制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藍圖和基本框架。對于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來說，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它標志著改革開放已經告別了“摸著石頭過河”的階段，進入全面系統推進的新階段。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整體推進的，尤其是隨著市場化改革目標的確立，政治體制改革及其他各個方面政策調整的步伐也隨之加快。早在1978年冬季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同志就指出，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隨后舉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不僅作出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決策，也做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決策。30多年來，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雖不像經濟體制改革那樣引人注目，但內容十分豐富，總體在穩步推進。如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逐步實現依法治國，實行基層自治與擴大基層民主，推行政府機構改革，完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此外，這一時期的中國對外交往活動日益活躍。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簽署《和平友好條約》。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交。這些外交活動，穩定和改善了中國的外部環境。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中國外交工作的任務發生了根本轉變，主要就是配合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祖國統一大業的完成。為此，中國對外政策進行了調整。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國際形勢趨于緩和。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形勢做出了新的判斷。鄧小平同志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他還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中國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動睦鄰外交，加強與大國和發展中國家關系，積極開展多邊外交，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中國正在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作用。外交政策的調整，開創了中國外交新局面，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一場全面的社會變革，改革不僅限于經濟和政治領域，也包括文化和社會領域。改革開放初期，教育、科技、文化領域率先開展對外交流。進入全面改革階段后，對以高度集中統一為特征的計劃管理體制的改革不僅在經濟領域推開，也逐步向科技、教育、文化等領域延伸。1985年，中共中央頒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和《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科技與教育體制的改革，使得中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國家的科技實力和人才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與此同時，文藝和體育事業也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局面。在文學藝術方面，中國共產黨積極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鼓勵文藝工作者創作優秀作品，弘揚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傳統美德，培養人民群眾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好的社會風尚。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國的出版業、影視業、娛樂業等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局面。在體育方面，中國在努力提高競技體育成績的同時，也積極推動群眾性體育活動的開展。用政府財政補貼和民間彩票公益金修建的運動場館和健身設施，為提高國人的身體素質和各項體育運動的普及創造了條件。
3．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任務的提出
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中國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人們的利益需求和思想觀念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進入21世紀后，在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一定成就，國家財政實力有了很大增長的基礎上，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和任務。
2004年9月，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和任務。其背后有著十分復雜的現實原因。世界不少國家現代化的經驗表明，在經濟騰飛之后，社會結構將隨之變遷，這時盡管人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有了很大提高，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也隨之出現，社會穩定問題十分突出。中國遇到的主要問題是：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加大，民主法制尚不健全，社會公共服務事業的發展相對滯后。在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方面也存在不少問題，如就業比較困難（每年需解決2000多萬人的就業），社會保障體系覆蓋面尚窄，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教育、醫療、住房的發展難以滿足人們需要，安全生產和社會治安形勢不容樂觀等。要解決上述一系列問題，必須有一個清晰的整體設想，實行進一步的改革。在這一背景下，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科學發展觀。黨中央認為，解決改革和發展中面臨的新矛盾和新問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必須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推進科學發展，促進和諧社會。在這一思想指導下， 2006年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第一個專門關于社會建設的決定，它明確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五大任務：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加強社會事業建設；加強制度建設，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建設和諧文化，培育文明道德風尚；完善社會管理，保持社會安定有序；激發社會活力，增強全社會創造力。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進一步充實了小康的愿景，展示了10年、20年之后普通中國人生活的社會環境。然而，要把這一美好的愿景變為現實，中國共產黨還必須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繼續奮斗，不斷推動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的改革和創新。
繼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后，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又明確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千百年來，過上“小康”生活是中國老百姓的理想和追求。1979年底，鄧小平同志在會見國外客人時，用“小康”一詞描繪了中國所追求的現代化。此后，他又提出了更為具體的設想。這就是從1981年開始到20世紀末，用20年的時間實現國內生產總值翻兩番，總量達到1萬億美元，人均GDP達到800-1000美元，進入“小康”社會。在此基礎上，黨的十三大又
提出，21世紀頭30年到50年爭取實現人均GDP4000美元，使人民生活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從1978年到2000年，中國經濟年均增長9.2%，為同期世界各國最快的發展速度。2000年，中國GDP總量達人民幣8.94萬億元（超過1萬億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來算，GDP首次超過800美元。這標志著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短短20年左右時間里，完成了由貧困到溫飽，又由溫飽到小康的兩個歷史性跨越。雖然人民生活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但黨的領導人清醒地認識到：這時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不全面、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為此，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任務，即在本世紀頭20年，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經過這個階段努力，再繼續奮斗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將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確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更具明確政策導向、更加針對發展難題、更好順應人民意愿的新要求，以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是發展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小康社會，是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全面發展的小康社會，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宏偉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堅實基礎的小康社會。根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報告從以下五個方面充實和完善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
——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取得重大進展，在發展平衡性、協調性、可持續性明顯增強的基礎上，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大幅上升，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工業化基本實現，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鎮化質量明顯提高，農業現代化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成效顯著，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基本形成。對外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國際競爭力明顯增強。
——人民民主不斷擴大。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豐富，人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進一步發揮。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全面落實，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斷提高，人權得到切實尊重和保障。
——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公民文明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明顯提高。文化產品更加豐富，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中華文化走出去邁出更大步伐，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基礎更加堅實。
——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全民受教育程度和創新人才培養水平明顯提高，進入人才強國和人力資源強國行列，教育現代化基本實現。就業更加充分。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扶貧對象大幅減少。社會保障全民覆蓋，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社會和諧穩定。
——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取得重大進展。主體功能區布局基本形成，資源循環利用體系初步建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森林覆蓋率提高，生態系統穩定性增強，人居環境明顯改善。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發展面對新的風險和挑戰，各種矛盾和問題比較多地顯現出來。面對這一情況，習近平同志多次強調，盡管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深刻復雜變化，但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判斷沒有改變。一定要全面把握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不斷推動我們的事業取得新的更大勝利。在這一重要論述的指導下，2015年10月，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根據“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環境的基本特征，在已經確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要求的基礎上，要求努力實現以下新的目標要求。
——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在提高發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續性的基礎上，到2020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主要經濟指標平衡協調，發展空間格局得到優化，投資效率和企業效率明顯上升，工業化和信息化融合發展水平進一步提高，產業邁向中高端水平，先進制造業加快發展，新產業新業態不斷成長，服務業比重進一步上升，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明顯加大。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加快提高。農業現代化取得明顯進展。邁進創新型國家和人才強國行列。
——人民生活水平和質量普遍提高。就業比較充分，就業、教育、文化、社保、醫療、住房等公共服務體系更加健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穩步提高。教育現代化取得重要進展，勞動年齡人口受教育年限明顯增加。收入差距縮小，中等收入人口比重上升。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國民素質和社會文明程度顯著提高。中國夢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更加深入人心，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廣泛弘揚，向上向善、誠信互助的社會風尚更加濃厚，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健康素質明顯提高，全社會法治意識不斷增強。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基本建成，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中華文化影響持續擴大。
——生態環境質量總體改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綠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資源開發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資源消耗、建設用地、碳排放總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大幅減少。主體功能區布局和生態安全屏障基本形成。
——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取得重大進展，各領域基礎性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人民民主更加健全，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明顯提高。人權得到切實保障，產權得到有效保護。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中國特色現代軍事體系更加完善。黨的建設制度化水平顯著提高。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要求的提出，體現了我們黨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必然要求。
近40年來，中國共產黨銳意推行改革，不斷求實創新，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新的偉大成就。這可以稱得上是人類歷史上的“奇跡”，它不僅使13億中國人過上“小康”生活，也為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借鑒的發展模式——“中國模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