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二年在廣州起義失敗後，喬夫被清廷通緝，遭香港當局驅逐出境，流亡海外。同年9月23日，清廷從海底電纜偵查到喬夫從美國紐約坐船到英國，當時喬夫是欽犯。一星期後他在英國利物浦登陸。10月11日，喬夫被大清駐英國公使館抓住。12日到14日，喬夫設法與老師康德黎（JamesCantline）取得聯繫，但全都失敗了。他扔出去的小紙條由於地理原因沒有拋到街上，反而被人發現。清使館決定以“遣送瘋子”之名通過水運把孫送回中國。但是17日，租船之事在公館僕人間傳開，基督徒的女管家賀維太太知道後於心不忍，便送信至康家。康德黎知道後，連夜尋找參贊馬格里並且報案，但是馬格里不在，警察也不管此事。次日，再次去蘇格蘭場警察局報案，並無所獲。康、孟前往外交部告知此事，另外告知《泰晤士報》。而康德黎擔心公使館可能連夜把孫弄走，專門監視公使館動靜。19日，外交部已經開始行動——康、孟對此事並不知道，直到20日。外交部錄口供，申請開庭，監視水運。22日外交部轉守爲攻。馬格里稱需要公使放人才好，他夾在中間確實難做。但龔拒不放人。當時英國首相梳士巴利勒令中國使館釋出喬夫，否則將駐英大使龔照瑗及一衆外交人員驅逐出境。《地球報》揭發這一消息，輿論力量介入——至此，有研究稱英庭因爲輿論壓力才放喬夫之說也不成立。10月23日，喬夫終於被放。康德黎資助了喬夫50英鎊，出版了《倫敦蒙難記》。“倫敦蒙難”成爲當時震驚世界的政治*迫害案，是喬夫的革命活動的轉折點，使得他從默默無聞變成了世界級的政治流亡人士。自此之後，在反對清政府的革命陣營中，再也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超過喬夫。這充分說明了大清政府的愚昧無知，若是後世的政府處理起來，隨便躲躲貓貓、喝喝開水之類的都能弄出個自然死亡的結論，大清何至於被革命黨給攪和的不得安生。連躲貓貓都不會的政府不是個稱職的政府，大清國該亡，不亡都沒有天理了。
興中會成立初期，革命黨人中非常缺乏筆桿子，他們所宣傳的材料，僅僅有《揚州十日記》、《嘉定屠城紀》，以及選錄明朝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內的《原君》、《原臣》。與康有爲、梁啓超保皇改良派的宣傳相比相形見絀。但是仍然留給了年輕人深刻的印象，影響很大，乃至流傳到了南方新軍與北洋軍，要不是武翼新軍建立短而且人員來源單純，也保不齊被革命黨滲透進去了。從打擊這種傳銷組織如此不得力的情形來看，這個大清也著實該亡。
後來在九州革命黨的機關報《民報》出版時，喬夫在發刊詞中首次提出以民族、民權、民生爲核心內容的三*主義。戊戌維新運動失敗後，康有爲、梁啓超流亡海外，仍以保皇相號召。《民報》創辦後，汪昭明即同梁啓超主編的《新民叢報》展開論戰。辯論結果，革命派佔據上風，改良派的政治影響大爲衰落。
從光緒二十一年到光緒三十四年，革命黨積極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雖然都失敗了，使革命黨在國內的精華遭到重大損失，但有力地衝擊了清王朝的統治，擴大了革命影響。不過正是因爲這些起義此起彼伏，才讓日俄戰爭後，國際環境相對較爲寬鬆的情況下，清廷卻始終不敢對掌握重兵的袁項城、吳宸軒等人動手，最終北洋一系在袁項城死後四分五裂還乾脆在直隸打起了搶地盤的軍閥混戰，武翼新軍成爲了清廷唯一能依靠的武裝。魯蘇皖浙四省剿總的成立，朝廷下了決心才讓吳宸軒成了沒有總督職銜的漢人第一總督。不過吳宸軒也沒讓朝廷失望，久拖不決的泰州起義軍乾脆的放下武器成爲武翼新軍的補充大隊，而鹽梟餘孟庭的隊伍則被四面擠壓，迴旋餘地大大縮小，成爲了困居江北的甕中之鱉。
朝廷上下看武翼新軍不順眼的大有人在，但是敢說吳宸軒不稱職的卻沒有一個，連力主推薦吳宸軒的慶王爺奕劻都得了個五萬兩銀子的大紅包。朝野上下覺得蘇北變亂應該要偃旗息鼓，從此天下太平的時候，誰也想不到一個蠢到家的政策把掌握大清命脈的一個階級徹底給得罪死了！
這個腦子進水的政策就是“鐵路國有”。其實興建鐵路作爲一種官方政策是在新政之前就確立的，對近代中國的鐵路建設起到了積極作用。自
甲午戰爭結束到辛亥年，清王朝共建鐵路4936公里，佔近代中國所修鐵路將近40%，而其中絕大部分是在新政時期建設而成。但主要依靠外資資助修築的就長達4029公里，約佔總長度的81%。但是作爲回報，大清朝不得不把鐵路的管理權、用人權、稽覈權、購料權拱手讓給外國的借款公司，這就導致了中國利權的嚴重流失。即便如此，李鴻章在世時還是不無遺憾地說道：“目下經費難籌，必借洋款。”不過朝廷似乎從來就沒過過寬綽日子了，連剿匪的軍費都是打的一多半白條，所以讓大清朝自個兒投資建鐵路，無異於緣木求魚。
光緒二十七年12月2日，清政府頒佈了《鐵路簡明章程》，規定“無論華人、洋人”均可向“督撫衙門遞呈請辦鐵路”，而且包括“幹路或枝路”，華人投資50萬兩以上實有成效者，朝廷還要“專折請旨給予優獎”。各省紳商隨之掀起規模巨大的收回路權運動，這種行動在朝野上下產生了更大的共鳴。粵漢鐵路於光緒二十一年承包給美國永興公司建造，湖南、湖北和廣東三省紳士以美國商人違反合同爲由，要求收回粵漢鐵路築路權，轉而自己修築，此舉得到張之洞的鼎力支持，湖南士紳王先謙從中周旋，終於在1905年8月以賠款675萬美元爲代價，贖回原先由美國公司發行的股票，廢除了與美商簽訂的建設粵漢鐵路的合同。在這個成功案例的鼓舞下，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吉林、雲南等省收回路權的工作也先後付諸實施，要求贖回滬寧鐵路、蘇甬杭鐵路、廣九鐵路承辦權的社會呼聲越來越高，並實際收回了一批築路權，鐵路商辦運動進入高潮時期。山東的鐵路早在庚子年後就全部被收回了民辦，現在已經做到了各府互通，重點的縣城也有了支線的水平，雖然客車的最高時速不過六十邁，但是對於出個門就經年累月的清朝百姓而言已經是風馳電掣了，有人在報紙上就曾經感嘆道“腳踏風火輪，坐下紫露影，談笑自生風，彈指千里行”。當然膠濟線還是德國控股的鐵路，不過由於吳宸軒的換股和注資，山東商會的股份實際上也佔據了六成以上，與其說膠濟線是德國人的鐵路倒不如說是披著德國皮的山東商會鐵路。
清末商辦鐵路雖然資本匱乏，但是在國人愛國主義的熱情鼓舞之下，均設置了嚴格的受款規定，堅決拒絕外資、不招洋股、不借洋債，除了山東之外的民辦鐵路必須進行大量的民間融資。鐵路建設費用極大，一時間又籌不到足夠資金，於是政府不得不出面協助，一時“租股、派股”盛極全國各地。湖北諮議局全體會議通過決議，後來又進一步提出拒款方案十項，其中包括對各房主以其兩月房租收入購買股票，開設鐵路彩票，不用外國技師以節省經費。並進而決定由各府縣分擔股額，各縣從五萬元到十萬元不等。此外要求湖北全省教育會成員每人每月以薪俸的十分之一購股，由此合計可達四百二十餘萬元。他們進而估計，湖北各地的商會、軍人會、及其他團體，均深受輿論刺激，分擔股份不成問題，估計可達二千數百萬元。但當時一些社會輿論也認識到，用一刀切的方法抵*制外資對辦鐵路無益，“反以致國民經濟之壓迫，不若借外債，資以開利源，而助國民經濟之發達，鞏固國家財政之基礎之爲優。”盛宣懷、梁啓超、山東商會的孟洛川、苗海南等大商人也持此種看法。商辦鐵路公司一方面是被資金短絀問題所困擾，另一方面又存在經營不善、貪污挪用、虧損嚴重的問題。鐵路建設領域各自爲政、各行其是蔚然成風，商辦鐵路公司的鐵路建設就成了無全盤規劃的“圈地運動”。山東其實也不茍同於這種限制外資進入的狹隘民族主義的作風，不過山東商會的強勢讓外資在山東始終居於客卿地位，根本也沒有辦法和山東商會抗衡，反而把自己國家的很多市場給出賣給山東商會的企業，這種情況下就算是最激進的革命黨也沒有辦法指摘山東商會利用外資是賣國行徑了。
面對鐵路國有化的世界趨勢，在商辦鐵路公司舉步維艱的情況下，清政府試圖將實行鐵路國有化作爲一種經濟政策確定下來。宣統元年的中央政府借規劃全國鐵路之名，下令切實勘查各省商辦鐵路的工程款項，已經流露出把築路權收歸國有的意圖。20世紀初期的中國國內，不單是政府層，國內大輿論也開始呈現出實行鐵路國有的趨勢。曾經引領國人成功收回路權的張之洞此時也在修正自己的鐵路建設融資理念。6月間，張之洞代表清政府與英、法、德三國銀行團簽訂了借款合同草約，總計借款爲550萬英鎊，利息5釐，以建造陷入困境中的粵漢與川漢鐵路。在當時，這一草約的簽定並沒有引
起政府所擔心的過於猛烈的反對聲浪。民間輿論也有進一步向政府傾斜的跡象。隨著津浦鐵路、滬杭甬鐵路、湖廣鐵路的借款基本洽談完成，拒款運動已發生明顯轉向，在這種隋況下，報章開始公開討論鐵路外債的可行性問題。年中，盛宣懷在度支部尚書載澤的支持下接任了吳宸軒卸任的郵傳部尚書一職後，更加快了國有政策的正式出*臺。
很快清政府就正式發佈“鐵路國有”上諭。長沙市面就出現保路揭帖，次日長沙發生萬人遊行請願；在川漢線已動工的湖北，盛宣懷爲強奪股權，下令停工，引發宜昌商人、民衆聚集抗爭，清廷調集軍隊彈壓，雙方發生衝突，死傷20多人，這是保路運動的第一次流血事件。四川方面的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綸在成都召集川漢股東臨時大會，提出“文明保路”，聚集股東達2400名，次日，聞訊而來的各界學生、市民使與會人數達到4000以上。這時候的保路更像是拆遷戶和地方政府的對抗，雙方更多的是經濟利益的對抗，誰也沒有把民族主義的旗幟當一回事。
四川民間各團體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諮議局議長蒲殿俊爲會長，副議長羅綸爲副會長，張貼文告，四處講演，甚至上京請願。8月5日，在成都召開川漢鐵路股東特別大會，8月24日，羣衆開展罷*市罷*課，9月1日，在川漢鐵路公司股東會議的號召下，開展抗糧抗捐活動。9月7日，保路同志會代表率數萬人陳請阻止川漢鐵路欽差大臣端方進入四川，“趙督未允代表，衆即言辭激烈，趙督當場喝令狙擊”。手無縛雞之力的蒲殿俊、羅綸等九人當場被捕，這便是死傷衆多、駭人聽聞的“成都血案”。可見趙爾豐已經被保路同志會給弄的精神衰弱，纔出瞭如此一個大昏招。不過這樣一來，四川的形勢立即變成了官民直接兵戎相見，一貫麻辣的川商川民對趙爾豐這個老瓜娃子毫不猶豫的舉起了反旗。
宣統元年的9月8日，成都附近農民在同盟會和會黨組織哥老會的領導下組成保路同志軍起義，圍攻省城，與清兵交戰，附近州縣羣衆紛紛響應，幾天內隊伍發展到20多萬。榮縣獨立，榮縣成爲全中國第一個脫離清王朝的政權。清朝政府得知激起民變，成都被圍後，非常驚恐，忙將四川總督趙爾豐免職，並調渝漢鐵路督辦端方署理四川總督，率一部分湖北新軍入川。端方在和吳宸軒聯絡之後，很有眼力價的病倒了，乾脆的掛印封金，帶著一家老小直奔上海英美租界，住進了爲他準備好的仁和弄的別墅裡。朝廷也沒有辦法，只好繼續給湖廣總督施壓。9月中旬，湖廣總督瑞澄抽調了1/3湖北新軍軍力取道宜昌，進入四川，武昌的登時空虛。不過對於革命黨的蠢蠢欲動，清政府倒也不是完全沒有防備，相反對於新軍的控制加強了不少，各營的軍官士兵都不能自由來往，營房內子彈炮彈更是少的可憐。
所以後來的武昌起義的組織是混亂不堪的，但在此混亂當中，卻又會有一些極其明智的決策。這些決策總來自那些格外冷靜的人，熊秉坤就屬於這類人。熊秉坤在發出號令後，察覺出兵士們對他的不以爲然，他感到極不自在。考慮到自己在軍中位卑職低，恐難服衆，擔心局勢若失去控制，功虧一簣，於是順應了兵士們的願望，將總指揮之職讓給了曾經參加過日知會，又有著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並在官兵中被稱爲“智多星”的吳兆麟。吳兆麟時爲楚望臺左隊隊官，這樣的決定對於自發的起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過也導致了黎元隆等牆頭草的脫穎而出。
革命黨人趁機在10月10日發動武昌起義，並一舉成功。消息傳出，四川清方勢力土崩瓦解。10月18日，保路同志會宣佈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21、22日，廣安、重慶先後成立大漢蜀北軍政府和蜀軍軍政府，川東南57州縣宣佈響應武昌起義。10月27日，成都和平解放，“大漢四川軍政府”在舊八旗駐防城掛牌，同一天，遠在資州的瑞澄親信湖廣提督，被起義的第八鎮軍官劉怡鳳等，擊殺於資中大東街禹王宮，這也讓端方後怕不已。11月13日凌晨，尹昌衡指揮所部擒獲趙爾豐，並在成都皇城壩召開公審大會公審趙爾豐，當衆盡斥其罪，並令部下將趙爾豐當場殺於皇城“明遠樓”。趙爾豐的首級被掛在長桿上在成都城內遊街示衆。雖然趙爾豐招致了一定的民怨，但在其死後也因其生前功績得到了民衆的惋惜。
不過從清廷的角度而言，這傢伙幾乎是單人獨騎的挑動了四川湖北兩地的革命之火，從而提前敲響了大清國的喪鐘，著實可殺，更該殺，可謂是死有餘辜。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