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須避免三大誤區
滕泰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
2015年11月9日，筆者應邀參加了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座談會，做了題爲“從供給側改革，全面降低企業成本，開啓經濟新週期”的彙報。碰巧第二天，11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後，國務院發佈《關於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政界學界開始密切關注“供給側改革”，且熱度不斷升溫。
爲什麼在此時明確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要點有哪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該怎麼改？要避免哪些誤區，達到那些目的？筆者結合多年致力於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研究的經驗，談一些個人的淺見。
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選擇
2008年、2009年兩年，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比較艱難，但爲什麼在2010年以後，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走勢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美國經濟靠什麼迅速走出衰退，中國經濟又爲何出現連續5年下行？
實際上，儘管美國搞了量化寬鬆政策，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的，是以蘋果公司產業鏈爲代表的新供給、新需求、新動力。2010年以後，以蘋果手機爲代表的智能產業和移動互聯進入全面的新供給擴張階段，帶動了美國消費的復甦、投資的復甦以及出口比較大的反彈。所以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機，進入一個上升週期，重新成爲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反觀中國，2008年推出了以“4萬億”爲代表的需求擴張政策。雖然2009年短暫快速反彈，但是2010年以後就進入了持續5年的經濟下行週期。中國經濟爲什麼欲振乏力？就是因爲有太多的產業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階段。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對改革充滿了期待，但是搞了兩年以後，很多人對未來改革的方向有一點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無論是土地流轉，還是人口戶籍制度、科技創新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或者壟斷行業的改革，都沒有達到兩年前的預期效果。十八屆五中全會之前，我在多個場合發表過題爲“重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公開演講。如何才能再次凝聚改革的共識？我認爲，這個時候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五大要點
那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究竟在哪裡？我認爲有五大要點：
第一個要點是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出發點。以19世紀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爲代表的古典供給經濟學提出，供給會創造自身的需求。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供給創造自身的需求”是有條件的，只有在新供給形成和擴張階段可以自發實現，在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的階段，供給就創造不了自身等量的需求。即便在新供給形成和新供給擴張的階段，如果受到行政、稅收等成本的約束，或者受到一些制度的抑制，供給也不能創造自身的需求，甚至很多新供給受到抑制不能形成生產力。所以新供給經濟學的任務，就是創造條件，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通過供給側改革，讓它具備這個條件。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什麼地方？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他的社會服務業。爲什麼叫作軟財富？這五大軟產業的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辦教育也好，拍電影也好，雖然也消耗一點地球資源，但是主要的財富源泉是人類的思維和人類的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財富領域在美國佔79%，而在中國只佔49%，差30個百分點，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對那些硬財富的製造業怎麼辦？要通過轉型升級，讓傳統硬財富製造業培育更多的軟價值。我們都知道，全美國的公民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而與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汽車裝潢、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賺錢。與傳統汽車製造業不同，有兩家汽車商是賺錢的，一家是奔馳，另一家是特斯拉。奔馳爲什麼賺錢？因爲它的總設計師說他們賣的不是汽車，他們賣的是藝術品，碰巧它會跑；特斯拉賣的也不是交通工具，賣的是環保，賣的是時尚，這也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
第二個要點是從新供給經濟週期出發優化產業結構，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宏觀理論核心。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技術和產業的演進、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變化，以及供給與需求循環往復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經濟週期波動的主要力量。從供給端和供給結構變化出發，一個完整的經濟週期可以劃分爲四個階段：新供給形成階段、供給擴張階段、供給成熟階段、供給老化階段。如果一個經濟體中大部分行業處於新供給形成和供給擴張階段，這個經濟體就會充滿活力，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提高，整體運行趨勢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個經濟體的較多行業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這個經濟體的活力就會下降，其經濟增長速度就會降低，整體運行趨勢就會向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任何一
項社會主流技術和主流產業，早晚都會進入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因此無論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刺激總需求，抑或是通過計劃手段增加或抑制總供給，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技術週期和供給老化問題。同樣，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出了問題，有太多處於供給成熟和供給老化階段的產業，那麼無論是刺激需求還是五年計劃，都無法改變經濟結構轉型的問題。
在實踐中，真正有效正確的做法是通過“放鬆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復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復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蘋果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蘋果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蘋果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復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供給與需求動態均衡的打破屬於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階段性、局部性問題，技術擴散和產業生命週期密不可分。生產過剩是相對的，階段性和局部的供需矛盾可以隨著資源逐步向新產業領域配置而消解。當宏觀經濟從供給到需求的傳導過程遇到阻礙時，既不應當用帶有計劃經濟色彩的手段比如產業政策去徹底破壞市場機制，也不應當用傳統凱恩斯主義的手段人爲擴大舊產業和舊經濟的總需求，而應當通過“放開新產業供給約束、減少新經濟供給抑制”的方式，爲市場釋放新供給創造條件，引導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最終通過經濟供給和需求結構的調整，讓經濟回到“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理想運行軌道，恢復“供給與需求的自動平衡機制和最終均衡狀態”。
第三個要點是放鬆三大供給約束，恢復中國經濟的活力。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三大供給約束：高行政成本約束、高融資成本約束和高稅收成本約束。2013年上半年，我們重點呼籲放鬆高行政成本約束，主張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放鬆壟斷、放松管制。新一屆政府近年來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業居民生活和創業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放鬆壟斷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2013年“錢荒”以後，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而一直到2014年5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才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才真正降息。從2015年3月到7月，纔開始看到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從國際比較來看，仍屬偏高。最近一段時間，我們重點呼籲大規模減稅，放鬆高稅收成本約束。在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我提出減稅3萬億元，減輕企業負擔，激發投資和消費活力；同時發債3萬億元，吸納社會閒置資本，解決現在資產配置荒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在未來還債時降低經濟過熱，熨平宏觀波動，可以說是“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第四個要點是解除對五大財富源泉的供給抑制，提高中國經濟的長期潛在增長率。從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當前在人口與勞動、土地與資源、資本與金融、技術與創新、制度與管理這五大要素上，都有很多供給抑制，使之無法充分發揮作用。例如，2012—2014年，我們重點呼籲放鬆計劃生育政策，目前來看，二胎生育限制已經全部放開了，但是還有戶籍方面的問題，使勞動力無法自由流動。農村的人均GDP和城市的人均GDP差5倍，那就意味著如果一個人從農村到城市工作的話，財富供給增加了四倍。如果勞動力從農村轉移到城市，還面臨著教育、社保、醫療等方面的歧視性待遇，怎麼促進經濟增長？未來戶籍制度改革是一個重點。再比如企業社保、保險等成本偏高，假設企業給員工發2萬元薪酬，可能到員工手裡只有1.4萬~1.5萬元，其餘幾千元錢在當期就沉澱下來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又有大量當期收入沉澱在社保或保險賬戶，幾十年以後才能使用，對企業和整個經濟來說都是損失。怎麼樣降低社保或者其他方面的繳費比例，也應該進行研究。
土地方面，現在土地價格高漲，也使得很多企業揹負了沉重的壓力。有數據顯示，2015年三季度末，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綜合地價已經達到了240萬元/畝，商業用地447萬元/畝，住宅用地361萬元/畝，工業用地也有50萬元/畝，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價格有很多達到每畝千萬元以上，這麼高的價格，企業怎麼負擔得起？現在土地都不能確權，很難推動流轉，土地和資源的利用效率怎麼能提高？
還有資金方面，有民營企業家以親身經歷比較了中美兩國的製造業成本，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年利率6%，是美國年利率2.5%的2.4倍。爲什麼我們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利率還是全世界偏高的？是由於嚴重的金融抑制。其他還有科技創新體制、教育體制、國有企業體制，究竟應該怎麼改，才能激發各方面的活力，解決這些問題？這都是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第五個要點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房價、物價管控政策，以及“按要素貢獻分配”的主張。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房價、物價管控政策都應當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爲核心。中國房價持續上漲，調控效果多年不達預期
，其原因就在於政策著力在打壓需求，而不是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上。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未來只有從供給側著手，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效率”爲核心，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對物價的調控也一樣，中國從1996年以後就告別了短缺經濟，進入過剩經濟階段。在產能過剩的背景下，物價波動的根本原因並不在需求方面，而在供給方面，10多年來的每一輪通脹幾乎都由原材料漲價、工資成本推動、食品供給衝擊等供給方面原因造成，而政府卻一次又一次地通過緊縮總需求去進行干預，結果難免誤傷經濟。
我在2011出版的《滕泰透視通脹》一書中詳細分析了中國物價的驅動結構，書中指出，過去10年70%以上的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波動都來自食品價格變化，而在居民對食品的需求總量基本不變的現實下，食品價格波動主要來自供給總量波動和供給結構變化。研究還表明，假定我國每年平均工資上漲15%，將推動CPI上升1.94個百分點；假定原油等原材料價格上漲15%，對CPI的影響只有0.2個百分點；此外，較高的流通成本也是造成物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因此，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增加有效供給，既能夠挖掘增長潛力，也能夠平抑物價，不存在所謂“穩增長與控通脹的矛盾”。新供給主義經濟學從供給面去管理物價的措施包括：降低稅收成本，控制人工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的速度，穩定農產品生產和供給機制，控制流通環節費用，建立穩定的消費品物價形成機制。
新供給主義經濟學認爲，收入分配機制應當以“供給要素貢獻和邊際報酬”爲核心，並由此提出了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六個核心主張：①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②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收入分配公平的必然選擇。 ③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佔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爲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④對於創業企業或僱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少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是否可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僱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⑤政府可以通過稅收調節收入分配，但調節的重點應該是嚴重偏離要素邊際報酬的收入，比如房產持有和遺產繼承等。⑥無論是公共投資還是轉移支付，長期來看都是低效率的，因此應該儘量減少公共支出和轉移支付。
現在中央和國務院已經提出了課題，如何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我們認爲，越是供給抑制和壟斷、管制厲害的地方，供給側改革就越有意義。應當沿著土地與資源、人口與戶籍、科技與創新、制度與管理、資本與金融五大財富源泉和幾大重點行業（醫療、能源、教育等），一個個領域研究下去，得出一些建設性的可操作性的成果，才能真正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供給側改革要避免三大誤區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來之後，媒體廣泛報道，社會上也高度關注，這是好事。但是在今後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中，需要避免以下三個誤區：
第一個誤區，就是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論層面。炒概念救不了中國，2012年，我們發表《新供給主義宣言》，當時的供給側改革的確需要引起關注，需要撕開一個口子來推動這個概念。但是現在媒體上很多討論還是在炒概念，這就沒有意義了。我們不能停留在概念和理論層面，應該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落到實處。
第二個誤區，就是讓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回到計劃經濟或產業政策的老路上。我看到有報道說，供給側改革就是新計劃經濟，這顯然是誤解，但是在實際方面，確實有很多學者還是在用政策之手來撥動經濟，“這個產業是老的，應該怎麼淘汰；那個產業是新的，應該怎麼鼓勵”——直接伸手了，這樣就弄錯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還是要把握住“放鬆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理念，讓財富源泉自主發揮活力，充分涌流。
第三個誤區，就是把供給側改革和需求管理對立起來。不能說研究供給側改革就是要徹底否定需求管理。三年前我寫文章的時候，確實有反對凱恩斯主義，但是現在不必再反對了。現在西部投資、民生改善方面還有很大的空間，需求領域也有很大的作用，不能將二者絕對對立起來。
總之，我覺得要避免這三個誤區，一不能炒概念，二不能把供給側改革誤解成新計劃經濟，三不能把需求和供給對立起來，這樣才能建設性地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向深入，真正開啓中國經濟新的增長週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