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臺是冀南重鎮邯鄲的北方門戶，同時也是冀南最重要的物資儲備基地，所以一直都是日軍重兵把守的重城，另外日軍第三十二師團的師團不此時就設在邢臺。

高邑攻防戰結束后，木村兵太郎好容易收攏了幾千殘兵，加上冀南的部分偽軍，邢臺地區的守軍堪堪達到了一萬三千余人。不過不管是木村兵太郎還是第三十二師團的參謀長永田大佐都清楚，就這點兵力根本支撐不了多長時間。

但是徐財富可不會給日軍調集兵力的時間，11月15日傍晚時分，第八戰區先遣部隊一個步兵團以及一個裝甲營就到了邢臺，并且還對邢臺進行了試探性進攻，不過可惜的是，被守軍擊退了。

盡管如此，徐財富所部還是給了木村兵太郎極大地壓力，區區一個步兵團就差一點攻破邢臺的城防工事，要是等支那主力部隊到達的話，那邢臺的守軍還能堅持多長時間。

不過日軍第三十二師團師團長木村兵太郎可是一個狠人，此人是1939年被任命為第32師團長，晉升為陸軍中將。隨后被派到中國山東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命令士兵屠殺手無寸鐵的民眾。1939年4月14日，木村率領8000多名日軍對中國魯南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在他率隊“出征”前對部隊下達命令要不惜一切代價全殲八路軍及根據地，并且施行“三光政策”。

當木村進入根據地后就遭到了中國八路軍第115師的游擊戰的重創，木村兵太郎便命令日軍士兵對手無寸鐵的中國老百姓進行血腥屠殺，并將2000多名老百姓關押在集中營做苦工，建立了“新華院集中營”。

每一個被送到這里的勞工，每天都會被抽出200cc的血，日軍欺騙勞工們說是做化驗，其實是供日軍傷員輸血，有很多人都因抽血過多而致死。有些反抗者會被嚴刑拷打。甚至被放出的狼狗撕咬。集中營的墻上圍著高壓電網，很多逃跑的勞工都被電死在上面，而被抓回來的，也會被日軍使用極其殘忍的手段殺害。此后每年達10萬余人的中國勞工被擄掠到東北、日本的礦區做苦工，山東、吉林、遼寧、山西等地從此出現了罪惡的“萬人坑”。

就所有侵華日軍的高級軍官來看，其中不乏屠夫式人物，例如谷壽夫等。但是像木村兵太郎這樣殘忍的還真不多見。現在冀南的戰局對于日軍很不利，于是木村便想到了以民代兵的想法，就是以中國平民作為阻擋陳鋒所部的盾牌，說白了就是將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趕上城頭，如果陳鋒所部堅持要攻城的話，最先遭殃的就是這些中國平民。

木村兵太郎的行動很迅速。在徐財富所部主力抵達邢臺之前，日軍已經從邢臺附近抓捕了三千余人，另外邢臺城內還有萬余中國平民，當徐財富主力抵達邢臺之后，立即就準備攻打邢臺，他們剛剛接到潛伏在偽軍中的情報人員傳回來的情報稱，日軍在邢臺城內的守軍并不是很多。真正的日本兵只有五六千人，剩下的都是偽軍，

接到消息的徐財富大喜，立即制訂了詳細的作戰計劃，并且預計日軍最多堅持兩天，兩天后日軍將徹底被擊潰，甚至是全殲。

果然不出徐財富所料，第一天的進攻就非常順利。盡管日偽軍抵抗的非常激烈，但是由于實力上的巨大差距，在第一天的進攻中日軍就丟掉了邢臺外圍全部的陣地。截止11月16日下午五點，邢臺外圍的日軍陣地全部被徐財富所部攻占了，邢臺成了一座孤城，如果短時間內沒有援兵的話，那么城內的日偽軍惟一的出路就是投降。當然了，他們也可以選擇玉石俱焚。

但是就在徐財富等人欣喜若狂，準備一鼓作氣拿下邢臺的時候，前線傳來消息。日軍耍流氓了，今天在邢臺的城墻上站滿了中國平民，看樣子最少也有幾千人。

徐財富急忙趕到戰場的最前沿，借著望遠鏡，徐財富看到邢臺城不高的城墻上站滿了衣衫襤褸的中國人，可以看的出來，這些人都是附近的農民，有的甚至還抱著嬰兒，里面雖然以青壯年為主，但是也不乏兒童以及白發蒼蒼的老人。

日本人雖然沒有什么表示，但是作為一個有經驗的指揮官，徐財富知道日本人的目的，他們就是希望攻城的部隊有所顧忌，從而不敢盡全力。

事關重大，徐財富可不敢私自做主，這個問題很嚴重，可不是他所能私自決斷的。徐財富立即命令部隊原地駐扎，同時上報戰區長官部，請求陳大司令給予明示。

接到徐財富的報告之后，陳鋒也極為憤怒，這些小鬼子也太丟軍人的臉了，打不過就耍賴，一群手拿武器裝備精銳部隊，竟然還需要幾千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做肉盾，這些混蛋都該死。同時陳鋒也清楚，木村兵太郎那個老鬼子肯定是被徐財富所部欺負慘了，這是狗急跳墻沒辦法了。

思來想去，陳鋒還是下達不了強行攻擊的命令，他一邊命令徐財富所部繼續圍困邢臺，一邊派了一部分戰地記者前往前線，他要將日本認的無恥嘴臉公布于眾。隨后陳鋒召集世界各國的記者，舉行了一場記者招待會。

會上陳鋒將日軍在冀南的無恥行為進行了控訴，同時警告日軍華北方面軍以及日本陸軍中將木村兵太郎，要求他們立即放人，否則的話第八戰區將會采取以牙還牙的方式給予還擊。

此事一經披露，日軍華北方面軍頓時成了世界各國輿論譴責的對象，日軍因為此事遭到了西方各國的眼里譴責，就連日本的盟友德國也對此事十分不滿，認為日軍的行為有辱軍人的榮譽。也許唯一稱贊日軍行為的恐怕只有日本本國那些已經嚴重法西斯化的媒體了。

日本新聞媒體將第三十二師團的行為稱之為不得已情況下的無奈之舉，甚至有些媒體還公開稱贊木村兵太郎的果斷和機智，可以在那種危機關頭想到如此管用地方法，以此來保全大日本皇軍。

日本軍隊以及媒體的無恥嘴臉引起了世界范圍內的公憤，在西方國家看來，戰爭只是軍人之間的事情，和平民沒有太大的關系，也許在戰爭過程中會發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總體上軍隊還是很少對平民出手的，更不要說像日本這樣明目張膽挾制平民要挾對手了。

更讓世界各國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日本的新聞媒體，他們似乎已經摒棄了新聞媒體的社會使命，已經成了政府的輿論工具，完全不顧事實根據，隨意地妄下結論以及不負責任的鼓吹，可恨之極。木村兵太郎的這種無恥行為，不管是在那個國家，放眼全球都是違背軍人使命和榮譽的事情。

要是發生在其他國家，中國也好美國也罷，政府會在第一時間將其掩蓋下去，以免遭到國人的以及世界其他各國的指責，國家的面子還是要的。只有在日本這個國家，才會出現如此奇葩的事情，新聞媒體竟然將木村兵太郎吹噓成了大和民族的民族英雄，滑天下之大稽。

事實上日本出來都不曾有過真正民主的自由新聞，日本近代新聞事業誕生于內憂外患、戰亂頻繁的明治維新前后，誕生伊始便與黨派斗爭緊密相連。隨著黨派之間斗爭日益加劇，日本政府并沒有忽視媒體這一強大的宣傳、鼓動力量，而是把它當作了操縱局勢的“門閥”。

19世紀70―80年代，日本朝野關于“征韓”問題所引發的分歧逐漸影響到報刊，于是出現所謂“官權派”、“民權派”、“帝政派”三大報刊陣營，各種報刊多少都卷入到黨派斗爭中，成為各個黨派的機關報或附庸。“民權派”報紙的努力一定程度上還推動了自由民權運動的發展，大批民眾也加入到了國家政治生活中。

面對如此強大攻勢，1875年，明治政府先是頒布了“新聞紙條例”，繼而又制定了“誹謗法”，并制定了對記者的刑律。此后的５年內，全國有300多名記者、報人遭受罰款或拘捕的懲處，日本新聞史上出現了空前的言論恐怖時期。1883年，為了限制正當報刊的自由競爭，明治政府修改了“報紙條例”，征取高額保證金，迫使幾十家報紙停刊。

20世紀初的“白虹貫日”筆禍事件后，為了防止國內社會主義運動的滋生與發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惕，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至此，在經過了政府的數次強力“矯正”后，日本近代新聞事業對新聞自由的渴望被一點點扭曲和蕩平。到20年代后，日本報業受到越來越嚴格的控制，逐步被軍國主義勢力所左右，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