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和雨將大家弄的全身濕淋淋的,但也很好的掩蓋了這次行動。老孫和小黑也很快結束戰斗。民團和商團其實也就是拿起槍的村民,前幾年被土匪和過路軍閥打劫的厲害了,才由地方上的地主鄉紳從村民中強拉了一些人組建,保甲制度實行后,這些人就變成了地方上的保安力量。民團和商團的人基本上沒有餉銀,平時沒事的時候,都在各自的家里做著農活。這次為了協助縣城保安大隊的行動,才被召集到一起。這些人也基本上沒什么戰斗力和警惕性,今夜風大雨大的,也沒有教練對他們進行約束,因此小黑和老孫的隊伍也沒有開槍,就迅速完成任務。
一夜之間,鎮上就悄沒聲息的變了天,鎮長、副鎮長和一些教練、干事什么的都讓吳克全部騙進銀屏中學,關了禁閉。近300俘虜也分別放在三處關押,看押的人員由解救出來的老百姓自愿擔任,吳克只派出部分人馬組織協助。為了下一步行動計劃保密,解救出的老百姓一個都沒有讓離開。另派出部分人馬,在鎮外擔任警戒,防止鎮上走漏的親民國政府人物到縣城通風報信。
將這一切安排好后,吳克又開始思考下一步應該怎么行動,因為下一步的目標是縣城,如果思量不好,一場血雨腥風就將在這片開始上演,這次的思考不僅僅牽涉到軍事還牽涉到以后該怎么融入現在的政治氛圍中。
此時的民國政權剛剛將權力機構下沉到鄉鎮,對縣城和鄉鎮的統治力并不高。縣城現在由中央政府派出專員進行管理,兼縣長職務,設一秘六科進行管理。這一切剛剛開始,和原來由地方上自選的鄉紳權力機構產生了沖突。雖然中央機構還是借助于鄉紳對村鎮進行管理,但是鄉紳的權力小了許多。這些鄉紳經歷了戰亂土匪的侵擾,在地方上的勢力已經得到相當程度的鞏固。
中國剛剛在形式上推翻了封建統治,很多鄉紳都是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地方上的鄉紳基本上可以分為新舊兩類。民國的建立使一部分與GMD關系密切的新鄉紳掌握了地方上的實際權力。新鄉紳的興起,與GMD強化基層政權,建立區鄉鎮政權機構,強化聯保等準權力機構,造成國家權力在鄉村基層社會的擴張有密切關系。
與20世紀20-30年代鄉村革命所打倒的,不具官僚身份,屬于一種為官府所依靠的民間豪強勢力的土豪劣紳不同,新鄉紳擔當了GMD基層政權的縣區鄉鎮長、聯保主任等,大都接受過中等或高等的新式教育。在行為特征上,土豪劣紳行為往往不受國家權力約束,甚至抗拒國家權力的制約和滲透。新鄉紳則代表著GMD政權力量向鄉村宗族社會擴張,與GMD政權保持著政治意識形態的一致,形成了民族為綱而家族為目的新理念。
在宗族觀念上,新鄉紳保持了某種儒家的政治態度,但以孫中山的民族主義相號召,強調國家與宗族的連貫,甚至設計某些宗族制度改良,以期適應近代發展的潮流。如制訂新家法,組織農業合作社,制訂合作社章程,提倡新族學,擔任新族學校董并使之成為新鄉紳民間身份的主要標志等。這表明了在國民政府意識形態影響下,新鄉紳作為鄉村宗族社會改良的政治力量,實現國家對鄉村宗族的有效控制的積極一面。
比較而言,舊鄉紳具有國家賦予的身份特權,新鄉紳卻多是基層政權的實際掌權者,與國家基層政權關系的親密度遠高于舊鄉紳,基本上控制了鄉村;舊鄉紳是倫理道德的化身與代表,多有贍濟宗族的行為,新鄉紳則多熱衷于鉆營官場與斂積更多的個人財富,其鄉村宗族的道義性權威低于舊鄉紳。
但因儒家文化的深厚影響,新鄉紳也多有著儒家家族情懷,并與GMD官方越來越濃厚的儒家色彩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痛詆新文化及其沖擊下的社會變遷,主張以儒家文化重構國家家族新秩序,具有一定的統制鄉村宗族的內在道義權威。
然而,民國政權的轉換雖改變了國家政權模式和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卻沒有改變政治文化,這使得新鄉紳的行為價值觀念,對新國家的理解、對權力的運用方式、對鄉民的管理觀念,以及對鄉村文化建設與資本運作的理解等都還是舊的,難以擔當時代改革家的重任。
他們中的很多人因為受過教育,所以對外界信息的了解比普通老百姓要多。這些受過近代教育的鄉紳有一些人是很希望能夠發展地方經濟民族經濟,振興國家造福桑梓。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的糟糕,往往讓這些人郁郁不得志。
吳克思考這些,是希望通過這些人融入到當前的政治氛圍中,這樣就可以為自己和身邊的老百姓找一個借口,一個避免被GMD政府圍剿的借口。
因為巢湖地區也可以說是戰略要地。巢湖與縱橫交錯的江河溝渠相吐納,其源遠至英、霍二山,湖面有豐樂河、杭埠河等來匯,湖南與兆河、白湖相通,湖水由東南出口,經裕溪河下泄長江。巢湖湖中有山,山中有水,波光帆影,景色嫵媚。
清代任巢縣知縣的孫枝芳有詩曰:‘天與人間作畫圖,南譙曾說小姑蘇,登高四望皆奇絕,三面青山一面湖。‘這詩不僅說明了巢湖美,同時也點出了他的戰略位置。其以湖為險,東控長江威脅民國首府南京,北遏淮右襟喉,西南連接綿延千里的大別山,八百里的湖面更是有山有島,險峻異常。尤其巢南地區,丘陵茂密,地型復雜。
一旦巢湖動亂,在GMD的統治區的腹地,首府南京卻受到威脅,那老蔣還不調兵譴將的來圍剿自己啊。遠的不說,就說眼下老蔣為了鎮壓霍山、六安、金寨的農民革命運動,調動幾十萬人圍剿,還將反動透頂的C.C分子派在大別山。此時的C.C頭目蔣伏生應該正領著他的83師在大別山大開殺戒,而同時,大別山的革命隊伍也經歷了張國濤的清洗,即將走上長征的道路。關于C.C分子和藍衣社在大別山干的事情后來有詳細的記載。
他們所到之處,石頭過刀,萬戶蕭條,一個人口不過二、三十萬的小縣往往就被屠戮精壯數萬人。從33年底到34年,老蔣調C.C分子組成的別動隊進入大別山。下達的命令為:“匪共為保存田地,始終不悟,應作如下處置:一,匪區壯丁一律處決;二,匪區房屋一律燒毀;三,匪糧食分給剿共義勇隊,搬出匪區之外,難運者一律燒毀。需用快刀斬亂麻的方式,否則剿滅難期,徒勞布置”
這次集體屠殺使大別山的青壯百姓死亡近百萬,村莊被摧毀,剩下的老幼婦孺無家可歸,成為難民和饑民。以金寨為例,區區9 萬人口的金家寨,僅僅一個月時間就被別動隊及蔣伏生的83 師殺了上萬人。此外還有上萬人被關進了“臨時集中營”。集中營由別動隊員、“三槍會”和地主還鄉團把守著,茍延殘喘到次年的囚徒,不足千人。
這還不算完,別動隊的成員還在這些地區干起了販賣人口的勾當。經常是幾千婦女被繩子串成幾里地長的一排,一個個明碼標價的賣往外地。還有很多小孩也沒有逃脫被賣的命運,成為合肥、武漢等地的包身工和雛妓。
這一切歷史記載的很清楚,吳克可不想讓巢湖地區也上演一場這樣的悲劇。所以他需要仔細思考,怎么解開這個局。地方鄉紳雖然大多比較反動,但相對于近在咫尺活動于大別山的C.C別動隊來說,要好上許多。
現在帶著這幫人即使打下附近幾個縣城,但基礎薄弱,無法與立刻就能調來的GMD正規部隊抗衡,到時候不僅打下的地盤保不住,如果很明顯的學習GCD,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很可能會連累到老百姓,為老百姓招來C.C別動隊這幫惡棍,那就得不償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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