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記憶的組合

記不清為多少“知青”出的書作過序了——有獨自一人出的，有眾人合出的；有兵團“知青”寫的，有插隊“知青”寫的；有一本的，有四卷的。由于我也曾是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名“知青”，所作之序自然以“戰友”們的書為主。

我將“知青”二字括上引號，乃因這一集體的冠稱之于我們這一代，早已太不相符了——難道現在的我們都還沒老嗎？我將“戰友”二字也括上引號，乃因那實在是我們一相情愿的說法——我們只發過一次軍裝呀！而絕大多數的我們，不是連那一次也沒趕上嗎？不是從下鄉到返城連一次槍也沒摸過嗎？

“知青”也罷，“兵團戰士”也罷，如今都只不過是歷史說法了，是四十幾年前的中國烙在我們身上的印記。歷史真厲害，它將它的印記烙在哪些人身上，就往往成了那些人一輩子抹不掉的“文身”了。而人和某一段歷史的關系，似乎也就命中注定地永遠也掰扯不清了。

掰扯不清的關系是令人糾結的。

人對令自己糾結的關系會產生一種總想理清頭緒的愿望。

而這愿望，隨著時代的演變，最終只有通過回憶來體現。

我所讀過的“知青”書稿，都是回憶錄式的，都具有“紀實”之特征。由于我們的“知青”經歷是與“文革”年代重疊的，故這回憶必然都會成為國家記憶的佐證和一部分。而此點，乃是我們之回憶的價值和意義。

起初，是以“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知青”這一廣大之名義合出一部書，外加厚厚的一部通訊錄。后來，以師、團為單位也出書了。再后來，甚至以營、連為單位出書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是當年“知青”最多的地方，所以出的書也多，大約已出版過270多部了。

而我此刻正在為當年五十團的“知青”們的書作序。

為什么當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們比當年全國其他地方的“知青”們更具有開展聚會活動和聯絡起來出一部回憶錄的熱忱呢？我想這與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當年特別重視發揮“知青”們的文學藝術能量的理念有關。在當年，兵團使我們之文學、美術、歌舞、曲藝等各方各面的才華盡量不被埋沒，盡量得到施展；也盡量將我們的生活變得豐富一些。而這便為兵團，也為后來的中國培植了一批文藝秧苗，也使我們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知青具有了文藝傳統。這一傳統，在返城之后，又由石肖巖等一批熱心于知青聯誼活動的杰出活動家們所堅持——于是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中國“知青”文化。

所以，我是將當年五十團的“知青”們即將付梓的這一部書，也視為中國“知青”文化之一部分的。

我看這一部書稿看得很痛苦，寫序也寫得很痛苦——因為我兩天前同時拔去了三顆牙，此刻創口還在隱隱作疼。

并且，我又一次陷入了為難之境——分為文化、生活、勞動、政治、情感、感悟、返城、命運等幾部分幾十篇文章組成的這一厚厚的書稿，使我不知先從哪一部分談起。我是每一篇都認真讀了的，每一篇都寫得很真誠，但我的序也不能篇篇都寫到呵。那

就不是序了，是判卷了。并且我留意到，有的“戰友”還寫了兩篇。

故我只能依照隨看隨記的一些心得歸納如下：

程繼的《連隊圖書館的故事》使我頗生感慨——在當年，他們幾名“知青”竟征集到了《怎么辦》這樣的書提供給大家看，并且未被銷毀，實在是一種幸運呢。尼克松的《六次危機》在當年是為高級干部所印的“內參書”，怎么會出現在一個普通連隊的圖書館呢？什么人提供的呢？如果能將這一點也回憶起來，那就更好了！

顧謙克的《豐收的小屋》引起我不少共鳴。回憶中寫到他們三名“知青”好友怎么樣“偷”到了幾本禁書的。下鄉前，我也“偷”過“禁書”。《葉爾紹夫兄弟》、《約翰·克里斯朵夫》我下鄉之前就讀過了。在幾乎一切文學書籍都成了禁書的年代，在禁書的下場終究是會被當成廢紙處理掉的年代，出于對文學閱讀的饑渴而將它們從被遺忘的角落“偷”出來予以珍藏，我認為是連上帝都會原諒的。我們“北大荒知青”中產生的畫家劉宇廉我也曾認識的，并且也非常喜歡他的畫作。我讀了這一篇文章才知他已過世，故也令我心生嘆息。而更引起我共鳴的是——三名“知青”好友關于《葉爾紹夫兄弟》的討論，那是極“左”年代的青年對人性是什么“性”的叩問，這種叩問今天依然有意義。就我個人而言，是不喜歡書中關于老三斯杰潘與初戀的姑娘魏麗奇金娜的關系之寫法的。也不是后來不喜歡，是當時初讀就不喜歡。一如我從不喜歡保爾對冬妮婭的態度。如果這一篇文章能夠站在今天的人性立場更深入地呈現一些感悟，就具有較多的思想含量了。

劉明厚的《黃河夢》也主要是回憶宇廉的文章，情真意切，令人動容。

侯德寅、李森、時樂、王文平、刑培恩、徐麗娣、袁景文、張家龍諸“戰友”，以自己在“北大荒”得到歷練的人生經歷，真誠詮釋了“北大荒”何以被我們視為“第二故鄉”的情結。

在《生活》一部分中，諸“戰友”作了“笑談從前”式的回憶。能“笑談”之，證明樂觀精神猶在，這是我們這一代難能可貴的。并且，我認為這一部分是重要的，有意義的。畢竟，我們當年只不過是“上山下鄉”了。在我們之前，早已有一批比我們當年的年齡大不了多少的老戰士在“北大荒”艱苦奮斗著了。推而論之，也早有農民祖祖輩輩生活與勞作在農村了。我們終究不是被“勞改”，我們的經歷也終究不是“集中營”經歷。以我們的回憶如實呈現此點，意味著我們對歷史的誠實。

在《感悟》一部分，戴欣的《我的生母、繼母、養母》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不幸的，卻又是那么的幸運。她的繼母身上，有一種令我崇敬的美德。我們中國，在當年仍有那樣一些女性，實在是女性的光榮，中國的光榮。李慧蓉、勵志發、劉連瑛諸“戰友”的回憶，皆有值得一讀的價值。

朱巾芳是當過編輯的人，她的《情傷》高于一般回憶文章的水平，達到了寫人物的作品的水平。

朱蓓華的《插上理性的翅膀》寫到的蘭心和王珍，在“文革”時期很有典型性。是極左政治異化人心智的標本。讀來感慨多多。

高美娟的《舞臺人生》也是寫“他者”的，她所回憶的王艷懿身上那一種對舞蹈難以割舍，無怨無悔永不放棄的執著，使我聯想到了我自己和文學的關系——王艷懿雖然并沒成為過專業舞蹈演員，但她以舞蹈之美當年為廣大知青提供了欣賞。她努力地作為過了，她無愧于舞蹈了。而我每每愧對稿紙，我是應該向她學習的。

董建新的《一樁天大的冤案》、杜望基的《地還是那些地》、劉寶森的《身處風口浪尖》、陸建東的《越級上書》、鄒志平的《日記風波》、沈梅英的《內疚》、陸其華的《懺悔》、錢品石的《“南京之歌”批判揭秘》，都從不同角度佐證了“文革”年代的極“左”現象，且有自省。雖然，此書稿的回憶者中，并沒有哪一位當年做過夠得上是罪惡的事，但哪怕不得已地輕傷了別人，如今也要以文字方式公開道歉，這一點證明了一種人品原則。而這一種人品原則，在中國當前是應大大提倡的。

程繼的《老兵的故事》令我心潮起伏。與我們比起來，“老培成”那樣的“北大荒”老兵，顯然有更多值得回憶的往事。他們大多數活不到今天，他們永遠地沉默了。幸有程繼寫到了他們，令人欣慰。

戴欣回憶到的張淑華、王玉梅令人欷。

杜望基的《悼三戰友》讀來傷感。我注意到書中有一組數字，在五十團的“知青”中，當年非正常死亡者竟達百分之一二！

讓我們通過此書哀悼他們！

林淑惠的一篇回憶，題目我忘了，但內容震撼了我——她從小就特別敬愛的二哥，居然在“文革”中被以所謂“現行反革命罪”處決了！她當年能經受住了那一種打擊而沒有自殺，證明她是多么地堅強！

最后我要說——讀罷《返城》一部分，我與導演李文岐通了一次電話。由我編劇的四十集電視連續劇由他執導，而他還在日以繼夜地進行剪輯。

我向他講到了本書稿中諸“戰友”返城之后人生一切幾乎從零開始的艱難——拖兒帶女沒有住處；雙雙找不到穩定的工作；夫妻兩地分居團圓之日遙遙無期；還要不喪志氣地考文憑、考大學；還要招架疾病對自己或親人的突然襲擊……總而言之，那是何等的不容易！比我在劇中寫到的情況難多了！

我說：“你能想象夫妻倆每晚擠睡在四尺寬的床上，而孩子睡地鋪的那一種窘況嗎？”

他說：“那你的劇本中為什么不那么寫啊？”

我說：“是因為考慮到了你拍攝的難度。”

他那端沉吟片刻，理解地說：“可也是。幾段畫面還行。如果要在四十集電視劇中如實那么表現，還真難為死攝影了。那么小的空間，也不好架機位呀……”

是的，我認為，本書稿中諸“戰友”返城后的實際人生境況，比一切“知青題材”之電影電視劇中所呈現的不容易多了！

但是“戰友”們都挺過來了。

我們是困難所壓不倒的！——這一種堅忍的人生精神是“知青”經歷對我們的補償，并且也拯救了我們自己。

回憶不是訴苦，是對歷史的一份責任！

2012年4月3日于北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