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 關于文化的瑣思

一

1862年，俄國：屠格涅夫在《俄羅斯導報》發表了代表作《父與子》，副標題《新人記事》。

1863年，還是俄國：車爾尼雪夫斯基在《現代人》雜志發表了《怎么辦》，也有副標題，是《新人的故事》。創作《怎么辦》時的車爾尼雪夫斯基，因宣傳社會民主主義思想而被關入了彼得保羅要塞的單人牢房，《怎么辦》是鐵窗文學成果。

二十幾年后，中國梁啟超發表論文，呼吁當時的文學人士以小說育“新民”。

1911年12月，中華民國成立，陳獨秀著文疾呼——1911年以前出生之國人當死！1911年以后之國人永生。

1915年，《新青年》雜志在中國問世。

1918年，魯迅發表《狂人日記》。

1921年，魯迅發表《阿Q正傳》。

讓我們將視線再投向歐洲，屠格涅夫發表《父與子》的同年，雨果出版了《悲慘世界》。1874年，他完成了最后一部小說《九三年》。

而在英國，比《父與子》、《悲慘世界》早三年，狄更斯晚年最重要的小說《雙城記》問世——那一年是1859年。

1888年，王爾德出版童話故事集《快樂王子》。

1891年，哈代出版《苔絲》。

在德國，1883年至1885年，尼采完成了《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將以上（當然不僅限于以上）跨國界文學現象排列在一起，從中探究文學與時代，與社會、與人心即人性之關系，尋找文學在后文化時代亦即娛樂時代或許還有一點兒意義，是我十幾年前就開始思考的事情。

我得出這樣的結論：

那些我所崇敬的文學大師們，為著他們各自的國的進步，一生大抵在做兩方面的努力——促舊時代速朽；助新時代速生。

為使舊時代速朽，于是實行暴露，解剖與批判。既批判舊的制度，也批判“舊的人”，那類自在于、適應于、麻木而茍活于舊制度之下的人。

為使新時代速生，于是幾乎不約而同地預先為他們尚看不分明的新時代“接生”新人。新時代并未實際上出現，他們便只能將新人“接生”在他們的作品中。

“舊的人”倘是多數，那么即使舊的時代行將就木，也還是會以“世紀”的時間概念延續末日。因為“舊的人”是舊時代的寄生體，就像“異形”寄生人體。

新人倘不多起來，新時代終究不過是海市蜃樓。因為新時代只能與新人相適合，就像城市文明要求人不隨地便溲。

車爾尼雪夫斯基們是知曉這一歷史規律的。

二

《父與子》中的巴扎羅夫這一俄羅斯新人，反權威，具有獨立思考之精神，在乎自身人格標準，對舊制度勇于進行無情批判，對于舊式人物縱然是講道德的舊式人物，每每冷嘲熱諷。但屠格涅夫最后使他由于失戀而心理受挫折而頹唐而死于疾病加郁悶，屠氏這一位接生婆，他接生了巴扎羅夫這一新人，又用文學“溺死”了他。

也許屠氏認為，一個新人，是根本沒法長久生活在舊環境中的，他太孤單，孤單會使人很快形成脆弱的一面。并且，他的基因中，不可能不殘留著“舊的人”的遺傳。比如他的偏執絲毫不遜色于老貴族巴威爾。而偏執——這正是俄國老貴族們不可救藥的特征。

車爾尼雪夫斯基比屠格涅夫要樂觀多了。在寒冷的俄羅斯的冬季，在彼得保羅供暖一向不足的單人牢房里，他以大的希望為熱度，用四個月專執一念的時間，“接生”下了他的“樣板新人”羅普霍夫。羅普霍夫是一位理想社會主義者，醫學院成績優等的學生，正準備攻讀博士，被公認是將來最有前途成為教授的精英青年。然而這極具正義感的平民之子，一旦得知他的家教學生少女薇拉的父母將她許給了一個貴族紈绔子弟，而她決定以死掙脫時，他大膽地“拐走了”她，與她結為夫妻。他因而被學院開除，也斷送了成為教授的前途，但他善良不減，正義不減，在朋友吉爾沙諾夫的幫助下，與薇拉辦起了家庭服裝廠，實行社會主義工資原則，一切看來似乎并不壞，但不久薇拉和吉爾沙諾夫都深深地愛上了對方。吉爾沙諾夫不再登門做客了，薇拉要求自己以更大的主動來愛丈夫，卻無論如何也不能將敬愛提升為親愛，三個“新人”皆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怎么辦？

對于病入膏肓的俄羅斯，除了期待“新人”的救治別無他法。

“新人”面臨人類最自私的情感糾葛又怎么辦？

羅普霍夫作出了完全利他的選擇——“投河自殺”，以斷薇拉和吉爾沙諾夫的掛牽。而實際上，他赴美參加廢奴運動去了。多少年以后，他與不僅僅敬愛他且對他親愛有加的妻子回到俄羅斯，與吉爾沙諾夫夫婦成為好鄰居……

偉大的社會民主主義先驅，為老俄羅斯所接生的“新人”確乎在人性品質和人格原則兩方面影響了以后幾代的俄羅斯青年。

回憶起1974年春季，“文革”中的中國批判車爾尼雪夫斯基不久，一位復旦大學的三十多歲的而且不是學中文的老師，僅因在《兵團戰士報》上讀了我一篇小說《向導》，便從佳木斯到哈爾濱到北安再乘十小時左右的長途汽車到黑河，最終住進我們一團簡陋的招待所，迫切約見我這名“政治思想有問題”的知青，關上門與我小聲談論《怎么辦》，仍感慨多多。

雨果的《悲慘世界》其實也為法國塑造了兩個重要的“新人”，即米里哀主教和冉·阿讓。聯想到年輕時的雨果曾在《巴黎圣母院》中力透紙背地刻畫了一個虛偽的教士福婁洛，竟然自己在晚年塑造了比孔繁森還孔繁森的圣者型

主教米里哀，這說明什么呢？

非它。

雨果以他的睿眼看透了一種國家真相——如果善的種子在一個國家的文化土壤及人心中大面積干死，那么什么辦法都難以改變一個國家的頹勢。

而在這一點上，宗教的作用比文學巨大。

故雨果在他最后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大聲疾呼——“在革命之上，是崇敬的人道主義！”

人道主義即主義化的善原則。

那是一頭與專制主義戰斗了一生的“老獅子”的最后低哮。

如果以“傳統現實主義”的“可信”原則來評論，不但米里哀那類好到圣者般的主教是“不可信”的；冉·阿讓這名后來變得極為高尚一諾千金的苦役犯更是“不可信”的；而沙威之死可信度也極低。現實生活中即使有類似的主教、苦役犯、警長，那也肯定少之又少，“不典型”。

但人心的善，在“不尋常”年代往往更加感人至深。

隨著《悲慘世界》的讀者增多，米里哀、冉·阿讓、郭文這三位文學形象，越來越引起全歐洲人沉思——那些小說中的好人的原則，難道真的不可以植入到現實生活中嗎？如果植入了，現實生活反而會變得更不好了嗎？

由是，文學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開始“化”人。

而在英國，狄更斯比雨果在善文學即“好人文學”方面走得更遠，也更極致。

暴動與鎮壓；一方開動了分尸輪，一方贈送絞刑架。在如此殘酷的背景下，狄更斯講述了一個凄美的三角戀愛情故事——法國貴族青年查爾斯·達雷與身為律師助手的平民青年卡登，都深深地愛上了一個叫露茜的美麗姑娘。達雷因暗中向起義者提供槍支而被關入監獄，等待他的將是死刑。卡登清楚，露茜愛的是達雷，給予他自己的卻是純潔的友誼。為了成全達雷與露茜的愛情，也出于對法國大革命的同情，卡登毅然潛入獄中，營救了達雷，第二天頂替達雷從容踏上斷頭臺……

這故事的利他主義傾向當年使中學時代的我訝異萬分。

世上怎么可能有卡登那種人啊！

然而正是在“文革”中我理解了雨果和狄更斯——他們將極善之人性置于血腥時代進行特別理想主義的呈現，乃是為了使人性善發出極致之光！

至于王爾德，這位主張“為文藝而文藝”，并且放浪形骸的文化知識分子，也滿懷真誠地為歐洲的孩子們寫出了《快樂王子》那么動人的童話！它像《海的女兒》、《賣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鴨》一樣，滋潤過幾代歐洲少年兒童的心靈。

以我的眼看來，啟蒙時期的歐洲作家及文化知識分子們，不遺余力共同肩負起的文化自覺無非體現在這幾方面——堅定不移地反對王權專制及其專制下的暴行與丑惡；堅定不移地主張并捍衛思想自由的權利，同時為新時代接生“新人”；以飽滿的熱情呼喚善的人性與正義之人格。

因為他們知道，倘無善的特質，所謂新人，也許還不如善的“舊人”值得尊敬。

車爾尼雪夫斯基對于“新人”如是說：“他們那么做是因為他們身上最好的一面要求他們那樣；如果他們換個做法，他們身上那最好的一面就會感到屈辱和痛楚，使之煩惱，他們就會覺得對不起自己。”

至于尼采，我至今不知他為什么會被稱為哲學家。“上帝死了”固然是一句包含哲學意味的話，但僅僅一句話構不成哲學。至于他為德意志帝國所“接生”的“超人”們，在我看來是人類危險的敵人。因為他們的人性是冷酷無情的。一旦另一部分人類被他們視為敵人，他們便會按照尼采的思想指令系統，“將戰靴踏入敵人口中”。故希特勒后來在德國軍隊中散發尼采的“超人”小冊子一點兒也不奇怪，而“文革”中紅衛兵們動輒將誰“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只腳”的口號，也是從尼采那兒來的。我曾寫過長篇文章批判《中國尼采綜合癥》。

“文革”——它是“上帝”加“革命超人”們主宰中國的時代，因而是比僅有“上帝”更可怕的時代。

三

梁啟超倡導“以小說塑新民”之當年，其實并沒幾人響應。魯迅在做著與契訶夫一樣的事，意義與契訶夫之于老俄國一樣深刻且深遠。幾乎只有沈從文悟到了什么，卻沒有根據證明他肯定受到了梁氏的感召。他的湘西山民系列小說中之人物，雖然區別于同時代許多作家筆下的中國男女，但由于著力于表現“原始的生命力”，故“蠻民”特征顯然，便只豐富了那時的文學人物畫廊，并不具有“新人”基因。多少受到東方佛教思想與西方基督思想影響的冰心也分明悟到了什么，低調地秉持“愛的文學”亦即“善的文學”躋身文壇，但與風起云涌孕育著革命的時代格格不入，她以女性心溫所代表的一種文學現象，也沒獲得足夠的支持。巴金在《家》中的確塑造了覺民等“新青年”形象，但在初版的《家》中，覺民其實是無政府主義信徒，證明著他內心深處的迷惘。《早春二月》中的蕭澗秋其實算得上一個“新人”，因為他有拯救意識——先是參與了拯救國家的大革命，大革命失敗后退隱于小鎮，轉而拯救文嫂母女，卻成為小鎮人們舌尖上的流短蜚長之笑柄，結果文嫂的女兒病死后，文嫂也自殺了，于是宣告他的拯救使命適得其反。電影《大浪淘沙》中的金恭綬與其革命引路人之間有一番對話耐人尋味，當金恭綬欲將僅有的兩塊銀元送給可憐的老碼頭搬運工買藥時，他的革命引路人對他說：“你幫得了一個，幫不了全中國千千萬萬的受苦人！”

這句話暗含著的深意是——善即革命；上善即獻身于革命。否則，不能實現真善之愿望。

四

回眸每望，新中國成立之后，我確乎能從歷史的光線中看到一批與新時代共舞的新人們的身影

，但因眾所周知的原因，后來許多新人按照一樣的思維說一樣的話，獨立思想等于飲毒自殺，人們逐漸習慣了四目相望鎖唇舌，連目光里都不再流露半點兒真思想。于是恰恰是本有資質煥然一新的那些國人，幾乎統統變得比“莫談國事”時的中國的“舊人”更舊。

斗爭文學成為主流文學。

一部農村小說中的翻身農民老漢說：我以后活著只有一件主要的事了，就是瞪大兩眼，每天盯著馬小辮的一舉一動。

馬小辮者，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而已。

階級斗爭以話劇的形式演繹到了只有三口人的家庭中，年輕的女婿與貪小便宜的丈母娘之間“原來”也存在著尋常日子里的“階級斗爭”。

階級斗爭也進行到了公社的海椒地里，這次英勇斗爭的主角是少年——他發現也同樣老得僅剩幾顆牙的老地主偷了幾個海椒。階級斗爭既然必須以“堅決斗到底”的原則來進行，結果是不敵老地主的少年被掐死了——以真人真事為素材的話劇在全國上演，每一個觀看了的少男少女的頭腦中都從此不由自主地繃緊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一根弦。

“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殘酷無情”——這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話成為了時代教義。

由于缺少宗教情懷的影響，也缺少“好人文化”的熏陶，“人性論”在文化之界內界外被批得體無完膚。那么到了“文革”時期，暴力行徑比比皆是簡直自然而然，不那樣反倒怪了。

五

20世紀80年代亦即新時期以來，“新人”形象首先出現在某些“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中。《天云山傳奇》中的羅群與馮晴嵐，能夠在極左年代恪守起碼的獨立思想、人性和人格原則，當然在個人品質方面具有絕不肯讓渡的“新人”特質。雖然根本不可能，但請允許我來假設——如果這樣的文學和影視作品恰恰及時出現于“文革”中，那么在我看來，其所體現的文化自覺將是光芒萬丈的，價值遠在《父與子》、《怎么辦》之上。還有《芙蓉鎮》，還有《平凡的世界》，《沉重的翅膀》……雖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現實中人重新定位人何以為人存在疑問，但“新好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這一事實，卻足可令梁任公泉下得慰了。

六

倘中國有一個由恪守獨立思想，在人性方面發乎本能地善良，在人格方面當仁不讓地正義的人們形成的群體，我是多么地愿意躋身其中而引以為榮，而與時俱進！

但我長期望尋，望得眼都累了，卻并沒望到過。

具有“獨立思想”的人是越來越多了，卻未必個個善良，有的甚至很不善良，也談不上有多少正義感。

與他們相比，我倒寧肯與那些雖無什么獨立思想可言，甚至幾無思想習慣，心靈里卻似乎先天具有“善根”的人為伍。

中國的“新人”也越來越多了，但在他們的新的服裳之下，我看清了比“舊人”更舊更丑陋不可救藥的心性。

美國電影中反復出現過壞得難以想象的壞人。

但美國乃至整個歐洲人中的大多數確信——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那么壞的人也是個別現象，生活中還是好人多。

中國小說或電影中一旦出現較好一點兒的人，尤其反映現實生活一類——看后的中國人會想：那不是真的。即使真有也是個別現象。真實的生活中才沒幾個真的好人。

我想，80年代曾在泉下欣慰一時的梁任公，后來又郁悶得恨不能再死一回了吧？

但是我已不太相信“好人文化”或能培育出成批的“新好人”的傳說。

但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后，我的筆在批判現實的同時，每稍一歇擱，轉而便寫一個又一個的好人，或感覺到的，或聽說的，即使他們只不過好那么一次，好那么一時，好那么一點兒。

因為我知道，好人在中國絕對沒有絕種。

我不寫好人，對不起好人的存在。讓善的種子永遠在我的文字中發芽、生長，對我也是不那么做“就會感到煩惱”的事。“行為藝術”而已。

七

我相信——“精神變物質”這一句話。對于“好人文化”和好人的關系也是如此。“好人文化”如果影響了某些人，善良會沉淀在他們的身體里形成物質性的好人基因。那么他們的下一代一出生便也先天具有好人基因了，亦即民間所言“善根”。

八

在2008至2010年創作《知青》的過程中，我確乎是將我的“好人文化”之理念全盤地“種牛痘”般地刺種在那些知青人物的心里了。我預料到那將會給人以不真實的感覺——但我當時的想法是：管那些呢！讓我所感恩的好人們先在我的筆下活起來！何況即使在“文革”中，我自己便結交了多少好人啊！他們使我不以一篇題為《感激》的散文紀念便感覺罪過。

“文革”也不是好人絕種了的時代。恰在“文革”中，潘光旦死在他學生費孝通懷里；上海一位江姓女工認領了傅雷夫婦的骨灰……

當變瘋了的沈力手舉磨得鋒快的鐮刀威脅戰友們，而趙天亮久久凝視他，終于默默從他手中接過去鐮刀時，唐曾那一種目光使我為之動容了——我從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我希望看到的“東西”。

除了《知青》成為我的機會，使我得以如愿以償地呈現“文革”年代一些知青們心底的善，在現實中，我又能另外“幸獲”什么機會呢？

我對人性善與人格正義，真的已理想得太久太久。

人們啊，不管處在什么年代，只要沒被關進集中營里，沒被剝奪起碼的言行自由，能像他們那樣好一點兒，好幾次，其實不是“難于上青天”之事……

阿門！

2012年7月1日于北京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