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兒不是泰安街，沒有闊葉樹在墻外伸進來。也不是冬天，正是炎熱的午后。
我的手里少了那個畫箱，沒有夾著油畫，即使是面對那扇大門，也是全然陌生的。
看了一下手表，早到了兩分鐘。
要是這一回是看望別的朋友，大概早就嚷著跑進去了，守不守時又有什么重要呢！
只因看的人是他，一切都不同了。
就那么靜靜的站在門外的夕陽下，讓一陣陣熟悉而又遙遠的倦怠再次淹沒了自己。
我按鈴，有人客氣的領我穿過庭院。
短短的路，一切寂靜，好似永遠沒有盡頭，而我，一步一步將自己踩回了少年。
那個少年的我，沒有聲音也沒有顏色的我，竟然鮮明如故。什么時候才能掙脫她的陰影呢！
客廳里空無一人，有人送茶來，我輕輕道謝了，沒有敢坐下去，只是背著門，看著壁上的書畫。
就是這幾秒鐘的等待，在我都是驚惶。
但愿有人告訴我，顧福生出去了，忘了這一次的會晤，那么我便可以釋然離去了。
門開了，我急速的轉過身去。我的老師，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啟蒙老師，正笑吟吟的站在我的面前。
我向他跨近了一步，微笑著伸出雙手，就這一步，二十年的光陰飛逝，心中如電如幻如夢，流去的歲月了無痕跡，而我，跌進了時光的隧道里，又變回了那年冬天的孩子——情怯依舊。
那個擦亮了我的眼睛，打開了我的道路，在我已經自愿淹沒的少年時代拉了我一把的恩師，今生今世原已不盼再見，只因在他的面前，一切有形的都無法回報，我也失去了語言。
受教于顧福生老師之前，已在家中關了三年多，外界如何的春去秋來，在我，已是全然不想知覺了。
我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親母親、放學時歸來的姊弟，而這些人，我是絕不主動去接觸的。向街的大門，是沒有意義的，對我，街上沒有可走的路。
小小的我，唯一的活動，便是在無人的午后繞著小院的水泥地一圈又一圈的溜冰。
除了輪式冰鞋刺耳的聲音之外，那個轉不出圈子的少年將什么都鎖進了心里，她不講話。
初初休學的時候，被轉入美國學校，被送去學插花，學鋼琴，學國畫，而這些父母的苦心都是不成，沒有一件事能使我走出自己的枷鎖。
出門使我害怕，街上的人更是我最怕的東西，父母用盡一切愛心和忍耐，都找不出我自閉的癥結。當然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療只有反抗更重，后來，我便不出門了。
回想起來，少年時代突然的病態自有它的原因，而一場數學老師的體罰，才驚天動地的將生命凝固成那個樣子。這場代價，在經歷過半生的憂患之后，想起來仍是心驚，那份剛烈啊，為的是什么？生命中本該歡樂不盡的七年，竟是付給了它。人生又有幾個七年呢！
被送去跟顧福生老師學西畫并不是父母對我另一次的嘗試，而全然歸于一場機緣。
記得是姊姊的朋友們來家中玩，那天大概是她的生日吧！其中有一對被請來的姊弟，叫做陳繽與陳骕，他們一群人在吃東西，我避在一個角落里。
陳骕突然說要畫一場戰爭給大家看，一場騎兵隊與印地安人的慘烈戰役。于是他趴在地上開戰了，活潑的筆下，戰馬倒地，白人中箭，紅人嚎叫，篷車在大火里焚燒……我不擠上去看那張畫，只等別人一哄跑去了院子里，才偷偷的拾起了那張棄在一旁的漫畫，悄悄的看了個夠。后來陳骕對我說，那只是他畫著娛樂我們的東西而已，事實上他畫油畫。
陳骕的老師便是顧福生。
早年的“五月畫會”稍稍關心藝術的人都是曉得的，那些畫家們對我來說，是遠天的繁星。
想都不能想到，一場畫中的戰役，而被介紹去做了“五月”的學生。
要我下決心出門是很難的。電話中約好去見老師的日子尚早，我已是寢食難安。
這不知是休學后第幾度換老師了，如果自己去了幾趟之后又是退縮了下來，要怎么辦？是不是迫瘋母親為止？而我，在想到這些事情的前一步，就已駭得將房間的門鎖了起來。
第一回約定的上課日我又不肯去了，聽見母親打電話去改期，我趴在床上靜靜的撕枕頭套里的棉絮。
仍然不明白那扇陌生的大門，一旦對我開啟時，我的命運會有什么樣的改變。
站在泰安街二巷二號的深宅大院外，我按了鈴，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懼怕的心理。不要逃走吧！這一次不要再逃了！
有人帶我穿過杜鵑花叢的小徑，到了那幢大房子外另筑出來的畫室里去。我被有禮的請進了并沒有人，只有滿墻滿地的油畫的房間。
那一段靜靜的等待，我亦是背著門的，背后紗門一響，不得不回首，看見后來改變了我一生的人。
那時的顧福生——唉——不要寫他吧！有些人，對我，世上少數的幾個人，是沒有語言也沒有文字的。
喊了一聲“老師！”臉一紅，低下了頭。
頭一日上課是空著手去，老師問了一些普通的問題：喜歡美術嗎？以前有沒有畫過？為什么想學畫……當他知道我沒有進學校念書時，表現得十分的自然，沒有做進一步的追問和建議。
顧福生完全不同于以往我所碰見過的任何老師，事實上他是畫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可是在直覺上，我便接受了他——一種溫柔而可能了解你的人。
畫室回來的當日，堅持母親替我預備一個新鮮的饅頭，老師說那是用來擦炭筆素描的。
母親說過三天再上課時才去買，我竟鬧了起來，怕三天以后買不到那么簡單的東西。
事實上存了幾日的饅頭也是不能用了，而我的心，第一次為了那份期待而焦急。這份童稚的固執自己也陌生得不明不白。
“你看到了什么？”老師在我身旁問我。
“一個石像。”
“還有呢？”
“沒有眼珠的石像，瞎的。”“再看——”
“光和影。”“好，你自己先畫，一會兒老師再來！”說完這話，他便走了。
他走了，什么都沒有教我，竟然走了。
我對著那張白紙和書架發愣。
明知這是第一次，老師要我自己落筆，看看我的觀察和表達能有多少，才能引導我，這是必然的道理，他不要先框住我。
而我，根本連握筆的勇氣都沒有，一條線也畫不出來。
我坐了很久很久，一個饅頭靜靜的握在手里，不動也不敢離去。
“怎么不開始呢？”不知老師什么時候又進來了，站在我身后。
“不能！”連聲音也弱了。
老師溫和的接過了我手中的炭筆，輕輕落在紙上，那張白紙啊，如我，在他的指尖下顯出了朦朧的生命和光影。畫了第一次慘不忍睹的素描之后，我收拾東西離開畫室。
那時已是黃昏了，老師站在闊葉樹下送我，走到巷口再回頭，那件大紅的毛衣不在了。我一個人在街上慢慢的走。一步一步拖，回家沒有吃晚飯便關上了房門。
原本自卑的我，在跟那些素描掙扎了兩個多月之后，變得更神經質了。面對老師，我的歉疚日日加深，天曉得這一次我是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決心，而筆下的東西仍然不能成形。
在那么沒有天賦的學生面前，顧福生付出了無限的忍耐和關心，他從來沒有流露過一絲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語氣上，都是極溫和的。
如果當時老師明白的叫我停課，我亦是沒有一句話的。畢竟已經拖累人家那么多日子了。
那時候，我們是一周上兩次課，同學不多，有時全來，有時只有我一個。
別人是下課了匆匆忙忙趕來畫室，而我，在那長長的歲月里，那是一周兩次唯一肯去的地方。雖然每一次的去，心中不是沒有掙扎。
有一日畫室中只有我一個人，凝望著筆下的慘敗，一陣全然的倦怠慢慢淹死了自己。
我對老師說：“沒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來的好！”
我低著頭，只等他同意。
又要關回去了，又是長門深鎖的日子，躲回家里去吧！在那把鎖的后面，沒有人看出我的無能，起碼我是安全的。
老師聽見我的話，深深的看了我一眼，微微的笑著，第一次問我：“你是那一年生的？”
我說了，他又慢慢的講：“還那么小，急什么呢？”
那時老師突然出去接一個電話，他一離開，我就把整個的上身撲倒在膝蓋上去。
我也不要做畫家，到底要做什么，怎么還會小，我的一生要如何過去，難道要鎖到死嗎？
“今天不要畫了，來，給你看我的油畫，來，跟我到另一間去，幫我來抬畫——”老師自然的領我走出去，他沒有叫我停課。
“喜歡哪一張？”他問。
老師知道什么時間疏導我的情緒，不給我鉆牛角尖。畫不出來，停一停，不必嚴重，看看他的畫，說說別的事情。
那些蒼白纖細的人體，半抽象半寫真的油畫，自有它的語言在呼應著我的心，只是當時不能訴說內心的感覺。
以后的我，對于藝術結下了那么深刻的摯愛，不能不歸于顧福生當年那種形式的畫所給予我的啟示和感動。“平日看畫嗎？”老師問我。
“看的，不出門就是在看畫，父親面前也是有功課要背的。”我說。
“你的感覺很特別，雖然畫得不算好——”他沉吟了一下，又問：“有沒有試過寫文章？”
“我沒有再上學，你也知道——”我吶吶的說。“這不相干的，我這兒有些書籍，要不要拿去看？”他指指書架。
他自動遞過來的是一本《筆匯》合訂本，還有幾本《現代文學》雜志。
“下次來，我們改畫水彩，素描先放下了，這樣好嗎？”老師在送我出門的時候突然講了這句話。
對于這樣一個少年，顧福生說話的口吻總也是尊重，總也是商量。即使是要給我改航道，用顏色來吸引我的興趣，他順口說出來都是溫柔。
那時候中國的古典小說、舊俄作家、一般性的世界名著我已看了一些，可是捧回去的那些雜志卻還是看癡了去。
波特萊爾來了，卡繆出現了。里爾克是誰？橫光利一又是誰？什么叫自然主義？什么是意識流？奧德賽的故事一講千年，卡夫卡的城堡里有什么藏著？Ｄ·Ｈ·勞倫斯、愛倫坡、芥川龍之介、富田藏雄、康明斯、惠特曼——他們排山倒海的向我噬了上來。
也是在那狂風巨浪的沖擊里，我看到陳映真寫的《我的弟弟康雄》。
在那幾天生吞活剝的急切求知里，我將自己累得虛脫，而我的心，我的歡喜，我的興奮，是脹飽了風的帆船——原來我不寂寞，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識的靈魂啊！
再見顧福生的時候，我說了又說，講了又講，問了又問，完全換了一個人。
老師靠在椅子上微笑望著我，眼里露出了欣喜。他不說一句話，可是我是懂的，雖然年少，我是懂了，生命的共鳴、溝通，不是只有他的畫，更是他借給我的書。
“今天畫畫嗎？”他笑問著我。
“好呀！你看我買的水彩，一大堆哦！”我說。對著一叢劍蘭和幾只水果，刷刷下筆亂畫，自信心來了，畫糟了也不在意，顏色大膽的上，背景是五彩的。
活潑了的心、突然煥發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釋放，都在那一霎間有了曙光。
那是我進入顧福生畫室的第三個月。
每堂下課，我帶回去的功課是他的書。
在家里，我仍是不出門的，可是對父母和姊弟和善多了。“老師——”有一日我在畫一只水瓶，順口喊了一句，自自然然的：“……我寫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過了。”他說。
我回去就真的寫了，認認真真的寫了謄了。
再去畫室，交給他的是一份稿件。
我跟著老師六個月了。
交稿之后的上課日，那份畏縮又回來了，永遠去不掉的自卑，在初初探出觸角的時候，便打敗了沒有信心的自己。
老師沒有談起我的稿子，他不說，我不問，畫完畫，對他倦倦的笑一笑，低頭走了。
下一周，我沒有請假也沒有去。
再去畫室時，只說病了，低頭去調畫架。
“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兒，《現代文學》月刊，同意嗎？”
這一句輕描淡寫的話如同雷電一般擊在我的身上，完全麻木了。我一直看著顧福生，一直看著他，說不出一個字，只是突然想哭出來。
“沒有騙我？”輕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了。
“第一次的作品，很難得了，下個月刊出來。”老師沒有再說什么，他的淡，穩住了我幾乎泛濫的感觸。一個將自己關了四年的孩子，一旦給她一個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驚惶和不能相信——更何況老師替我摘星了。
那一場長長的煎然和等待啊！等得我幾乎死去。
當我從畫室里捧著《現代文學》跑回家去時，我狂喊了起來——“爹爹——”
父母以為我出了什么事，踉蹌的跑到玄關的地方，平日的我，絕對不會那么大叫的，那聲呼喚，又是那么凄厲，好似要喊盡過去永不說話的啞靈魂一般。
“我寫的，變成鉛字了，你們看，我的名字在上面——”
父親母親捧住那本雜志，先是愕然，再是淚光一閃。我一丟畫箱，躲進了自己的房間。
第二日，我還是照習慣在房間里吃飯，那幾年我很少上大家的餐桌。姊弟們晚飯時講學校的事使我拘促，沉默的我總使全家的氣氛僵硬，后來我便退了。
不知不覺，我不上課的日子也懂得出去了。那時的長春路、建國北路和松江路都還沒有打通，荒荒涼涼的地段是晚飯前散步的好地方，那兒離家近，一個人去也很安全。
白先勇家原是我們的近鄰，白家的孩子我們當然是面熟的。
《現代文學》刊出我的短文過了一陣，我一個人又在松江路的附近的大水泥筒裹鉆出鉆進的玩。空寂的斜陽荒草邊，遠遠有個人向我的方向悠悠閑閑的晃了過來，我靜靜的站著看了一下，那人不是白先勇嗎？
確定來的人是他，轉身就跑，他跟本不認識我的，我卻一直跑到家里，跑進自己的房間里，砰一下把門關上了。背靠著門，心還在狂跳。
“差點碰上白先勇，散步的時候——”在畫室里我跟顧福生說。
“后來呢？”
“逃走了！嚇都嚇死了！不敢招呼。”
“你不覺得交些朋友也是很好的事情？”老師問說。他這一問，我又畏縮了。
沒有朋友，沒有什么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我的老師和我的書。
過了一陣，老師寫了一個紙條給我，一個永康街的地址，一個美麗的名字——陳秀美。
那張地址，擱了一個多月也沒有動它。
被問了好幾次，說好已經轉人介紹了，只等我去一趟，認識一下白先勇的女同學，交一個朋友。
我迫不得已的去了，在永康街的那幢房子里，結識了我日后的朋友——筆名陳若曦的她。
事隔多年，秀美再與我聯絡上，問起我，當年她筆下的《喬琪》曾否看見我自己舊日的影子？
當年的老師，是住在家里的，他的畫室筑在與正屋分開的院子里。
誰都知道顧家有幾個漂亮的女兒，有時候，在寂靜的午后，偶爾會有女孩子們的笑聲，滑落到我們的畫室里來，那份小說世界里的流麗，跟我黯淡的生活是兩岸不同的燈火，遙不可及。
有一個黃昏，我提了油污斑斕的畫箱下課，就在同時，四個如花似玉、嬌嬌滴滴的女孩兒也正好預備出門。我們碰上了。
那一剎那，彼此都有驚異，彼此都曾打量，老師介紹說，都是他的姊妹。我們含笑打了招呼，她們上車走了。
在回家的三輪車上，我低頭看著自己沒有顏色的素淡衣服，想著剛剛使人目眩神迷，驚鴻而去的那一群女孩，我方才醒覺，自己是一只什么樣的丑小鴨。
在那樣的年紀里，怎么未曾想過外表的美麗？我的衣著和裝扮，回憶起來只是一片朦朧，鮮艷的顏色，好似只是畫布上的點綴，是再不會沾到身上來的。
在我們的家里，姊姊永遠在用功讀書，年年做班長——她總是穿制服便很安然了。
驚覺自己也是女孩子，我羞怯的向母親要打扮。母親帶著姊姊和我去定做皮鞋，姊姊選了黑漆皮的，我摸著一張淡玫瑰紅的軟皮愛不釋手。
沒有路走的人本來是不需鞋子的，穿上新鞋，每走一步都是疼痛，可是我近乎欣悅的不肯脫下它。
那時，國外的衣服對我們家來說仍是不給買的。
有一日父母的朋友從國外回來，送了家中一些禮物，另外一個包裹，說是送給鄰近趙姊姊的一件衣服，請母親轉交。母親當日忙碌，沒有即刻送過去。
我偷開了那個口袋，一件淡綠的長毛絨上衣躺在里面。
這應該是我的，加上那雙淡紅的鞋，是野獸派畫家馬蒂斯最愛的配色。
第二天下午，我偷穿了那件別人的新衣，跑到畫室去了。沒有再碰到顧家的女兒，在我自以為最美麗的那一刻，沒有人來跟我比較。
我當當心心的對待那件衣服，一不小心，前襟還是沾上了一塊油彩。
潛回家后，我急急的脫下了它，眼看母親在找那件衣服要給人送去，而我，躲在房中怎么樣也擦不掉那塊沾上的明黃。
眼看是沒有別的法子，我拿起剪刀來，像剪草坪似的將那一圈沾色的長毛給剪掉了，然后摺好，偷偷放回口袋中。母親拿起來便給趙姊姊送新衣去了。
當年的那間畫室，將一個不愿開口，不會走路，也不能握筆，更不關心自己是否美麗的少年，滋潤灌溉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
《現代文學》作品的刊出，是顧福生和白先勇的幫助，不能算是投稿。
我又幻想了一個愛情故事，一生中唯一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悄悄試投《中央日報》，過不久，也刊了出來。沒敢拿給老師看，那么樣的年紀居然去寫了一場戀愛，總是使人羞澀。
在家里，我跟大家一起吃飯，也會跟弟弟驚天動地的打架了。
可是我仍很少出門，每周的外出，仍是去泰安街，在那兒，我也是安全的。
老師自己是一個用功的畫家，他不多說話，可是在他的畫里，文學的語言表達得那么有力而深厚，那時候他為自己的個展忙碌，而我并不知道，個展之后他會有什么計劃。
他的畫展，我一趟一趟的跑去看，其中有兩張，都是男性人體的，我喜歡得不得了，一張畫名字已不記得了，可是至今它仍在我的腦海里。另一張，一個趴著的人，題為《月夢》。
沒有能力買他的畫，我心中想要的好似也是非賣品。
在去了無數次畫展會場之后，下樓梯時碰到了老師，我又跟他再一起去看了一次，他以為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講。那時候，我學畫第十個月了。
顧福生的個展之后，我們又恢復了上課。
我安然的跟著老師，以為這便是全部的生命了。有一日，在別的同學已經散了，我也在收拾畫具的時候，老師突然說：“再過十天我有遠行，以后不能教你了！”什么，什么，他在說什么？
第一秒的反應就是閉住了自己，他再說什么要去巴黎的話，聽上去好似遙遠遙遠的聲音，我聽不見。
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只是對他笑了一笑。
“將你介紹給韓湘寧去學，他畫得非常好，也肯收學生，要聽話，我走了你去跟他，好嗎？”
“不好！”我輕輕的答。
“先不要急，想一想，大后天你來最后一次，我給你韓湘寧的地址和電話——”
那天老師破例陪我一直走到巷口，要給我找車，我跟他說，還不要回家，我想先走一段路。
這長長的路，終于是一個人走了。
一盞盞亮起來的街燈的后面，什么都仍是朦朧，只有我自己的足音，單單調調的回響在好似已經真空的宇宙里。那艘叫做什么“越南號”的大輪船，飄走了當年的我——那個居住在一顆小小的行星上的我，曾經視為珍寶的唯一的玫瑰。
他是這樣遠走的，受恩的人，沒有說出一句感謝的話。
十年后的芝加哥，在密西根湖畔厲裂如刀的冬風里，我手中握著一個地址，一個電話號碼，也有一個約定的時間，將去看一個當年改變了我生命的人。
是下午從兩百里路外趕去的，訂了旅館，預備見到了他，次日清晨再坐火車回大學城去。
我在密西根大道上看櫥窗，卷在皮大衣里發抖，我來來回回的走，眼看約定的時間一分一秒在自己凍僵的步子下踩掉。
在那滿城輝煌的燈火里，我知道，只要揮手叫一輛街車，必有一扇門為我打開。
見了面說些什么？我的語言、我的聲音在那一刻都已喪失。那個自卑的少年如舊，對她最看重的人，沒有成績可以交代，兩手空空。
約定的時間過了，我回到旅館的房間里，黑暗的窗外，“花花公子俱樂部”的霓虹燈兀自閃爍著一個大都會寂寞冷淡的夜。
那時候，在深夜里，雪，靜靜的飄落下來。
第一次不敢去畫室時被我撕碎的那一枕棉絮，是窗外十年后無聲的雪花。
那個漫天飛雪的一九七一年啊！
我們走出了房子，經過庭院，向大門外走去。
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穿著冰鞋跌跌撞撞的滑著。“這是八妹的孩子。”顧福生說。
望著那雙冰鞋，心中什么地方被一種溫柔拂過，我向也在凝望我的孩子眨眨眼睛，送給她一個微笑。
“畫展時再見！”我向顧福生說。
“你的書——”
“沒有寫什么，還是不要看吧！”
“我送你去喊車——”
“不用了，我想走一走——”
也是黃昏，我走在高樓大廈車水馬龍的街上，熱熱暖暖的風吹拂過我的舊長裙，我沒有喊車，慢慢的走了下去。這是一九八一年九月三日。
注：《驀然回首》也是白先勇的一篇文章，此次借用題目，只因心情如是，特此道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