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慈欣

人類面臨的災難是多種多樣的，2012年，歐洲著名的科學傳播雜志《新發現》曾經推出過一個專題：世界末日的二十個版本。如果按照災難規模分類的話，大體可以分為三類：局部災難、文明災難和末日災難。局部災難是指人類社會的局部地區和部分成員面臨的災難；文明災難是指涉及人類世界整體的災難，這種災難可能使人類文明全面倒退甚至消失，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總能有足夠的數量幸存下來，并重新開始恢復或重建文明；末日災難是災難的頂峰，在這樣的災難中沒有人能活下來，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將徹底消失。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所遇到的災難絕大部分都是局部災難，包括自然災難，如地震和大規模傳染病；人為災難，如戰爭和恐怖襲擊等。這些災難雖然慘烈，但影響的范圍十分有限，地理上的范圍一般不會超過地球陸地總面積的十分之一，受災人口一般不會超過三億。

回顧歷史，人類文明自誕生以來，幾乎沒有經歷過文明災難，《圣經》記載的大洪水，按今天的視野看只是局部災難，歷史上有確切記載的比較接近文明災難的災難有兩次：1438年歐洲的黑死病和上世紀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但這兩者也算不上真正意義的文明災難。黑死病殺死了當時三分之一的歐洲人口，但并沒有影響到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如一部科幻小說《米與鹽的故事》所描述，即使當時歐洲人口全部死于黑死病，文明也將在世界其他地區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幾乎波及全球，戰場之廣和傷亡之大，史無前例，但由于二戰發生在核時代之前，技術水平限制了它的破壞能力，二戰中所消耗的**的***當量總和是五百萬噸，僅為戰后不久出現的最大核彈的十分之一。不管哪一方在這場戰爭中獲勝，人類文明都將延續下去。迄今為止幾乎發生的唯一一場真正的文明災難是上世紀北約和華約的核對峙，全面核戰爭一旦爆發，破壞力足以摧毀文明世界，如今這個可怕的陰影已經遠去，使我們對人類理智幾乎喪失的信心又恢復了一些。

至于末日災難則從未發生過，目前也沒有明顯的跡象和可能性。現在基本上可以確定，在地球上可能發生的災難都不是末日性質的。我們所能夠想到的在地球范圍內可能發生的災難，如環境惡化、新的冰期、自然或人為的大規模傳染病等，都只能導致人口數量的大量減少或文明的倒退，不太可能在物種級別完全消滅人類。幸存的人類將會借助于災難前留下來的知識和技術，逐步適應災難后的世界，使文明延續下去。

末日災難只能來自太空。

宇宙中充滿了難以想象的巨大力量，有些我們看到了但難以理解，有些我們根本還未覺察，這些力量可以使恒星誕生，也能在瞬間摧毀任何一個世界。我們的行星只是宇宙中一粒微小的灰塵，在宇宙的尺度上小到可以忽略不計。如果地球在一秒鐘內消失，太陽系所受到的影響，也就是其余七顆行星的軌道因地球引力消失而進行一些調整，這樣的調整主要發生在小質量的類地行星水星、金星和火星上，而大質量的類木行星的軌道變化則微乎其微。當這件在我們看來驚天地泣鬼神的災難發生后，從太陽系的鄰居比鄰星看來，相當于上萬公里外的一支蠟燭邊上的一只蚊子掉進燭苗里，根本覺察不出什么；甚至在木星上，用肉眼都很難看到太陽系有什么明顯的變化，除了太陽方向的太空中那個微弱的亮點消失了。

與地球上的災難相比，來自太空的災難更難預測。以人類目前的技術水平，對太陽突然災變、近距離超新星爆發等太空災難很難做出預報。而另一類太空災難則從物理規律的本質上就不可能預測。如果太空中有某種災難以光速向地球運動，由于宇宙中沒有信號可以超過光速，也就不可能有災難的信息趕在災難之前到達地球，換句話說，我們在災難的光錐之外，絕不可能預測到它。

末日災難在科幻文學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正如愛情是主流文學永恒的主題一樣，災難也是科幻小說永恒的主題。《逃出母宇宙》就是一部表現來自太空的末日災難的作品。

《逃出母宇宙》的構想十分宏大，末日災難的來源是整個宇宙，是真正的滅頂之災。與其他類似題材的作品相比，本書的科幻設定有其十分獨到的地方。在大部分末日題材的科幻小說中，末日像一堵墻一樣轟然聳立在人類面前，一切都清清楚楚；但《逃出母宇宙》中的描述更符合人類的認知規律，小說多層面多角度地表現了人類對于災難的逐步認知過程，真相一步步揭開，曲折莫測，峰回路轉，在巨大的絕望中透出希望的曙光，然后又迎來更大的絕望，走到最后悲壯的結局。小說帶著讀者不斷地從希望的頂峰跌入黑暗的谷底，經歷著只有科幻文學才能帶來的末日體驗。同時，與傳統的科幻小說中經常表現的太空災難不同，《逃出母宇宙》中的宇宙災難是一種全新的災難類型，涉及物理學和宇宙學最前沿的知識，展現了宇宙演化的總體圖景和時空最深處的奧秘，這種想象是終極的，具有無可比擬的廣闊視野和哲學高度。

王晉康曾經說過：年輕的科幻作者是從未來看未來，像筆者這樣的中年科幻作者是從現實看未來，而他自己則是從歷史看未來。這話準確地說出了包括《逃出母宇宙》在內的王晉康科幻小說的特點。正是由于從歷史看未來這一深遠的視角，《逃出母宇宙》具有了凝重而深刻的內涵。作者用深沉的理性遙望想象中的人類末日，描述出一幅末日災難中人類社會的圖景。正如這一作品系列的總題目《活著》所表現的那樣，在作者的世界設定中，人類的生存和延續是壓倒一切的目標，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末日社會產生了與超級災難相適應的價值和道德體系，像人的卵生、一夫多妻和極端專制這類在傳統社會中大逆不道的行為和體制，在《逃出母宇宙》的世界設定中都變得合理了。

前不久，加拿大科幻作家羅伯特?索耶來中國訪問，在談及我國科幻小說在描繪末日題材時所表現出的黑暗與嚴酷時，他認為這同我們民族和國家在歷史上的遭遇有關，而他作為一個加拿大人，對人類在宇宙中的未來則持一種樂觀的態度。我完全同意他的觀點，歷史的烙印不可避免地出現在對未來的想象中。但反觀地球文明在宇宙中的地位，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在宇宙中不像現代的加拿大，倒更像五百年前歐洲移民到來之前的加拿大土著人。當時，由不同民族組成并代表至少十個語族的上百個部落，共同居住在從紐芬蘭省到溫哥華島的加拿大。設想當時如果有一位土著科幻作家，也用同樣的樂觀設想他們的未來，現在回頭看看顯然有些太樂觀了。不久前出版的由加拿大土著人作家喬治斯?伊拉茲馬斯和喬?桑德斯所著的書《加拿大的歷史：一位土著人的觀點》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其中對此有著刻骨銘心的敘述。

正因為從歷史看未來，王晉康的作品具有鮮明的中華文化色彩，即使在想象中的未來和想象中的末日，這種色彩也是那樣鮮明而厚重。《逃出母宇宙》雖然對傳統的價值體系進行了大膽的顛覆，但其深層的思想是中國的，其中主要人物的思考和行為方式也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印記，書中反復出現的憂天的杞人形象就是這方面生動的象征。這部作品給人留下的一個深刻命題是：包括中華文明在內的古老的東方文化和價值體系，是否在未來的末日災難中具有更大的優勢？

當然，《逃出母宇宙》展現的只是一種可能性，科幻的魅力就在于把不同的未來和不同的選擇展現在人們面前，我們當然期待能出現另一類描述末日的更加樂觀的科幻小說，展現一幅完全不同的末日圖景，比如在其中人類傳統的核心價值得以保留。

回到太空災難的話題上。對于這些來自太空的難以預測的滅頂之災，人類社會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沒有做過相應的準備。對末日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宗教中，沒有上升到科學高度。思想家們對人類社會的思考，大多著眼于現實層面，即使思考未來，也是局限于現實的直線延伸，很少考慮末日災難這樣的突變。所以，從啟蒙時代思想家的經典著作，到今天學派紛繁的理論，對末日災難下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法律、倫理和文化的研究都很少見。

在現實層面，幾乎沒有一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涉及末日災難，這顯然是人類憲政體系中的一項重大缺失。我曾經與一位學者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對于災難已經有了比較完善的架構。這位學者其實沒有注意到局部災難與文明災難和末日災難的區別，最大的區別是：局部災難發生時存在外部的救援力量，而且這種救援力量一般都很強大，往往是整個社會集中力量救援只占國土一小部分的災難地區和人群。但對于文明災難和末日災難，人類世界整體同時處于災難中，外部救援力量根本不存在。這時，現有的法律和道德體系將無法適用。對于末日災難，在法律和道德上的核心問題是：如果集中全部社會資源只能使少數或一部分人幸存，該怎么辦？迄今為止，現代的法律和倫理體系對這個問題一直模糊不清。不可否認，在現有的社會價值觀中，對這個問題進行討論是十分困難的，會出現激烈的爭論和多種選擇：可以選擇讓部分或少數人幸存，也可以選擇堅守人類的傳統價值觀，讓所有人平靜地面對死亡。這些選擇孰是孰非，可以見仁見智地討論，但不管選擇哪一種，最后在法律和倫理上必須明確：這是一個文明世界對自己應負的責任。否則末日到來之際，世界將陷入一片恐懼和茫然，在最后在大混亂中，人類既失掉尊嚴，也失去未來。

在這種情形下，《逃出母宇宙》所帶來的震撼的末日體驗，更彰顯了科幻文學獨特的價值。

2013.11.20.于陽泉

人活著是為了享受活著的樂趣，不是為了逃避死亡。因為無論個體的死亡，還是人類物種乃至宇宙的滅亡，最終都是無可逃避的。

——馬士奇對患絕癥的八歲義子的談話

轉引自《百年拾貝》，魚樂水著

那個時代令人目眩的科技成就基于一個新的科學體系，該體系則基于兩點基本發現：真空（空間）有深層結構；真空可以因高能激發而湮滅為“真空的空洞”或曰二階真空，釋放出低強度的光能。

——摘自《百年拾貝》，魚樂水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