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地區宋壁畫墓資料不及北方豐富,四川、江蘇、福建、江西等地有少量的宋壁畫墓發現。四川地區的石室墓裝飾題材也以開芳宴爲中心,輔以武士、四神、婦人啓門、孝子故事等,採取的是浮雕的形式。四川、江蘇、江西、福建等地相繼發現的宋墓壁畫,擴大了對兩宋壁畫墓的認識。從壁畫題材內容、繪畫風格技法來看,閩贛兩地有較多的一致性,反映出兩地文化及社會習俗的相關特點。
興起於漠北草原的契丹族,以驍勇善戰,據有北部中國的大片土地,建國後分別設上,設中京於大定府,設東京於遼陽,設西京於大同,設南京於北京。這五京之地,大體也是遼代壁畫墓的集中分佈地區。由於遼對境內的遊牧民族和農耕民族採取“因俗而治”的方針,尊重各自的文化傳統和民族習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因此遼代壁畫墓明顯呈現出兩種不同的面貌。一類是契丹皇帝陵和貴族墓,主要見於遼上京、中京和東京腹地,並呈聚族而葬的特點。另一類是漢人墓,主要發現在遼南京、西京附近和東京的部分地區。
契丹族最初並無築墓埋葬的習俗,後來逐步吸收漢文化,遼政權建立後,開始仿照唐制修築墓室,厚葬風氣急劇蔓延。墓室規模之大,隨葬物品之豐富豪華,已超過了同時的中原地區。除常見在壁面上作畫的做法外,契丹族還流行在墓壙內安放柏木護牆板,壁畫直接繪在木板上。另有在石棺、木棺內壁施繪的做法,這些“棺畫”的功能與壁畫相同。遼墓壁畫的題材同樣具有與遊牧生活和傳統習俗相適應的特點,早期遼墓多以遊牧生活和草原風光爲主,佈局簡單,賦色單純,裝飾意味較濃。中晚期以後,大量出現儀衛、伎樂、侍宴、神獸等內容,在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同時仍部分保持著契丹民族的特色。
遼壁畫墓最先示諸世人的是帝王陵。其中以遼聖宗慶東陵保存最好。慶東陵的建築彩畫在已發現的遼墓中等級最高,在墓內磚砌仿木構件上及墓壁上方,工筆彩繪龍鳳、花鳥、祥雲、寶珠以及網格狀圖案。在墓道、前室及其東西耳室、中室和各甬道壁面上,描繪與真人等高的人物76身,人像上方都墨書契丹小字榜題。東陵最有特色的壁畫,當屬中室四壁所繪的山水。畫面上雲彩澹澹,雁翔翩躚,湖水盈盈,野獸出沒山石雜樹之間,分別描畫的是春、夏、秋、冬四季風光。構圖嚴謹,季節特徵鮮明,鳥獸形象生動,真實地再現了捺鉢之所的景色。契丹貴族壁畫墓從1950年代起相繼在內蒙古昭烏達盟、哲裡木盟和赤峰地區被發現。
在以遼陽爲中心的遼東京轄地,也先後發現了一些遼代壁畫墓。1976年發現的天祚帝天慶二年遼北宰相蕭義墓,是一座大型磚築多室墓,墓道兩壁壁畫各長10米,西壁繪出行,東壁畫歸來。墓門過洞兩壁繪迎送主人的備飲、備食圖,甬道東西兩壁的武士高達3米。出行
圖中以雙駝高輪氈車爲中心,墓主坐於車中,車馬相接,各執事人員前呼後擁。畫中人物多契丹裝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的特點。人物造型以墨線勾勒爲主,線條勁健流暢。法庫葉茂臺遼墓還出土了極有研究價值的絹畫《深山會棋圖》與《竹雀雙兔圖》。
自後晉石敬瑭會同元年割地之後,燕雲十六州歸入遼土,即今河北省境內長城以南、易水和白溝以北的地區以及山西省北部地區。燕雲之地發現的遼壁畫墓主要分佈在遼西京的大同、南京的北京和河北宣化,絕大多數爲漢人墓。由於民族成分、文化傳統、歷史淵源和地理位置的關係,這些地方的遼墓壁畫中的衣冠服飾、起居器用,繪畫樣式風格等方面與北宋壁畫墓有較多的一致處。遼西京道境內壁畫墓發現最多的是河北宣化區下八里遼晚期張氏和韓氏墓羣,重要的有張世卿墓、張文藻墓和韓師訓墓等。
女真族習俗薄葬,金代的壁畫墓數量和規模遠不及遼代,而墓葬類型與宋遼壁畫墓有極密切的承繼關係。山西在金時分屬西京路、河東北路與河東南路,是金墓發現最多的省份,並以晉南最爲密集。在金中都大興府周邊地區、冀晉相交的太行山區,以至東北到朝陽,西北至甘肅,也陸續發現有金代的壁畫墓,呈現出各地區的繪畫的特點。
宋金墓中流行最廣的壁畫題材是孝行故事,差不多成爲墓葬中的主題,藝術形式包括石棺線刻畫、畫像石、磚雕和壁畫,分佈的地區遍及豫西、豫北、晉南、江南以及甘肅、四川等地,已成南北社會的葬俗。按壁畫資料的顯示,以二十四孝爲圖本的孝行故事畫,在北宋宣和年間進入墓葬之中,當時還不見普及。它在金墓壁畫中廣爲流行,可能受金熙宗尊孔崇儒政策的推動,既有理學思想的影響,又與全真教宣揚節孝有密切關係。以山西、河南爲中心的衆多金墓中普遍都雕繪孝行故事圖,畫法漸趨程式化,後世流行的二十四孝條屏當有此淵源。
迄今發現的墓葬中,可以確定爲西夏墓葬的並不多。西夏帝陵及其周邊的陪葬墓,自然成爲關注的焦點。西夏王陵8號陵據推測爲第八代皇帝神宗嵬名遵頊的陵墓。清理時在墓門外甬道兩側存有武士畫像。武士畫作天王形,頭上繪火焰紋,身著戰袍,叉腰佩劍,著護臂甲,臂後繪飄帶。這一發現說明西夏墓葬中同樣流行裝飾壁畫的習俗。
西夏普通漢人墓,有用木板畫作裝飾的做法。1977年在甘肅武威西郊林場發現了兩座西夏漢人火葬墓,其中天慶七年西經略司都案劉德仁墓出土29塊木板畫。3號墓出土二男侍木板畫。這些木板畫原整齊地排放在墓壁,實際上起到壁畫的作用。多數木板畫描繪的是現實人物,包括男女侍、武士、童子和龍、雞、狗、豬等,也有日、月、星等天象。人物衣紋線條起筆粗重,轉折陡直,可與敦煌西夏石窟壁畫相互參照。
元代的仿木磚雕壁畫墓繼
承了宋金遺風,主要集中在山西和內蒙古地區。元代壁畫墓按其地域明顯可見漢人墓和蒙古貴族墓的分別,漢人墓一方面沿用了宋、金壁畫墓開芳宴的生活題材,更突出了墓主宴享表演情節,增加金銀錢帛、鬥庫牛羊等象徵財富的畫面。另一方面山水、花鳥等文人畫題材被引入墓室之中,並以水墨畫的技法作畫,呈現出簡淡野逸的審美品格。蒙古貴族墓一方面吸收漢地壁畫的題材內容,同時又描繪騎從狩獵等塞外風俗民情,兼有宗教信仰的內容。元墓壁畫在沿用宋金傳統的同時而有了變化,孝行故事壁畫的減少和重宴享財富的表現是其變化之一。太原西南郊瓦窯村元延祐七年墓,在墓室東南壁繪庫房,專畫有管庫人和標有“庫房”、“□斛庫”、“什物庫”、“金銀財帛家產錢物庫”榜題的畫面。山西金墓中還常見用散樂雜劇磚雕作爲裝飾,與壁畫雜劇表演畫面具有相同的用意,真實地反映了元雜劇在山西民間的流行程度。
元代文人畫的興起影響到社會審美風尚的變化,以水墨宣淡爲基本面貌的花鳥山水畫被引入墓室中,成了元墓壁畫中最具有時代特點的表現形式。民間畫工以模仿日常家居常見的屏風、立軸、條屏作畫,題材和表現手法也追慕名家典範。南方地區元代壁畫墓發現不多,公佈的資料僅限於福建將樂縣光明鄉元墓和重慶市最新發現的一處元墓。元代蒙古貴族壁畫墓在內蒙古地區發現多座,遼寧凌源、甘肅漳縣、陝西蒲城以及北京也有出土的資料。這些“只識彎弓射大雕”的馬背驕子,他們的形象風采和生活習俗在壁畫中得以真實地再現,從中也能夠清晰地看到草原民族傳統與漢文化的交匯融合的進程。
明清兩代由於葬俗葬制的演變,社會風氣的移易,壁畫墓的數量急劇減少,壁畫的藝術水平也大不如前。迄今所發現的明清壁畫墓主要在北方地區,壁畫中常見家居宴飲和出行等生活題材。比較特殊的是河南熒陽明代溫穆王朱朝坨墓的壁畫,墓內繪製了一套完整的佛教法事壁畫,反映了佛畫在明代葬習俗中的實際運用。能夠看出時代新變化的是摹仿流行的四條屏花鳥和詩軸所作的墓室裝飾,北京門頭溝馬懷印夫婦墓壁畫梅、菊、荷、牡丹四條屏,陝西大荔李氏家族墓中的石刻條屏和詩軸畫像,均是民間工匠仿效時尚的作品。南方僅見浙江嘉善縣陶家池明壁畫墓,題材有墓主遇仙人,老者觀瀑等高逸神仙題材,背景襯以水墨松石,可與明代山水人物題材的卷軸畫相比照。
明清壁畫墓考古發現的數量較少,壁畫的題材內容和表現手段雖然在前代的基礎上有所繼承,社會生活和時代風尚在壁畫中也得到相應地反映,但畫手主要是地方民間工匠,壁畫圖像和表現手法偏離時代藝術的主流,題材內容的民俗化和藝術表現的民間化傾向明顯。它將中國古代壁畫墓的演變線索引向了民間形態,“藝術在民間”則作了墓室壁畫的謝幕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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