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初，連續遭受自然災害，糧食減產，糧食供應十分緊張。為了保證強勞動力干重活，分場規定男的每日多加一兩糧食，女同志則減一兩。1961年4月，我的第二個孩子出世，一家子四口人，每餐總共四兩米，不夠吃，只好多放些水煮成了干稀飯，每人一小竹筒碗飯，招生要喂奶，還得上山勞動，“按勞分配”她得多吃一點，但她還是和我一樣，在飯里加些蔬菜或野菜(蒲公英)之類，基本能吃飽，小英只有將就一點了!
剛來新農場，招生整天同大家上山勞動砍樹、挖土，十個指頭能屈不能伸，我看了真是心痛。收工回來，我幫她慢慢按摩拉直，用點熱水燙一燙，舒筋活血。開始她穿一雙塑膠鞋上山，后來鞋子也爛了，市面上又沒有新鞋子可買，只好同大家一樣，打赤足上山，每天回來，手上腳上不是血泡，就是尖刺。
我看著她那嬌小腫脹的雙手，真是難過。我每天晚上都幫她把手上、足上的細刺兒挑剔掉，用點紫藥水消消毒，第二天她又照樣上山去勞動。我勸她辭職在家當個家庭婦女，帶帶孩子算了，她大眼一瞪“我不當家庭婦女，我要自立……”口氣堅決，不容置疑。后來勸了她幾次，她就對我發火:“我不當官太太，不靠你養活我！”從此，我再也沒有提過此事。
說實在的，她出生在一個賣醬油的商人家里，家庭生活富裕，在家排行最小，上有姐姐和哥哥，飯來張口，衣來伸手，從來沒吃過如此苦，現在整天勞動強度這么大，身子又嬌瘦，而且身上還有傷痛，無論生活上、勞動上都是挺辛苦的，不論她怎么努力，體力、耐力都不及那些從小勞動慣了的農民工人，她實在太要強了。
場里有許多像我一樣的轉業軍官（我們轉業軍官每月79元，普通工人每月只有18元，我們是他們工資的四倍），他們的夫人吃不了那份苦，不愿為十八元而折腰，早已當家庭婦女了，所以我也如此勸她。她立志自強自立，給了我莫大的欣慰。歲月的磨煉，使她的自立、自強之心愈堅定，她真是一個堅強的女性!
每次下工回來，她不顧自己如何勞累，總是先把小孩喂飽，女兒小英就吃上餐留下的干稀飯，和點糖水就是一餐。家里的一切家務事她都主動挑起來，讓我全心抓工作，因而更增加了我對她的敬佩與珍愛。
第二個孩子是男孩，取名小云，表示對南詔省邊疆的留念之情。 我們把小云托給一個姓姚的家屬 (她的愛人是退伍兵)帶著，小姚十分細心關照著，后來還把小英也帶在一起，加上招生平常總把孩子穿戴得干干凈凈，姐弟倆又逗人喜愛，小姚就當作自己的孩子對待，照顧得極好，我們有什么吃的都放在她家，由她處理，于是我們倆家過往密切，結為親戚。
1961年暮春，突然收到從思市發來的一封緊急信，我很納悶，誰來的信？拆開一看是弟弟發的，上面寫著：“我已經來邊疆。”弟弟來旅游嗎？一周后弟弟夫婦帶著侄兒張平生到了我二隊。
一天，孟遠農場急需用款發工資、購生產用具、肥料等，會計室只有三個人，一人去探親，一名會計又是個女的，只好由我去勐西支行取款了。我在銀行辦完手續，取款數萬元，把現金包在買來的勞動用粗布里，再用油布包扎結實，正準備走，那位銀行女出納見我只身一人，一把拉過我到一邊，細聲說：“小張，安全嗎？”
我看了她一眼，小聲說：“此事只有你我知道，只要你不外泄，就萬無一失。”她再三叮囑我要高度警惕，到家了回個電話（其實，那時我們場里還沒有電話）。我點頭笑了笑，謝謝她的關心，就往回趕。
這時已下午三點多鐘了，在路上正好遇著留守在原勐西農場的工人老凌夫婦也同行，他們推著一輛板車，車上裝滿了瓜菜，我就把現金包放在瓜菜中間，若無其事地與老凌夫婦邊走邊聊。
從勐西到孟遠有三十多公里，要翻過二座大山，穿過無數叢林，沿途人煙稀少，十分不安全。我只有從最壞處著想：萬一出事，我只有用生命來保衛國家的財產了。
我從傣族家要了根實木棍子作“武器”，護著小車，沿勐西公路向孟遠進發。一路都是爬山，頗費勁兒，車子上裝了幾百斤重的東西，越走越累。老凌駕轅，我和他愛人在兩邊推車，匆匆急走，天已經黑了，只好吃住在一家傣族家里，車子就放在樓下緊靠堆柴火的偏僻處。我重新扎緊了繩子，就上竹樓吃飯。
由于心中有事難以入睡。老凌夫婦不知其中兇險，走累了和衣便睡。我躺下又坐起來，聽聽有沒有什么動靜，坐一會兒又睡下，還不時下竹樓去看看有沒有情況。老凌睡醒一覺，看見我還坐在火塘邊（傣族做飯、烤火都是在竹樓上），他說：“張會計，還不睡啊？快睡快睡，明早早走哇。”
說完呼嚕嚕又睡著了。我也實在疲乏，但始終不敢閉眼，心里有事，那個“包袱”壓在心窩里，哪能睡得著！又不時下去檢查情況，折騰一夜，總算挨到天微明，傣家人早已在舂谷子、弄米、做早飯了，老凌夫婦也起來了，這時我才松了口氣！我們向傣族大嫂買了一大包蒸熟的糯米飯，用腌制的竹筍下飯，吃完后又上路了。
緊趕慢跑，趕到一個道班房，在那里吃了點開水和中午飯就走。前面要爬一個六公里長的大坡，走了半天，時間也耗在這里，路上不敢多休息。爬過山頂一路下坡，走起來輕快多了。走到中午二點多，終于到了場部，一些干部工人出來看新鮮，一看是一車瓜菜、勞動用的帆布，沒啥稀奇都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