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不準有奴隸，所以用的長工之名，干十年……這話倒是真的，十年之后也學會了泗上的語言，一人授予百畝荒地，給一套鐵器，外加一支火槍。至于能不能活到十年，那就是未知數了。
宋國、楚國、越國、齊國逃亡來的農奴，不在此列，因為墨家在泗上的控制力和組織力，足以把他們組織起來。
而南海，天高皇帝遠，又真的缺乏勞動力開拓，況且用的“節用”、“長工”的道義，這也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如今泗上又得了淮北、東海，到處缺人，土地廣袤，工商發達，種植業工商業都有利可圖，前一陣的制法大會上，長工貿易被眾人一致通過，允許在泗上開展。
消息剛傳來，南海地區搞貿易的那些人立刻運回來四千多，大賺了一筆：主要是泗上工商業發展之后，南方貿易出貨容易，回來的時候卻沒什么可攜帶的。
糖、鹿皮之類的也就堪堪可以，除了為了減稅必須攜帶的稻米之外，“長工”也是有利可圖的貿易對象之一，可能僅次于黃金白銀和銅。
墨家在那邊的官方力量，只有沿海、沿珠江口的幾座城邑，走的是泗上模式，搞強制同化。
可干部不足，泗上模式很難展開，這種變種變形的開拓手段主要是以私人力量為主。
好在墨家算了一筆賬，那邊也沒有太大的邦國，就算開戰，軍費那邊搞貿易的人也出得起，甚至可能不需要動用正規軍，而是用那些退役出去發財的“泗上技擊士”就夠了。
武器和組織力代差之下，中原諸國早就吊打那些原始邦國，更況于帶著火強大炮和陣型紀律的“泗上技擊士”退役老兵。
西門彘對于南海的事聽聞過一些，對于“長工”這個稱呼，不免蹙眉。
四千多長工運來泗上，不到三天銷售一空，煤鐵礦那邊直接出面買走了兩千。
蘇北淮北地區的“荒地經營法令”的出爐；棉、靛草、油料、桑、絲等價格的上升；畜力梳棉機、水力榨油作坊、分工制煮蠶繭作坊等新技術的出現，促使許多諸侯國的資本被商人攜帶來到了泗上，紛紛表示：你敢運一萬個，我就敢買一萬個。
并且當場給了足夠的定金。
泗上已經分配的土地大部分不準買賣；諸侯國最好的地在貴族手里不能買；泗上的政體不是資產階級專政，但比較而言卻是相對于其余諸侯國對工商業最有利的，每年都有大量的資本跑到泗上，受制于勞動力一直有個限制，而現在“長工法令”的出臺，對那些新興的工商業階層來說簡直就是曙光。
泗上需要大量的直轄人口作為兵員和官營作坊的工人，搶宋、齊、楚、越逃亡來的人，工商業者哪里搶得過泗上墨家這個最大的資本集團，只好退而求其次。
本地允許土地兼并，兵員減少，社會不穩定。
本地不允許土地兼并，人力成本提升，資本沒有勞動力無法增值。
泗上之外，土地買賣兼并還是大部分不被允許的情況，包括后世歷史線上的秦國，那也是授田而不是允許兼并的私田。
長工法令的出臺，也算是為更多的資本涌入泗上開放淮北創造了一個契機。
西門彘早在鄴城的時候，自我感覺是個多余的人，是蠹蟲，一腔狂熱。被西門豹痛罵一頓后，也算是能夠看清楚現實了。
泗上的利益分析學說是平日課堂的必修課，也是考入庠序的考題類別之一，他自然是學過。
對于那些在南海發財的暴發戶，他心里多少還有點“貴族出身”的優越感上的瞧不上。
而且對于長工法令隱隱感覺好像有點不對。
其實他來到泗上之后，對于墨家的了解日益加深，很多地方扭轉了他在鄴地對于墨家的想象。
父親說的那些話，如今聽來，倒是琢磨出了幾分滋味。
他本以為，墨家都是一群“自苦以極、以利天下、人人求圣”的圣人之徒，那泗上的民風應該相當的保守，不想來到泗上之后才發現……相對于別處，泗上的風氣簡直是開放到了極點。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二十年的發展、超額利潤的壟斷、新技術的發源地、教育體系全面鋪開等特性，再加上墨家最重要的“義即利也”的道義，泗上根本不可能保守。
比如這劇院剛剛演出的、剛才那幾個明顯是人口販子嘴里的“踮屣”舞，簡直就是“腐朽”。
屣，謂小履無跟者也；踮，謂輕躡之也。
這種趙地的舞蹈，穿著無跟舞鞋，伸展身體，用腳尖點地，高速旋轉，而且市井文化之下，穿的又……少，一旦演出，人滿為患。
踮屣不是芭蕾，但是芭蕾的近親。都是穿著無跟的舞鞋，依靠腳尖點地。
很多邯鄲女子專門跑到泗上來演出，不乏大家，至于到底算是藝術還是低俗，那就是人各有見。
不止如此，西門彘曾以為墨者一個個都是穿著草鞋短褐，行義天下……結果到了泗上發現，泗上的確有很多穿短褐草鞋的，穿短褐草鞋的不是穿不起，而只是墨家的一個派系：號稱不能讓天下人都穿上棉布衣衫和棉布鞋，自己絕不先穿。
這派系的人挺多的，但是并不影響這個他們聽聽音樂、看看演出。
而除了這個派系的人之外，別的墨者雖然談不上侈靡，但是就整體生活水平而言，當真是比別處的農夫高出了數倍。
墨家的道義里，鼓勵眾人發財，只不過限定一個條件：認為封建貴族那種食利地租貴族是蠹蟲，但是經商、做工等，大力支持，鼓吹“勞動致富”。
墨子在的時候，就說：合于天志則天帝庇佑，必使之富。
于是富裕，就扭曲成為“執行天帝讓人過得更好的意志”的體現。
在“剩余價值”理論出臺之前，在打倒貴族封建土地所有制之后，在維系“平等”這個虛幻概念之時，在“財富源于勞動”的理念下，很容易扭曲成這樣：天帝肯定是希望人們越過越好，那不富怎么能算是合于天志呢？
所以財富就可以“不擇手段”，惟害無罪，法不禁止即許可嘛，我往南海夷狄聚落賣槍、我買賣夷狄人口、我們商會煽動部落城邦內戰、我們商會誘騙加強制當地人去金礦勞作……但我致富了，而且法律沒說不準，所以我的行為合于天志，天帝庇護。
說到底，墨家不是農家，不代表小農階層的利益，反對貴族，卻不反對土地聯在一起使用：土地集中使用是好的，只在于所有權歸誰。
墨家也不代小手工業者的利益，分工制的大作坊、冒著濃煙的各種大作坊，都是墨家手里的，利益集團早已形成，怎么可能因為影響力家庭手工業的生產就割自己的肉？
擁有最多作坊制原始工廠的墨家，誰當巨子都得為自己的利益代言，難不成還能為了“工廠損害家庭手工業這利益、糧價低傷害小農階級利益”于是決定不與民爭利，炸了所有的作坊、通過禁止糧食進口保護糧價法案？
如今的墨家，早已不是當年墨子時代的墨家了。
自從適進入墨家、主管宣義部之后，其實代表的就是當時沒不存在、但現在已經開始萌芽的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于此時，正是先進生產關系的代表、諸夏前進的方向。
墨子去世后，理論水平和威望適都最高，修正起來簡直得心應手。
墨家要求平等，又對民眾多加關懷，因為“利天下”這三個字，注定了墨家得講墨家的“仁義”，雖然代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利益，但卻不可能無底線地站在他們哪一邊，出于道義又必須注重底層的利益。
本質上商業資本往泗上跑，不是因為泗上好，只是因為泗上相對于別處對大工商業者不那么差。
最起碼，泗上講天帝之下人人平等，講惟害無罪，講法的主體是人，講權力和義務的統一，新興資產階級最大的敵人是舊貴族，而舊貴族又往往可以利用小農階層反對新興資產階級，泗上算是唯一一個能夠護的他們周全的地方。
市民階層對平等的熱忱、新興小資產階級的“利天下”的狂熱、如同圣徒一樣揣著利天下之心的自苦以極派墨者、新興工商業資本要求九州統一市場的要求、一群系統學習了階段性樂土的墨家高層、剛剛分到土地日子相對二十年前和逃亡前如同天上的農夫……這就是泗上擴張的力量。
有熱忱的、有信仰的、有狂熱的、有求利的、有不得不服役的、有把工作當成混飯吃的……這就是此時墨家的泗上。
這一次制法大會關于“限購外地糧食”的法令爭論，工商業者其實已經有能力和農夫代表抗衡，雖然仍舊不足，需要墨家宣傳幫一把最終強制通過，但是投票比例刨除掉必須執行中央決議的墨者，實際上已經可以旗鼓相當。
谷賤傷農，泗上雖不至傷，但農夫的利益肯定受損：宋國等地，一些貴族驅趕封地農夫，留下一部分人口經營，大量的糧食銷售到泗上這個無底洞，糧價日賤，泗上農夫的利益不受損就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