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隊一過了臨武關，便逐漸看到了村社。

商隊並不在村社停留，也不再村社零售，而是會選擇在城邑中心大量售賣給本地的商人，再由楚國本地的商人轉賣。

作爲湘江的上游和珠江的上游，南嶺地區重要的分水嶺，商隊需要在臨武將貨物運送到湘江上游的河道，再從那裡沿著河道輸送到最遠的洞庭地區，船隊也有免稅節。

途經村社的時候，也有不少本地的居民在道路上駐足觀看。

這裡的人真正的楚人不多，多數還是原本蒼梧等地的夷民。

臨武算是一個典型的楚國邊疆城邑，雖然臨武邑創建的時間到現在不過十幾年時間，是座新城，但論及統治方式卻很古舊。

楚王編練了新軍之後的變法，是一方面收攏中央權力；一方面又相仿西周分封將許多封君趕到邊疆地區。

一些根深蒂固的大家族的封邑，楚王也不能輕動，只能採用折衷的方式。

一方面認可那些大家族封邑的世襲權力，一方面又在封地的基礎上建縣，妄圖將中央的手伸到那些大貴族的封邑之內。

而一些軟柿子，在變革初期就直接趕到了邊疆地區，在邊疆地區不可能實行有效的直轄統治，只好放權，使得他們在邊疆地區擁有治權、法權、稅權、開戰權等等權力，也算是國中之國。

因爲貴族勢力的強大，楚王的集權變法很是妥協，形成了三級機構。

中央直轄區實行軍功爵獎勵通侯、執圭、柱國等明顯的非世襲的軍事貴族新人；大貴族家族縣公封君類似漢代的封國不斷往裡面摻沙子；邊疆區類似於西周初年的封國管不到也不管任你們折騰。

臨武是十幾年前墨家的人出仕幫著楚國編練新軍變法之後才屯兵的地區，憑藉楚國的軍事和文化的雙重優勢，對邊疆區蒼梧洞庭之地的還在用石頭木頭和青銅的夷民是碾壓般的優勢。

臨武君也是楚國的新封君，原本的封地在江漢平原，而且原本也不是封君，但是還有食邑。

在攻佔蒼梧等地的過程中臨武君立下功勳，得以成爲封君，收回了原本的食邑，將臨武封給了他。

用爛地換取中央直轄區的好地，既可以加強中央集權，又可以拓展邊疆，楚王變革的算盤打得不錯，總體來說還是尚賢那一套，所謂“有功則賞、三代無功收其爵”。

然而在變革初期，只能先做“有功則賞”，不可以做“無功收爵”，他要是敢這麼做，屈、景、昭三族會立刻叛亂清君側，即便做的已經足夠妥協，仍舊出現了屈宜咎叛逃三晉這樣的大事。

臨武君是楚國莊氏，名啓，王族的遠支，羋姓。得氏源於楚莊王，諡號爲旁支旁系的姓氏也屬正常。

臨武君莊啓來到臨武的時候，一同遷徙來的還有三千戶楚人，構成了臨武城內的主體。

依靠神權祭祀作爲基層組織的基本結構，城內五十戶爲一里，每裡都有自己的土地神廟，所謂祭社。

在楚國富庶地區，裡的管轄範圍更大，所以各個裡祭祀的祭品也各不相同。

大里用牛、中裡用彘、小裡能用豬就用豬，用不起就不用。

而在城內又有大型的“稷”壇，這是五穀之神，由各個裡來進行一同獻上貢品再由貴族主持祭祀。

五十戶爲一里，仍舊是按照原本的組織結構，形成類似於村社的制度，要先耕種公田，然後才能耕種自己的私田。

戰時需要從軍，也需要爲封君履行封建義務，包括打獵、築城、修繕等等。

城外，則依舊採用夏君夷民的統治方式，繼續維繫原本落後的氏族公社，但是收買原本村社的頭領人物，給予他們經濟特權、允許他們多佔村社土地，以此維繫在當地的統治。

臨武君的主要統治力量在於城內，城外的話他的命令達不到最基層，但是可以通過被收買的村社頭領進行稅收、徵兵、服勞役等活動。

在一些更爲邊遠的地區，甚至還有當地的統治者直接“率衆而投”直接被封爲封君的情況。

臨武城也算是一個標準的古典殖民城市，和西周分封天下時候的態勢差不多，長久來看這是同化的最好辦法，只是可能需要的時間太長。

被封在臨武不過十年，伴隨著鐵器、牛耕、火藥等技術的傳入，十年時間土地兼併的情況已經相當嚴重。

這種土地兼併在銅器時代的速度是微乎其微的，但隨著鐵器牛耕等的推廣，兼併速度大幅提升。

因爲作爲貴族，需要的不是勞役地租、可以控制的服兵役的人口，而不是本地的富庶。

所以對於農夫的束縛不可能放鬆，荒地有的是，可任他們逃亡，民衆倒是活下去了，然而貴族的力量卻被削弱了，作爲貴族這是不可容忍的情況。

要把農夫維持在一個“買不起更多生產工具、沒錢沒工具逃亡、沒有餘糧逃亡”的情況，是最爲完美的貴族統治。

然而伴隨著過早出現的制式鐵器農具和牛耕技術，臨武君既是貴族，卻又有了另一重身份。

他有錢，有封地的收入，有對封地土地的所有權，也有泗上源源不斷送來的各種貨物。

於是他利用貴族的權力征用民衆開墾荒地，購買鐵器耕牛、深入邊遠山區掠奪人口，不斷擴大著自己的土地，再把土地或是經營或是租種亦或是分封自己的下屬，不斷膨脹著自己的勢力。

開地、開礦、淘金、壟斷封地的鹽業收入、購買武器，形成了一種和墨家控制的南海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

南海地區墨家是作爲“政權”存在的，一旦平定了北方的局勢，通過移民遷民，採用泗上那種村社聯合直轄統治、借貸給耕牛鐵器、消滅當地文化階層貴族的發展方式，將民衆看作是國民的一部分，依靠著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幹部人數，很快完成了南海地區的土改、整合和政權建設。將南海建爲原材料生產地的同時，也是作爲一個龐大的市場存在的，民衆沒有餘糧餘財，工商業就缺乏市場。

而臨武則是完全的依附關係：農夫依附於臨武君和臨武君的下屬，商人花錢搞到鹽業專營權依靠臨武君的權力得以維繫高價；城外村社內依靠村社原本的頭領現在因爲貧富分化出現的富裕階層實行間接統治。

這兩種模式的組織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貴族那一套已經過時了，但是新的政權他們學不會也不敢學，更沒有能力和足夠的幹部去學。

既不想，也不能。

臨武地區的特殊地裡位置，也註定了臨武君只能採用這種方式，而不可能採用宋國那些貴族的那種圈地集中商品化的模式——臨武附近缺乏一個急需原材料和糧食的工商業城市圈，也缺乏宋國泗上之間那種良好的運河、泗水、菏水等優良的運輸環境。

爲了維護統治，爲了增加勢力，站在他是個貴族的身份上來看，臨武的這種模式是最適合他的：束縛了農民，使得農民不能逃亡，在他的統治之下可以獲得勞役地租，又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徵召他們，沒有足夠的幹部就沒有足夠的基層控制能力，也就使得他只能採用這種農奴封建的方式維繫統治。

這也是泗上的新興工商業者支持墨家“利天下”口號的重要原因。

不土改，不推翻貴族，農夫被束縛在土地上，繳納勞役地租，自己忙活一年根本剩不下多少餘糧。

自己剩不下餘糧，就買不起鐵器耕牛。

買不起鐵器耕牛，就更剩不下多少餘糧。

沒有餘糧，就沒錢，就買不起種種手工業品。

買不起手工業品，只好繼續男耕女織，田裡種點麻，自己織布。

這又更賣不出去了。

東西賣不出去，就賺不到錢。

這就是個死循環。

五年前泗上還沒有得到淮北、莒城等地的時候，一個泗上的布匹銷售量就是賣給楚國的七倍有餘，貴族們的確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問題是他們也只有一個身體一張嘴巴，買不了太多。

有些事，不是各退一步就能解決的。

貴族退一步，那麼就無法控制封地，他就得消亡。沒有了勞役地租和分封制度的貴族，那就不是貴族，要麼亡於集權、要麼亡於革命。想弄死貴族的，可不單單是工商業者和無地農民，還有他們的君主。

工商業者退一步，泗上的財政就要出問題，就要導致大量的人失業，泗上就要內亂。

利益之爭，你死我活，這已經不再單單是一羣“有志爲天下芬”的理想主義者妄圖利天下的獻身，而是一個新興階層幹掉另一個守舊階層的事，墨家只是那個新興階層的代言人。

商隊內的人很多並非是第一次來臨武，只有一座山嶺相隔，兩邊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難免會生出許多想法。

都說秋風未到蟬先覺，然而天下舊的貴族能夠看到這一點的卻不多。

即便有些人看到了，也是無可奈何。

四年前的泗上大爭辯、四年前的菏澤會盟，墨家幾乎已經把要推翻舊世界寫在臉上了。

可各國都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