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瓷器在工藝上有很大提高，對胎土的要求特別高，所以分量特別重。過去說：行家一上手，就知有沒有。康熙青花用手一拎，就比較重。它的釉面也顯得非常堅硬，有“緊皮亮釉“之說。這些感覺，要自己去慢慢體會。

天啓、崇禎、順治、康熙，這四朝整整一百零一年。這一個世紀，是西方的資本主義追趕我們的一百年，是我們平穩發展的一百年。我們當時的社會發展在全世界來說，都是空前的、領先的。這一時期的青花，實際上跟社會形態有很大關係。比如過渡期的瓷器，體現出來的思想都比較自由、解放，一切生命的狀態都是呈自由傾向的。這裡以瓷器上畫的鳥爲例，作個總結。

萬曆時期畫的鳥，都是頭衝前，扇著翅膀，像臨終奔命，有點兒說：大明要完了，咱趕緊跑吧！到了天啓、崇禎，鳥就不這麼直飛了，它做自由飛翔狀，上下左右翻舞。它這時候的心態反而輕鬆了，知道反正大明要完了，索性就這樣了，有點兒徹底解脫的意味。到了順治呢，這鳥立刻做回頭狀，飛著還要回頭，少有落在枯枝上的。玩兒大發了，也得坐下來歇歇，溫故而知新，總算找到一個安家落腳的地方。一進入康熙朝，這鳥就肥了。康熙的鳥都是大肚子，按理說那麼大的肚子，根本飛不起來，有點兒養尊處優、貪圖安逸的意思。

萬曆、天啓、崇禎、順治、康熙，兩代五朝，我們從一隻鳥就能看出當時的社會心態。康熙四十年以後，就進入了18世紀，這個世紀就是我們常說的“康乾盛世“。

康熙青花呈一種自由開放的勢態，到了雍正，青花風格突變，一反康熙的青翠，變得規範起來。那麼，風格突變的原因是什麼呢？我猜想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與政治有關。雍正的吏治在清代官場中力度最大。雍正上臺以後謠言四起，如篡改遺詔等等，使雍正下決心整治康熙晚期遺留的歷史問題，舉國上下大規模清查貪污腐敗、虧空錢糧、假公濟私、結黨懷奸等行爲，雍正要求一查到底。雍正皇帝曾經對怡親王說：“爾若不能清查，朕必另遣大臣。若大臣再不能查，朕必親自查出。“話說得非常重，振聾發聵。雍正這個態度，使清朝吏治達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局面。雍正元年正月，雍正皇帝雷厲風行地連續頒發了十一道御旨，進行整頓。這一年，被革職抄家的三品以上的大員數十人，其中曹雪芹家的一個親戚叫李煦，就是因爲經濟虧空而被革職抄家。當時雍正不是很講理，也沒有非常確鑿的證據證明你受賄，只要你管轄的這塊地方經濟沒搞好，有虧空，你就革職回家。《清史稿》中是這樣記載的：“雍正初，整理度支，收入頗增。“康熙晚期的時候，庫銀有七百萬兩；到雍正十三年，也就是雍正去世的時候，庫銀有五千多萬兩，增加了七八倍。

“雍正“這個名字的來歷很有意思：他原來是雍親王，正位爲皇帝，所以叫“雍正“。他強調自己很正，年號代表正統。野史上猜測，說這是他心虛的表現，所以起了這樣一個年號。野史一般都說，康熙的遺詔是“傳十四子“，不是“傳於四子“。其實，這個說法今天很容易解釋，因爲“於“字當時可不是簡化字，是繁體字。另外，皇帝下的詔書都是滿漢兩種文字，不可能連滿文都給改了。

事實上，雍正是清代最爲勤勉的皇帝，勤政是雍正區別於其他皇帝的一個顯著特徵。縱觀中國歷史，像雍正這樣勤政的皇帝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雍正在位期間，不巡幸，不遊獵，跟他的父親、兒子都不一樣。康熙六下江南，乾隆也是六下江南，雍正一次都沒出過北京，日理萬機，終年不息。他的勤勉是有數據的，我們僅以硃批爲例說明。所謂硃批，就是皇帝拿紅筆在上面批示過的奏摺。雍正朝現存的硃批奏摺（不是全部），漢文的有35000餘件，滿文的有6600餘件，加起來有41600餘件。他在位十二年零八個月，按天計是4247天，那他平均每天要批10件奏摺，最少寫一個字“覽“，意思是我看過了；最多的，可達萬言。

我說過，藝術的表現一定跟當時的政治氛圍有關。雍正是一個比較刻板的人，他對瓷器產生的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官窯畫得很拘謹，很規範。

風格突變的第二點原因，我猜想與他的藝術修養有關。雍正登基的時候45歲，是他一生中的黃金時代，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我們從養心殿造辦處的記事檔中，可以看出雍正的御批要求得非常具體，一個沒有藝術造詣的皇帝是要求不出來的。你自己不高，就沒法要求別人。雍正強調的審美非常高，希望這種審美從外表到內涵是一致的，收斂，不張揚，所以他比較喜歡宋代瓷器。唐英在《陶成紀事碑記》中寫到景德鎮燒造大量仿古瓷器，所謂“仿古“，就是模仿宋代的官窯系統瓷器，比如仿哥窯、汝窯、鈞窯等等。

雍正不太喜歡帶有民間色彩的瓷器。按照今天的說法，他不怎麼親民。在康雍乾三朝裡，兩次有明確文件的親民記錄，一次是康熙，一次是乾隆。康熙推廣《耕織圖》、《棉花圖》，瓷器帶有強烈的民間色彩，非常親民。乾隆也推廣《耕織圖》，以及《陶冶圖》，說的是怎麼製陶，這些都有歷史檔案可查。

景德鎮御窯廠到了雍正時期，變得非常完備。康熙晚期的督窯官制度的建立，到了雍正元年得到延續。雍正在位的第一年，就迅速對瓷器做出御批，可見重視程度之高。

雍正青花的風格可分爲兩類，形象地說，是一枚硬幣有兩個面。第一，雍正青花直追永宣青花。我講了，雍正上臺時，他的修養與藝術造詣已經非常高了。他首先對明朝瓷器瞭解得透徹至極，知道明朝瓷器中最重要的青花就是永宣青花，所以他一上來就直追永宣，要把本朝的青花仿得跟永宣一模一樣。雍正也獲得了成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可以亂真。我甚至認爲，今天世界各大博物館裡，還有一些被視爲永宣的青花瓷器，有可能是雍正時期仿造的，只是我們沒辦法用肉眼分辨。

比如，有一個青花綬帶鳥紋的大盤，盤子上畫的鳥是倒掛著的，姿態活潑。這件盤子原定爲是永樂的，我就很懷疑。它不是永樂的，而是雍正的，爲什麼呢？有兩點。一、這盤子尺寸很大，直徑將近60公分。從元代到明初，燒造了很多大盤子，甚至有直徑70多公分的，但都有一點兒變形。要知道，盤子尺寸大，一入火，稍微有點兒應力就變形了。但這個盤子非常周正，這是一個工藝上的疑問。二、這隻綬帶鳥的形態不是一個常態，它倒掛著。瓷器一定會受當時繪畫的影響。我們看明代的花鳥畫，最有名的畫家叫呂紀，他畫的鳥都是常態，有的鳥都是呆呆的，比如他畫的山雞，就比較呆；偶爾畫點兒奔跑的，但都是常態。那麼，這隻盤子上的綬帶鳥是倒掛在樹枝上，在追逐一個蟲子。從這個鳥的動勢而言，我就懷疑是清代的。爲什麼呢？清代有一個畫家叫華嵒，華新羅，他畫的鳥都是這種動勢的，非常不常態。後來景德鎮出土了一大批永樂時期的大盤子，沒有一個是這麼畫的，鳥都是很正面的形象。

那麼，文物鑑定給我們的啓發是什麼呢？就是判斷事物要從多角度出發，不能就事論事，要從橫向、縱向，從各個方向比較，才能做出一個終極判斷。

第二，雍正青花的另一風格就是淡描，首先直追成化。雍正淡描青花顯然受萬曆鐵線描的影響。“鐵線描“就是用細線表現圖案畫。比如表現大面積顏色的時候，它不平塗，而是一道接一道地畫，形成平塗的概念。

爲什麼不直接畫成平塗呢？因爲平塗需要大量顏料，那時顏料告缺，就以少充多。雍正追萬曆，兩個人的出發點不一樣。萬曆鐵線描的目的是爲了省材料。雍正則是爲了雅，並非追求節省材料，而是作爲一個很細弱的表現形式，用很淡的色彩渲染一種藝術效果，形成一種風格。雍正並不是沒有材料，青花材料有的是，他就是不願意使，一定要把瓷器畫得非常雅。他不用色塊來表現一大片顏色，就是用細線。這種繪法在雍正青花中非常有特點，在官窯和民窯裡都大量出現。

淡描青花所要求的技巧非常高。字寫得不好的人，首先不能寫筆畫少的字，第一難寫的就是“人“字。不信你回家試試，筆畫越少越難寫，筆畫比較多的字就好寫，容易遮醜。這個道理一樣，淡描青花由於筆觸非常少，所以對畫工要求非常高，因爲沒有可遮掩的地方。你沒有功力，就幹不了這件事。

從雍正一朝起，官窯基本形成一個定式。比如賞瓶。賞瓶，顧名思義是賞賚之用，賞人的。賞瓶本來有一個名字，叫“玉堂春瓶“。過去皇上看誰順眼了，誰有功了，就說：“哎，賞玉堂春瓶一對。“底下太監們就傳旨：“傳旨，賞玉堂春瓶一對。“到後來呢，太監當著皇帝這麼說，一轉身就說：“賞瓶一對。“偷懶了，把中間省去了。所以，後來這種專門用來獎掖、賞賚之用的瓶子，就叫賞瓶了。原來的本名“玉堂春“反而不叫了，忘了。原來的名字多富有詩意啊!《清檔·雍正記事雜錄》中有這樣的記載：“雍正八年十月，奉命再將賞用瓷瓶燒造些來。“可見當時賞瓶的用量比較大，雍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獎掖官員。你想，皇上送你一對瓶子，擺在家裡多榮光啊。

雍正時期的賞瓶，目前全國就一例，現存廣州文物商店，帶有雍正紀年款。雍正以後，賞瓶大規模生產，保留到今天的也非常多。皇上爲什麼要用青花賞瓶來獎勵呢？首先青花表示清廉；瓶子上畫的是纏枝蓮，也表示清廉。皇上用青花和蓮花，暗示“爲官要清廉“。賞瓶一對，不僅是獎狀，而且是警示。

我在很多年前逛一家商店，看見一個半截的賞瓶，沒脖子，呈一個罐狀。我那時也沒錢，收入很少，就問他：“這個東西多少錢？“他說：“一百二十塊錢。“現在聽起來，一百二十塊錢，不就是吃頓飯的錢嗎？但當時這一百二十塊錢對我來說挺多的。我一開始真不知道它是個半截的瓶子，我就覺得這是一個罐，它那口磨得還很平。後來人家告訴我，上面那截沒了，這就是一個賞瓶的下半截，我那時是第一次聽說“賞瓶“這個詞。可我心想：這個東西是半截的，傷殘了。我就很猶豫。那人就勸我：“這個機會很難得，少了半截，錢還少很多呢！要有個脖子，就值好幾千塊了，這不才一百多塊嗎？“我就是“聽人勸，吃飽飯“，把它買了。

後來我在這個賞瓶上看出了意思。我通過它對賞瓶有所瞭解，就是從根上開始瞭解。儘管它沒有脖子，剩下半截也夠我看的。收藏本身是件內心快樂的事，不必強求，隨遇而安。你碰到的就是這麼一個東西，儘管它是殘的，但它便宜，我買得起；如果真碰上一個完好的，比如雍正的賞瓶，全國就一個，全世界就一個，要好幾百萬，我也買不起，就是看一眼。這種隨遇而安、內心的快樂是非常重要的。

中國瓷器生產爲什麼在這時形成一個高峰呢？主要跟當時的督陶官制度有關。康熙中期時，中央政府覺得政權已經穩固了，平定了三藩，收復了臺灣，開放了海禁，這些都表明國家政權非常穩固，這時就開始有心思燒造瓷器，開始關心這件事了。我們一般把康熙統治的六十年，分爲早中晚三個時期，二十年是一個時期。

清初景德鎮的生產萎靡不振。康熙十三年，三藩之亂開始，對歷史有點兒瞭解的人都知道，這當時對清廷構成了很大的威脅，景德鎮也受到嚴重的破壞。康熙十九年，清廷把這件事情搞定以後，景德鎮開始復燒官窯。最早應該就是在康熙十九年，御窯廠恢復。這時，政府陸續派督陶官去景德鎮。第一撥人，是康熙二十二年由工部派下去的，這裡面最有名的是臧應選。當時臧應選不是專門爲督窯這件事去的，他管著好幾個省，今天說來是很大的官了，督陶官只是他的一個兼職。但我們可以想象，讓管幾個省的大官，管一件燒窯的事，那說起來燒窯也不是一件小事了，可見皇上的重視程度。

臧應選被派到景德鎮以後，首先明確了中央政府的一個態度，也就是皇上什麼態度。當時御窯廠專門給宮廷提供日用瓷以及藝術瓷，首要是日用瓷。只有生活達到一定高度的時候，你纔會對藝術品感興趣；你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時候，肯定對藝術品一丁點兒興趣都沒有。那麼，御窯廠首先就提供日用品，比如盤子、碗、杯，各種實用的東西，後來才慢慢加上陳設瓷。

督陶官被派到景德鎮以後，立刻就把當地最優秀的工人、最好的工作環境都結合在一起，其推動力量非常大。從康熙十九年起，清廷先後派遣的督陶官不算太少。康熙時期，最有名的就是臧應選、郎廷極。我們將來講單色釉的時候，會講到郎窯。雍正時期，最有名的是年希堯、唐英。唐英是雍正、乾隆兩朝權力最大的督陶官，而且他是專職的，跟臧應選的兼職有所不同。《清史稿》這樣記載：“唐英，字俊公，漢軍旗人。官內務府員外郎，直養心殿。雍正六年，命監江西景德鎮窯務。“唐英，唐俊公，他是在旗的八旗人，當時在養心殿值任。雍正六年，把他直接派到景德鎮去了。

唐英這個人，我們應該對他有所瞭解。他的出身是內務府包衣，說白了就是皇上的家奴，16歲就進宮服務。他的出身和少年入宮的經歷，形成了他唯唯諾諾、謹小慎微的性格。你想，在宮廷裡做事，出身又沒有那麼高貴，所以就形成這樣一個性格。唐英是嚴格按照上方的旨意辦事，皇上讓他怎麼著，他一定怎麼著，甚至要做得更好。他挖空心思，要把瓷器燒好，要取悅於皇上。

唐英到景德鎮的頭三年，就是雍正六年到九年，跟窯工吃喝住都在一起，天天琢磨，終於由一個外行變成內行。乾隆八年，唐英在景德鎮主持繪製了《陶冶圖》二十開，從採石制泥、淘煉泥土到束草裝桶、祈神酬願，整個過程從頭到尾，全部用畫稿呈現。唐英給二十幅畫都題了字，畫不是他畫的，字是他題的。《陶冶圖》把制瓷工藝做了總結，這個工藝不僅僅有工藝學的特徵，還有社會學的特徵。比如最後一個章節就叫“祈神酬願“，其實跟燒造沒多大關係了，就是把瓷器都燒好以後，做很多儀式。因爲燒窯是件很難的事，有時要靠天吃飯，你剛點上火，這邊一下雨，一悶，可能就燒不好了，所以要祈神酬願。所謂“束草裝桶“呢，就是當時的包裝，拿草把瓷器纏得緊緊的，裝到木桶裡，由水路運到北京。今天看，《陶冶圖》是陶瓷工藝中最重要的文獻。

乾隆是清代最有福氣的皇帝，乃至在中國歷史上的皇帝裡，我覺得他都是最有福氣的，生與死都在最好的年份。那麼，他的福氣體現在哪幾點上呢？第一，他是盛年登基。幼主登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會受很多人的左右，沒有辦法下判斷。乾隆25歲登基，正是人生美好的時光。他一生的體力和精力都非常旺盛，對藝術有所偏好，瓷器尤甚。第二，康熙、雍正兩朝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乾隆的祖父和父親打下的基礎，使國家強盛安定，所以他有足夠的精力和實力來經營藝術。第三，乾隆皇帝在位最久。他雖然不願意超過他祖父在位的六十一年，但是他做了四年太上皇，一共加起來是六十四年。同時，他也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皇帝，活了89歲。還有一點，乾隆是中國歷史上花錢最多的皇帝。他在位時間長，國家富足，能大把大把地花錢。

乾隆說自己是“十全老人“，他有十大武功，六次南巡，經營一個碩大的圓明園，稱爲“萬園之園“，覺得自己守住了祖業。乾隆晚年的時候，在故宮召開千叟宴，全國各地70歲以上有德行的老人，都可以來這兒赴宴。最遠的一位一年前就啓程，爲了吃這頓飯，走了一年到北京，吃完飯走回去，又是一年。這是真事兒，當時從海南走過來就得一年。吃飯的時候，乾隆很高興，看到這麼多老年人，說明國家興旺啊！他對老年人很關心，每人發了一個御賜養老牌，十兩白銀。這塊養老牌是價值連城的文物，但大部分人回去就給使了，花了當銀子用了，如果能留到今天，非常有價值。我曾經見過一塊，可惜沒買。

乾隆當時對百姓的這種養老的態度，跟我們今天很相似。我看新聞裡說，國家又給提高了養老金數額。對老年人的態度，表明了中央政府的態度。

那麼，反映在瓷器上，乾隆和康熙時期有什麼區別呢？到了乾隆盛世，有些改變非常有意思。當時瓷器上最愛畫的畫面是“漁樂圖“。康熙時期漁樂圖，一般都畫捕魚，比如撒網，用各種漁具想法出擊；而乾隆時期畫的漁樂圖，一般都是釣魚，是等待。康熙的時候是享受成果，乾隆的時候是享受過程。

今天很多人也釣魚，但跟二十年前的釣魚一點兒都不一樣。今天釣魚，大部分人都不是爲了“魚“，是爲了“釣“，爲了這個樂趣。二十年前，釣魚還真是爲了“魚“，都是相聲裡說的“二兒他媽媽，拿大木盆來“！目的都是要吃魚。今天不一樣，我的朋友釣完魚就追著我說：“哎呀，我這魚釣多了，都給你吧！“我說：“那你釣那麼多幹嘛？釣多了我也吃不了。“朋友就說：“哎，這不是個樂趣嘛。“他是這個態度，不是想要那魚。歷史上也是一樣，乾隆盛世的時候，釣魚的畫面反映了當時社會富足的形態。

我早年買過一個康熙“漁樂圖“的罐，畫面上是很多人站在水裡，手裡拿著一個筐。當時我不明白，看不懂這些人都站在水裡，拿一個筐幹什麼？我是北方人，沒見過南方這種工具。後來我查《三才圖會》時才知道那個“筐“叫“罩筌“，就是一個筐，但兩頭是通的，說白了就是沒底的筐。《三才圖會》上解釋說：“罩則竹編，空其兩頭。“罩筌是竹編的，逮魚的時候往水裡一扔，把魚罩在裡頭，然後用手摸。北方人沒見過啊！所以我看著上面畫著每個人抱一個筐，不知道要幹什麼，後來才知道這就是捕魚圖。我剛纔講了，這種捕魚算是出擊，跟釣魚完全不一樣，釣魚的樂趣沒辦法享受。今天的人都願意釣魚，誰也不願意拿一個沒底的筐在水裡咣噹咣噹地抓，那叫減肥。每個人的知識都有侷限，比如我，就不知道南方的事，所以要抓緊一切機會去學習。你看不懂的時候，就要想辦法查，問問別人。也許你的鄰居就是一個南方人，張嘴就說：“這個東西叫罩筌，在我們老家到處都可以見到。“我估計今天南方也不使那玩藝兒逮魚了，所以每一個人的知識都需要一點一滴積累。

再看動物紋，康熙時期畫的動物紋都非常兇猛。比如當時最願意畫的就是一種瑞獸，以麒麟爲藍本。爲什麼愛畫這種瑞獸呢？爲的是祈福，祈求天下太平。當時大部分人是從動亂中過來的，都希望社會安定。那麼，乾隆時期畫的動物都是什麼呢？獅子繡球，百子龍燈，動物的形象都是非常喜慶的。

社會形態的改變，迫使藝術形態的改變。同樣是獅子，康熙時候畫的獅子都張牙舞爪、具有殺傷力；乾隆時候畫的獅子，都像哈巴狗，完全不一樣。康熙時期的瑞獸，表明了社會的一種擔心；而乾隆時期的瑞獸，表明了社會的一種放心，形態上不一樣，內心世界也不一樣。乾隆時期的心態跟今天的社會非常接近，大家心態都比較放鬆，早晨、傍晚，街頭淨有載歌載舞的人，有踢毽子的人，整個社會形態都非常喜慶。而在二三十年前，我們看不到這種社會形態。

乾隆時期的瓷器燒造，達到了一個工藝上的高峰。唐英在《陶成紀事碑記》上記載了在其督陶期間，共仿古、創新五十七種。過去的不說，唐英上任以來，有五十七個品種出現，今天全部都能夠得以印證。儘管唐英盡心盡力，但他還是不能完全滿足皇上的要求。比如乾隆十三年，《記事檔》有這麼一檔：“十一月二十八日，太監胡世傑傳旨與怡親王、德保：此次唐英呈進瓷器仍系舊樣，爲何不照所發新樣燒造進呈？將這次呈進瓷器錢糧不準報銷，著伊賠補。“皇上說，你送來的東西怎麼還是跟上回一樣，都是舊樣子，我給你的新樣子，你爲什麼不燒造呢？這次的錢你自己出。處罰非常嚴厲。史書上能查到處罰唐英至少有三次，就是讓他個人掏腰包。你想，統治一個國家的皇帝，對燒瓷的事還這麼費心費力。皇帝什麼權力啊？唐英什麼權力啊？他只是一個管燒瓷的小官，雖是一個小官，但皇帝給的權力非常大。對於唐英來說，就是“伴君如伴虎“，恐懼啊，生怕什麼事情做得讓皇上不高興。

唐英從47歲到景德鎮，一直幹到75歲。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乾隆召見唐英，把老爺子接到了北京圓明園。乾隆非常高興，當著面就賞賜了，說：“你兒子唐寅保學習瓷務，接你的班吧。“唐英肯定是誠惶誠恐啊！乾隆皇帝當時是46歲，唐英75歲，大乾隆一輩人。唐英知道自己老了，但讓兒子接班，他也害怕。他心說：我都幹了好幾十年了，兢兢業業，膽戰心驚。你還讓我兒子接班，我兒子能不能像我這樣扛住了，很難說。當年夏天，七月二十七日，唐英就奏請退職，他寫了一個奏本給皇上：“奴才犬馬，年齒七十有五，氣血日衰，醫藥不能速效。伏念榷務窯工關係重大，現在雖有奴才兒子寅保隨任幫辦，唯是寅保究系少年，諸事閱歷未久，奴才自顧病事，淹纏一時，猝難痊癒。若不及早奏明，設有貽誤，則奴才負罪益深。爲此據實奏聞，恭請皇上另擇賢員，到關接辦。“

他就說，我都75歲了，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吃藥也沒什麼效果了。我知道我的責任重大，雖然兒子能幫著我，但我覺得他還年輕，閱歷不高，我恐怕不能很快痊癒，所以只好及早告訴皇上，我不行了，你另選擇別人來接替我的工作吧。八月二十一日，不足一個月，皇上隆恩批準。離職幾個月以後，唐英去世。當時退休制度不健全，唐英幹到75歲。我們今天有多好的退休制度，60歲就退休了。當時是君臣關係，一個督陶官直接跟皇上對話，得有多大的心理壓力啊，但也表明了君王對陶瓷生產的重視。

今天能看到唐英生產的瓷器都有什麼呢？比如上海博物館裡有一個“乾隆五年“的大花觚，落款就是“瀋陽唐英“。國家博物館裡有“乾隆六年“的大花觚，落款也是“瀋陽唐英“。那都是唐英監造的優良瓷器，今天看都是國寶。

瓷器到了乾隆時期，尤其青花，都變成一種熟練製作，工藝上沒有難度了，不需要創新了，所謂創新都是在原有框架之內。工藝越嫺熟，態度就越中庸，顏色也越中庸。

比如乾隆的六方大瓶，是生產得很多的一種官窯。我們都知道，瓷器是圓器，非常容易生產，能拉坯，在轉盤上一轉，就拉圓了。但任何一個不是圓的東西，製作起來都比較麻煩，像六方大瓶，就一定要有模具。有一對青花六方大瓶，66公分高，是德國人瓦德西從中國帶走的，在他們家擱了一百多年。瓦德西，大家都清楚，就是八國聯軍總司令，跟賽金花有點兒關係，或者說賽金花跟他有點兒關係。這個瓦德西當年能挑中這樣的東西帶走，可見它在當時也非常重要。2006年7月12日，這對大瓶在英國倫敦拍賣，拍了70多萬英鎊，合人民幣1000多萬元。

這種官窯是有定式的，有很多一模一樣的，國內也賣過很多。前幾年，北京翰海拍過一個，結果在展覽期間，被一個愣頭愣腦的人打碎了。那天是展覽快結束的時候，事後查看錄像，看到那個人急匆匆地進來了，一看這東西，很高興，大官窯擺在眼前，迫不及待地把腦袋往前一伸，想看仔細點兒。沒想到這瓶子放在玻璃櫃裡，中間還有一層玻璃呢，結果一腦袋把玻璃撞碎了，玻璃又把瓶子切碎了。

我們總結教訓：見到好東西的時候，要抑制內心的激動，一定要謹慎小心。你想，這個瓶子都二百五十多年了，您這一腦袋還沒直接撞上，要是直接一腦袋把它撞碎了，也算光榮，是吧？可你撞到玻璃上，玻璃把它切碎了，就不怎麼光榮。如果不小心，有時一失足成千古恨。

我們所說的清中期，一般是指康熙的晚期一直到乾隆去世，按照西方人的觀點，就是整個18世紀，史稱“康乾盛世“，也叫“乾隆盛世“。這是中國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個盛世，長達一百年。中國歷史上多次盛世，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仁宣盛世等等，都不足百年，六七十年就算長的了。僅從青花瓷器上看，這個時期的特點就是由摹古、創新，逐漸演化到形制規範，中規中矩，工藝熟練。最後變成熟能生巧，後來能做到生產任何東西都遊刃有餘，非常容易。

清中期的官窯，是明清官窯中最規範的時代，所有式樣、品種都由宮廷直接把握，直接出樣，由督陶官親自管理。很多藝術瓷都是皇上直接過問，因而質量非常高。今天拍賣場上很多高價位的瓷器，都是這個時期創造的，爲什麼？工藝水準高。至於民窯，燒造量非常大。我從喜歡瓷器的那天起，就接觸到大量這個時期的民窯。這一點跟該時期的社會繁榮有直接關係。如果18世紀不是一個繁榮的社會，就不可能有那麼多優良的收藏品存世。我們歷經後來的戰爭，歷經“文革“這樣慘痛的教訓，依然有那麼多瓷器存世，可見當時社會的繁榮。這個時期的民窯瓷器的質量也普遍很高，有非常精美的，甚至不亞於官窯。民間有一種說法，說這個東西“氣死官窯“，就是說民窯比官窯還精美。

對大衆而言，今天收藏市場中大部分官窯的優良品種，老百姓買不起，太貴了。但我們可以考慮當時的民窯瓷器，民窯給我們提供了大量生活的樂趣以及收藏的可能。

歷史很多時候是輪迴的，凡事不能永遠在一個高點上，就跟股市一樣。到了乾隆後期，陶瓷生產由於宮廷的滿足而逐漸僵化。到了嘉慶、道光以後，就完全程式化。下一講就講清晚期青花。

我剛開始喜歡瓷器收藏的時候，特別鄙視這個時期。這鄙視怎麼來的呢？都是老先生教給我的。我當時20多歲，跟老先生聊，一說到嘉慶以後，他就說：“那不能收藏，沒用。我們家吃飯的碗就是道光的，誰留那東西呀。“他特別鄙視這個時期的收藏。他跟我說，這些東西在歷史上都是搭售的，比如你在古玩店裡，買了一個乾隆的瓶子。店主說：“得了，我這兒還有倆道光盤，您拿回去用吧。“或者說：“我這兒還有一個光緒的蓋碗，拿回去喝茶，送給您的。“這些話，在我年輕的時候都有很深的印象。所以那會兒一聽說是嘉慶以後的，就不要了，也不想買。

但我現在不這麼認爲了。每個時期、每個時代都有它的特徵，不管這個時代離我們遠近，它都要留下一個痕跡。這個痕跡對於我們不一定重要，但對於後人非常重要。今天要了解那個時期的青花，要用證據來說話，一個青花碗，就可以證明當時整體國力在衰竭。如果嘉慶以後所有的瓷器都蕩然無存，今天就沒有證據來說話。正因爲嘉慶以後有很多東西留到今天，所以我們能用證據來告訴你：什麼是國家強盛的時候，什麼是國家衰敗的時候。

時代的烙印由政治及經濟，由經濟及文化，對後人都有教化作用。藝術品本身有高低之分，但從收藏角度上講，很多東西並沒有高低，它只代表一個文化符號。所有文化的形成，無可爭議地跟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所有的東西都有所關聯，它不能孤立存在。那麼，社會經濟關係的變化，就一定導致文化的變化。文化的變化一定要有證據存在，這個證據的存在，正是它的價值所在，也就是收藏的意義。我們爲什麼要收藏呢？就是拿證據來說話。而博物館就是用證據告訴你，我們歷史上是怎樣一個情況。用語言表述都很虛，我說當時的制瓷工藝有多高，那是虛的。只有你親眼看見那個瓶子，那麼精美，歎爲觀止，你才知道究竟有多高。

先從嘉慶說起。有學者認爲，清朝到了這個時期，根本就不需要嘉慶，應該需要另一個雍正出現。嘉慶是個和事佬，除了把和殺了，誰都捨不得殺。和是傷害了他，他多少也算一點兒公報私仇，把和殺了，未能利用和的能量，很可惜。嘉慶的才華顯然比不上他的父親乾隆，不論是政治才華，還是藝術才華，都比不上。他也沒有很強的欣賞能力。他自己的個性比較懦弱，所以對臣下都非常寬鬆。不能說放任，但他確實比較寬容。中國曆朝歷代，封建社會的特徵就是君王一個人說了算，君王的個性反映了一個國家、一個朝代的個性。那麼，嘉慶這種軟弱的個性，體現到瓷器上是什麼呢？也是軟弱。

過去的古董行裡，瓷器在康雍乾三朝分得很清楚，就是康熙、雍正、乾隆。一到嘉慶、道光，習慣上就不分了，把倆擱一塊兒，合稱爲“嘉道“。那麼，“嘉道不分“包含著什麼意思呢？第一，說明康乾盛世所代表的優秀陶瓷到此結束。“嘉道的“，聽著就是一種輕蔑的口氣。嘉道瓷代表著大衆的、自由的、很隨意的標準盛行。第二，嘉道瓷是陶瓷中因循守舊的產品，過去在古董行裡被稱爲“大路貨“。這種東西不是收藏用，是擺放裝飾的。外國人喜歡中國文化，不懂，買兩個大撣瓶，家裡擺著，反正不太貴，擺著好看就行，碎了也不可惜，等級比較低。第三，嘉道的東西過去不作爲收藏品，博物館裡也很少有。20世紀80年代編寫《中國陶瓷史》的時候，瓷器寫到乾隆爲止，下面就說“嘉慶、道光以後，江河日下“，完了，連寫都不寫，比較蔑視。

爲什麼會形成這個局面呢？首先是國力衰竭。我們看那段歷史，嘉慶的問題不是嘉慶時出現的，而是乾隆晚期就開始出現了，因爲有和。有一句話叫“和跌倒，嘉慶吃飽“，但和真的跌倒以後，嘉慶並不能因此吃飽-和一個人的財產不能救整個國家。當你沒有生產力的時候，和的財產只能解燃眉之急，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衰落的局面。當時國家的經濟和政治走下坡路，已經無力挽回。

19世紀是中國不堪回首的一個世紀，很多優良的文化遺產都在這個時期毀之殆盡。比如“萬園之園“的圓明園，比如永樂時期在南京修造的報恩寺塔，這些著名的中國景觀，都在這個時期毀滅。19世紀這個不堪回首的世紀，又導致了20世紀上半葉，就是在1949年以前，中國處在一個兵荒馬亂的年月，很多上了年紀的中國人，都能感受那個時代帶來的痛苦。今天是一個安定的社會，而戰爭社會的殘酷是和平時代的人不能想象的。那麼，禍根是什麼時候種下來的呢？就是乾隆晚期到嘉慶。在這個時期，優秀的督陶官制度就此終結。制度沒了，剩下的都是“代管“。什麼事一代管，就得瞎一半兒。景德鎮改成地方官去代管，不是中央派大員來了，那就完全不一樣，一看就是官方不重視了。嘉慶以後的官窯，形成一個簡單的定式，就照著以前的路子，該怎麼燒，你給我燒出來完事，不求創新。

但嘉慶初年的時候，還有一點兒好東西，爲什麼？乾隆爺還在呢！嘉慶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以前，清朝有兩個年號。老百姓就知道：嘉慶改元了，稱嘉慶元年、嘉慶二年、嘉慶三年、嘉慶四年。那宮裡怎麼說呢？得叫乾隆六十一年、乾隆六十二年、乾隆六十三年、乾隆六十四年，還要承認乾隆的餘威。所以在這個時期，有一模一樣的瓷器，但款識寫得不一樣，一個寫“大清乾隆年制“，一個寫“大清嘉慶年制“。景德鎮所有的信息都是通過中央政府提供，兩邊都得討好啊，所以兩個款都得寫著。一回燒倆瓶子，寫爸爸一個款，寫兒子一個款，反正誰都不得罪。

嘉慶皇帝在嘉慶四年以前沒有權力，殺和珅都是乾隆死後的事。乾隆剛一駕崩，嘉慶幾天之內就動手了。按照過去的說法，老爺子屍骨未寒啊，這邊就動手了。但是誰都明白，只要乾隆有一口氣在，嘉慶都不可能殺掉和珅。

嘉道以後的青花，顏色開始清淡，釉面開始稀薄，質量下降，偷工減料，這是一點一滴積累的結果。鴉片戰爭爆發以後，景德鎮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產品從質量到數量都在下降，技術人員大量流失，青黃不接。這個時期的特點在瓷器紋飾上有所體現，能夠看出紋飾開始變得軟弱，跟人物性格一樣。我講過，康熙時候的龍紋，都極富有擴張性，極富有殺傷力。到了乾隆，就變得非常平緩，是一個標準的龍紋。到了嘉慶，這龍紋就有意思了，它變得非常嫵媚，非常軟弱，好像在討好世人。三個階段，都能感受出微妙的變化。我老說，嘉慶那龍，就跟剛洗了澡出來似的，特別乾淨，一看這事就要瞎。

我有一個朋友，跟我去逛市場，他看見一個瓶子，問我：“這個瓶子是什麼時候的？“我說：“這是嘉慶的。“他一看，底下沒寫款，就問：“你怎麼知道？“我說：“你看這龍，跟洗了澡似的，特嫵媚。“他說：“爲什麼是這個樣子？“我說：“這會兒是時代往下走了，這龍也打不起精神了。“他就說：“那這個東西沒款，能不能買？“我說：“從今天的收藏角度看，可以買，它依然能代表那個時期最有價值的瓷器。“我當時告訴他這些特徵以後，他就把這瓶子買了。從這件事能看出，鑑定時首先要緊扣大的時代特徵，先不要追求細部特徵，那些需要你慢慢去體會。要考慮多層因素，不能只考慮一個因素。有時瓷器以外的因素，比瓷器以內的因素還重要。

當時還有個典型的畫法叫“勾子蓮“。過去老古玩行都說：“那瓶子是勾蓮的。“在雍正、乾隆時期，畫的最多的一個圖案叫“纏枝蓮“，跟宗教有關，非常優美的纏枝大蓮花。我講過的青花賞瓶，上面畫的都是蓮花，諧音“清廉“。到了嘉道以後，偷工減料，纏枝蓮都畫得特別簡單，一個勾就畫出一朵花，所以叫“勾子蓮“，簡稱“勾蓮“。過去叫“纏枝蓮“，好聽吧；“勾蓮“，從叫法上就是一種蔑視，聽著就弱。

當時瓷器由於質量下降，出現一個特徵叫“波浪釉“，也叫“浪蕩釉“，就是整個釉面不平，對著光一看，就跟風吹在水面上一樣，所以叫“波浪釉“。雍正瓷器的釉面也不平，這個特徵叫“橘皮皺“，意思是像橘子皮。橘子皮什麼樣，瓷器釉面就是什麼樣。問題是我今天這麼說，你回去買一個大橘子，對著看瓷器，還是肯定有差距。我們是要感受它微妙的變化。橘皮皺跟波浪釉有多大區別呢？波浪釉是大面積不平整；橘皮皺則是大面積平整，只有小面積有縮釉的感覺。

我曾碰見一個特別執拗的人，他拿了一件瓷器給我看，說：“你看我這橘皮皺。“我說：“這叫波浪釉。“因爲我們每個人的感受都有差距，語言傳達不可能像數字一樣準確。我說是波浪釉，他非說是橘皮皺，我怎麼跟他擡槓？沒法擡槓。然後我只好說：“就算你這是橘皮皺，也不是橘子皮，是柚子皮。“這兩者的區別，一定要拿到真正的雍正橘皮皺，拿到嘉道的波浪釉，對比一下，才能感受到差距。所以，關注細節，纔能有勝算。作爲一個收藏愛好者，如果不關注細節，覺得差不多就行，那肯定不能有百分之百的勝算。感受這種生活中的微妙變化，你纔能有所不同，纔會感受生命的意義。我所說的生命，不僅是指生理學上的生命，而且包括一個藝術品的生命。

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教科書上都是這麼寫的。1841年，時逢辛丑，鴉片戰爭失敗，英軍強佔香港島，次年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從此被英國人管轄。辛丑年，非常有意思。我查了一下歷史，在清代，每個辛丑年都有大事發生。清代的第一個辛丑年是1661年，這一年康熙即位。康熙即位後，開創了康乾盛世的良好開端。到了下一個辛丑年，1721年，康熙六十年。一個皇帝能做滿六十年，非常不容易，中國歷史上沒有幾個人。這一年，康熙68歲，已經進入垂暮之年，但他非常滿足。他爲了記住這一年，燒造了一批特殊的瓷器，寫了一個款，歷史上只有他寫過，叫“又辛丑年制“。康熙的意思是：我辛丑年登基，六十年了，又趕上辛丑年了。我就燒造了“又辛丑年制“瓷器，以示紀念。在中國的制瓷歷史上，獨此一例。第三個辛丑年，是1781年，乾隆四十六年，《四庫全書》首發。我們知道，盛世修典，《四庫全書》是乾隆盛世在文化上的體現。第四個辛丑年，是1841年，鴉片戰爭失敗，香港被英軍強佔，一直到1997年迴歸。第五個辛丑年，是1901年，著名的《辛丑條約》簽訂，喪權辱國。

鴉片戰爭失敗了，中國更大的災難還在後頭。鴉片戰爭爆發時，中國人認爲能把鬼子趕出去。但最大的災難緊跟而至，比如“萬園之園“的圓明園被焚燬。電視劇裡描寫得都很簡單，說咸豐皇帝聽了這消息以後，吐了口鮮血，很快就死了，不管了。但事情沒這麼簡單，你吐口鮮血死了，這事就完了？誰爲此事負責呢？

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他20歲登基，31歲去世。看歷史到這兒的時候，我忽然想：歷史很多時候驚人地相似。明朝的正德皇帝31歲去世，清朝的咸豐皇帝也31歲去世。這兩個皇帝惟一的共同點，都是他那個朝代最荒淫的皇帝，最喜歡女人的皇帝。咸豐對治理國家沒什麼辦法，他治理女人還有點兒辦法，不是弄了個慈禧嗎？其實他也沒治理慈禧，最後讓慈禧把他治理了，最後都是慈禧說了算。

咸豐非常取巧。他怎麼能夠當上皇帝呢？是受他的一個老師杜受田的教誨。《清史稿·杜受田傳》中有這樣的記載：咸豐6歲的時候開始學習，與杜受田老師朝夕相處，受其教誨。老師天天教他怎樣做人，學各種學問，一共學了十多年。他20歲登基，從6歲到20歲還有十四年。道光皇帝晚年的時候，考慮立儲的事，要決定誰做接班人。有一次道光帶著皇子們去南苑打獵，所有皇子都各顯其能。跟著爹一塊兒出去打獵，那當然要顯出自己的本事。清朝人很注意武功，不能光有文，還得有武。所以每個人都在拼命打獵，打得最多的是恭親王，獲禽最多；咸豐呢，一箭未發，沒有打著東西。道光問他：“你這是爲什麼啊？“咸豐就說：“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幹天和。“他說的意思是，現在正是春天，鳥獸都在繁育階段，我不忍傷生，怕妨礙了天地的和諧。這話說得高吧！他什麼都沒打著，話說得漂亮。道光皇帝大悅，高興啊，就說：“此真帝者之言。“意思是這真是帝王的話。所以後來就秘密立儲，立的是咸豐。其實咸豐說的這段話都是杜受田的傳授，有高人指點，不是他自己的話，是他老師告訴他要這麼說。

清人筆記《清人軼事》中還有一個故事，跟這個有點兒類似。道光晚年的時候，一次生病了，召兩個皇子進屋談話，藉以決定讓誰來即位。兩個皇子，一個是咸豐，一個是恭親王。這兩個人被叫去之前，肯定都得請教老師：“我去了以後怎麼辦？我爹問我的事，我怎麼回答呢？“恭親王的老師叫卓秉恬，就跟他說：“如果皇上問起，你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怎麼想就怎麼說，你本事大，不怕。“杜受田則跟咸豐說：“你要是上去說時政，肯定不抵六爺，你那智慧不靈。惟有一策，就是你別說話，只要皇上說，我老了，身體不行了，你就趴地上哭，就行了。“果不其然，兩人進去以後，皇上就說：“我老了，不久就要讓位了。“每個人都一樣，人老了，身體弱的時候，都不會很避諱。這時咸豐趴在地上就哭，鼻涕都流到地上了。然後道光大爲感動，就覺得：哎，這孩子孝順！於是立儲就定在他身上了。所以有時多說不是什麼好事。咸豐如願以償當上皇帝，跟杜受田有很大關係。咸豐即位以後，杜受田一家子都是榮華富貴。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幾乎所有的皇位繼承都非常殘酷。清朝恐怕只有乾隆不算殘酷，因爲當時幾乎沒人跟他競爭，乾隆登上皇位是順理成章的事，但剩下的都比較殘酷，需要動很大心計。如果當時具有政治才幹的恭親王當了皇帝，中國可能是另外一番局面。可惜，歷史沒有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