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應當記住這一天，1911年10月27日。
二十六日清軍分兩路進攻民軍，激戰一日后于27日徹底占領劉家廟，撕裂了民軍漢口防線。民軍退至大智門一帶。
同樣是在這一天，滿清宗貴眼前國內局勢愈加糜爛，不得不做出妥協。清政府召還蔭昌，授袁世凱為欽差大臣。
還是在這一天夜，黃興、宋教仁等抵達武昌港，同盟會開始接受湖北軍政府軍、政、財務大權。
當然，依舊是在這一天，一份如今還籍籍無名，初版印刷只有三千份的報紙===《中國之聲》在湖北中部縣城---應城印刷了它的頭版第0001期的報紙，考慮到交通的不便以及路程遠近問題，暫時將其定位一周發行一期。隨后便被輸送至軍政府如今掌握的五府各縣，第一天便虧損了127兩銀子。
《立憲？共和？國人的答案是‘革命’！》
第一期的報紙之上，李漢親自選中了這么一個題目，然后大筆揮灑、揚揚奕奕，區區不過短短兩個小時，一片占去了整個頭版之上的文章便寫了出去，不過他的文言文寫得的確很爛，用的卻是后世再尋常不過的白話文。這個年代看報之人多以書生、學生、商賈等人為主，若要出版還得經過張梅生的修飾，之后，方才交與了這兩天抵達應城之后便一直上下走動忙碌著《中國之聲》報紙出版事宜的易均室手上，然后，被刊登在了報紙之上。
“我中華本是個大國上邦，卻因朱家無能，連遭天災，丟了我漢家河山，又有漢奸當道，令野蠻韃子入關，竊我漢家神器、殺我兄弟、淫我姐妹，數十年間屠戮漢室萬萬人，方才強奪去了神州大地。
西方諸國興于明末，可嘆我中華因韃子之禍，失去了最好的發展機會，未能趕上大航海之機，又有韃子一心滅我漢家生氣，內里放縱所謂‘旗人上民’掠奪我民脂民膏，外出禁海令、閉關鎖國。
可笑韃子野蠻愚昧、經數百年之后，一朝遭遇外敵入侵尚不知恥，反而一心認定所割、索賠不過出自‘我等賤民’之身，于是連連挨打、尚不自省，喪我河山、失我財富、折我氣節，囈語以愚，直到東臨惡鄰窺境、先殺我民、再掠我財，還要割我南海寶島，方才稍感痛疼，渴望有所改變！”
他這一文洋洋灑灑寫了幾千字，幾乎囊括了滿清統治中原的數百年，尤其是近代所有大事基本都有點評，而且字字奪目、筆筆誅心，通篇文章都將滿清韃子批得沒有一點實處，好似還未開化的野蠻賤民一般。卻是完全撕破了臉，反正清軍不日便要南下，哪里還有保留。
漢民族是這個世界上最奇怪的一個民族，平心而論，后世西方曾有觀點，提到這個世界上最溫順適合統治的民族時，漢民族高居榜首，一舉成為了西方人文行為、社會科學學術界糾結了大半個世紀都沒弄明白的話題。
其實，對于‘立憲’與‘革命’之道，后世國內學術界早已經有了定論了。
即，當時滿清政府的先后兩任統治者—慈禧、攝政王載灃二人真要痛定思痛，拿出足夠的魄力來接受‘立憲’之理論，則清皇室或可再續半個世紀，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巨大陣痛或許也能消去。
可嘆非是二人無能，蓋因兩人都是非常人物，早就看穿了這‘立憲’背后的巨大危機，即此理論實則不過‘保中國非保大清’之舉，于是才有了光緒26年是公元1900年初的這么一道上諭：“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諭令海疆各督撫懸賞購緝，嚴密緝拿，迄今尚未弋獲”；今再次“著即北洋、閩、浙、廣東各督撫，仍行明白曉諭，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將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
兩位立憲功臣頂上兩顆人頭卻被打上了十萬兩重賞，這里面的味道足夠有心人喝上一壺了。
不過，滿人不信漢人信，革命派為擠兌立憲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義的排滿號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陣營中來。一次次發起幾乎是屢敗屢戰的暴動，讓梁啟超眼見年輕鮮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卻徒喚奈何。倒是在他們之外的袁世凱看得清楚，他說滿清是一棵將近300年的老樹，鬧革命的都是年輕人，有力氣卻不懂如何拔樹；搞君主立憲的人懂得拔樹卻又沒有力氣。
自1894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闡述改革觀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進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發動的“廣州起義”失敗，1900年底，他又發動了“惠州起義”，用他自己的話說，前一次，舉國輿論“咒詛謾罵之聲，不絕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來越開明、寬容，反而越來越愚昧、專制：先血腥鎮壓了溫和的維新變法，又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災難為代價向列強諸國同時宣戰。
庚子國恥不僅徹底打醒了國內的革命先行者，也打痛了一心妄圖享受的滿清宗貴階層。
在巨大壓力下，清政府終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進入預備立憲階段。
對此遲來的順應民意之舉，國內依然萬眾歡騰，一些大城市甚至張燈結彩，敲鑼打鼓，學生、市民、紳商集會、游行、演講表示慶賀，這說明，廣大民眾、尤其是紳商階層根本不希望、不喜歡革命，而是支持立憲。
但清廷并不珍視民情民意。在立憲原則上，它對權力的壟斷甚至超過了日本的明治憲法。結果連溫和的立憲派都極表反對：“政府寧肯與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與人民一寸之實事”，開始號召“人民與之爭者，宜與爭實事，而不與爭空文”。從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以地方士紳為主的“立憲派”發動了四次大規模的國會請愿運動，聲勢浩大，遍及全國。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協，不愿讓出點滴權力，拒不開國會，反而采取越來越激烈的手段鎮壓立憲運動。
這樣，在“立憲”與“革命”的“賽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來越多。本來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么“有理”，終將無濟于事。這一點，反對革命的梁啟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廣大留日學生因清廷“假立憲”而由支持“立憲”到傾向“革命”的轉變，確實，是清政府的所作所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傳。所以1907年初他發表《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指出：“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確是一語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臺了壟斷權力的“皇族內閣”，實際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棄權力，結果使作為其統治基礎的士紳階層與其迅速疏遠，最終棄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變革，經濟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內閣”之時，它又宣布要將原本股份制的民營鐵路收歸國有。為了保衛自己的產權，以紳商為主的幾省股民自然要發起“保路運動”。四川保路風潮相對激烈，最后成為辛亥革命的導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一開始堅持的是毫不過激的“文明爭路”，他們刊發光緒牌位和以前諭旨中“庶政公諸輿論”“川路準歸商辦”兩句話，令各家各戶張貼，還要設案焚香。凡此種種，不可謂不文明、不溫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還是在9月初逮捕了領導保路運動的紳商首領，隨后在成都開槍打死30余名手無寸鐵的和平請愿者！在此種情況下，立憲派都不能不傾向革命，革命就成為“宿命”。
苛捐雜稅越來越重、民間憤怒越積越重、革命血仇越積越深，這才有了武昌一聲槍響，天下群起響應，至如今不過區區半個月的時間，關內已有‘湖北、陜西、湖南、江西’四地革命者群起擁護，眼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韃子之清廷即將壽終正寢了！
李漢的這一篇文，所用文筆甚是粗陋，便是易均室自認乃是貧苦出身，讀起來也是不斷皺眉，他、若不是這文的確扣人心扉、實乃近年難得的革命之拷問，以他之秉性是斷不能允許這篇文登上報紙頭版的首頁!
也實在難為了張梅生，通篇文章立意甚好，所鞭所笞無不直指問題中心。只是以他之能想為其著色幾分，卻惟恐失了文章本來的意思，只好皺眉苦思，反復推敲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些修飾！
這份報紙共有八頁，其中不僅只有些有關天下大勢、革命理論之辯，還刊登了不少軍政府的施行政策、綱領，甚至還有軍政府的一些崗位招聘，比如他最近便深感不足，想要多招募些高文化的學生兵，稍微培養一下，這些未來可都是軍政府的高層將官、甚至科研人才。
見二人還忙著做最后一次校版，準備在中午前將出版確定并開始印刷，李漢打了個招呼之后悄悄離開了，他還有著一堆的時間需要去做呢！
出了就位于軍政府駐地附近剛劃出來的《中國之聲》報紙的總部，他帶上幾個警衛，一路往李東來的辦公處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