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的落腳點——延安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經過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里長征，來到陜北的延安落腳。至此，延安成為中共中央、中國工農紅軍和中國革命的紅色大本營。此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在這里戰斗和生活了13年，直到1948年3月23日才離開。

中共中央在延安的13年，是中國革命力量大發展的重要時期，更是中國共產黨從弱到強的關鍵時期。延安，黃土高原上的貧瘠小城，是如何成為紅軍萬里長征的落腳點，又是如何成為萬眾矚目的革命圣地？

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西北革命根據地是由陜甘邊和陜北兩地的黨組織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分別建立起來，是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下正式形成的。它是中國共產黨在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僅存的一塊根據地，也是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北上抗日的立腳點和出發點，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發揮了重大的歷史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為了挽救革命，劉志丹、謝子長等在中共陜西省委的領導下，積極投入了清澗、渭華等武裝起義，接著又搞了三年兵運工作。沉痛的失敗教訓，使他們總結出一條真理：要像毛澤東那樣，“以井岡山為依托，搞武裝割據，建立革命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

為了創建革命武裝，開辟革命根據地，打開“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劉志丹于1931年秋到甘肅東部的南梁地區，創建了一支擁有三百余人的南梁游擊隊，標志著黨在陜甘邊兵運工作的基本結束和建立黨直接領導的革命武裝的開始。11月中旬，謝子長也來到南梁。12月下旬，根據陜西省委指示，將南梁、晉西游擊隊和兩支商販隊改編為西北工農反帝同盟軍，后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謝子長、劉志丹先后任總指揮。從此，西北地區正式成立了工農武裝紅軍游擊隊，西北革命斗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932年3月22日，陜甘紅軍游擊隊打下了正寧縣的寺村原、湫頭等七十二村后，成立了正寧革命委員會，建立了甘肅第一個工農民主政權，也是陜甘邊第一塊革命根據地。同年12月，根據陜西省委指示，陜甘紅軍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紅二團。這支隊伍在劉志丹、習仲勛同志的積極協助下，開辟了照金革命根據地。

在游擊戰爭蓬勃發展和根據地日益擴大之際，杜衡極力推行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導致在敵人的圍剿中失敗，照金根據地淪于敵手。

為了確定新的進軍方向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1933年11月，劉志丹、王太吉、習仲勛等同志，在甘肅省合水縣包家寨主持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會議，認真學習和領會毛澤東關于紅色政權的理論，聯系陜甘邊革命斗爭的實際，在清算杜衡“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決定建立紅四十二師；開辟隴東、關中和陜北三路游擊區；進軍橋山中段，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從此，以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為指導，在劉志丹的正確領導下，陜甘邊的紅軍游擊戰爭和革命根據地開始蓬勃發展起來。1934年，南梁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南梁根據地的建立，是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在西北地區的具體體現。

1934年1月，謝子長以中央駐北方代表派駐西北軍事特派員的身份來到陜北。他積極協助陜北特委，加強了對陜北游擊隊的領導。7月，在安定縣成立了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由謝子長擔任總指揮。在謝子長的領導下，游擊隊攻克安定縣城，粉碎了敵人對陜北游擊隊的第一次“圍剿”，陜北游擊隊和根據地有了很大的發展。1935年1月，正式成立了紅二十七軍八十四師，下轄三個團，共千余人，并于同年選舉成立了陜北工農民主政府，轄17個縣。

1934年7月，謝子長率陜北游擊隊和赤衛軍二百余人，到陜甘邊首府南梁與紅二十六軍會師。25日，陜甘邊軍委、紅四十二師黨委與陜北紅軍游擊隊總指揮部，在閻家洼子舉行了聯席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劉志丹、謝子長正式提出了統一陜甘邊和陜北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領導問題，并做出決議，建議黨中央派得力同志組成西北代表團或組織西北工作委員會，領導西北的全面工作；同時決定由謝子長任紅四十二師政委；并派紅三團隨謝子長到陜北，協同陜北游擊隊粉碎敵人對陜北紅軍游擊隊的第一次“圍剿”。

閻家洼子聯席會議，對進一步加強陜北和陜甘邊黨、政、軍的聯系，為后來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統一西北革命根據地，從思想上和組織上打下一定基礎。

1934年10月，國民黨蔣介石調動五六萬兵力，準備對陜北革命根據地和陜甘邊根據地發動“圍剿”，妄圖消滅全國僅存的這塊革命根據地。這時，陜北和陜甘邊根據地的革命武裝雖有很大發展，但總兵力（紅軍和游擊隊）也不過六千余人，而且兩支軍隊不統一，分由兩地特委領導，而兩地特委又各有自己的直屬上級，要戰勝十倍于己的強大敵人，是很困難的。此時，很有必要將兩塊根據地統一起來。

1934年11月，中央駐北方代表立即派黃漢同志為北方局駐西北巡視員到陜北，向陜北特委傳達有關指示：一是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先成立一個八十四師作為骨干；二是成立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統一陜甘邊和陜北黨的領導，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陜北和陜甘邊的紅軍；三是積極做好準備，粉碎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同時，還將這三條指示通知陜甘邊特委，并調劉志丹同志到陜北統一指揮陜甘邊和陜北的軍事，做好第二次反“圍剿”的準備。

1935年2月5日，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鹼召開聯席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劉志丹、惠子俊、崔田夫、張秀山、馬明方、郭洪濤、白堅等。謝子長因傷勢嚴重未能出席會議。

會議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做出了三項決議：（1）陜甘邊特委和陜北特委根據北方局指示，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2）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3）制定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作戰方針。

周家鹼聯席會議，是西北革命斗爭史上又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使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會議做出了重大的戰略決策，統一了陜甘邊和陜北兩塊根據地黨和紅軍的領導，標志著西北革命根據地的正式形成。這次會議，在毛澤東紅色政權理論的指引下，緊密聯系西北地區的革命斗爭實際，形成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正確領導。會議根據毛澤東人民戰爭的路線和戰略戰術原則，制定了第二次反“圍剿”和把兩塊根據地連成一片的作戰方針，為粉碎敵人的“圍剿”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充分準備。

西北革命根據地統一后，劉志丹根據周家鹼聯席會議精神，親自起草了粉碎敵人第二次“圍剿”的動員令。整個根據地的紅軍和人民齊心協力，從1935年2月7日開始，到同年7月5日止徹底粉碎了蔣介石親自發動的“圍剿”，取得了空前偉大的勝利。

在這次戰役中，西北紅軍主力兵團共消滅敵正規部隊2200余人，消滅民團地主武裝3000余人，解放了延長、延川、定邊、安塞、保安、靖邊六座縣城。楊森和劉景范等同志指揮紅軍和游擊隊，也勝利地完成了控制咸榆公路和牽制敵人的光榮任務，殲敵1000余人，攻克敵據點五十余處，開辟了三塊新的游擊區。從此，陜甘邊和陜北連成為一塊完整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第二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不僅沉重地打擊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而且使西北革命根據地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發展。當時紅軍發展到九個團，7000人左右，游擊隊發展到4000余人，成為共產黨直接領導下的一支比較強大的能征善戰的正規紅軍。

到陜北去

毛澤東曾說，“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從1936年至1948年，曾經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經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總后方。延安和陜甘寧邊區的人民對全國人民是有偉大貢獻的”。周恩來也曾說，“延安人民用小米哺育了我們，沒有延安，就不會有新中國”。由此可見，在偉人的眼中，延安具有極其重要的革命地位，它所作出的貢獻也是不可替代、不可磨滅的。

延安，古稱“膚施”，后因延河穿流而過，取安詳之意而得名。它像鑲嵌在西北黃土高原上千溝萬壑之中的一顆璀璨明珠。1936年，默默無聞的延安城一瞬間成為中國革命的“紅色大本營”。這其中的變化，不僅僅取決于它重要的戰略地位，更是在機緣巧合中與一張舊報紙息息相關。

事情還得從1935年6月開始說起。

1935年6月，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勝利會師。會師后，黨中央決定繼續北上，并尋找合適的落腳點，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供長征后的紅軍休息整頓。當然，在長征途中，黨中央根據形勢的變化，一再調整長征路線和確定最后落腳點。一開始，黨中央選擇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后來又根據不斷變化的革命形勢，先后決定在川黔邊、四川、云貴川三省交界處、川西、川陜甘三省交界處及靠近中蘇邊界的沙漠地區等地落腳。不過，這些落腳點最終都沒能確定下來。

1935年9月20日，黨中央帶領中央紅軍穿過人跡罕至的茫茫大草地，迅速突破天險臘子口，又翻越白雪皚皚的大雪山，終于抵達甘肅的哈達鋪。

9月21日，紅一軍團直屬偵察連連長梁興初和參謀長曹德連正在吃午飯，突然接到命令，說軍團部有新任務下達。兩人趕緊放下碗筷，匆忙趕往軍團部。梁興初和曹德連打了報告，走進屋內，迫不及待地問道：“首長，什么新任務？”左權笑了笑，說：“瞧你們倆這急性子”，接著招呼他倆，說：“你們立即到哈達鋪鎮子里，偵察敵情、征集糧食和物資。”

“就這些常規任務？”梁興初心中有些詫異，他本以為是什么重大又特殊的任務。

“等會兒啊，毛主席一會兒來給你們布置一項特殊任務。”左權似乎看穿了梁興初的心思，接著說道。他們正說著，毛澤東走了進來，對梁興初和曹德連說：“你們就到鎮上給我弄點‘精神食糧’來！把國民黨的報紙、雜志，一樣給我弄幾份來。記住，要近期的！”

“請首長放心，保證完成任務！”梁興初和曹德連兩人領命后，趕緊跑回連隊，商討著如何完成任務。最后，大家一致決定化裝成國民黨主力軍進入哈達鋪鎮。

梁興初和曹德連兩人帶領偵察員們穿上國民黨軍隊的服裝，大搖大擺地走進了哈達鋪鎮。鎮上的國民黨黨部書記、鎮長和保安大隊，聽說國民黨的主力軍“駕臨”于此，紛紛出來迎接，并好吃好喝地招待著。偵察連的戰士們兵分兩路，一路留在原地與國民黨所謂的“頭面人物”周旋，一路趁機到郵局等地搜集最近的報紙、雜志。任務完成后，梁興初和曹德連趕緊將搜集來的最新報紙、雜志送到毛澤東的住處。

毛澤東拿到報紙后，一言不發地看了起來。他一生

酷愛讀書看報，這是從青年時代就養成的習慣。盡管戰爭期間時間難得，但只要有空，他都會找來當地的報紙、雜志細細閱讀。通過閱讀報紙，毛澤東不僅能夠了解當前的革命形勢，更能通過刊登的一些消息確定重大戰略目標。

此時此刻，毛澤東正聚精會神、如饑似渴地翻看偵察連帶回來的報紙。突然，刊登在《大公報》上的一篇名為《論陜亂》的社論引起了他的注意。報上說，“關于農村赤化問題，陜北確甚于陜南”，“陜北共匪甚為猖獗，全陜北二十三縣幾無一縣非赤化”。之后，毛澤東又拿起一份《晉陽日報》，上面提到閻錫山部正在攻打陜北根據地劉志丹部，說：“陜北劉志丹匪部已占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紅軍五萬多人，游擊隊、赤衛軍和少先隊二十余萬人，窺視晉西北，隨時有東渡黃河的危險性。”

毛澤東看到兩條消息后，眼前一亮，興奮地站了起來。雖然《晉陽日報》上面的報道有些夸大，但可以肯定的是，陜北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陜北根據地。他又仔細閱讀了一遍報紙，還用筆將有用的消息勾畫出來。

正在這時，葉劍英派人來報告情況，確定陜北有劉志丹的根據地，群眾基礎也好，是一個可以與敵人進行周旋的好地方。葉劍英是如何知道這一情況的呢？原來，他手下的賈拓夫是陜北本地人，對陜北的情況比較了解。

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知道后，聚在一起仔細分析，了解到劉志丹在陜北開辟了革命根據地，而且徐海東率領的紅二十五軍也在陜北。最終，他們一致認為，陜北地域廣闊、群眾基礎好，又有現成的革命根據地，是紅軍長征落腳的好地方。就這樣，黨中央最終決定將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定在陜北，并決定到陜北找劉志丹領導的紅軍去。

“到陜北去，找陜北紅軍”的消息在部隊里不脛而走，全軍上上下下都洋溢著喜悅的精神頭。彌漫在中央紅軍心頭上的“南下”與“北上”之爭的烏云，驟然間被這一好消息吹散開去，全軍散發出一縷明朗的希望之光。

9月22日下午，毛澤東召集紅一、三軍團和中央軍委縱隊的團以上干部，在哈達鋪一座關帝廟里開會。會上，毛澤東高興地對大家說：“同志們啊，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國民黨的報紙給我們提供了陜北的消息，那里不僅有劉志丹率領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我們要振奮精神，到陜北根據地去！”此外，黨中央決定將部隊縮編為陜甘支隊，下轄三個縱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會后，陜甘支隊在毛澤東、彭德懷的帶領下，開始往陜北根據地開進。

9月27日，陜甘支隊到達甘肅的榜羅鎮。在鎮上的一所高級小學中，黨中央尋找到一份報紙，進一步證實了陜北紅軍和根據地的情況。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常委會議，正式決定將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定在陜北。

中央紅軍在黨中央的帶領下，經過二十多天的急行軍，沖破敵人的重重圍困，最終于10月19日抵達陜北的吳起鎮，結束了長達二萬五千里的長征。

轉戰一年多的中央紅軍終于有了“家”！

落腳陜北的“奠基禮”——直羅鎮戰役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與陜北的紅十五軍團合編，全軍達到一萬多人。中央紅軍恢復紅一方面軍的番號，由彭德懷擔任司令員，毛澤東擔任政委。

兩支紅軍的勝利會師，引起了蔣介石集團的極度恐慌，蔣介石本人更是如坐針氈。他思來想去，決定將紅軍消滅在陜北，否則等紅軍站穩腳跟后，會對他的統治集團造成極大的威脅。于是，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并任命張學良為副總司令，以東北軍為主力對陜甘邊根據地發動進攻。

事實上，張學良根本不愿意領這份差事。此時，東北軍因日本侵略者侵占東北三省而流亡關外，為了獲得國民黨中央的軍需供給，他不得不執行蔣介石下的命令。

10月28日，張學良集中東北軍的精銳部隊，兵分兩路夾擊陜北的紅軍，企圖趁紅軍尚未立足之際“圍剿”中央紅軍。這一次，張學良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錢”，派出的部隊均是東北軍的主力。按照蔣介石的部署，張學良這樣安排“圍剿”計劃：首先沿葫蘆河的東西構成封鎖線，并打通洛川、富縣與保安之間的關系，然后構成洛水的南北封鎖線。在完成這兩道封鎖線后，再由南向北，把紅軍逼進洛水以西、葫蘆河以北的狹小區域消滅掉。

11月1日，東北軍穩扎穩打、步步為營，慢慢由西向東推進陜北。

面對來勢洶洶的敵人，中央紅軍的情況又是如何呢？他們會有怎樣的應對措施呢？

經過長達一年的行軍，紅軍為了擺脫敵人的圍追堵截一直疲于奔命，現在剛剛抵達陜北，還沒緩過勁兒，就即將遭受再一次的戰火洗禮。加上時值寒冬季節，中央紅軍從南方輾轉來到陜北，不太適應當地的氣候，且缺少過冬的棉服與糧食。相對于國民黨五個師三萬余人的兵力，僅有一萬多一點的紅軍，實力相差過于懸殊。根據目前的境況，人困馬乏的紅軍所面臨的處境并不樂觀。但是，這一仗非打不可，而且一定要打好。否則的話，紅軍很有可能再次踏上戰略轉移的征途。

當然，這場仗并不意味著紅軍毫無勝算。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會合后，兩軍的戰斗力得到提高，士氣也很高漲。更為重要的是，陜北的群眾基礎好，加上有根據地為依托，物資運輸、安置傷員都能得到保障。這樣完善的作戰條件，相較于長征中的作戰而言，已經好很多。況且，紅軍在二萬五千里的長征中歷經千難萬苦，多次從瀕臨死亡的境地中化險為夷，難道還怕國民黨這幾個師的“圍剿”？

根據敵人的戰略布局，毛澤東等人細心研究后，決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戰、誘敵深入。有了這個錦囊妙計，一定能夠打破敵人的“圍剿”陰謀。

毛澤東通過觀察敵情、地形認為，國民黨部隊的戰略部署最重要的就是東西、南北兩道交錯的封鎖線，而這兩條封鎖線的中軸線即葫蘆河。如果能在葫蘆河沿岸消滅國民黨有生力量，則他們的作戰計劃就被完全打亂，紅軍便可在東西、南北自由穿梭，并可抵御敵人的增援部隊。為了確保戰斗的最終勝利，毛澤東等人審時度勢，將殲敵的戰場確定在葫蘆河中游地帶的直羅鎮。

11月18日，毛澤東召開軍團以上干部會議，作戰役部署和動員工作。會上，毛澤東用《水滸傳》中武松打洪教頭的例子，深入淺出地告訴大家，一定要利用有利地形，將敵人引進直羅鎮，然后集中優勢兵力，攻其不備，消滅敵人的主力部隊。同時，他還特意囑咐大家，這場仗一定要打好，要當成殲滅戰而非擊潰戰來打。

11月19日，紅軍主攻部隊紅一、十五軍團先鋒部隊到直羅鎮勘察周圍地形，并將鎮子周圍的墻垣故意拆除。第二天，國民黨軍一○九師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孤軍深入，率先進入直羅鎮，落入紅軍的包圍圈中。國民黨一○九師的師長牛元峰仗著是張學良的親信，狂妄自大、目中無人，根本沒有把紅軍放在眼里。他認定紅軍抵抗不住他的部隊，指揮部隊一路向紅一、十五軍團追去。等到了直羅鎮，他沒有發現紅軍，更是得意忘形。牛元峰一面向西安的“剿匪”總指揮部發“捷報”，一面命人在鎮子里大擺筵席、犒賞全師，慶祝“勝利”。

當天晚上，等國民黨軍喝得東倒西歪、放松警惕的時候，紅軍主力迅速包圍直羅鎮。21日清晨，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分別從南北方向攻擊鎮子里的國民黨一○九師。還在睡夢中的敵人被槍聲驚醒，倉促應戰，很快就被驍勇善戰的紅軍打得陷入混亂狀態。牛元峰部隊多次組織突圍，始終沒能沖破紅軍的包圍圈，一時間死傷不少。

在軍事打擊的同時，紅軍還對國民黨軍展開了政治攻勢。針對東北軍內部對蔣介石的內戰政策不滿的情況，紅軍多次向他們喊話，希望他們不要繼續替蔣介石賣命。原本國民黨一○九師曾有人做過紅軍的俘虜，了解紅軍的優待政策，不多時就自動繳械投降。沒過多久，國民黨一○九師的防線不攻自破，大部分人都配合紅軍停止攻擊，只有師長牛元峰帶著500多人逃到了鎮子南部的一個土寨中負隅頑抗。

紅軍對土寨多次沖鋒，因缺乏重型武器而均未得手。毛澤東等人親臨戰場，考慮到部隊的傷亡情況，決定對土寨圍而不打，集中兵力對付國民黨四個師的援兵。

11月22日上午，紅軍擊潰敵軍四個師，并乘勝追擊，殲滅敵人一○六師的一個團。23日午夜時分，被圍困在直羅鎮土寨中的牛元峰余部，見無法指望援軍，遂兵分幾路突圍。沒想到，他們的突圍行動很快就被紅十五軍團發現。紅軍尾隨其后，跟蹤追擊，于第二天上午將牛元峰部全部殲滅。打了敗仗的牛元峰無地自容，當場自殺身亡。

東北軍的潰敗，令張學良和蔣介石大為吃驚。蔣介石見東北軍損失了三個師，不但沒有給予安撫，反而趁機撤銷了部隊的番號，并減少了給養。蔣介石的這些舉動，讓張學良徹底對國民黨死了心。于是，張學良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議，與紅軍秘密達成協議，并與之建立了統戰關系。

直羅鎮戰役，不但打破了國民黨部隊對陜甘邊根據地的“圍剿”，還使紅軍在陜北真正站穩了腳跟。不得不說，直羅鎮戰役是中國革命落腳西北的一場盛大奠基禮。

三大主力會而寧之

紅軍不怕遠征難，

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

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軍過后盡開顏。

這首《七律·長征》真實而全面地概括了紅軍長征途中輾轉前進的路線。1936年10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部隊在會寧地區勝利會師，宣告了二萬五千里的戰略轉移全部結束。

會師的那一刻，每個指導員和戰士的臉上都洋溢著興奮而激動的神情，他們等待這一刻的到來為時已久。那么會師前夕，紅軍各主力部隊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1936年9月，紅四方面軍在紅二方面軍的策應下，取得岷洮西戰役的勝利，沖破了國民黨軍阻止紅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的封鎖線，為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創造了有利條件。9月底，紅四方面軍日夜兼程，趕往會寧。

10月9日，紅四方面軍即將進入會寧。當他們爬上一座山頭時，突然發現不遠處有一小隊紅軍邊走邊唱。聽到紅四方面軍的歡呼聲，那一小隊紅軍停下來，高聲喊道：“喂，同志們，你們是哪方面軍？”

“我們是四方面軍！你們是一方面軍嗎？”這邊山頭齊聲喊道，千軍萬馬般的聲音在山谷里久久回蕩。

“是啊，是啊，你們辛苦了！”說完，兩方面軍歡呼著跑向對方，緊緊地握在一起、擁抱在一起。有的戰士放下身上的擔子，有的戰士把槍往身后一背，就奔向了兄弟戰友。階級戰友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革命同志的心緊緊地貼在一起。不少人熱淚盈眶，也有不少人緊緊擁抱不言一字。在這一瞬間，好似之前經歷的萬般磨難已不算什

么，為的就是今天勝利的歡聚。此時的山谷中，涌動的是無盡的思念和喜悅的心情。

紅一方面軍的戰士們興奮地說：“是黨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們打下會寧城來迎接你們的！”聽到這話，紅四方面軍的戰士們再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激動，情不自禁地說啊、笑啊、跳啊，好似這樣才能宣泄出自己內心的誠摯情感。

等紅四方面軍的后續部隊趕上來后，整個山頭人聲鼎沸、一片歡騰。一方面軍的戰士們搶著為四方面軍的戰友挑擔子、背槍、背包袱，那股親熱勁兒感染了在場的每一個人。隨后，紅四方面軍在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帶領下，隨紅一方面軍的戰士們緩慢走進會寧城。

會寧城門樓上扎起了彩虹門，城門樓上插滿了紅旗，在風中自由飄揚。道路兩旁都是夾道歡迎的群眾和部隊，他們敲鑼打鼓，氣氛極其熱烈。當紅四方面軍從南門進入會寧城時，不時有鄉親們送上瓜果和糧食，迎接千里迢迢趕來的紅軍戰士們。多么激動人心的紅軍大會師啊！這大概是會寧城最熱鬧的一件事了。

兩方面軍的戰士們手挽手、肩并肩地走來走去，互相握手、擁抱、傾吐盼望之情，接著又興高采烈地互贈禮物……在這場盛大的會師現場，聽到最多的話語就是“辛苦了，歡迎你們！”和“謝謝，謝謝！”

會寧，原本是甘肅中部地區一個很不打眼的小縣城。不過，這個地方被毛澤東“欽點”為紅軍會師地點后，便名噪一時、載入史冊。臨近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前夕，周恩來問毛澤東：“咱們這三軍在哪里會師比較合適呢？”毛澤東稍作考慮，笑了笑說：“一定得選個好地方才行啊！一年前，我們與張國燾所率部隊在兩河口會合，結果沒過多久就讓合為一股的紅軍再次分成了兩股。可見，‘兩河口’這個地名不好。”隨后，他走到地圖邊，用手指著會寧，對周恩來說：“我看，會寧就不錯。會而寧之，此地吉利！”

10月10日，整個會寧城是紅色的海洋，是熱鬧非凡的大舞臺。紅軍即將在這里召開一場空前盛大的慶祝會師聯歡會。

黃昏時分，夕陽西下，絢爛的晚霞給會寧城鍍上了一層燦爛奪目的色彩。慶祝大會的場地，設在會寧西津門內的文廟廣場上。那里，人們正忙著殺豬、宰羊、敲鑼、打鼓，好不熱鬧。孩子們興奮地穿梭在忙碌的大人身邊，好像比過年還要期待、還要幸福。

不一會兒，兩方面軍的戰士們穿著整齊的軍裝，扛著锃亮的槍支，英姿勃勃地列隊來到廣場上。隨后，兩方面軍的領導也悉數到場。開會前，大家先在文廟前照了一張會師合影照，留作紀念。照完相后，各部隊按隊列進入會場入座。

由于廣場很小，所以會場的布置也很簡單。主席臺是由門板臨時搭建的，上面并排擺著兩張桌子。主席臺上方懸掛著“慶祝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聯歡會”的紅色橫幅，兩旁掛著幾盞大油燈。此外，會場周圍也貼著各類標語，比如“熱烈慶祝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工農紅軍萬歲”、“打倒日本救中國”等。

此次聯歡會，朱德代表黨中央、中央軍委和各方面軍總部發表了講話。首先，他向兩方面軍勝利會師表達了熱烈祝賀和親切問候，其次以紅軍在會寧會師的盛況，表達了紅軍是一支不可戰勝的鐵軍的稱贊。同時，他強調，團結就是力量，只要紅軍團結，就一定能夠克服一切困難，取得革命的偉大勝利。他號召，三方面軍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互相學習、團結互助，完成黨所賦予的一切任務。

兩方面軍領導依次講完話后，紅軍宣傳隊開始表演精彩的節目。一陣悠揚的歌聲由近及遠，慢慢地浸潤著每個人的心靈。“十月里來好風光，心中的歌兒盡情唱。歡呼三軍大會師哦，歌唱毛主席好領導。紅軍長征二萬五，急得老蔣瞪眼珠……”

在這歡樂的時刻，紅一、紅四方面軍將會師的盛況向中央發了電報，表達了他們會師時的激動心情。黨中央復電，向兩方面軍表示了祝賀和慰問。

這次聯歡會足足開了兩個多鐘頭。整場聯歡會，一直洋溢著激動興奮、親密團結的氛圍。歡呼聲、歌唱聲、掌聲不絕于耳、經久不息。

就在紅一、紅四方面軍開慶祝大會的同一天，紅二方面軍突破敵人的阻擊，渡過渭河，抵達靜寧地區的將臺堡，同紅一方面軍一軍團勝利會師。至此，紅軍戰士期待已久的三軍會合終于完滿實現！

革命的紅色大本營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領紅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后抵達陜北，在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上站穩腳跟。1937年1月，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從保安遷往延安。延安，是黨中央和紅軍第一座沒有付出任何犧牲代價而進入的大城市。此后的十年間，延安作為中國革命的指導中心和戰略總后方，領導了敵后軍民的抗日戰爭和解放初期的斗爭。直至1947年春，蔣介石不顧一切阻攔，悍然發動內戰，派重兵圍攻延安，黨中央才主動撤離延安，轉戰陜北。

延安，是中國紅軍的“大本營”，是中國革命的圣地，是抗日戰爭的起點，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最后勝利的戰略性戰場。

就在黨中央進駐延安的七個月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業為己任，積極奔走，促成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并接受將陜北的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南方八省的游擊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八路軍和新四軍懷著強烈的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背負著全國人民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同胞的希望，英勇無比地開赴抗日前線。

在這八年的抗日歷程中，中共中央在延安制定出全面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方針，堅持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領導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這段期間，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掀起第二次反共**。此后，蔣介石又以十萬大軍的兵力對陜甘寧邊區實行封鎖，妄圖切斷紅軍與外界的一切聯系。加上，華北各地資源匱乏，又遭遇連年災荒，形勢對紅軍十分不利。在這段極其艱難的歲月里，黨中央領導紅軍和根據地人民創造了地雷戰、地道戰、麻雀戰、鐵道游擊隊戰等諸多斗爭形勢，有力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和國民黨的多次反攻浪潮。

經過八年的艱苦抗戰，中國共產黨由小到大、由弱變強，從一開始的4萬人發展到121萬人；而人民軍隊則由數萬人發展到120多萬人，民兵發展至260萬人，戰斗力大大提高。

1938年，嚴重的自然災害和日寇、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困，使延安的軍民陷入了最為艱難的時期。面對自然和人為的雙重困境，毛澤東在這一年的冬季會議上，提出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經典理論。他說：目前，國民黨要困死我們、餓死我們，怎么辦？我看，只有三個解決辦法。第一，不干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不解散，又找到解決辦法，大家只有等著餓死。第三，靠我們的雙手，自力更生，發展生產，共渡難關。

大家表示不愿意解散，當然也不愿意等死，所以最后一致表示自己動手，發展生產，渡過困境。

轟轟烈烈的大生產自救運動開始了。上至司令員，下至小孩，人人都下地干活，人人爭當生產能手。一開始，大家考慮到毛主席的公務繁忙，沒有為他分配開荒任務。后來，毛主席知道后，主動要求加入到大生產運動中。考慮到主席的安全和工作等問題，中央機關將楊家嶺山腳下的一塊荒地分給了毛主席。繁忙的工作之余，毛主席就帶上農具，到地里整地、開溝、松土。等地整好了，他在上面種上了辣椒、西紅柿、土豆和南瓜等蔬菜。由于地整得細、肥料上得足、雜草除得勤，毛主席地里的菜長得格外好，結的果實也多。除了供自己吃外，毛主席還將自己地里的蔬菜瓜果送給身邊的同志們。

朱德總司令從抗日前線返回延安后，花了很大一部分精力在邊區的經濟建設上。他親自勘察南泥灣，命令八路軍三五九旅開赴南泥灣，執行“屯田政策”。此外，他還經常到田間地身體力行地指導生產，成為首長以身作則、親自動手的楷模。

周恩來經常工作在大后方重慶，在百忙之中組織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們種菜、養豬。有時候，他回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也抽出時間去參加勞動生產。他的右胳膊曾經骨折過，一直沒有恢復過來，干活時使不上勁兒，就搖起紡車紡出又勻又細的線，還被評為“紡線能手”。

中央首長以身作則，親自參加勞動生產，大大鼓舞了延安軍民的生產熱情。1941年春，八路軍三五九旅以驚人的毅力開辟了荒無人煙的南泥灣。沒有住的地方，就搭建草棚、挖窯洞；糧食不夠吃，就用野菜充饑；缺少工具，就到處搜集廢鐵自己制造；沒有紙筆，就用沙盤練字或用樺樹皮代替。

在重重困難面前，戰士們高唱：“南泥灣好風光，紅紅的太陽照山岡；革命戰士不怕苦，扛起鋤頭上山嶺；開荒生產反封鎖，氣死鬼子和老蔣。”延安的革命者用歌聲喚醒了沉睡的大地，用汗水澆灌了片片良田。

南泥灣的生產運動，推動了整個邊區的生產。一時間，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遍地開花。邊區的生產自救運動，不僅保障了邊區軍民的生活，而且打破了日寇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陰謀，為抗日戰爭乃至解放戰爭初期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迅猛發展，延安迫切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來支援各方面的工作。為此，毛澤東做出指示：要盡可能地開辦大規模的干部學校，越大越多越好。

為了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大批青年和愛國知識分子奔赴延安。據統計，僅1937年至1938年間，通過各種途徑和方式進入延安的知識青年就達數萬人之多。

為了培養干部，黨中央在延安創辦了中共中央黨校、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魯迅藝術文學院、馬列學院、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陜甘寧邊區師范學校等二十多所干部學校。延安成為一所“窯洞大學”，成為一個培育治黨治軍治國英才的大熔爐。

其中，在眾多學校當中，黨中央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尤為關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劉少奇、張聞天、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都曾在抗大講過課或者做過演講。自1936年創辦到1945年結束，抗大歷時十年之久，先后為中國革命培養了十萬多德才兼備的軍事干部。當時，毛澤東稱贊抗大是“最革命，最進步，最能為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而斗爭”的學校，還稱“抗大的旗幟是千百萬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旗幟，是民族解放勝利的旗幟，是創造未來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到達旗幟”。

延安各大干部學校如雨后春筍，一個個蓬勃發展起來，保障了前線作戰的軍事人才需要。這些學校很多培養出來的人才，為抗戰的勝利，為解放戰爭的勝利，乃至為新中國的誕生都作出了巨大貢獻。

歷史不曾忘記，恰恰是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上全面發展的延安，締造了中國共產黨在軍事上走向輝煌的重要時代。延安，無愧于中國革命的“紅色大本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