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與回憶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對農民有著特殊的感情，他讓兒子到吳家棗園村去勞動，就是要讓兒子體驗農民生活的艱辛，讓兒子增加對農民的感情，讓兒子在思想深處樹立為人民服務的堅定信念。
延安，地處黃河中游，這片神奇的土地哺育了中國革命。巍巍寶塔山和滾滾延河水見證了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熟。
在當時無數滿懷理想和愛國熱情的人的心中，延安是中國革命的圣地，值得自己沖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歷盡千險，投入它的懷抱；在外國友人眼中，延安既充滿魅力又神秘莫測……抗日時期的延安究竟如何？讓那些當年在延安生活、學習、工作過或是做過短暫停留的人們來告訴你……
黃華：延安生活
黃華，時任延安青年干部學校教育長，中央外事組科長。
建國后，黃華曾先后出任中國首任常駐聯合國及安全理事會代表、外交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外長等重要職務。
1937年8月，組織上調我到中央黨校五班學習。校長是李維漢，成仿吾任教務主任，當時常來授課的有中央負責干部教育和宣傳的幾位同志如鄧發、張聞天、博古（秦邦憲）、陸定一等。我們班有學員四十多人，多數是長征過來的干部，也有些是白區來的同志。我們五班的同學有張啟龍、陳少敏、李培之等同志。在校時間一般為半年，我們學習的課目是：馬列主義的基本理論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政治工作、宣傳工作和游擊戰術等等。我們沒有課本，只有油印的講義。中央領導同志常來作報告，深入淺出地講授中國革命的理論、歷史和時事，這種系統的學習對我極其寶貴，使我的革命理論水平和實際工作能力有所提高。
記得為了學習軍事和游擊戰術，有時我們進行軍訓和演習，每個學員都發給一支步槍。這些步槍是各式各樣的，給我的那支很長很重，豎起來有160厘米，槍口差6厘米就同我一樣高了。我仔細看了看，是19世紀沙俄生產的普辛式，可能是紅軍在同馬鴻逵部隊作戰時繳獲的。不管怎樣，我很珍惜它，把它擦得亮亮的。
10月間，還沒有從黨校畢業，我便被調到中央組織部任干事，在中組部部長陳云同志領導下工作，負責與來延安的青年談話和分配他們到延安各校學習。兩個月后，陳云同志要我到西安和武漢從事青年工作。我擔任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和全國學聯黨團書記。后來還擔任中央青委委員。
為適應抗戰開始后大批熱血青年投身抗日斗爭的形勢，1938年初，我到武漢開始籌備全國青年抗日救國聯合會。武漢失守后，我黨在離西安不遠的國民黨管轄的涇陽縣云陽鎮（后搬至安吳堡）創辦了青年干部訓練班，從全國各地招生，為那些要求去陜北和華北前線抗日的青年進行短期培訓。
……
1938年春，有更多青年從四面八方涌向延安，有些華僑學生還來自更遠的東南亞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尼和緬甸。他們先被安排在云陽青訓班接受培訓。朱德總司令曾來云陽視察，并同意擔任青訓班的名譽校務主任。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博古、謝覺哉、彭德懷、賀龍都給予青訓班親切的關懷。學生中絕大部分是男的，也有女青年。這些青年懷抱一腔熱血，在北平、上海和許多城市陷落后，逃離戰區，來到西安，想參加共產黨、八路軍打日本鬼子。有些人則是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想經西安到陜北去的。
在青訓班，生活是艱苦的，教員和學員都吃一樣的伙食，發一樣的津貼。但師生們不怕艱苦，因為大家都有共同的愛國精神和革命理想，能努力學習，團結奮斗。青訓班的上萬名畢業生有些直接參加了八路軍上抗日前線，有些被派到敵人后方的游擊區，這是一支有文化有知識的勇猛抗日的生力軍。
從1939年初起，國民黨經常制造反共摩擦，后來發展成三次反共**。大批特務軍警在西安和陜甘寧邊區周圍，阻攔和捕殺去邊區的進步青年，青訓班的學員大量減少，這個班于1940年4月結束。此時，我調回延安，任澤東青年干部學校的教務長。
20世紀40年代初的延安約有兩萬多干部和學員。這里政治空氣寬松，人們朝氣蓬勃，同警特密布、莫談政治的西安相比，真是迥然不同的兩個世界。延安是抗日干部培訓學校集中的地方，有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中國女子大學、延安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中央黨校、澤東青年干部學校、青年藝術學校、自然科學院、邊區師范、衛生學校、俄文學校、通訊學校、對敵工作干部學校、日本工農學校等。經常有學員畢業，調到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去戰斗。敵后的干部，也不斷調回這里學習。
詞和曲都很悲壯，常被人們帶著激情歌唱：“再會吧，在前線上！民族已到生死關頭。中華民族的兒女們，慷慨悲歌上戰場，不收復失地誓不還鄉。你們先去吧，我們就跟上。再會吧，在前線上！”
延安所有的機關學校過著軍隊式的生活。青干校的學員每天早上6時隨軍號聲起床，跑步。早飯后工作或學習。午飯后午睡，工作，學習。晚飯后自由活動，工作或學習。晚10時，熄燈號響了，大家休息。
星期天放假。人們或去看朋友，或到新華書店買書。延安的主街才七華里長，1938年秋，這座古城被日本飛機轟炸得瓦礫一片，沒有一間完好的房子。邊區政府在延安南門外建了新市場，商業活動又開始了。
在延安，人們都穿著制服。冬天發一套棉衣褲和棉鞋帽，夏天發一套單衣，被褥也由公家發給。伙食很簡單：小米飯和七八個人共吃的一小盆水煮蘿卜，偶然有一兩片土豆。學員每人每月發一元邊區紙幣為津貼，干部多兩塊錢。當時毛主席等幾位首長每月領五塊錢邊幣。一塊邊幣可以買兩條肥皂，或一條半牙膏，或兩斤肉包子，或十幾個雞蛋。我喜歡買二兩豆瓣醬用豬肉丁炒熟，每頓飯吃一小勺，很開胃。
有些女同志吃了小米，長得胖胖的，臉色紅潤。多數人則很瘦。一次，一個同志無意地碰了我的胯骨說，呀，怎么帶著盒子（即駁殼槍）？我說沒有啊。原來是我太瘦了，骨架凸顯，他誤把我的胯骨當成了駁殼槍了。一天，我忽然覺得腳底板涼涼的，走路時感到特不舒服，才發現我的布鞋底磨穿了一大塊。用報紙墊上也沒有用，只得花兩個月的津貼去買了一雙新的。
延安的文化生活是挺豐富的。延安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合唱團曾演出冼星海創作的《黃河大合唱》，其中幾首歌膾炙人口，人們連走路時也哼唱。戲劇系演了《白毛女》等新創作的歌劇。延安京劇團常演戲，還創作了現代京劇《三打祝家莊》，人們都很愛看。青年藝術劇院演過《雷雨》、《日出》、《抓壯丁》和蘇聯話劇《前線》，甚至還演過莫里哀的《慳吝人》。每周六在各個禮堂、俱樂部和空場上舉行交誼舞會，中央領導同志有時也來參加。當然樂隊是幾把胡琴，一把口琴和鼓。王家坪和楊家嶺樂隊還有洋琴。馬燈和油燈是主要照明工具。逢年過節，各單位組織秧歌隊、旱船隊，到大路上和各單位表演，宣傳黨的政策，吸引許多干部和老鄉來觀看。
看電影在延安是稀罕事。蘇聯塔斯社在延安有一個十幾人的聯絡組，約半年有一架小運輸機來延安，往往帶來一些電影片，如《夏伯陽》、《列寧在十月》等。為了看電影，全延安的干部學員都到楊家嶺山坡下的廣場集合，有的甚至要跑三四十里路。大家坐在土地上，等待天黑。發電機發動了，人們立刻非常安靜。但往往在開映后幾分鐘片子就斷了。在等待接片的片刻，各學校相互拉唱歌，歌聲在延河邊回蕩，很熱鬧。片子接好了，大家又聚精會神地看電影。一會兒，片子又斷了，再接，再放。電影往往看不到結尾就宣告結束。幾個小時過去，興致未盡，但大家也疲勞了，于是散場，各單位排隊摸黑回去。
節選自《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
王恩茂：戰斗在南泥灣
王恩茂，時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政治部副主任。隨三五九旅參加了在南泥灣自產自足的大生產運動。
建國后，王恩茂曾先后出任新疆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第一書記、第十一、十二屆中央委員等重要職務。1955年，他被授予中將軍銜。
陜甘寧邊區，在抗日戰爭時期一直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中國人民解放斗爭的指揮中心，是全國抗日革命根據地的總后方。全中國、全世界的勞動人民和進步人士，都熱愛它，擁護它，向往它；而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頑固派，卻憎恨它，害怕它，千方百計地妄圖消滅它。
……
當時邊區只有一百四五十萬人口，又是土瘠地薄的高原山區。在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下，要擔負數萬名干部、戰士以及全國不斷奔赴革命圣地的青年學生的吃穿住用，實在成了一個大問題。在一段時間里，我們財政經濟極其困難。幾乎沒有衣穿，沒有鞋子穿，冬天沒有被子蓋，沒有菜吃，沒有油吃，甚至吃糧也很困難。
……1939年2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干部生產動員大會上，尖銳地提出：餓死呢？解散呢？還是自己動手呢？餓死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解散也是沒有一個人贊成的，還是自己動手吧——這就是我們的回答。又說；從古以來的人類究竟是怎樣生活的呢？還不是自己動手活下去的嗎？為什么我們不能自己動手呢？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陜甘寧邊區和各根據地軍民，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號召鼓舞下，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
……
我們三五九旅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季，奉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命令，從華北調回陜甘寧邊區，擔負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的光榮任務。一九四一年三月，我們旅全體指戰員響應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偉大號召，遵奉朱德總司令的命令，在旅長兼政委王震率領下，懷著保衛邊區，保衛黨中央，生產自給，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奪取勝利的堅強信心，斗志昂揚地開赴新的戰場——南泥灣。
南泥灣，位于延安東南黃龍山地區，朱德總司令經過親自踏勘，選中這里作為我們部隊的屯墾基地。這里地區遼闊，土質肥沃，荒無人煙，適于開墾，同時又是邊區的前哨陣地，往南就是國民黨統治區。我們部隊駐扎在這里，擔負打仗、生產和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對于防止和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犯，保衛和鞏固陜甘寧邊區，具有重大的意義。
……
三五九旅開到這里的時候，跟前只是一座座荒涼的山坡，幾十里內渺無人跡；坡上長滿了齊人高的蒿子，荊棘橫生；深山是遮天蔽日的樹林，野豬野雞成群，溝底是黑暗陰森的溪流，浸泡著腐爛的枯木和野獸的尸體。到這樣一個荒涼的地方來開荒種地，真是困難重重。
……
我們這支部隊，在黨的培育和教導下，具有一往無前，不怕任何困難的英雄氣概，它能戰勝一切困難，而決不被任何困難所屈服。
沒有住的地方，戰士們就在樹林里露營，用樹枝搭起簡陋的帳篷，碰上雨天，嘩嘩往下滴水，把人淋得十分難受。戰士們衣單被薄，抵御不住寒冷的侵襲，就起來燒火取暖。可是沒有一個人叫苦，從帳篷里傳出來的，是一片豪邁的歌聲。
吃的很困難。初到南泥灣沒有糧吃，要到百里甚至數百里外去運糧，當時交通十分不便，沒有汽車，騾馬大車也很少，必須干部、戰士自己去背，背一趟來回要走三四天。沿途老鄉眼見唱著歌大步走在山溝，田野上的背糧隊伍，感動地說：“八路軍真是我們自己的隊伍，要是國民黨和軍閥部隊，趕著老百姓去送糧，還送不過來哩！”
沒有菜吃，戰士們就到山上、河邊去挖野菜，如果打到了野豬、野雞，就可以打一次豐盛的“牙祭”。人多飯菜少吃不飽，但是大家精神飽滿干勁很大。
穿的很困難。每個戰士一年只發一套軍衣，平時就得縫縫補補，開起荒來，在樹林草叢里穿來穿去，衣服磨損得更快。為了節省衣服，戰士們夏天不顧烈日曝曬，冬天不顧寒風凜冽，光著膀子開荒，種地，打場。同志們的長褲磨破了改成短褲，短褲磨破了改成褲衩，褲衩再磨碎了，就搓成布條打鞋，或糊成布殼納鞋底，一塊布頭也舍不得丟掉。
開荒的工具不夠用，邊區又缺少鐵，戰士們從坍塌了的古廟里拾來破鐘，從河防地區揀來敵人轟擊邊區的彈片，盤起爐子，自己動手打造工具。為了節省工具，戰士們的镢頭磨得不能再用了也不肯丟下。七一八團著名的勞動英雄李位開荒用的一把镢頭，原來有五斤多重，最后磨得只剩下馬蹄掌那么大一塊廢鐵。
南泥灣的荒山坡上長滿了齊人高的老蒿子，稈密根深；還有多年生的灌木狼牙刺和黑葛蘭，根粗又多，堅硬如石，撅頭刨在上面，發出咚咚的金石聲，能把虎口震裂。由于有這樣一些攔路虎，加之剛上來缺乏開荒經驗，就是最強的勞動力，干上一天，也只能開出四五分地，與計劃指標差距很大。然而在能打硬仗的三五九旅戰士面前，再大的困難也能克服。大家每天兩頭不見太陽地苦干，越干勁頭越大，越干辦法越多。在墾荒戰斗中，捷報頻傳，形成了你追我趕的競賽熱潮。七一八團著名的勞動英雄李位，創造了一天開荒三畝七分六的驚人紀錄，邊區特等勞動英雄郝樹才，又以四畝一分一的紀錄超過了他。就這樣，沉睡了百年的土地翻了身，大片的荒地變成了良田。
從1941年初開始，三五九旅就取消了各級干部的勤務員，從旅長到排長都戰斗在開荒第一線，擔負和戰士一樣的生產自給任務。所不同的是，凡出現困難的地方，干部總是沖在前面。旅長兼政委王震，曾被選為邊區大生產運動的勞動英雄，毛澤東同志親筆題詞“有創造性”，表揚他。一位到邊區采訪的外國記者由衷地贊嘆道:“他的雙手也像他的部下一樣，由于勞動而生滿了老繭。”七一八團的英雄團長陳宗堯，帶著團司令部的人員，住在荒地，和戰士們開荒在一起，學習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一直到開荒任務完成才回營房。各級干部都是以身作則參加勞動，受到了毛澤東同志的稱贊。
在屯墾南泥灣的過程中，部隊模范地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侵犯群眾任何利益，不給群眾帶來任何困難，還經常派出干部、戰士幫助群眾生產，把部隊的畜力借給群眾使用。部隊擁政愛民，群眾擁軍優屬，逢年過節，部隊和當地群眾一起聯歡，軍民親如一家。
部隊在困難的時候，節衣縮食，在生產自給有余的時候，仍然勤儉節約，把好日子當困難日子過。旅首長曾向全旅發出號召：“生產要多，消費要省。”1942年以后，部隊已經達到了糧菜自給，還是將瓜菜、紅薯，山藥蛋等摻和在糧食里做“八寶飯”吃，而且每天仍然堅持吃兩干一稀。從1941年起，部隊基本上沒有向上級領過被子。戰士們被子里的棉絮，早就滾成了一團團的疙瘩了，可是發下新被子時，戰士們誰也不肯要，說：“哪天不打敗日本鬼子，哪天就不換被子。”軍服的供應改善了，戰士們仍保持著墾荒初期的艱苦作風。夏天，他們仍然光著膀子干活，寧肯叫背上被太陽曬掉幾層皮，也舍不得穿新軍服。天冷了，也只穿上補丁
疊補丁的破舊衣褲。上級發下的新軍服，都仔細收藏好，只在過節或檢閱時拿出來穿一下。領到新鞋，也放在包袱里，平時就用馬蘭草和破布條打草鞋穿……
經過三五九旅全體指戰員幾年的艱苦奮戰，南泥灣的面貌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荒涼的南泥灣，變成了陜北的“好江南”。
1942年7月，朱德總司令到南泥灣視察，興奮地賦詩稱贊：
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
夜無宿營地，破窯亦難找。
今辟新市場，洞房滿山腰。
平川種嘉禾，水田栽新稻。
屯田僅告成，戰士粗溫飽。
農場牛羊肥，馬蘭造紙俏。
……
南泥灣是邊區大生產運動的一個縮影。在南泥灣發生根本變化的同時，陜甘寧邊區其他各地和各抗日革命根據地的軍民，也都先后開展起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也取得了輝煌成就。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節選自《陜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回憶錄卷）》
楊尚昆：回憶整風運動
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兼黨校校長。
新中國成立后，楊尚昆曾先后擔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主任等重要職務。改革開放后，楊尚昆擔任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并于1988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1940年11月，我離開北方局，從太行回延安，去參加黨的七大。同行的有廣東的代表古大存、方方、區夢覺等黨在華南很有名的領導人。他們從廣東先到蘇北，再轉山東到太行，路上很辛苦。徐向前同志從山東經太行回延安，也和我們同行。那正是皖南事變的前夕，日軍又對華北根據地施行“囚籠政策”，嚴密封鎖，路上很不安全。太行軍區派了一個旅送我們過同蒲鐵路，晉西北又派了一個旅來接應我們，在這年年底到達延安。
那時，延安正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七大。中央原來決定1941年5月1日前召開七大，地點不是在楊家嶺，而是在棗園的后溝，在那里修了個禮堂，還挖了些窯洞，準備給代表住。皖南事變發生后，形勢很緊張，會期就推遲了。我們留在延安，先參加整風學習。
在這個過程中，中央分配我擔任了一些工作，先是政策委員會的委員；1942年又參加中央調查研究局黨務研究室的工作，研究室主任是副局長任弼時兼的。……北方局書記的名義盡管仍由我掛著，實際工作由彭德懷同志代理。
……
2月19日，我向政治局詳細匯報了北方局的工作。
抗戰初期，北方局書記是劉少奇，我是副書記，那時是工作大發展時期。黨的六中全會后，少奇同志調任華中局書記，我接替他的職務，這時的工作方針是鞏固地發展。……
1943年9月，彭德懷同志回延安時，又向毛主席和政治局詳細匯報了華北的工作，并將北方局6年的工作總結送給毛主席看。他說：“我們華北黨組織基本上是執行了中央路線，但還存在著嚴重缺點。”毛主席看后，用毛筆將“基本上”三個字刪去，并寫了這樣的批語：“就華北全黨來說，就整個六年來說，應該說，執行了中央路線。”
就在我作匯報的那次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在結論中提出要加強中央秘書處的工作。會議決定我協助王稼祥管理華北、華中委員會的工作，研究這兩個地區向中央報送的工作報告，提出意見。因此，我經常列席政治局的會議，整風學習時也編入中央學習組。
整風是偉大的，不然，全黨思想統一不了
1941年5月，毛主席向在延安的高級干部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這是延安整風運動的開端。
整風的目的，是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分清黨內的路線是非，克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為七大統一全黨認識作準備。
整風學習的內容非常豐富，而且不斷地深入。大家先從學習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論人手，進一步聯系中國革命的實際，研討黨的歷史經驗，重點放在剖析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政治路線上。中央成立了思想方法學習小組，毛主席和王稼祥任正副組長。那時，我住在楊家嶺，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學習。平常就是讀書，看文件，也開小組會。在這段時間內，我確實讀了不少書，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說，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陳云同志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也是必讀的。
為了幫助大家學習黨史，毛主席花了很大力氣，編出一本“黨書”，就是《六大以來》。全書共280多萬字，匯集了從1928年到1941年間黨的重要文件和黨的領導人的重要言論和文章，共518篇。以前，我們在中山大學期間也讀過不少馬列的書，也學革命史，但教員引經據典地講的都是俄國的經驗、英國的經驗，我在那里四年，就沒有在課堂上聽說過毛澤東，也沒有聽說過農民運動，雖然知道中國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但認為農民只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并不是革命的基本力量。出席黨的六大的代表到中山大學作過報告，也沒有講毛澤東在井岡山這股革命力量，沒有指出它是將來的希望。所以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山大學里一味責備是那些缺乏“理論”的老干部斷送了革命，王明還大肆吹噓中國革命非我們這些“新知識分子”不成。到這時，我們系統地讀了“黨書”，有一個鮮明的比較，才開始認識到什么是正確路線，什么是錯誤路線；什么是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是教條主義。“黨書”在延安整風中確實發揮了巨大作用，是犀利的思想武器。
全黨的普遍整風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黨校作《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選》時改題為《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講后展開的。這以后，延安各機關、學校的干部學習中央規定的22個文件，發揚民主，檢查工作，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這時，高級干部的學習重點轉人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剖析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路線。大家結合工作實際和思想實際，做筆記，寫心得，準備反省檢查。
5月下旬，政治局決定成立中央總學委會，領導整風，毛主席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主管常務。中央學習組的48名成員分為9個小組，我和任弼時、李富春、王若飛等6個人為第三小組，組長是任弼時。
……
在反省檢查的基礎上，我參加了1941年9月和1943年9月政治局兩次整風擴大會議，這是中央領導層整風中起著關鍵作用的兩次會議，許多重要問題在會上經過思想斗爭，取得了共識。
第一次九月會議在1941年，主要揭發和批判蘇維埃運動后期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當時，恩來同志在重慶，少奇同志和彭德懷同志分別在華中和華北前線，沒有出席。會上，洛甫和博古帶頭作了自我批評和批評，會議對所謂“國際路線”的錯誤取得了共識，連王明也不能不表示：“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毛主席說是路線問題，今天洛甫和博古的講話，我都同意。”但是，一涉及抗戰初期王明在武漢工作中的嚴重右傾錯誤，他便以攻為守，指責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和中央通過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太左”，同斯大林的觀點不一致。這自然遭到同志們的批駁。從此，王明便稱病不出席會議，大家只好等待他的覺悟。
第二次九月會議，是在1943年召開的。那時提出來反對兩個宗派，一個是教條宗派，一個是經驗宗派。毛主席說：反掉這兩個東西，黨就統一了。教條宗派是頭，經驗宗派是腳，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
隨著整風學習的逐步深入，從各根據地又抽調許多干部回來參加。那時，留在根據地堅持的叫“咬牙干部”；回延安的叫“反攻干部”，也就是向日本侵略者大反攻作準備的意思。
所以，參加第二次九月會議的人比第一次要多。這次會議劉少奇、周恩來和彭德懷同志都出席了，除中央政治局委員外，經常列席的還有李富春、彭真、王若飛、陳伯達、胡喬木和我。王明依然稱病不參加，對他的批評是背對背的。
會議的氣氛相當緊張。一方面，從大家揭發的事實來看，“左”傾教條主義對革命的危害確實十分嚴重，而王明的態度又令人十分氣憤。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會上也出現了“左”的偏激情緒，有人把教條宗派說成是反革命集團，說王明是特務，讓他講怎樣出賣黨的利益。
也有人向毛主席提出：教條宗派面目已經統統暴露了，現在的問題就在經驗宗派，它的危害也很大。康生甚至煽風點火，攻擊武漢長江局的機關報《新華日報》“完全成為國民黨的報紙，有許多反共言論。”他還企圖把矛頭轉向在長江局工作過的周恩來和葉劍英等同志，要公開批判周恩來。這個時候，毛主席阻止了。他說：周恩來同志自大革命以來做過很多好事，八一南昌起義是周恩來等同志打響的第一槍。這個阻止很重要。如果延安整風中在“搶救運動”以外，再來一個反周，那就很危險。
對教條宗派，毛主席公正地說：教條主義還是革命的，不過是搬教條就是了。
他們同我們有三點相同的地方：第一，要打倒帝國主義；第二，反對蔣介石；第三，主張分田地給農民。他不提這個，有教條主義錯誤的下不了臺呀！其實很多同志那時也不過跟著走就是了。在關鍵時刻，毛主席這么一說，有利于抑制那股“左”的情緒。
毛主席還說：黨內的宗派主義，也可以說沒有組織系統，但有共同的思想方法和政治綱領。對教條宗派來說，主觀主義、教條主義是它的思想方法，它的政治綱領就體現在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和處理階級關系等一系列“左”的政策和策略上。我是中山大學后期支部局的委員之一，被列入所謂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整風對我來說確實有很大收獲，那是從來沒有經歷過的。大家對我的批評，有些話也很厲害，那沒有什么，又沒有給處分，治病救人嘛！后來，在黨的七大的大會發言中，我對自己的錯誤作了鄭重的自我批評。
……
回想起來，我覺得：延安整風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極其重要的一頁：第一是學習馬列，研究歷史，分清路線，整頓“三風”，特別是毛主席提倡“實事求是”，從思想方法的高度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這是很偉大的，不然，全黨思想統一不了，七大可能開不成功，以后中國革命的發展也不會那么快取得勝利。雖然這中間也有一些偏激的批評，傷害過一些同志，總起來說，積極的方面畢竟是主要的，所以黨的七大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第二，在學習過程中出了一個問題，叫審干，把人關起來交代問題，那樣做是錯誤的。
節選自《楊尚昆回憶錄》
吳冷西：《解放日報》改版
吳冷西，延安時期曾任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版編輯、主編，國際部主任等職。
新中國建立后，吳冷西曾先后出任新華社總編輯、社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廣播電視部部長等重要職務，為中國新聞傳播事業做出了突出貢獻。
我是在毛主席第一次作整風報告（1941年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后不久到《解放日報》工作的。1942年初開始的《解放日報》改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我黨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
原來《解放日報》是以國際問題為主，第一版的主要篇幅是國際新聞和國際評論；第二版全部為國際問題；第三版為國內問題；第四版陜甘寧邊區新聞和副刊各占一半。毛主席在2月1日和2月8日在中央機關干部大會上所作兩個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只在第三版下方發表一條新聞。我到報社工作后，也感到這樣做不太合適，因為我此前在《解放》雜志工作時，每期內容都是以國內問題為主，但我并沒有認識到這是辦報方針問題。而且我還以蘇德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太平洋戰爭剛剛開始為由，認為這樣的編排也有一定道理。
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解放日報》沒有充分表現應有的黨性，不是“黨報”而是“社報”，不代表黨中央，沒有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很少反映黨的活動和中央的決定，不是以我為主，反而大量登載國際新聞，把大部分版面讓給外國通訊社，甚至不加改動地全文轉載外國通訊社的稿件，成了他們的義務宣傳員。
毛主席指出，黨報是集體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是黨的最尖銳的武器，對內對外影響很大。要達到整頓黨的目的，首先要改造黨報。黨報要宣傳黨的政策，要反映群眾。黨性是階級性的徹底表現，黨報要有堅強的黨性，代表黨的利益，無論發表什么消息和文章，都要首先考慮對黨是否有利。
……
毛主席對改版抓得很緊，他同博古商量好在4月1日改版，并在改版前夕召集了改進《解放日報》工作的座談會。延安各方面負責人和名流幾十人參加。朱總司令、徐特立、謝覺哉、柯仲平以及黨外人士李鼎銘、柳提、肖軍等都發言，提出批評和希望。毛主席在會上提議中央和西北局各部門充分利用報紙宣傳黨的政策，利用報紙來整頓三風，改進工作，要正確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要充分反映群眾生活和意見。
《解放日報》在4月l日改版當天發表社論，提出了本報改版方針是增強四性，即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并指出這是黨報必須具備的四個品質。改版后的版面重新安排固定：一版為重要新聞和評論，內容以國內問題為主，包括抗日戰爭和抗日根據地建設；二版為陜甘寧邊區版；三版為國際版；四版為副刊。這就實現了以我為主的辦報方針。其中國際新聞，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批評，從過去照發或稍加刪節外國通訊社稿件的錯誤做法，逐步改變為重新改寫為綜合報道。
改版后不久，毛主席又決定在《解放日報》上開辟《學習》專刊，推動延安整風運動，每三日一次，調陸定一同志任主編。定一同志其后又出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協助博古同志貫徹中央關于改版的決定。
……
毛主席9月15日同博古同志談話，指出報社工作有進步，有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為完全的黨報”。要主動同中央各部門和西北局加強聯系，吸引他們充分利用報紙推動和改進工作。為此，毛主席親自替《解放日報》第四版（副刊）擬訂征稿辦法，并召集征稿座談會，分配寫稿任務。
從這時候起，我開始不僅僅把毛主席看做是最卓越的國際形勢評論家，而且通過一系列具體事件，認識到毛主席是新聞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對新聞工具的重視和運用，他關于黨報的性質、任務的理論及其身體力行的豐富多彩的實踐，給我越來越深刻的感受。
《解放日報》從改版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社論，從《致讀者》、《黨與黨報》、《政治與技術》、《報紙和新的文風》、《新聞必須完全真實》、《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等，都是毛主席指導撰寫和修改定稿的。這些文章使我學到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基本原則，可以說是我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啟蒙。
……
在延安《解放日報》工作時期，我有兩次見到毛主席，并聽了他的講話。一次是1
944年10月，毛主席接見《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一次是1945年1月間，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后一次在邊區政府大禮堂，到會人很多，毛主席講話主要內容是如何做好經濟工作。我因被中央直屬機關英模大會選為陜甘寧邊區模范工作者參加，印象不深。前一次在清涼山，印象很深。
那是深秋的一個上午，我正在印刷廠看當天報紙的校樣。幾位工人跑來車間招呼大家，說毛主席來參觀咱們工廠了。原來是毛主席在博古同志陪同下來清涼山會見《解放日報》、新華社和印刷廠的全體人員，地點就在清涼山靠延河岸邊的半山上的河神廟，這個廟已改成救亡室，亦即經常開會用的俱樂部。我趕到那里的時候，會見剛剛開始，這是我第一次在近距離內見到毛主席，過去只是在很大的會場上遠遠望見。我看到毛主席這時比過去（1938年春）胖了許多，同在他身旁的博古同志相比，顯得格外高大魁偉，后者修長而消瘦。
毛主席操著湖南腔的普通話向大家問好。他不快不慢地對大家說，《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經過整風、改版，有很大進步；工廠生產也很好，印刷了許多書，特別同整風有關的書籍；機關生產也很有成績，基本上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整風、生產兩豐收。毛主席勉勵大家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更上一層樓。
毛主席說，黨報和通訊社是黨組織各項工作的武器，是反映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武器，黨中央對全國各地工作的領導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許多大政方針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傳達到各地和人民群眾中去的。中央了解國內外情況渠道很多，但主要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了解。所以你們肩負著重大的任務。你們要努力進一步把黨報和通訊社辦好。新聞工作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
毛主席的會見和講話，給清涼山上的同志們很大鼓舞和激勵。我當時感到，總算在近距離看清毛主席了，總算聽到他親口說的對黨報和通訊社以至整個新聞工作的指示了，這些指示是如此概括又如此親切，既是對報社整風以來工作的評價，又是對報社所有同志的囑咐和期待。我深感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很不容易。
節選自吳冷西著《回憶領袖與戰友》
艾青：回憶延安詩歌運動
艾青，我國著名現代詩人。1941年赴延安，任《詩刊》主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文學系教師。
新中國建立后，艾青曾先后任職中國作協理事、中國美協理事、《人民文學》副主編，1979年出任中國作協副主席。
我是1941年皖南事變后到延安的。初到延安時，我的思想認識并不明確。帶著許多小資產階級觀念的我在延安只管寫文章，想寫什么就寫什么。我是被尊重的，后來被選為陜甘守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在開會期間寫了一首《毛澤東》。
1942年春天，延安文藝界出現了許多文章。4月間，毛主席給了我一封信說：“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臨一敘，此致敬禮！”我去了，他說：“現在延安文藝界有很多問題，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見。有的文章像是從日本飛機上撒下來的；有的文章應該登在國民黨的《良心話》上……你看怎么辦？”我說：“開個會，你出來講講話吧。”他說：“我說話有人聽嗎？”我說：“至少我是愛聽的。”接著他又談了一些文藝方針。過了兩天，他給我第二封信說：“前日所談有關文藝方針諸問題，請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見。如有所得，希隨時賜知為盼。此致敬禮！”在“反面的”三個字上面打了三個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反面的意見，就沒有收集，只是把我自己對文藝工作的一些意見寫成文章寄給他了。
過了幾天，他來信說：“大著并來函讀悉，深愿一談，因河水大，故派馬來接，如何？乞酌。此致敬禮！”我去了。記得是在一個新搬的窯洞里，中間放了一張桌子，他把我的文章交還給我說：“你的文章，我們看了，有些意見，提供你參考。”我就準備記錄，但是地不平，桌子有些搖晃，我跑出窯洞去找小石片來墊桌子，不料他跑得比我快，馬上揀來小瓦片回來墊上，桌子不再搖晃了，這件事給我印象很深。不要說他是革命領袖，就連一個連長也不會那么快跑去撿石頭。
他還給我的文章，在第一頁的上面空白的地方有幾個政治局同志傳閱的字樣。他手上拿了幾張紙，上面用鉛筆寫了一些意見。他談的主要是歌頌和暴露的問題，我就根據當時所理解的程度，把文章加以改寫，成了《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意見》，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
接著就是以毛主席和當時的宣傳部長凱豐同志的名義召開文藝座談會。參加座談會的約一百人，前后開了好幾天，討論了許多問題。最后由毛主席發表“講話”。
“講話”范圍很廣。把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大大地發展與豐富了。提出了為什么人的問題，提出了文藝與政治、動機與效果、歌頌與暴露、普及與提高等等的辯證關系，大家對這些問題才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這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
在文藝座談會以前，有個同志寫了一篇《間隔》，受到了批評。有一個老干部說：“我們打天下，找個老婆你們也有意見！”當時丁玲同志編《解放日報》，要我寫文章，我就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為受批評的說幾句話，我在文章最后引了李白的兩句話：“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座談會上朱總司令說；“艾青同志說‘生不用封萬戶侯，但愿一識韓荊州’，我們的韓荊州是工農兵。”我第一次聽到了為工農兵的論點。總司令的話，我一直幫記在心里。
座談會之后，我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要求到前方去。毛主席回信說：“贊成你到晉西北，但不宜太遠，因同蒲路不好過。目前這個階段希望你留在延安，學習一下馬列，主要是歷史唯物論，然后切實研究農村階級關系，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對中國的戰況總是不很明晰的。此致敬禮！”在信紙的邊上加了一句：“待天晴，我再約你面談。”后來，天也沒有晴，我也沒有收到他約我面談的信，我就隨一個運鹽隊到“三邊”（定邊、安邊、靖邊）去了。
等我從“三邊”回來，延安開始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我進黨校學習。
在黨校學習期間，我寫了一些歌頌勞動英雄的詩，受到了表揚；我參加了秧歌隊，在總結秧歌隊工作時，我寫了一篇《秧歌劇的形式》。在一個晚會上，我遇見毛主席，他說：“你的文章我看了，寫得很好，你應該寫三十篇。”我知道這是對我的鼓勵。
接著，我和蕭三同志到三五九旅去勞軍，認識了王震同志。
1944年年底，陜甘寧邊區召開勞模大會。我和賀敬之、楊紹萱等同志，因為執行毛澤東文藝方針參加了大會。
經過了兩年的“整風運動”，我到魯迅文學藝術院工作。日本投降后，“魯藝”分成三攤子，一攤子留在延安，一攤子到東北，一攤子到華北。我和嚴辰、賀敬之等五十余人到張家口，“華北文藝工作團”并入“華北聯合大學”，成為“文藝學院，我主講“毛澤東文藝思想”，一直講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中央美術學院。這簡直成了我的“老本”，這“老本”就是從“面向工農兵”到“為人民服務”。當年毛主席給我的信件一直帶在身邊，到了“**”紅衛兵抄家，把信件都抄走了。
現在，事隔幾十年，國家和個人都歷盡滄桑，變動太大了，許多事情都顯得淡漠了，但“講話”的一些摹本原則卻烙印在我的腦子里，不易消失。
節選自《回想延安·1942》
孫毅：回憶七大
孫毅，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1945年4月，孫毅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之一，前往延安，參加中共七大。
建國后，孫毅先后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高級步兵學校校長、華北軍區副參謀長，總參謀部軍訓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
1955年，孫毅被授予中將軍銜。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隆重舉行。會前，按照地區選舉代表，我被晉察冀邊區選為七大正式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這次大會，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光陰似箭，轉眼五十多年過去了，每當回憶起五十多年前在革命圣地延安出席黨的七大的幸福情景，心中就激動不已，那動人的場面還歷歷在目。我參加七大很光榮，學習了不少東西。
……
大會的前兩天，召開了預備會議。毛主席在會上作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的講話，闡明七大的工作方針是：團結一致，爭取勝利。他指出，大會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前面還有困難，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全黨要團結得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
毛主席在大會上致開幕詞和閉幕詞，并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了《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在會上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這些報告和發言從各個方面論述黨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組織路線的基本精神，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并對各條戰線的任務和政策提出了具體意見。大會經過詳盡的討論，一致通過關于政治、軍事、組織方面的報告，通過政治決議案、軍事決議案和新的黨章。
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當時印發給我們代表，有一大本。他講的時候是重點地講，發揮得很深刻。他起碼講了有兩個半小時到三小時，發揮了《論聯合政府》中的思想，不是照本宣讀。最后的閉幕詞也講得比較深刻，用愚公移山這個故事做總結，“愚公移山”，說明只要大家同心協力、貫徹黨的路線，最后總是可以完成任務的。在七大召開的過程中，我們確定了自己的領袖，把毛澤東思想寫進了黨章，要求貫徹毛澤東思想。……毛主席講七大的路線是：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的力量，打敗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國。這個路線是很對的、是正確的。
七大充滿了民主和團結的氣氛。在討論大會的報告和發言中，許多代表暢所欲言，或者具體地總結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積累起來的經驗教訓，或者對過去黨內所犯的錯誤，深入開展批評。
……
整個會議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像周恩來、彭德懷等好多人都進行了自我批評，毛主席也有自我批評。所以，整個會議貫徹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這個會開得好。批評、自我批評展開了，大家都自我批評、相互批評。相互批評是不指名的批評。
在小組討論會上，我懷著激動的心情，暢談了自己1944年12月奔赴延安之后，一直到參加黨的七大，這段時間里自己的收獲體會，同志們聽了，報以熱烈的掌聲。
……
1944年10月中旬，在延安參加整黨學習的聶榮臻司令員來電報，通知我到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我和老伴田秀涓加上地方干部共20多人，組成一個小分隊，由我帶隊，離開了晉察冀邊區。我們步行一個半月，于12月初抵達革命圣地延安。
在距延安30里路的地方有所和平醫院，我聽說劉伯承老校長在那里住院，便決定順便去看看他。見面后，我同劉校長親切握手，向他表示問候。“全黨都在整頓三風，這是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贊成你到黨校學習。”劉校長問明來意后親切地說。
……
到達延安，我首先拜見了聶榮臻司令員，接著又去看望朱德總司令，彭德懷副總司令。聶司令說：“孫毅，你旅途疲勞，先去軍委招待所休息幾個月，然后再進中央黨校學習。”
住在軍委招待所的人，都是團以上干部，有不少老紅軍戰士，有軍分區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等，共七十多人，組成干休所黨支部，總政組織部長胡耀邦指定我擔任干休所黨支部書記。
……
我住在軍委招待所，一有時間就找老同志交談。一天，一位老紅軍戰士告訴我，他去棗園看望了毛主席，當面匯報了自己的思想、工作和現狀。
聽了這個消息，我的心里頓時翻騰起來了，萌發了也想去看看毛主席的念頭。當晚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著，回想起1934年6月在粵贛軍區第二十二師同毛主席相處10天的日日夜夜，到現在已整整10個年頭了。10年之中，我們黨我們軍隊特別是我自己，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長征和抗擊日寇的斗爭中，自己遇到過無數困難和坎坷，但堅信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堅信革命能夠勝利，總算是挺過來了。我心里有多少話要對毛主席說呀！想到這里，斷然決定，第二天上午去看望毛主席。
第二天早飯后，我換上了一套干凈的軍裝，就一個人迫不及待地步行向棗園出發了。隆冬的延安，天氣很冷，但我被一種興奮的情緒鼓舞著，覺不到絲毫寒意。怎么能不興奮呢，自己渴望已久的愿望就要實現了。我冷靜地想一想，心里又不住地怦怦直跳，我見到毛主席匯報點什么呀。10年中，許多戰友為革命英勇地犧牲了，許多活著的同志做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成績，想到這里，心里又有點抱愧，想著想著，腳步邁不動了，于是又轉回來了。坐在宿舍，我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向毛主席寫信匯報。
1944年12月14日，是寧都暴動13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我想起了帶領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原紅五軍團參謀長趙博生和我的另一位老首長、原紅五軍團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董振堂，他們早已為革命英勇地犧牲了。我是個幸存者，為黨做的工作太少了。想到這里，激動的心情再也按捺不住，我立即坐在桌前，含著眼淚用毛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匯報了自己從1934年長征前到現在的大體經歷和自己目前工作、學習情況，請毛主席批評指示。
信發出之后，我的心平靜了許多。我天天盼著毛主席的回信。當我給毛主席去信一個半月之后，1945年2月7日，毛主席給我回信了。當通信員告訴我是毛主席給我來的信時，我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我拿著信仔細端詳著，信封是用牛皮紙做成的，比普通的信封要大，信的封面上有一個印好的紅框框，在紅框框正中用毛筆寫著五個大字“孫毅同志收”，左下方落款是“于昆侖”。我知道“昆侖”是毛主席住處的代號。
我急忙將信拆開，毛主席那揮灑自如、遒勁有力的筆體，立刻呈現在我的眼前。信是這樣寫的：
孫毅同志：
你給我的信早已收到了，今日問邊章武同志，知你還在楊家灣，遲至今日才復你，甚以為歉！多年辛勞，希望你好好休息一會。五軍團有光榮歷史，有慘痛經驗，現在可以正確地總結一下。待你在延安休養與學習快要完畢時，我希望和你晤談一次，那時請你通知我。
此致
同志的敬禮！
毛澤東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
收到毛主席的信之后，在我思想上激起了層層漣漪，主席工作那么忙，還惦記著我，惦記著五軍團的將士們。更重要的是，在我休養與學習結束前，毛主席要當面聽我匯報，到時候向毛主席講點什么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