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變化與科學定位

第一節 執政背景變化及其影響

當今世界，正發生著急速和巨大的新變化，從而改變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背景和歷史方位，改變了群眾評價判斷執政黨的坐標系。這些變化對共產黨的執政和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也向黨提出了許多新課題、新任務和新挑戰，這些都是在新的形勢下改善黨群關系的基本動因。

一、世界大背景的變化和影響

2008年以來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讓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當今世界各國的聯系越來越密切，任何一個國家和政黨都不可能獨立于世界之外，也不可能脫離國際大環境來發展自己，執政和處理黨群關系同樣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中國共產黨要改善黨群關系和鞏固執政基礎，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前進，就必須充分認識和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準確判斷未來世界發展的基本走向，利用外部大環境對我有利的因素，排除各種不利因素。

世界范圍內已經和正在發生的變化及影響主要是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全球科技革命和信息技術發展的影響

進入21世紀，一場新的科技革命正在蓬勃發展，其中信息科學和生命科學成為最活躍、發展最迅速、影響最廣泛的科技領域，生物技術、新材料、先進制造技術、潔凈高效能源、航空航天、環境保護等領域不斷取得新突破，對宇宙空間、海洋、地球深部的研究探索得到拓展。世界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生產力和社會的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前景，對各國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社會等領域正在產生深刻影響。當今新經濟的發展，主要是依靠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進步。在高新技術的推動下，知識成為創造和積累財富的重要要素，促使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在美國，信息技術和產業成為經濟發展的龍頭，推動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現在，科技在綜合國力、社會和經濟等領域的巨大作用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認識。各國爭先恐后調整科技政策和國家創新體制，制訂符合本國實際的科技發展計劃，確定發展重點，加大科研投入力度，鼓勵和引導科技突破與技術創新，促進科研成果盡快向市場和現實生產力轉化，以便獲取最大的經濟效益。可以預見，未來幾十年將會不斷出現全球性新科技推廣應用和更大規模的產業調整**。然而，當前世界科技發展和信息網絡化水平還很不平衡。“數字鴻溝”成為全球發展新的突出問題，擁有信息技術優勢的富國與缺乏信息技術的窮國之間已經出現巨大的差距。目前，發達國家占有世界信息技術市場份額的90％以上，而多數發展中國家不僅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低，而且處于“信息貧困”之中。如何利用信息技術縮小全球知識差距，促進經濟普遍增長，廣泛提高世界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已成為各國共同面臨的緊迫問題。

全球新科技革命加劇了各國之間的科技競爭并使其愈演愈烈。科技發展的經濟功能與政治功能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各國之間綜合國力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各國的科技實力的強弱。一個國家所具有的國際競爭力的大小，不僅關系著該國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而且也關系到該國的執政黨在國際上的聲譽和影響，關系到該國的執政黨在本國人民中的作用和形象。因此，能否緊跟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增強本國的科技實力，進而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關系著一個國家執政黨的執政地位能否鞏固。

全球新科技革命對黨群關系和黨的執政基礎提出重大挑戰。首先是執政的中國共產黨能否緊跟新科技革命的步伐，促進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以進一步鞏固黨執政的物質基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人口多，底子薄，生產力發展相對比較落后。中國目前人口已超過13.5億，人口壓力日益增大。中國的資源十分緊缺，人均水資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量的1/4，人均農業資源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量的1／3，人均能源占有量僅為世界平均量的1/2。中國現有勞動生產率不到日本的1/40，美國的1/50，中等發達國家的1/10，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轉化率只有25％。在中國的廣大農村，總體上還是處于手工生產階段。在中國的工業生產領域，自動化生產還不夠普遍，大部分還處于機器生產階段。中國有了一些世界先進水平的科學技術，但總的科技水平還不夠高。中國勞動者的科技素質總體上還比較低。中國的經濟管理水平亟待進一步提高。因此，我們的國情決定了要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依靠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

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對于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全球新科技革命既提供了機遇，又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所謂機遇，是因為我們可以緊跟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充分運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來加快中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所謂嚴峻的挑戰，是因為中國的人口壓力大，資源相對不足，科技水平和勞動者的科技素質總體上比較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我們不能跟上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步伐，與其他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就可能會越來越落后。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勇敢地面對和成功地經受這場挑戰。早在20世紀80年代，鄧小平在視察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工程時就指出：“現在世界的發展，特別是高科技領域的發展一日千里，中國不能安于落后，必須一開始就參與這個領域的發展。搞這個工程就是這個意思。還有其他一些重大項目，中國也不能不參與，盡管窮。因為你不參與，不加入發展的行列，差距越來越大。”

我們要以史為鑒。當歷史的車輪駛入17世紀后期到18世紀末期，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康乾盛世”，然而中國的封建社會也進入了“落日的輝煌”。而在此時，西方資產階級革命爆發，大工業革命蓬勃興起，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過去哪一個世紀能夠料想到有這樣的生產力潛伏在社會勞動里呢？當時的清朝統治者卻還沉浸在天朝大國的迷夢中，對外部世界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竟茫然無知。就是從這時起，曾是世界文明古國的中國開始落后于西方，造成歷史的悲劇。

國際形勢發展的基本趨勢，決定著中國在21世紀發展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在相當程度上也影響和制約著國內重大問題和決策。從目前的趨勢來看，在21世紀的相當時間內，仍然是機遇大于挑戰，希望多于困難。但是未來國際上的各種挑戰將不是緩解，而是加劇。中國共產黨能否抓住機遇，經受住挑戰，取決于能否適應迅速發展變化的世界，跟上不斷變化的時代步伐。

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來說，根本的選擇，就是必須認清當今世界新科技革命發展的大趨勢，緊緊抓住世界新科技革命這次機遇，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實現中國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以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實現最廣大中國群眾的物質經濟利益，使黨執政物質基礎進一步得到鞏固。而絕不能喪失如此重要的機遇，貽誤如此好的時機。如果我們喪失了機遇，貽誤了時機，中國的生產力得不到巨大發展，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上不去，群眾的物質經濟利益得不到實現，那么，群眾就會對黨不滿意，黨群關系、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就會受到影響。

（二）經濟全球化對黨群關系的影響

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經濟市場化、自由化和信息化都大為加強，世界經濟發展成為一個整體性的全球經濟。經濟全球化正在以不可阻擋之勢，向世界每個角落和各國經濟生活領域伸展，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向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發展。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組織生產和流通活動，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動力和載體。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產業甚至經濟命脈都操縱在跨國公司手中。經濟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各國間的流動和配置，會給各國包括發展中國家帶來一些新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面，它也使各國經濟受國際經濟運行的影響更加廣泛和深刻，綜合國力的競爭也會更加激烈，因而也會給國際社會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上的不穩定甚至危機。西方發達國家憑借它們經濟、技術、資金等方面的實力和優勢，通過控制國際經濟、貿易、金融組織來制定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游戲規則，主導經濟全球化進程，他們是最大的受益者。廣大發展中國家總體上實力較弱，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處于不利的地位，經濟發展面臨嚴峻挑戰。

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范圍的發展，對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也對中國共產黨黨群關系和執政基礎的鞏固提出嚴峻的挑戰。這樣的挑戰主要表現在黨執政的物質基礎面臨嚴峻的挑戰。經濟全球化對鞏固黨執政的物質基礎具有積極的作用。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壓力大，資源相對短缺，科技水平總體上較低，國內建設資金不足，國內市場相對有限。積極地加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就能夠使中國利用國外的資金、技術、市場以及先進的生產管理經驗，加快中國的經濟發展步伐，增強中國的經濟實力，使中國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但同時，經濟全球化使國內經濟波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首先，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國國內經濟的穩定性將不僅決定于國內因素，而且也受到國際因素的巨大影響。國際性的經濟波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中國。眼下正在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金融和經濟危機對中國經濟的消極影響就是鮮活的事例。其次，經濟全球化對國內產業和市場將造成一定的沖擊。經濟全球化把中國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聯結為一體，通過封閉市場來保護本國產業的做法越來越不可能。隨著國內市場開放程度的不斷提高，國內產業所受到的外來沖擊將越來越大。再次，經濟全球化給國內經濟改革帶來了一定的壓力。中國要參與經濟全球化，就必須遵循國際游戲規則，按照國際游戲規則來變革國內的經濟體制，這勢必要增加國內改革的困難和不確定性。上述這些由經濟全球化給中國經濟發展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正常健康的發展，影響中國的經濟安全，進而就會影響中國的經濟利益，影響最廣大中國群眾的物質利益的實現，最終對黨群關系產生消極的影響。

為了應對上述挑戰，關鍵就在于黨要更加認真地探索和掌握世界經濟發展的規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能夠駕馭各種復雜局勢，把握主動權，實現和維護好國家的經濟利益，進而實現和維護好廣大群眾的物質利益。只有這樣，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黨執政的基礎才能得到有效地鞏固，黨群關系才能進一步加強。

（三）馬克思主義主流意識形態面臨的挑戰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也是全球文化交流、沖突、融合的過程，是全球不同的意識形態交鋒的過程。這一過程對確保黨的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在西方，有一種思潮鼓吹“全球文化同質論”，認為全球化將弱化具有不同特性的民族文化，代之以一種具有普遍價值的共同文化即全球文化，他們鼓吹的這種“具有普遍價值的共同文化”實際是西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念，各民族國家將同化于西方文化價值體系之中。這樣的思潮任其發展，必然使西方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對維護共產黨執政地位的主流意識形態提出了挑戰，首當其沖是對馬克思主義提出嚴峻的挑戰。能否堅持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并根據新的國際國內發展的實際，不斷發展馬克思主義，增強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和戰斗力，回應和戰勝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關系著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思想和精神層面的基礎能否鞏固。其次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諸形式面臨嚴峻的挑戰。西方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向社會主義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宗教、哲學、藝術，都形成了沖擊。西方國家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價值觀，對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價值形成了很大的沖擊。總之，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全球文化交流對鞏固主流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所造成的沖擊和影響，是不可避免的。黨必須根據新的時代的要求，與時俱進，在堅持中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堅持中發展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既不抱殘守缺，也不妄自菲薄，克服僵化教條和脫離實際，增強包容性和時代性，并且不斷發展我們的民族文化。只有這樣，才能在參與全球文化交流的進程中，使黨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地位得到鞏固。

（四）國外的反對勢力的影響

在“蘇東劇變”之后，一些國外的反對勢力，把中國看作是政治上和意識形態上的異己力量，看作是它們的“最大的威脅”和“潛在的戰略對手”，對中國實施所謂的西化和分化戰略，千方百計限制和打壓中國，其手法多種多樣：一是大打“經濟牌”，不斷對我施加壓力，動搖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基礎。二是借宣揚一些民主政治價值觀和“多元化”“民主化”政治，迫使中國在政治上做出讓步，動搖中國的現行基本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三是攻擊馬克思主義，否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使中國實現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四是借助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人員交流、國際往來等工具和途徑，加強影響和滲透。五是利用一些宗教勢力進行思想滲透。六是挑撥民族關系，利用西藏、東突、臺灣等問題分裂中國。七是利用國內的一些社會矛盾，擇機興風作浪，推波助瀾，達到削弱乃至顛覆共產黨執政的目的。八是挑撥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等等。總之，國外形形色色的反對勢力對我實施的“西化”“分化”戰略，對改善黨群關系和鞏固執政基礎造成一定的危害，特別是向黨的自身建設也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早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就曾經嚴肅地指出，“帝國主義搞和平演變，把希望寄托在我們以后的幾代人身上。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對這個問題要清醒，要注意培養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標準，選拔德才兼備的人進班子。”總之，國外反對勢力對我實施的“西化”“分化”戰略，向黨執政的方方面面提出了嚴重的挑戰，需要客觀分析，認真應對，既不麻木不仁，也不草木皆兵，要知己知彼，掌握主動。打鐵還須自身硬，尤其要加強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建設，消除黨內存在的種種特權，反對腐敗，積極化解各種社會矛盾。

二、社會大轉型的變化和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中國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深刻復雜的整體性社會變遷，實現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嬗變。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現代市場經濟轉變；社會結構從農業的、鄉土的、封閉半封閉的傳統社會向工業的、城市化的、開放型現代社會轉變。這種變化對黨在改善黨群關系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黨要想始終走在時代的前列，贏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必須努力適應國內大變動的要求。

（一）當代中國社會大轉型

一是由傳統計劃經濟社會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轉型。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發育程度很低。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首先從農村的經濟結構轉型開始。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使農民逐步成為相對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多種經濟作物的發展，集市貿易的開放，國家對農產品統購統銷政策的改變，打破了農村原來的自給自足的封閉狀態，逐步向市場經濟轉軌。隨著農村經濟改革的深化，城市經濟體制改革也提上了議事日程。改革高度集權、政企不分的計劃體制，引入競爭機制，使企業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和市場競爭主體。1992年，黨的十四大正式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開啟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全面轉型之路。

二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實質上就是由農業社會向工

業社會轉變。按照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經濟結構的轉型按照先后順序要經歷三個轉換點：產值結構轉換、城鄉結構轉換、就業結構轉換。產值結構轉換，中國在1956年就實現了。當年農業凈產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已下降到49.8％，目前不足20％。城鄉結構的轉換也在逐步接近轉換點。目前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在50％以上。發達國家這一比例達到了80％，發展中國家平均已達到了45％。就業結構的轉換有了重大進展。世界各國就業結構的變遷有一個共同趨勢，即農業就業人數降低到50％以下，便實現了社會就業結構的第一次轉換，整個社會即由農業社會進入到工業社會。而當第二產業就業人數也開始減少，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上升到50％以上，便實現了社會就業結構的第二次轉換，整個社會即由工業社會進入到后工業社會。發達國家在19世紀中后期即完成了第一次結構轉換，在20世紀60年代左右，實現了第二次結構轉換。目前，發達國家的農業就業人數已降低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基本上都已達到或超過60％。中國正處于工業化時期，正在完成發達國家已經完成的第一次轉換。雖然，當前中國農業就業人數比重已降至50％以下，但第三產業就業人數仍偏低。預計到2010~2020年之間中國將完成兩次轉換。

城市化是工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這不僅因為城市是經濟效益的集聚地，而且也是現代生產的綜合體。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市化進程明顯加快。這標志著中國社會總體上的鄉村特征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由于中國目前大城市人口承載力有限，耕地又相對稀缺，因此中國城市化道路將呈現出與發達國家不同的特點，即以發展中、小城鎮為重點。正如黨的十八大所部署的那樣，我國必須走新型的城鎮化道路。

三是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社會轉型。改革開放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選擇改革道路的同時，把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30多年來，中國不僅在經濟、生活等領域實行了多層次的開放，而且也在文化、政治等領域開始了全方位的開放。隨著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全方位開放社會轉型，必然引發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變革和發展，引發經濟結構的變革和發展。

在社會轉型中，利益整合成為影響黨群關系和諧的決定性因素，利益整合就是一種利益結構的調整。面對由社會變革所導致的利益矛盾和沖突，能否建立起公平合理的、能夠激勵各個社會階層、群體和成員致力于經濟建設和社會進步的社會利益關系格局和利益獲取機制，把利益矛盾和沖突控制在適當的范圍內，避免出現利益極端分化的現象，保障和諧社會目標的實現，這是執政黨維系國家和社會發展、穩定的基本職能，也是改善黨群關系的重要工程。

在社會轉型中，政治參與成為增強群眾對執政黨認同感的重要途徑。在市場經濟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條件下，執政黨和政府的決策要獲得所有人的擁護是不可能的。而作為旁觀者的群眾往往會對政府決策抱有理想主義要求。這兩者之間的脫節，往往會使執政黨和政府成為矛盾的焦點。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任何事情都由執政黨和政府單獨作出決策，這種決策通常伴隨著很大的風險。我國公民政治參與明顯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仍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一是公民政治參與的機制不健全，缺少法律、制度方面的保證；二是公民政治參與的路徑有待于進一步拓展；三是一些領導干部缺乏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由此可見，亟待進一步推進我國以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為核心的民主政治建設。只有不斷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才能使公眾的利益得到切實而有效的反映，黨執政的合法性得到積極而全面的認同，黨群關系協同而健康的發展。

在社會轉型中，權力運作機制成為維系執政黨與群眾關系的制度性基礎。良好的公共權力運作，離不開兩者的互動。群眾要通過政黨來控制政府，控制國家權力機關，那么，政黨在權力機關中運作如何，直接影響到群眾對黨的認同。如果政黨在權力運作中體現不出群眾的意志，必然影響到黨群關系。而作為權力施予者的公眾只有對政黨手中的權力進行有效監督和制約，才能保證公共權力沿著軌道良好的運作。道理很簡單，公共權力在人們的支持、認可下運作，會比在受到人們抵制下運作要順暢、有效得多。

在社會轉型中，黨的良好形象和作風是維系黨的領導權威的重要內容。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市場角色的缺失不得不憑借國家權力來創造市場，市場在資源配置中還未能發揮主導作用，在缺乏完善的監督規范機制的情況下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權力尋租現象。一方面腐敗行為直接損害了群眾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腐敗現象的“久治不愈”也會降低黨在群眾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影響整個黨的形象，離間黨群關系，會使群眾對黨和政府失去信心，甚至產生對抗情緒，破壞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群眾基礎。

（二）國內階級和階層結構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伴隨社會分工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社會階級階層結構也經歷了三次較大的變動。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中國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國社會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土地改革，全國形成了在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結構。與之相適應的社會階級結構，主要就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構成的。第二次發生在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結束之后。通過對工商業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村的合作化運動，單一的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即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取代了公私混合所有制。社會階級、階層結構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民族資產階級被消滅，小資產階級被改造。農民階級通過走農業合作化道路，成為社會主義集體農民。因此，這一時期的階級結構主要是由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所構成，機關干部和知識分子都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第三次發生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經濟關系的變革、社會分工的新變化、所有制結構的變化以及城鄉戶籍身份制度、企業勞動用工制度、干部人事制度等的改革，促進了中國的階級階層結構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一是原有的“兩大基本階級”即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內部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二是由于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和各種混合經濟快速發展，涌現出大量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等新的社會階層。因此，中國現階段的階級階層結構，便主要由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所構成。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合作和聯盟關系，都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也是黨執政的群眾基礎。工人階級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階級和主力軍；農民階級也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

現階段，中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和資源配置方式發生了新變化，成為中國階級階層結構發生變化的根本原因。首先，所有制結構的新變化從根本上決定了階級階層結構的新變化。其次，分配結構的新變化促進了階級階層結構的新變化，分配結構的變化和分配形式的多樣化，從而在收入分配方面拉開了差別，出現了具有利益差別的不同利益群體。再次，資源配置方式的新變化對于階級階層結構的新變化具有重要影響。一方面，促進了階級階層成員角色的相互轉移。如農民向工人的轉移，農民、工人和其他階層向個體勞動者階層、私營企業主階層的轉移，等等。另一方面，促使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內部發生階層性分化組合，如全民所有制工人，集體所有制工人、鄉鎮企業工人等，各有其階層性特征，同時也使不同階級階層的意識更加明顯、突出。這就給整個社會階級階層結構的發展變化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國內階級階層結構的變化對改善黨群關系提出的仍然是兩個基本問題：一是不斷增強黨的階級基礎；二是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首次向全黨鄭重提出，我們黨要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一論斷，是對中國共產黨性質所作的新的科學論斷，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黨的十六大將這一論斷正式載入黨章。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必須始終堅持我們黨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性質。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我國工人階級自身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工人階級的隊伍在壯大，工人階級整體的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日益提高。工人階級的先進性在發展，黨的階級基礎也在不斷增強；要積極穩妥地吸收新的社會階層中的優秀分子加入到黨組織中來，不斷擴大黨的群眾基礎。來自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干部中的黨員是黨的隊伍最基本的組成部分和骨干力量，同時也應該把承認黨的綱領和章程、自覺為黨的路線和綱領而奮斗、經過長期考驗、符合黨員條件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并通過黨這個大熔爐不斷提高廣大黨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從而不斷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是同全體人民和整個民族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也是同全體人民和整個民族的歷史命運緊密關聯的。共產黨為完成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而奮斗，就是為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奮斗，同時也就是為全體人民和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奮斗。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黨在始終成為中國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同時，必須自覺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這后一個“先鋒隊”主要是指黨始終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能夠自覺按照中國的實際和中國人民的意愿，以最大的公心造福于祖國與人民；始終不愧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能夠把全民族全社會的力量高度凝聚起來，為著共同的理想和目標而團結奮斗；始終正確把握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和發展趨勢，能夠以正確的理論和創造性的實踐，引導幫助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不斷走向輝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它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忠誠于祖國和社會主義的優秀分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帶領廣大群眾共同加以推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我們黨在全社會的戰斗力、影響力和凝聚力。

三、市場經濟聯動的急速劇變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對中國的經濟、社會、文化乃至政治生態產生了巨大影響，使中國社會出現了經濟成分、利益分配、思想觀念和社會力量多樣化的新趨勢。這種趨勢不斷發展，成為影響黨群關系和執政基礎的深層次因素。

（一）經濟多元化和利益分化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迅速促進了經濟成分多元化。改革開放以來，黨提出了在中國社會生產力比較落后、發展極不平衡的情況下，允許與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多種經濟成分的存在和發展。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允許和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經濟與國有制經濟、集體經濟等公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經濟結構中很快打破了公有制經濟獨霸天下的局面。大量個體經濟、私營企業和各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在市場競爭中，很快迅速發展起來，撐起了國民經濟和國家稅收的半壁江山。

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起來之后，自然有政治上的訴求，以便更好地實現他們的利益。有的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對黨和國家權力進行侵蝕，進行權錢交易。如何在鼓勵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同時，又能在政治上充分反映和維護非公有制經濟的正當利益，涉及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諸多問題，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影響黨群關系和黨的執政方式新的因素。

經濟成分的多元化的發展，加速了利益分配多樣化和利益分化。與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形成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與分配方式。不少人在市場經濟中逐步富裕起來，成為有產者和有財產性收入的“先富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積極幫助周圍的其他群眾致富；但是，也有一些富起來了的人，把黨的領導看作自己財富增長的威脅，有些人對黨產生疏遠。在利益分化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還出現了大量生活困難群眾和弱勢群體。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出過力、作出過貢獻的群體，甚至是曾經受到過表彰的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利益分配上的失落和挫折感，使這些群眾覺得成了黨、階級的棄兒，誤認為黨已經背離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即使在黨內，也發生了分化，出現了有產有業的富裕黨員，也出現了不少貧困和生活困難黨員，需要關懷、幫扶和救助。

經濟成分多元化和利益多樣化也反映到人們的思想觀念方面。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夠增強人們的自主意識、競爭意識、民主意識和法制意識。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和對外交流的日益頻繁，外國各種思想觀念也魚目混珠，與外國資本、技術一同擁入，對中國群眾的思想觀念形成了沖擊，國外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識侵入人們的頭腦，一些封建迷信的東西沉渣泛起，一些黨員干部出現信仰危機，精神空虛，甚至參加到“**”等邪教組織中。所有這些，都對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主導地位產生巨大的沖擊。在市場經濟逐利性原則的驅動下，思想文化領域的有些機構和個人為了追求狹隘的經濟利益，拼命標新立異，弄一些花里胡哨的思想裝飾或低級庸俗的東西來吸引群眾，特別是資本滲透和介入大眾傳媒、文化娛樂，各種各樣的思想觀念影響擴大和增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衛星電視、手機、互聯網等高科技視聽技術迅速普及的情況下，出現人們思想觀念的扭曲變化的趨勢導致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危機”。有的現象可能短期內看不出多大壞處，但是從長遠看，這個問題關系到黨的事業傳承、薪火相傳，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

（二）經濟走向法治化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離不開完備的法律保障。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把黨依法領導國家、支持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特別對黨領導和駕馭經濟提出新的要求。

法治經濟要求執政黨必須改變長期以來形成的直接干預經濟的做法，依法通過政府管理經濟。法律是國家的法律，只能由國家來實施。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傳統的黨政關系、黨企關系亟待理順。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黨對政府和企業必須進行領導，但是這種領導，要采取適當的方式，要探索黨的領導在政府和企業中的有效實現形式。政府作為社會公共事務和國家整體利益的具體的管理者，最主要職能是組織管理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經濟生活，黨在現階段的工作重點也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此，保證政府能夠更好地依法組織管理國家經濟建設和經濟生活，與黨的中心任務的要求是一致的。但是，保證并不是去直接指揮和代替政府。黨的領導是不能動搖的，但黨要善于領導，黨政需要廓清職能，黨要依法領導，依法治政。過去那種常用的發指示、做決定、開會議、出政策，直接指揮或代替政府、直接管理和運作經濟的方式，與市場經濟要求的法治規則格格不入。

法治經濟要求政府必須盡快改變過多地依靠行政手段管理經濟的做法，主要依靠經濟手段、法律規范和綜合措施推動經濟健康運行。不僅黨直接干預經濟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過多地利用行政手段管理經濟同樣是違背經濟規律的。在中國，由于長期實行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管理模式，行政手段一直是政府管理經濟的主要方式。這種方式，曾經把企業的經濟活動變成了政府行為，

把企業變成了行政附屬物。現在這種痕跡在中央國有企業中依稀還見。按照經濟規律行事，必須以法治規范政府，減少具有隨意性和追求短期效果的行政行為介入正常經濟活動，保證企業能夠自主經營，經濟活動能夠健康運行。當然，這并不否定政府在經濟運行中的宏觀調控作用。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除了經濟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外，必須更多地使用法律手段，即那些反映經濟運行一般規律和規則的法律、法令、條例、章程等。政府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就是依法保證各種正確的經濟政策、經濟措施和經濟合同的貫徹執行，保護企業等各市場主體的合法權利和利益，處理經濟糾紛、維護市場秩序、制止非法競爭和經濟犯罪活動，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經濟生活的順利進行。

法治經濟要求黨必須領導國家加快建立一套適合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完備的法律體系。改革開放30多年來，黨領導國家在經濟立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規范經濟體制和經濟活動的法律、法規，為建立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使中國經濟初步實現了法制化。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建立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完備的法律體系，必須加強經濟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同時，必須加強公正執法和司法，維護法律的權威，體現法律的尊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法律體系，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根據中國的憲法原則，按經濟法規不同層次的內在聯系組成的一個有機的規范性的文件體系。所有的經濟法律法規都要符合中國社會主義憲法原則和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精神；經濟法律法規能夠層次分明、組合嚴密地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法律法規應當反映中國特點又符合通行的國際慣例和規則，具有自身的邏輯結構和法定的規格和標準。

（三）黨領導和駕馭經濟的方式和規則發生轉變

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曾經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不同于計劃經濟體制下那種對企業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必須按照市場經濟規律，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對國民經濟進行合理的調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完善，黨和政府必須各自定位準確，職能清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共同擔負起領導和管理國家經濟建設的重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體系的建立和完善，要求黨必須站在全面和戰略的高度來領導國家的經濟建設。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上的領導，要保證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貫徹。黨對國家經濟建設的領導作用，主要應體現在把握國家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作出決策，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制定大政方針和長遠規劃，使之上升為國家的政策和法律，并監督政府的貫徹落實。鄧小平說過，“黨委如何領導？應該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黨委不要設經濟管理部門，那些部門的工作應該由政府去管，現在實際上沒有做到。”黨的各級組織應該把大量日常經濟工作、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盡可能交給政府、業務部門承擔，黨的領導機關主要掌握方針政策的制定和決定重要干部的使用，要認認真真來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眾工作。這樣，黨就可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從而理順黨政關系，使黨實現依法領導，這是黨的領導方式的根本轉變。

黨從具體的經濟管理工作、行政工作、業務工作中擺脫出來，不是要削弱或取消黨對這些工作的領導，而是要使黨對這些工作的領導更加有成效，真正發揮黨的領導作用。黨的領導不同于政府的管理工作，黨的一切活動都是政治活動，政府的工作則更多地是事務性的日常的管理工作。把黨的領導與政府的管理工作區別開來，黨要管黨，政可治政，兩方面的工作都可以得到加強。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宏觀調控體系的前提。與此相配套，政府必須把對經濟組織的微觀管理轉向對整體經濟的宏觀調控，建立起與轉變后的政府職能相適應的一種全新的政府管理體制。

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接軌，必然要求黨和政府遵守國際通行規則。這就要求黨和政府必須改變過去長期以來形成的與國際法原則和慣例不相適應的領導方式和管理模式，在國際往來中遵守國際通行的規則。經濟全球化要求黨的領導方式在保持自己的特點和優勢的同時，還要適應國際通行規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形成了具有自己特點和優勢的獨特的領導方式。黨在保持自己的領導方式的特點和優點的前提下，必須借鑒和吸收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黨創造的一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領導方式，以使黨能夠以更能為國際社會所接受的嶄新的面貌領導國家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扮演最佳的角色。

在中國經濟不斷融入國際社會的過程中，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和資本進入中國，而中國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企業或資本到國外去經營。由于這些企業或資本越出了國界，采取了國際的形式，涉及它們之間的事情就不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事情。除了世界上少數國家之外，大部分國家的市場機制和企業經營都不直接受政黨活動的影響和干預。因此，黨在對這些企業或資本進行領導過程中，要使黨的領導方式盡量避免與國際通行的規則相沖突，采取積極措施引導他們必須遵守國際通行的規則，避免不必要的國際經濟和政治糾紛，妨礙正常的經濟合作和往來。

經濟全球化要求政府的管理方式在堅持中國政治制度和組織制度的同時，要與國際通行的規則接軌。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多年來的努力，中國政府在與國際接軌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到目前為止，中國已成為許多國際經濟組織的成員。要加快中國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使之盡快適應國際往來的通行規則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客觀要求，保證中國在國際合作和競爭中主動維護國家的經濟安全利益，是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加入世貿組織后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世貿組織，確立了一整套經濟貿易規則和較為完善的法律制度框架，我們要結合中國實際對這些規則和法律制度加以借鑒和利用。

（四）黨員干部對群眾感情的變化

在黨長期執政的背景下，隨著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新黨員的數量大幅度增加，現在每天平均有8000多人入黨，有上萬人遞交入黨申請書，有上萬人加入到入黨積極分子的隊伍中來。黨的干部隊伍新老交替不斷進行，一大批年輕干部走上領導崗位。黨的十七大和十八大之后，改革開放以來成長起來的政治家和中高級干部，已經成我黨執政的主體。這給黨帶來了新活力，也提出了新挑戰。一方面，大批成長在黨執政后和改革開放年代，特別是擁有較高文化素質的新生力量的加入，使黨的隊伍呈現出思想開放、積極進取、開拓創新的新氣象。另一方面，許多新黨員和領導干部或者成長于和平年代，不少人缺乏老一輩黨員和領導干部那種艱苦生活的鍛煉和考驗，缺乏與群眾同舟共濟、生死與共的打拼經歷，缺乏“打天下者坐天下”的那種自然和自信。一些黨員干部的觀念意識、思想感情日益復雜化、多樣化，易受一些不健康思想的侵襲和滲透，影響和沖擊到黨員干部對群眾的深厚感情。

經濟轉軌中市場化的原則被不適當地引到經濟以外的各種領域，損害到黨員干部對群眾感情的心理基礎。市場經濟中的等價交換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個人主義的消極方面，有的黨員干部把等價交換原則引入到黨內的政治生活中，搞權錢交易，給錢才能辦事，給多少錢，辦多大事，完全喪失政治責任和群眾意識。市場經濟的競爭性，被人當作見利忘義的“擋箭牌”，損害了人與人之間的誠信、親情和良心。市場經濟的逐利性，誘發了一些人的拜金主義、一切向錢看。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在黨員隊伍和干部隊伍中有滋長蔓延之勢，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在一部分黨員、干部那里被淡忘了，在少數人那里甚至被丟得差不多了。一些干部不能堅持發揚艱苦奮斗的優良作風，經不起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失去了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無私奉獻的精神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意識越來越淡漠，一些黨員干部唯利是圖、毫不利人、專門利己，其內心世界已經沒有了群眾感情的位置。市場經濟的開放性，使人與人之間、企業和企業之間、地區和地區之間的交往日趨頻繁，黨員干部在參與和從事各種經濟、社會活動中，相互影響，一些黨員干部在燈紅酒綠的誘惑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嚴重扭曲，喪失了理想信念，根本談不上群眾感情。社會階層日趨多元化。對黨員干部來說，在“官本位”日益淡化和社會結構由“金字塔”走向“平面化”的今天，面臨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的問題，面臨如何應對新的社會階層群眾，如何協調和平衡不同群眾的訴求的問題，弄不好就會分散黨員干部的群眾感情。

案例鏈接

把工作做到群眾心坎里

——珙縣創新社區思想政治工作模式探索

四川省宜賓市珙縣從制度、隊伍及載體三層面對社區思想政治工作自我教育、自我管理進行探索，構筑了一條與本縣發展特點相配的思政工作新路徑。

一、背景與做法

素有中華僰人故里之稱的珙縣位于宜賓市南緣，川滇黔三省接合部，面積1149.5平方公里，轄8鎮9鄉，有33個社區，總人口42萬。近年來，珙縣將群眾幸福作為發展的第一目標，在建設“美好和諧新珙縣”實踐中，把社區作為建設基礎，把社區思想政治工作作為生命線工程的基礎環節，以探索建立全縣規范社區為著力點，致力“順心氣、添士氣、進和氣”，強化示范和引領作用，促進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實現了虛功實做，取得良好實效。

（一）健全一套目標管理體系，構筑強大服務網絡，在制度層面上讓社區群眾“心氣順”。

珙縣堅持把群眾路線作為工作的第一方法，創新構建服務基層群眾的寬大平臺和強大網絡，切實增強社區思想政治工作的實效性。一是建立覆蓋全縣社區的思想政治工作網絡。珙縣把社區思想政治工作和全縣“一定四通”黨群服務工程有機融合，通過在社區建服務點，聘請骨干力量為代辦員切實為社區群眾服務，形成了“縣級一辦五中心+17個鄉鎮的一辦三中心+259個村（社區）活動中心+6879名基層服務代辦員”的大服務網絡。同時，實行“一把手”負總責的領導機制，建立“領導聯系鄉鎮+部門聯系村+機關干部聯系戶”的聯系點制度，確保“群眾有結有人解，群眾有事有人管”。二是將社區發展納入各級目標考核。在縣級和鄉鎮級層面，除將社區思想政治工作列入對本級各部門和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領導干部的工作實績考核的重要內容，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同時進行考核外，還不斷充實“服務直通”內容，將社區黨員群眾教育、志愿者服務、社區幫扶等10余個項目納入“一定四通”黨群服務平臺，工作成效直接與目標考核掛鉤。三是建立社區群眾訴求及時反饋機制。利用“一定四通”反饋平臺，由縣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牽頭，建立定期開展社區問題研判、重點課題調查研究、熱點問題專題研究、聯席會議處理等制度，對社區重點、難點、熱點問題及時研究并提出解決對策，或對社區創新做法進行提煉和推廣。

（二）打造三支精干隊伍，強化示范引導作用，在管理層面讓社區群眾“士氣足”。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項影響人、改變人、塑造人的工作。珙縣注重加強隊伍建設，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示范導向作用，激發群眾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不斷增強社區凝聚力，提高群眾建設和諧社區“士氣”。一是打造一支作風優良的領頭隊伍。注重加強對社區黨員干部和骨干力量的培養，把各支部書記、居民小組長、協會負責人、優秀黨員干部作為骨干中堅力量，通過他們努力工作和帶頭示范，影響社區廣大居民。有的社區組織還在轄區內離退休黨員干部中開展“設崗評星”活動，既讓他們在“環境衛生監督、法律法規宣傳”等方面老有所為，也讓居民從他們身上學有所獲。二是建設一支活躍城鄉的志愿隊伍。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弘揚“博愛和奉獻”的志愿精神，讓更多的人參與社區服務。目前，全縣已建立志愿者隊伍14支1633余人，志愿服務涵蓋環保、醫療衛生、扶殘助殘、法律服務、搶險救災等方面，被群眾親切地稱為“社區兒女”。三是建立一支居民廣泛參與的自治隊伍。珙縣堅持典型引路、精神感召、自我教育、行為規范、競賽評比、排憂解難、組織滲透等多種方式開展社區群眾教育，在大氣氛的影響下，很多居民將社區管理事務當成自己的義務，積極參與各項社區服務，營造了“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區互助新風尚。

（三）開展一套個性化服務，創新方法載體，在情感上讓社區群眾“幸福感強”。

一把鑰匙開一把鎖。珙縣始終把群眾需要作為工作的第一重點，積極探求服務群眾新方法，開辟服務新途徑，使社區思想政治工作進一步做細做實，社區群眾認同感和幸福感不斷增強。一是創建示范基地。選取具有代表性和基礎較好的村社開展思想文化示范基地創建活動，把思想政治工作與社區經濟發展、環境保護、文化繁榮、素質提高等相結合，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在和諧社區建設中的引導、服務和保證作用，做到“一區一特色、一點一標桿”。自2008年以來，已有6個社區、8個村成功創建為示范基地，為全縣259個村級組織開展基層思想政治工作樹立了標桿。而對示范社區在政策及配套設施上適度傾斜，營造了濃厚的“比、學、趕、超”氛圍，使示范作用更加明顯。二是實施分類指導。堅持因地制宜、因人而異、因事施教，針對不同群體思想癥結“對癥下藥”——珙縣在社區思想政治工作中積極利用有關政策，協調各方力量，大力宣傳“共建共享、共駐共享”理念，有效地解決了社區經費、人員等方面問題。三是推行自治管理。社區思想政治工作除靠組織領導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強居民主人公意識，以及自律性和律他性。巡場鎮新橋、安民、南井等社區，探索以居民小區為單位網格管理模式，將工作落實到樓院，在小區建立黨支部或黨小組，成立小區業委會，制定各項自治制度或小區公約，將大區變成“小區”，引導居民自治，將矛盾糾紛化解在小區、消融在社區。社區對群眾享受低保等事項，采用群眾評議、“一事一議”的方式進行，居民有了話語權，建設社區積極性更高。四是豐富活動載體。珙縣將對社區群眾的思想政治教育“寓教于文、寓教于樂、寓教于大眾”中：在全縣層面，創新開展“僰韻之聲”系列群眾文化活動，制作統一標識，建立長效機制，通過“政府主導、部門牽頭、群眾唱戲”，做到每個月都有一次大型文藝演出；在社區層面，充分發揮居民文明學校、老年大學、圖書室、文化站等活動陣地的作用，引導群眾在學習中提高素質；通過開辟健身園地、購置健身器材、組織社區體育健身運動會等形式，引導居民群眾科學健身，健康娛樂；通過組建柔力球、扇子舞、秧歌隊、腰鼓隊等各種娛樂小分隊，經常性開展多樣化的群眾性文娛活動。這些有力地提升了群眾的認同感和幸福感。

二、經驗與啟示

新時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項錯綜復雜、長期而艱巨的任務，既要落實我們黨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又要處理好社會管理過程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黨的十八大對建設文化強國作出重要部署，強調一方面要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另一方面也要“讓群眾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珙縣縣委探索的制度構筑、隊伍培育和載體拓展的路徑和做法，是貫徹黨的十八大文化強國戰略的具體舉措，值得充分肯定和認真總結，只有依據本地區實際，不斷學習各地有益做法，探索思想政治工作新舉措新方法，才能為促進地方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