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定《基本國策綱要》和《適應世界形勢演變的時局處理綱要》兩大指導策略之后，日本整個國家突然間好似擺脫了長久以來的桎梏一般，整個國民機器全都超負荷運轉了起來。不過裕仁天皇以及日本軍政高層的官員都清楚，這不過是個表面現象罷了，看似美好的形勢不過是昭和軍閥集團內部妥協的產物。
日本國內的問題有很多，除了經濟方面的危機之外，日本政治危機也很嚴重。軍部與政府以及陸軍與海軍之間的矛盾最為突出。日本與所有的君主立憲制的國家一樣，行使國家權力的政府機關是內閣，權力最高的長官是內閣總理大臣，這是根據日文假名直接翻譯的，我們習慣叫做首相，把陸軍部大臣叫做陸相，海軍部大臣叫做海相。
但是在明治維新之后，日本明確地把國家權力從幕府手里收回到天皇手中，這也是明治維新的一個主要特點。關于這一點外人知道的很少也很淺薄，只知道日本改革成了君主立憲制度。但是實際上天皇在國家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占主導地位，他說怎么辦就怎么辦？內閣只是執行他的意見。這一點在明治時期表現的最為突出，明治天皇在日本歷史上的地位很重要，其在日本國民心目中的地位不亞于唐宗宋祖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這也使得天皇的權力在明治時期達到了頂峰。
明治死后，多病的大正天皇由于身體的原因，所以將絕大多數的權力交給了內閣。這也使得內閣的權力逐漸在增長，日本也逐漸進入文官政治家主導政治時期，天皇的權力在慢慢地被削弱。
到了昭和時期，裕仁接替長兄繼承了皇位。不過裕仁樣子雖然看起來傻傻的。但是這個家伙的內心卻極端的狡詐陰險，為了重新奪回內閣手中的權力，裕仁與軍隊的關系進入了白熱化，日本國家的軍隊被叫做“皇軍”。
這樣做的后果就是軍隊的所有權逐漸在遠離政府。靠近天皇，軍隊也越來越獨立化。裕仁不斷和軍隊中有激進思想、投機思想的少壯派軍官接近，期望通過軍隊獨立化來擺脫政府。同時裕仁也在不斷塑造“天皇”至高無上的神話地位，麻痹普通民群。
日俄戰爭后，日本在中國成立了關東軍，理論上關東軍屬于特殊的單位，不隸屬于內閣政府陸軍部，直接隸屬于天皇，成為天皇的私人部隊。這也是關東軍為何敢不管不顧政府的反對。肆意挑起九一八事變的最大的依仗。
很久以來。軍部與內閣一直在進行權力博弈。而天皇就是軍隊最大的頭子。實際上事變并非日本政府可以制造的，而是由關東軍一些有野心的家伙揣摩了天皇的意圖背著政府私自制造的。政府只是默認了事態的發展。當然了，他們也沒有權力來管理關東軍。后來。日本發生了兩次兵變，終于將內閣的文官政治家徹底清理出了政治舞臺，內閣徹底由軍部來操縱，而軍部的一些極端分子，如寺內壽一、彬山元、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等人。
這些人雖然雖然很壞，但是都是很狂熱的忠君愛國分子，始終在忠心耿耿地執行著天皇的命令。所以，戰后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很多遭受日本侵略的國家要求嚴懲裕仁天皇那是有道理的，因為天皇實際上是日本最大的戰犯，不過美國因為種種原因饒恕了他。
而日本陸軍和海軍之間的矛盾那也是極為尖銳的，這種矛盾起源于明治維新時期，當時擁護明治維新的主力軍是薩摩藩和長洲藩，比如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伊藤博文，山縣有朋等人都是出自薩摩藩和長洲藩。而日本維新開始后建立新軍隊的基礎是從薩摩和長洲召集的，薩摩成為海軍，長洲成為陸軍。而明治維新初期日本沒有議會，沒有憲法，完全是藩閥政治。薩摩藩和長洲藩各自擁兵自重，左右日本政局。陸軍和海軍成為各個派系的工具。在順利奪取國家政權消滅幕府之后，日本很快就形成了兩大派系，并且彼此間齷蹉不斷。
其次是日本海軍學習英國，日本陸軍先學習法國，普法戰爭后改學德國。所以造成日本陸海軍分立，因為西方老師們就是這樣。在學習德國創建總參謀部并以此建立內閣國防部成為全國武裝的最高機關前，西方各國陸海軍都分別是內閣中的陸軍部與海軍部，君主國由陸軍大臣與海軍大臣管理直接對最高權力機關負責，共和制就稱之為陸軍部長與海軍部長可以把陸軍部與海軍部看成是主管一個軍種的“國防部長”，因為其級別就是內閣部長級別。
日本同樣學習了這一套，而且由于發展海軍和陸軍都要耗費資源，而海軍和陸軍有分別代表了不同藩閥的利益，所以在爭奪發展資源，比如鋼鐵，石油上矛盾很多。以至于陸海軍的兵器不能再同一車間生產，必須是分別的陸軍主管車間與海軍主管車間分別生產。但這最大的好處在于，即使一個兵種背叛了軍閥財閥利益，還有另一軍種有著足夠的實力可以壓制，
比如二二六事件中，陸軍嘩變，日本海軍陸戰隊喊著為海軍大前輩們報仇的口號聽從天皇命令迅速平叛。甚至于為了不形成第三大軍事集團，因此日本不設立獨立的空軍，日本陸海軍分設陸軍航空兵與海軍航空兵，日本海軍的陸戰隊好不弱于陸軍地面部隊，甚至于一般在各國中大多隸屬陸軍的空降兵，日本不僅陸軍有空降兵，還有海軍空降兵部隊所以。
事實上，單純從協同作戰的角度上而言，日本陸海軍任一軍種都屬于一種另類的全能軍種，完全可以在本軍種內部完成大多數作戰任務當然，這種弊病太嚴重了。
不過美國人也是這種體制，美國人之所以能勝利，完全在于美國陸海軍好歹還能坐下來協商各軍種的利益，日本陸海軍基本上從不坐下來談，而是總想著從背后給對方捅刀子。
現在之所以外表看起來還算不錯，彼此間合作的形式還是比較喜人，完全是因為日本天皇居中做了大量的調停，將政府與軍部以及軍隊內部的矛盾暫時擱置一邊，大家一條心謀發展。再加上德**隊在歐洲創造的輝煌把整個日本的利益集團都羨慕壞了，所以大家伙才有了合作的可能。
在暫時擱置了分歧矛盾之后，日本國內以大本營為首的昭和軍閥集團開始加強對國內政黨以及其它政治團體的管理，實行強有力的政治，一時間一些反戰團體和進步人士紛紛遭到迫害，甚至是暗殺。整個日本的輿論出奇的一致，全都是歌頌政府和軍隊的，而美化戰爭的宣傳報紙漫畫遍布整個日本城鎮。
而此時日本國內的媒體也完全背棄社會使命，大力迎合法西斯戰爭的需要，不顧日本此時隱藏在華麗表面下的巨大危機，大肆宣傳“大東亞戰爭”的成功，給戰爭加上正當化的理由。日本廣播則表現更為極端，為了鼓吹其所謂的“日本精神”，維護日本政府的軍國主義形象，完全不顧新聞真實性的本質要求，甚至大肆宣揚在戰斗中精神可以戰勝死亡的論調。
從日本媒體步調一致地服務于法西斯的內外政策，竭力吹噓日本“皇軍”的“節節勝利”等一系列表現可見，它在制造戰爭輿論，使日本民眾滋生盲目的戰爭意識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成為發動戰爭時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抓住時機大力宣傳征服中國以及政府亞洲的大東亞理論，廣泛的發動日本民眾，并且還修改了38年頒布了《國家總動員法》，與之前頒布的《臨時資金調整法》、《關于進出口商品等臨時措置的法律》并稱“戰時三法”，這三部法律的頒布旨在加強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使之走上戰時軌道。
其中，《國家總動員法》是日本戰時國家主義統制立法的核心，它將科技、文教、新聞報道、工業、交通運輸、金融貿易等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隨后日本政府又根據此法頒布了各種統制法令，將國民生活的各個方面納入國家統制范圍。
同時日本政府開始大量囤積船舶和艦艇，一大批的海軍主力戰艦列入政府軍費開支預算，積極加強海軍戰斗力。
另外在內閣以及軍部的支持下，日本政府開始積極與蘇聯進行聯系，雙方經過半個多月的秘密交涉，終于于1940年5月13日正式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
根據條約內容規定:簽約雙方承諾雙方保持和平友好關系，互相尊重對方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旦簽約的一方與一個或多個第三方勢力有敵對沖突，條約的另一方將在整個沖突期間保持中立。本條約自雙方批準之日起生效，并保持五年有效期。如果條約雙方都未能在條約到期一年前宣布無效，則視為自動再延長五年。
日本政府這一通組合拳下來，不但迅速將國內的危機暫時化解，同時將國內所有的力量全都集中起來，積極為可能出現的更大規模的戰爭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