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玨
我的父親馬裕藻，字幼漁，浙江鄞縣人。他是舊書房裡出來的人，爲了出外求學，他在老家當賣了東西，給我母親放了纏足，一起到了上海。祖母氣得說他“要造反”。母親在上海進了上海愛國女子學校。1903年他們倆雙雙考取官費留學日本，父親在日本帝國大學和早稻田大學就讀，母親進日本目白女子大學學博物，經(jīng)過七年苦讀，一起畢業(yè)。我1910年出生在東京，一歲時回國。
父親回國後開始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工作。但他不喜上海的繁華紛亂，即與當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先生聯(lián)繫，到北大任教授教音韻學，後任國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去世。
父親一生別無所好，惟喜購書、讀書。我們家曾搬過兩次，每次覓房都有兩個要求：一是要有足夠的書房，至少要有三四間，室內(nèi)四周都是大書架，還有大書桌；再一是離北大要近。父親除了上課以外就是總在他的書房裡。他的藏書大多是用紅朱標點過的。讀書備課，這是他一生最大的樂趣。父親去世後，按照他的心意，藏書獻給了北大圖書館。
小時候我有舊印象，我們家裡老有一個叔叔輪流住著。大了我才知道，父親在北京安居下來以後，覺得不能讓幾個叔叔老是蟄居家鄉(xiāng)，應讓他們出來見見世面，就分次一個個接出來，引導他們讀書做學問，後來他們均學有所成，成了北京學術(shù)界有名的馬氏昆仲，與周氏、沈氏昆仲齊名。他們是：馬衡（叔平），故宮博物院院長，所著《凡將齋金石叢稿》有開創(chuàng)性的貢獻；馬鑑（季明），任燕京大學國文系主任、香港大學校長；馬廉（隅卿），北大講師，腦溢血死在講臺上。和幾個叔叔情況差不多的還有我的四舅陳君哲（子俊），是北京大學教文字、文法的教授等等。
與父親經(jīng)常來往，往往暢談至深夜而毫無倦色的有錢玄同、魯迅、沈尹默、周作人、劉半農(nóng)、陳百年等，常聽他談起的得意門生有范文瀾、陸穎明等。
父親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教育是從國家民族的大局來設(shè)想的，這些想法今天看來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時確現(xiàn)了父親的赤誠苦心。我們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親去世後才上的大學，我大哥從中學時代就留學日本，我三弟也是從中學時代就留學德國，父親的意圖大概是想讓他們到這些強國去汲取振興祖國的營養(yǎng)吧。對我和我二妹兩個女孩子，父親的安排是讓我上政治系，讓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說“中國婦女地位最低，你們出來要爲爭取女權(quán)做些事情。”他又曾對我們說笑話：“你（指我）出來可以當公使，現(xiàn)在都是公使帶夫人，你這個公使可以帶丈夫嘛；你（指二妹）學了法律，將來就是離婚，也可以保護自己的權(quán)益。”
父親一生和藹待人，以好脾氣著稱，但在氣節(jié)這根本問題上卻毫不遷就。抗日戰(zhàn)爭時北京滄陷，父親因年邁高血壓未能轉(zhuǎn)徙內(nèi)地。日本人曾數(shù)次命父親的好友周作人來請他出山任教，父親讓小弟馬泰拒之門外不見，周作人還來糾纏，最後讓小弟說：“我父親說了，他不認識你。”這事纔算沒再繼續(xù)。父親過著清寒的生活，盼著勝利，他老人家是1945年4月去世的，去世前總說：“天快亮了吧，天快亮了吧。”吳曉鈴先生在1985年10月4日《北京晚報》上曾說：“馬幼漁（裕藻）先生在學術(shù)界居‘五馬’之首，在日本時曾和魯迅先生同師章太炎。我在離開北平時去向他辭行，他用古體文寫下了如下幾句贈言：‘餘病居邊城，遠雲(yún)嶺，臨岐恫苦，贈處無言，惟祈曉鈴默識餘衷，互相砥勵而已。’真是‘滿懷心腹事，盡在不言中’，對於我則是鞭策。老人不久便抑鬱而終。”這段文字可以佐證父親故去之前的境況。
我在1928年春天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年級。1930年轉(zhuǎn)入政治系本科，學到1934年離校。
北大分三院。一院在紅樓是文科和部分法科；二院在景山東街，叫馬神廟，是理科，有一小禮堂，一般名教授在此演講；三院在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全是法科，有大禮堂。政治系屬法科，我在紅樓上課，有時到二院聽胡適的課（自由選聽），外請學者講演均在二院。如魯迅先生講演就在此。
我記得第一天去沙灘上學，又興奮又緊張。紅樓從一樓到三樓都有教室，每層樓中間有教員休息室。教室的桌椅有分開的，也有在右手處有一扶手可寫筆記的。必修課教室固定，選修課任選。同學中大多是男同學，女同學很少，1928年已由幾人增至十幾人。男女雖然同學，卻不輕易交談，互相不知姓名，因爲註冊室的人每堂課來點名是看椅子上有人即在點名冊上畫“到”。
我的老師現(xiàn)在健在的有許德珩先生，同學中知道的有朱穆之、鄧廣銘和*翰。他們現(xiàn)在都是國家棟梁，而我一無所就，實在慚愧。那時在校學習全憑自己自覺努力，老師都是高水平的，圖書館藏書也極爲豐富，就是剛一入學，覺得學校太大，摸不清如何利用這好條件去學習。
北大課外活動特別活躍，可以學習樂器，包括鋼琴、提琴，可以學攝影，可以學唱歌，可以學崑曲，還有體育活動，同鄉(xiāng)會、同學會等等。我參加過鋼琴和崑曲的學習，還曾受清華大學崑曲老師溥侗先生的邀請去合演過《遊園》。到了春天有旅遊活動，到了冬天，校方在一院的大*場搭起人工溜冰場，下課後同學們成羣結(jié)隊去玩。
1928年秋季入學，12月是30週年校慶（現(xiàn)改爲“五四”了），11月即有校慶籌備會來邀我表演節(jié)目。我很爲難，因爲我很少參加文藝活動，只在初中演過一次兒童劇《青鳥》，我扮演“牛奶”一角，就一句臺詞：“我覺得我要變味兒了。”這次我想拒絕，可他們再三動員，我只好勉強接受了，決定演一段單人舞，起名《倦鶴舞》。由我自己去找孔德學校教體育的女老師排練，這時離校慶只有兩個星期了。記得演出在三院大禮堂。當時是隆冬臘月，生了幾個大火爐也不管用，冷得我渾身起雞皮疙瘩。我本來就沒有舞蹈基礎(chǔ)，簡直不知怎麼上的場，也不知怎麼下來的，只見黑壓壓一片人頭晃動，跳完後氣喘吁吁，然而同學們非常捧場，掌聲如雷，緊接著是我特邀女師大一位同學跳《燕子舞》，直到“燕子”上臺掌聲才停。《燕子舞》跳完掌聲稀稀落落。我感到對客人太不禮貌了，心裡很不是滋味。過了幾天小報上登了一篇評論，說“《倦鶴舞》只會東竄西跳卻掌聲不停，《燕子舞》很有功底卻掌聲冷落，太不公平了。”我讀了非但沒有不高興，反而很感謝這位記者說了實話，替我表達了抱歉的心情。
六十年前我正好十八歲，當時女生很少，所以我顯得很突出。記得上第二外語時課間休息，我到女生休息室去回來，見我書桌上寫著“萬綠叢中一點紅”，我一見很生氣，也不知誰寫的，就用紙擦掉了。第二次再上課時又見上面寫著“杏眼圓睜，柳眉倒豎”。我又擦了。不但有這種“題詞”，還常接到來信。我當時的心理就是見信很不高興，覺得別人欺負我，很難受，可見了信還光想看，看完了就又哭。日子長了父親發(fā)現(xiàn)我情緒不正常，我如實反映了情況。父親說：“他們寫信給你，是對你有好感才寫的，沒有惡意，不是你想的那樣，你不願理他們，不看就是了，把信給我。”可我又不願意不看，父親就又說：“那麼要看就不要哭。”父親對我體貼入微，我有什麼想法都願向他說。來信絕大多數(shù)是普通信格式，大意是要求通信做朋友，充滿敬慕之詞。有一個裝訂成本的給我印象很深，一共兩本，一本給馬先生，一本給馬小姐，內(nèi)容從不知我的名“玨”字怎麼念說起，然後介紹自傳，直至求婚。還有一個經(jīng)常來信而不署名，發(fā)信地址又老變的，我也留下了印象。事隔多年，這些信一直留在我腦子裡，我的看法可是大變了。我以前的看法是不對的，以致同學們普遍反映我驕傲自大不理人；還是我父親的話對，可是我再沒有機會向同學們說道歉的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