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訏

一

香港九龍間隔著一個海峽，往返必須輪渡，那里很容易碰到許多你想不到的熟人，掀起你古舊的記憶，我碰到過過去還是抱在手里的孩子，現在已經長成很漂亮的少女；我碰到過過去喧赫一時的官僚，現在變成零落憔悴的旅客；我碰到過過去愛擺架子的商人，現在謙恭地對誰都在打躬作揖；我碰到過過去紅極一時的小姐，現在流落為枯萎自卑的老姬；我還碰到過過去貧困無依的朋友，如今變成了驕氣凌人的豪客；我還碰到過過去低首下心鉆謀名位的女伶，現在安詳地做富紳的外妾；我還碰到過過去豪語驚人的政客，現在緘默低嘆像一條剛從水里捉上了的魚；我還碰到過過去我招呼他而不理我的人，現在很親切地對我稱兄道弟，問我借一點錢，說是為付飯錢或房金；當然，我還常見過過去平淡，現在也還是平淡的人……這一切，雖都曾使我驚訝，但見多了也就覺得這原是人生的變幻，而我所見的也許正是你所見的。

然而昨天我在渡輪上竟碰見了江上云。

我正低著頭在看報，突然有人在我身邊叫我：

“你是不是×先生。”我抬頭一看，不認識，我只得“啊……唔……”地用客氣的聲音同他招呼了一下。心里在想他到底是誰。他穿一套很講究的西裝，頭發很整潔，上唇蓄著很漂亮的胡髭，眼睛發著自尊與自信的光芒。他在我的旁邊坐下，于是露著驕傲而自信的笑容，說：

“你不認識我了，我是江上云。”

“啊，江先生，你在這里？”我心里想：“他怎么變了這許多？”

二

江上云是一個我生平最不了解的人。抗戰開始的時候，我在重慶一個大學里擔任小說研究與習作的課程時，在講堂上碰到一個衣裳不講究，頭發很亂，胡髭常常不刮，年紀看來比我還大的學生，下課以后，他到我的地方來，他告訴我他叫江上云。這是一個我在哲學季刊里常見到的名字，他在那里發表的關于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的文章，很有成績，不用說，我在中國古代哲學上的修養是遠不如他的，我當時就致我對他的敬意；他告訴我他是哲學研究所的研究員，但是他覺得中國沒有研究哲學的環境，他要寫小說。他要在文藝里表現他所獲得的哲理與所信仰的人生，所以來選我的課。他又告訴我他已經寫了好些小說，寫的時候很得意，但過后拿上看看越看越不喜歡，所以他希望我替他看看，究竟毛病在什么地方。他既是選了我的課，這當然是我的職責，我當時就叫他拿來，答應他一定仔細拜讀。他于第二天就交我一包稿子，我費了幾天工夫，才把它讀完。我發覺他實在不是一個該寫小說的人。他的文字也許很好，但不是寫小說的文字；他的故事也許很好，但不是小說的故事；他的布局組織也是有條有理，但不是小說的結構，我感到這一切，但竟說不出一個理由。我對他還不熟，不愿太掃他的興，我當時想也許關于小說技術與作法一類的書對他是有用的，我就指幾本給他去閱讀，我勸他看了以后再寫別的。

湖光塔影兩星期以后，他把他的新作交我，說是他讀了我所介紹的書以后的作品；奇怪，還是不像小說；我發現他缺少一點我所不能說明白的基本條件；他所取的故事也有好的，但是他寫得不好，似乎不必描寫的地方，他寫得很多，而應當描寫的地方他又忽略。他布置得很好的場面，竟沒有氣氛；他設想得很好的人物，偏是毫無生氣；他的筆墨清楚有理，但沒有情感；他的素材，很合邏輯，但似乎他只能對它們了解，沒有對它們同情。

他在小說主題中寄托他的哲理，但讀者很難把握到他的主題；他在對白中安頓他的懷疑與信仰，但與說話的人物缺少個性的統一，無法喚起讀者的共鳴；他為完成他的主題，不借創造古怪的人物；他的故事只是他發揮他的哲理的間架，架起架子，發表了他的哲理，就此結束，所以沒有一個故事是發展得完美的。小說不能脫離人生，因此小說可容納的哲理也應當有關于人生，但是他借小說所發揮的有許多竟是非常古怪的哲學上問題，幾乎讀者很不容易知道他所要說的是什么。

我誠懇地把我的印象同他談，我說與其這樣寫小說，不如寫論文，或者索興寫尼采，巴斯克所寫一類的思想錄，以文藝論文藝，以小說論小說，他的三四千字的小說都好像是長篇小說的說明書，我舉出我記得清楚的幾篇，同他討論到故事主題人物對白一類的問題。

他似乎很接受我的意見，馬上把我說到的幾篇作品重新改寫，改寫后又拿給我看，我還是說它不能稱為完整的小說；如此一改二改，他似乎非常有耐心非常努力的做。過了很久，我覺得他實在是一個不宜于寫小說的人，他太理智，太科學，他的才力一定是在別一方面，于是有一次，我估計我們的交情也夠得上讓我說實話了，我在一個還給他作品的場合對他說：

“假如你以為我夠得上稱為是你的朋友，我想老老實實說幾句話。”

“怎么？”他笑了，他的笑容常含著沉思，他說：“你明知道我是喜歡說老實話的。”

“我很奇怪你會不喜歡研究你的哲學。”

“你以為我寫創作是無望嗎？”

“不是這個意思。”我說：“我只覺得每個人有他的一種傾向，逆著他自己的傾向的，常常費力大而成功少。”

“你是說我沒有文藝天才？”他直率地問我。

“天才只是一種傾向，*的與心理的傾向。”我說：“你的天才也許是屬于哲學的，也許屬于科學的。那么研究哲學或科學不是費事少而成功多么？”

他不響。

“寫創作的人常常是一種弄通了文字以后，而不適宜做任何事情的人。”

他還是不響。我又說：

“我們讀到許多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小說，淺薄的甚至無聊的小說，但總是小說，是不是？能在小說里面表達深刻的哲理與崇高的理想，當然高于普通的小說。但成功還在要是小說，如不成為小說，則不必用小說的形式，是不是？這等于酒，任何藥酒，必須是酒，否則不妨叫做藥。”

他不響，也沒有什么表情，但是我注視著他，等他的反應，他于是不得不開口了，他說：

“我以為我的缺點都因為我表現的習慣是論理的，不是美學的。”

“那么你應當是一個批評家。”我說：“我可以告訴你，沒有作家肯像你一樣的承認自己作品的缺點，他們都以為自己的作品是杰作。”

“這難道也……”

“這就是說你太會鑒別，”我說：“太會鑒別的人往往缺少創作力。”

“我覺得你只是一個天才論者。”他說著又笑了，他的笑容是驕傲的。

我當時就沒有再把這問題說下去。

自從那次以后，他雖然還來上我的課，但不再把他的作品給我看了。

學年終了以后，悠長的暑假我住在鄉下，自然沒有機會碰見江上云；第二學期我沒有再去教書，天已經涼下來了，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碰到了他，他很熱情的跑來叫我：

“×先生！”

“啊，江先生，好久不見。”他馬上同我拉拉手。

“我現在比較忙一點，我還在一個中學教書。”他說。

“你還在哲學研究所？”

“是的。”

“我想你一定很有收獲。”

“我沒有什么興趣，”他露出似乎很自信的笑容說：“我在寫一個長篇小說。”

“真的？”我不相信他自己竟會滿意他所寫的，我順便說一句：“寫了很多了？”

“我只寫出一個綱要。”他說：“就預備開始寫。”

“預備寫多少字？”

“大概要寫五百萬字。”

“五百萬字？”我吃驚了。

“所以剛剛開頭。”

“是不是同法國江河小說一樣……”

“不，不，”他自信地笑著說：“完全是一個故事。”

“我希望你會完成。”

“這個主題……”他忽然說：“隔天我來拜訪你，我是想同你談談，我的材料是非常現實的……這是以……。”

“隔天我們細談。”我想馬路上總是談不完的，所以就打斷了他的話，我說：“星期日早晨我總在家，你來吃中飯。”

我于是又同他拉拉手，就走開了

三

星期日，他果然帶著一包稿子來了。我招待他坐下以后，他就很快的提到他的長篇小說。他告訴我他現在在一個女子中學校教書，一班里有三十六個女生，她們要在一九四〇年畢業，那里面有好看的，有難看的；有富家出身的小姐，有貧困家庭的女孩；有的聰敏，有的愚笨；有的活潑，有的癡呆；有的驕傲，有的謙遜；有的脾氣大，有的性情好；有的健康，有的病弱……他的小說就是以這三十六個女孩子為主角，從一九四〇年寫到一九六〇年，看每個人的變遷，各人有不同的命運與機遇，造成了各種的綜錯。有的一畢業就嫁人，有的進了大學，有的到別處流浪，有的愛好歌唱，有的做了明星，有的淪落為娼，有的成為要人的太太，有的終身嫁不出去，在大學里教書到老……

我聽著他講，但是我心里對他的話竟不十分感到興趣。他好像也感覺到似的，忽然不說了，打開了他帶來的一包稿子，拿出一張圖表。翻過去又是一張圖表，幾張圖表以后，是他的詳盡綱要，這，使我吃驚了。

原來他的三十六個主角的籍貫、年齡、面貌、家庭情況、個性、際遇，一一都已規定。我再翻下去，發覺那綱要竟是一本計劃書，凡二十年所發生的事件與變遷，他也完全想好。厚厚一本稿子，小小的字，竟全部是那部小說寫作的計劃。

我對于他的工作開始發生了好奇的興趣，我隨便翻閱幾張，我看他像編年史似的計劃書，覺得非常可笑，我讀著他的原稿說：

“一九四六年，李翠蘭的獨唱會在上海舉行，軍政各界的要人都送花籃，報紙上都有她的名字。她想到一生的努力始終默默無聞，而同××部長同居以后，方有今日，究竟她的成功是她的歌唱，還是她不正當的身份……你寫的是將來，但大部份小說是寫過去，寫將來的小說決不能這樣現實……你怎么知道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是怎么樣？人口有多少，大樓有多少，也許早不是你現在所想象的都市了……”

“不，不”我的話還沒有完，他已經接著說：“你知道我要用二十年的時間來寫這部書，所以現在說起來雖是將來，我寫到一九四六年的時候，已是過去了。”

“但是這大綱在那時就有許多都不能用了。”

“我寫的時候自然要隨時改的。”

“那為什么不寫過去，比方你把一九四〇年，改到一九二〇年，那不是比較便當么？”我說。

“一九二〇年的情形，我太不熟識，我對它沒有想象；我要寫我切身所觀察的所體驗的，我一開頭就是那群女孩子在抗戰中各種心理，隨著家庭的際遇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父親是發國難財的，有的是官僚，有的是窮教員，有的家庭被戰火毀了，一個人被親戚扶養的……”

“那么你預備每年寫每年的故事。”

“我想是的。”他說：“二十年以后，如果我可以完成這部著作，那也不錯了。”

我對于他這種忠于工作的熱誠非常感動，我說：

“這當然是一個了不得的計劃，這二十年我想正是抗戰從艱難到勝利，國家從疲憊到復興，世界從貧窮到繁榮的時代，你的作品恰好代表了這個時代；你的這部著作完成的時候，怕中國也已是一個第一流的工業國家；如果我們可以碰到，我一定要慶祝你的成功。”

“你以為抗戰勝利后，中國會馬上變成富庶太平的樂土嗎？”

“我希望如此。”

“至少還要經過很多的變化。”他露出非常自信與驕傲的笑容說：“我們這輩子以及我小說里人物的那輩子都不會有幸福的日子。”

“那么你的大綱里的人物都是在痛苦悲慘的局面下展開著了？”

“自然，”他說：“她門有些是茍延殘喘的活著，有些抱著一個理想在奮斗，有些被人利用，有些被人出賣，有些發了財而不幸福，有些看破一切，有些執迷名利，有些自殺，有些被殺……總之，在這二十年的時期中，她們那輩子在摸索探求中過著黑暗的日子。”

“同我們一輩子一樣？”

“比我們這一輩還貧窮渺茫悲慘。”

“這是你的主題？”

“也許是的。”他說：“但是我主要的是寫這些人在這個時代中的心理，根據她們的環境與傳統，以及遺傳，從少女到中年。我特別寫每個人都是向上的良善的人物，但結果竟都在黑暗中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我想這一定是一部了不得的作品！”我說：“你的主角三十六個人，其他的人物一定還要多。”

“主角三十六人，重要的人物一百九十七個，不重要的兩百四十八個。”他不假思索說。

“我想這將是一部世界上空前的偉大的作品了。”我說。

“所以請你先看看我這部大綱，”他說：“希望你給我一點意見。”

“我很高興。”我說：“我希望我可以有意見貢獻給你。”

這時候，有人來看我，他就站起來說：

“謝謝你，那么這本大綱留在這里，我隔天來拿。”

我送他出門，在路上，他忽然說：

“這三十六個主角，我在大綱里用的都是真名字。”

“什么叫真名字？”

“都是我班上學生的名字。”他說：“這樣我不會混淆，不會攪錯，我對于這些人的個性面貌有一個直接的印象。”

“這很有趣。”我說：“將來你也不預備改么？”

“你以為呢？”

“我想寫的時候還是改去好，因為你的時候，她們看了多不好。”

他點點頭，就同我拉拉手走了。

四

“一九四〇級”的大綱真是使我驚奇了。我抱著沒有十分信任心的態度翻閱了一遍，但不得不使我讀第二遍，第三遍。我發現他所用的功夫實在有點驚人，他把每一個的家世出身環境都寫得仔仔細細，再寫她們的個性，用這個個性與以后的際遇互相推移，使一切悲劇喜劇的形成都有根源，他布置好許多場合，對這些場合的反應，人物的行為都可以尋出根源，他在這里運用了佛洛依德的原理，行為主義以及完形學派的心理學根據，在許多場合上，他循著社會心理學的法則以及歷史的觀點……這真是一個了不得的計劃。

大綱里有一切小說里的場面，戰爭，革命，罷工，罷課，流血，殺人，放火，自殺，*，流浪，打獵，投機，賭博，政治上的勾心斗角，商業上的各種伎倆，奢侈的生活，圣潔的戀愛，清風www.Qingfo.Cc明月的歸隱，小橋流水的農莊。私訂終身后花園，月黑風高的夜劫；人物更是包羅萬象，小販，尼姑，大官，富豪，學生，農民，妓女，工人，志士，俠客……，地區縱橫整個的中國，蒙古*新疆東北河南廣東……沒有一省不伸展到的。總之，一切一切都是應有盡有，與其說是一部小說的大綱，不如說是小說的百科全書。

我細讀三遍以后，我還是覺得他對于未來的事情怎么可以這樣肯定的在布局，他寫到抗戰勝利，寫到官僚貪污，寫到人民不滿，寫到農民暴動，學生紊亂，寫到國際糾紛，沖突，甚至寫到許多細節……如果這些都要隨時改動，那么這大綱等于沒有用。而他的人物，所謂主角三十六人，每人都有她的發展，成了三十六條主線，這些主線雖也有點糾葛，但并無總結的歸宿，那么大可以寫成三十六部小說，用不著合作一部來寫。至于他所策劃的龐大復雜的故事間，竟也缺乏一種聯系，這樣的寫法，一個故事繼續一個故事，不用說五百萬字，只要有時間，一兩千萬字也是寫得下去，這等于笑話里所講的曹*兵馬八百萬過獨木小橋，一個又一個可以一輩子也過不完，我想如果用他的大綱，大可以約五六十個人集體來寫，那么不到一年就可以完成了。但無論如何，這大綱的精密的設計與宏大的規模是可敬佩的。

三天以后，他來看我，我把我的意見同他說了，但是他的答復是很奇怪的。他說對于未來國際與國內政治經濟的變遷，他的臆設是決不會錯的，他使那些人物通過那些年代就是所有人物的歸宿，于是他說他將忠于寫實主義，所謂故事的聯系性與統一性是平庸的小說技巧，而實際人生就是這樣散漫。

他的話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我總覺得他這種哲學的頭腦似乎始終踏不進藝術的境界，不過，要這方面使他同我有相同的感覺實在很難，而也許小說也的確可以有這樣一派，我不想多說，但關于他對于未來事情的預約，我覺得即使他所料大致不錯，時間變化綜錯當然不會全對。而這點他竟也不愿接受。他說這些他當然預備隨寫隨改，他要用一生的時間與精力專寫這一部小說。

此后我就談到他大綱可敬佩的地方，夸贊他所用的功夫與學理根據的精密，他說，“為這部小說，我還研究了地理，研究各地的風俗人情，我還研究了心理學社會學民俗學；我還研究了命相學。”

“命相學？”我奇怪了。

“是的”，他說：“我根據命相學研究我三十六個學生的個性與命運，出身與際遇。”

“這難道也有哲學上的根據么？”

“當然，”他自信地笑著說：“命相學原是前人從個別的實際情形歸納起來的原理，我們從這些原理去發現個別的際遇與命運。”

“發現個性或者可能。”我說：“但發現命運我總不能相信，比方說一個人現在被汽車撞了，這是多么偶然的事情，怎么可以在命相里看到。”

“但是我覺個性與環境結合就是命運。”他說：“比方一個人被汽車撞了，他的個性一定是注意力不集中，平常就恍恍惚惚的，再加上那天也許同情人吵架，也許喝醉酒，也許受了什么刺激；也很可能他下意識里一直想自殺。總之，我從命相學里的確得到許多啟示。”

“這很有趣味。”我說：“人生有時很神秘，你的三十六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命運，將來如果將你所寫命運同她們實在發展的比較比較，一定更有趣，如果她們都是我的朋友，一直同我通著信或者保住什么聯系，使我知道她們每一個人的前途，再同你想出來的小說比較比較，我想這會是非常神秘的，但我相信這一定同你的小說里的設想是不同的。你雖說你的小說采取寫實的態度，而實際完全是浪漫主義的故事。這倒是我自己常常說的，偉大的小說一定是具有浪漫主義的氣魄與寫實主義的手法，你的作品我想會實現我的理想。我覺得你的時代與環境必須根據歷史的事實，但人物則不必拘于她們自然的發展，如果像你現在這樣，連名字都會影響你的想象，那么你一定會被她們的生活所拘泥，而我相信她們大部分的演變，是嫁一個男人，無論是貧是富，過著家庭生活，養幾個小孩，跳跳舞，打打牌，度一輩子吧了。”

“但是我并不是要把這三十六個人寫成個個是英雄，我不過是覺得她們在時代中一定有掙扎，奮斗，熬受。一定有成敗，得失，升降。”

“但這些大都是心理的，決不是在行為上穿過一切你小說的場合在表現。”

我們談話并沒有什么結果，他忽然問我愿不愿意會見他小說里三十六個的主角，他可以請我去演講，為我介紹這三十六個人，使我有一個印象，那么他可以根據命相學告訴我每個人的命運。

我謝絕了他的好意，我告訴他如果我見了這三十六個人，我能夠經常知道她們日后的演變，這也許是有趣的，但這也是一件偉大的工作，而且是不可能的；要是只見一次，那也許反妨礙我對于他小說意見。

在這一次談話中，我發覺了他對于時代的演變完全是作為故事的場合，而對于人的演變又拘于現實的對象，而這些對象竟是他的學生，我覺得他的小說如果寫出來一定是一個很怪的作品。

五

那次以后，我跑到了成都，我好久不再知道江上云巨著進行的情形，一直到天氣又冷下來，西風掃著落葉的時節，我接受一個書局的聘約，編一本文藝刊物，我又想到了江上云，我寫信給他，請他寫點短稿。我的信很短，但結尾處我詢及了他的巨著的進行。

一星期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沒有寄我稿子，他在信里先感謝我想到他，接著告訴我他現在什么短稿都不寫，專心致志在寫那部巨大的小說，于是他用很大的篇幅同我談他的小說。他第一先說，在他工作進行之中，他已經發現我對于年代的意見的可貴，他的故事現已提早十年，于是書名也改為“一九三〇級”了。第二他說到人物，主角三十六人現已改為二十八人，配角則由四百四十五人減到二百〇九人；于是他說到其中五個社會主義者本定寫成終身是同志的，現在計劃在一九四〇年的時候分為五派，代表五種社會主義不同的觀點……他還說了許多其他計劃中碎瑣的改動，我也無法一一記起。

我對這封信沒有什么感想，我覺得一個長篇小說的構思，計劃上的變動是常有的事，所以也沒有再同他通信。以后我為那個文藝雜志的與的事情忙，所以對江上云的消息也完全不知道了。

許久許久，大概是十幾個月以后，有一個朋友請吃飯，他是成都某大學的教授，座中竟碰到了我在重慶教書時的同事張學韜，同一個聽過我課的學生余既楠，余既楠是剛從重慶來的，異地遇舊友，我們三個人不免扯到學校與同學的情形，于是我們也談到江上云，我說：

“江上云怎么樣，你同他熟么？”

“我同他很熟。”張學韜說。

“你知道他在寫一個巨大的長篇小說么？”

“我知道，”他笑著說：“他一見我就同我討論，啊，他見誰就談到他的小說。”

“他一定寫得很多了？”

“他寫了很多，但不知怎么，忽然又撕了重寫。”

“啊，這個我知道，他本來是從一九四〇年寫起的，現在提前十年，從一九三〇年寫起；本來主角是三十六人，現在改為二十八人，配角也從四百多個人，減到二百個，所以我想他寫好的都沒有用了。”我說“他對工作真是認真。”

“你的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張學韜笑著說：“他的主角早從二十八人改到二十人，又改十四人了，配角也減到九十七人。”但這時余既楠忽然說：

“我動身前幾天還碰見他，他也同我談到他的小說，聽他說主角只有五個人，配角是四十個人。”

“那么又減少了。”張學韜說。

“我想這樣也許容易成功。”我說。

“聽他說這篇小說寫成功要五百萬字。”余既楠說。

“還是五百萬字？”我說。

“他以前也說寫五百萬字。”張學韜說。

“我想他也許就因此不得不將人物減少，否則如果以人物為比例，那么他原先的計劃怕要寫成幾千萬字，一輩子也寫不成功了。”我說。

“難道他原先寫的又毀去了？”張學韜忽然問余既楠。

“這倒不知道他。”余既楠說。

飯桌上還有許多別人，我們就沒有再談下去。局散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很想寫一封信給江上云，問問他的小說到底怎么樣了。但回到家里，并沒有立刻就做，一切不是立刻就做的事情，常常會永遠不做的，第二天事情一忙，這個*就淡了下去，一直淡到再也不想到了。

此后我又離開成都，東奔西走，后來又到了國外，動石不積苔，一個人對事業固然如此，對朋友亦是一樣，一切過去的朋友不但不再見面，連消息也都杳然。

六

這一隔竟是十來年，真想不到會在香港九龍的輪渡上碰見他。而他竟打扮得像一個紳士。

“你到這里多久了？”他忽然問我。

“還不到半年。”我說，“你呢？”

“三年了。”他說。

“日子過得真快。”我說。

“一轉眼十來年了。”

這時候我忽然想到今年是一九五〇年，想到這正是他的一九三〇級的小說脫稿的日子，我就很直率的問他：

“你的那部小說呢？脫稿了么？”

“小說？”他雖然蓄著胡髭，而那驕傲而自信的笑容仍使我想到他過去的神情。

“你的一九三〇級。”

“啊，后來我又改為一九四〇級。”

“那么人物呢？聽說主角減成五個。”

“啊，”他還是露著驕傲而自信的笑容說：“我后來減成了一個。”

“一個？”我說：“從你三十六個一班學生的主角中減成一個。”

“一個。”

“也是五百萬字？”

“我寫了幾十萬字，沒有寫下去。”

“怎么？我想那一定是非常精煉的作品了。”

“但是我毀掉了。”他說。

“為什么？”

“因為我的命相研究進步了。”他說：“我發覺我對那主角的命運有更正確的推斷。”

“那么你的主角是……”我說：“我說那只剩一個的你小說里的主角。”

“不瞞你說，”他仍是在唇上掛著驕傲而自信的笑容說：“因為她已經是我的太太，啊，我替你介紹。”他說著拍在前座的一個穿著藏青絲絨披肩的肩膀。

于是，那個肩膀上的燙發的頭顱回了過來，原來是一張豐滿的，化妝得面白唇紅的臉龐，露出一排稍稍長了一點的前齒。江上云說：

“這位是×先生，我的內人，啊，你也許記得的，我內人的名字叫李翠蘭。”

“李翠蘭……”我似乎聽見過，但有點想不起來，忽然我想到了他小說的大綱：“啊，李翠蘭；對不起，江太太，你是不是喜歡唱歌的？”

“是，是，你的記憶力真好。”江上云搶著代說：“她唱女高音，非常成功，下星期香港酒店二樓有她一個音樂會，你來好不好？”他忽然對他太太說：“票子。”

“啊，不客氣，不客氣。”我說：“我也許不見得有空。”

“你一定來，一定來，我們談談，談談。啊，你一定還沒有聽過她唱。”

他的太太低頭打開了手皮包，拿出一禮套著牛皮筋的票子，回過她豐胖的面龐，這次可失去了笑容，似乎很嚴肅的問她丈夫：

“幾張？”

“一張夠了，我只有一個人。”我笑著說。

江太太于是抽出一張鮮紅色的票子給江上云，我這時候看見江太太的手指甲比票子還紅。江上云接過了票子看了看，他一面交給我一面說：

“她現在改了這個名字？”

我接過票子一看，上面寫著；

“……VocalRecital……Mrs.ChatherineL.Kiang……”

我正要看其他的字時，江上云忽然遞給我一張名片，他說：

“你大概不知道我也改了名字。”

我接過一看上面印著三號仿宋：

“江底秋云命相”，我不覺吃了一驚，我說：

“江底秋云原來是你？”

他露出驕傲而自信的微笑，點點頭。忽然指著名片上的小字說：

“那是我的地址。”

船突然一震，我看到乘客們都預備走出去，江太太先站起來，反過身等我們，我把他們給我的票子同名片納入袋里，我說：

“謝謝你的票子。”一面也站了起來。江上云沒有理我，他眼睛望著他的太太，江太太忽然又露出她稍稍太長的前齒對我笑著說：

“對不起，×先生，要你破鈔，這票子價錢是二十元港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