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和李斯等大臣們一致認爲，皇室和朝廷應該分開。皇帝是國家唯一的最高的統治者，是國家的象徵，而朝廷主掌國家的實際政權，負責一切實際的責任。朝廷的最高首領是丞相，其次是主掌軍權的太尉（太尉有帶兵權，沒有調兵權），主掌監察大權的御史大夫，就是“三公”。皇權和相權便依此原則而劃分。

本朝依秦制。在建國之初，也是皇權和相權分開，互相制約。

本朝皇帝有六尚，（尚是掌管的意思，相當於現在的秘書，尚書檯相當於秘書處。）分別是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與尚書。前五尚負責皇帝的衣服飲食起居，只有尚書是管文書的，算是皇帝真正的“秘書”。從這裡可以看出，皇帝只有一個職權有限的尚書檯。

本朝丞相府有十三曹，組織龐大，職權廣泛。比如東曹，主二千石長吏北除，幷包括軍吏在內。秩俸二千石的官在當時已經包括九卿了，由此可見朝廷一切官吏任免升降，都要經過丞相。再比如奏曹，它負責管理朝廷的一切章奏。還有其他諸如戶曹、詞曹、法曹等等，各有主掌，幾乎攬括了國家所有政務。從這十三曹的名稱、職權就可以看出，國家政務主要由丞相和丞相府諸曹處理，而並不是由皇帝親自處理。

皇權和相權分開，皇室和朝廷分開的一段時期，正是本朝最輝焊的一段時期。

到了孝武皇帝后，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孝武皇帝雄才大略，要建萬世功業。他嫌丞相礙手礙腳，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外廷的九卿大臣直接接受內廷指令，內廷隨即權重，尚書檯幾乎代替了丞相府的所有職權。

皇帝既然把丞相的權力搶去了，當然也不會讓丞相干涉皇室的事了，所以孝武皇帝駕崩前，以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輔政。這樣一來，外廷有丞相，內廷有大司馬，皇室和朝廷時常發生衝突。這種衝突到了孝昭皇帝死後，達到了極致。

孝昭皇帝死後，立昌邑王爲帝。昌邑王劉賀在即位的二十一天內做了一千一百二十一件不該做的荒唐事，於是被廢，改立孝武皇帝時的廢太子劉據之子劉詢爲帝。霍光當時召集九卿商議廢黜天子重建皇統的事，說皇統繼承是皇室私人的事，把丞相拋到了一邊。

皇室之存在，是因爲有皇帝，皇帝之存在，是因爲有朝廷，所以皇統繼承是朝廷的事，並非皇室私事。皇帝世襲，乃依據大漢律法，如果遇到皇帝沒有子嗣或者其他變化的時候，皇統繼承一事應該由朝廷公議，但霍光無視律法祖制，恣意妄爲。

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的名義掌領內廷的尚書檯，他不讓朝廷參與皇室事，卻代表皇室過問朝廷事，如是則皇室超越在朝廷之上。本來尚書檯的尚書只是皇帝的內廷秘書，而內廷諸職又隸屬於御史中丞，現在御史中丞成了擺設，皇帝成了聾子，皇帝當然不願意了。於是孝宣帝便恢復舊制，仍有御史中丞統領尚書，諸事由御史中丞呈御史大夫，再到丞相，內廷與外朝隨即聲氣相通。如此則大司馬大將軍權柄漸輕。

孝宣皇帝親政二十年，吏治清明，百姓安居，國家昌盛，有“中興”之稱。

孝宣皇帝駕崩後，霍氐一族也就立即灰飛煙滅了，但孝宣皇帝的改制也隨即失敗。皇權獨大，相權沒落，大司馬大將軍等外威依舊輔政，內廷依舊權重，外廷依舊權輕，於是積弊成災，就有了王莽篡漢之禍。王莽便是由大司馬大將軍輔政，繼而獨攬權柄的。

光武皇帝中興社稷後，吸取了前朝敗亡的教訓。他先把尚書檯的權力加重了，自己獨攬權柄。然後把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改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一個“公”統領三個卿。三公只是名位崇高而已，實權則在尚書手中。換句話說，國家權柄都是皇帝一個人的，他把皇權和相權，皇室和朝廷分開的原則徹底拋棄了。

光武皇帝中興了社稷，也埋下了傾覆社稷的種子。

“制度。”曾炩突然意識到蔡邕問這句話的真正意思。“岳父的意思，是要仿效孝宣皇帝，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權的制衡？”

蔡邕驚喜地看著曾炩，大聲讚道：“炩兒真乃奇才。”

陳羣臉顯敬佩之色，不禁脫口問道：“主公是怎麼想到的？”

曾炩本想說我還知道更好的處理辦法，但是這樣的說法，曾炩覺得還是暫時不要說出來的好。想了想，曾炩說道：“岳父既然說造成大漢衰竭的原因是因爲權力太過集中造成的，那麼，改變這一狀況的方法自然是讓權力得到制衡了。”

蔡邕高興地連連點頭。

幾十年來，士人和姦閹爲了爭奪權柄，屢遭失敗，究其原因，不是因爲沒有武力，而是因爲皇權至上，皇權凌駕於相權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約。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幫大臣們策劃並發動了討董，從表面上看，是爲了爭奪國家權柄，但其實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這個國家權柄，恢復舊制，重建皇權和相敘的平衡，從而剷除沉痾積弊，重振社稷。說得難聽一點，就是要限制皇權，擴大相權。

當今天子已經十二歲了，再過八年，天子行了冠禮之後，就要主政。用八年的時間重建舊制，根本不可能。

“爲什麼？”曾炩問道，“難道恢復一箇舊制，八年時間都不夠？”

蔡邕嘆了一口氣，“炩兒，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敗了，否則，怎麼會有後來的王莽篡國之禍？”

曾炩遲疑了一下，他雖然對歷史有所瞭解，但是並沒有深入的研究，畢竟那不是他關心的方向。曾炩問道：“孝宣皇帝的改製爲什麼失敗了？”

蔡邕搖搖頭，捋須說道：“因爲石渠閣之議。”

孝宣皇帝雖然尊崇儒學，但他採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治國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復舊制。認爲把皇權和相權分開，把皇室和朝廷分開，更有助於國家的繁榮昌盛。不過，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力的增強，權力鬥爭的激烈，朝堂上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

一部分大臣說要獨尊儒術，以德治國，要修改一些治國之策。一部分則堅持採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之策治國，拒絕修改既定國策。於是，朝堂上下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經學辨議。

孝宣皇帝爲了統一儒家學說，於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長安未央宮北的石渠閣，召集了二十餘位當代各類經學的碩儒講論“五經”異同。名士碩儒們論述了他們對經學的不同詮釋，再經過長時間的辯論後，由孝宣帝決定採取一種最合適的解釋，並把這種經學解釋作爲官學。

參加石渠閣經議的有學《禮》的通漢、戴聖，學《詩》的張生、薛廣德、韋玄成，學《書》的周堪、林尊、歐陽長賓、張山拊，治《易》的樑丘臨、施讎，治《公羊春秋》的嚴彭祖，治《榖樑春秋》的尹更始、劉向等。

經議由樑丘臨提問，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議，孝宣皇帝親自裁決評判。石渠講論的奏疏經過彙集，輯成《石渠議奏》一書，又名《石渠論》，共輯奏議一百五十五篇。經過這次會議，博士中《易》增立“樑丘”，《書》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樑”。本朝博士經說的分家，除《詩》學原有魯、齊、韓三家外，其餘均始於石渠閣經議。

孝宣皇帝重視《榖樑春秋》，因爲它有利於加強宗法禮儀的控制力量，可以糾正《公羊春秋》學片面強調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適應了當時“稽古禮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閣經議的結果，就是《禮》學和禮治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大戴和小戴《禮記》，就編成並盛行於這一時期。

石渠閣會議使孝宣皇帝的權威變成了經學的權威，經學的學術觀點隨即變成了國家的最高律法。於是“以德治國”成爲制定國策的基礎，“臣事君以忠”，皇權至上，相權就此被徹底剝奪。

孝宣皇帝時有“石渠閣之議”，孝章皇帝時有“白虎觀之議”，這是本朝經學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這經學竟然決定著國策的制定，決定著國家的命運，決定著社稷的興亡。

曾炩躬身受教，輕聲問道：“岳父大人到底要對我說什麼？”

“一是官學。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６年），劉歆作《移讓太常博士書》，要求立古文經學爲官學之後，古文經學和今文經學開始爭鬥，至今已有近兩百年。這兩百年來的事實證明，今文經學是禍國之學，應該立即予以廢除，官學改爲古文經學。”

“二是國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爲制定國策的基礎，大量修改既定國策。”

“三是官制。皇權和相權必須分開，皇室和朝廷必須分開，否則，社稷振興無望。”

蔡邕看看神情凝重的曾炩，鄭重問道：“炩兒能否承擔起中興社稷之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