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被標榜為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但事實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來自為印度尼西亞貪官及商人洗黑錢,現在印度尼西亞已經無黑錢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蓋賭場,以吸引他國的貪污資金。”曾凌風對眾人說道。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本身,這個方圓幾十公里的城市國家,混合了最為離奇的社會特征。一方面,它的經濟自由度很高,在廣受關注的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全球評比中,連續多年蟬聯亞軍,僅次于香港。另一方面,它在新聞自由和政治民主方面表現得相當落后。”曾凌風對大家說道,“新加坡只有兩大媒體集團,報業控股和新傳媒。這兩家傳媒中,一家以報紙為主,一家以電視廣播為主,都由政府百分之一百控股。外國媒體對新加坡政府的批評往往會導致誹謗官司,在記者無國界的全球新聞自由評比中,新加坡排名一百四十多名,與朝鮮、津巴布韋等國相差不遠,其新聞自由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而事實上,新加坡的家族式管理也倍受詬病,李光耀執政多年卸任總理后,擔任內閣資政。其長子李顯龍則是作為接任下一任總理的候選人來培集的,同時還兼任財政部長、金融管理局主席等。其次子李顯揚則擔任最大國營公司新加坡電訊的總裁,李顯龍的妻子何晶則掌管淡馬錫投資公司。
“整個新加坡,其實就是李氏家族的家天下而已,而整個新加坡的繁榮,也不過是李氏家族一家之繁榮而已。”曾凌風對眾人說道,“因為輿論媒體掌握在李氏家族手中,所以你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不真實的,對于新加坡的了解,也是片面的。”
長期以來,大部分中國人對于新加坡的了解,不過是從八十年代比較流行的新加坡電視劇中得到的印象而已。事實上,新加坡輿論宣傳基本是為李氏家族歌功頌德的,并不能夠真實地反應出其發展軌跡來。
而寒雨迷蒙集團旗下的金融團隊可以說是全世界的金融精英所匯聚起來的小集團,對于新加坡的發展過程,自然是有過一番仔細地研究的,因此才能夠抓住新加坡發展起來的根源所在,并非是自由經濟成就了新加坡,也不是李氏家族的集權專制成就了新加坡,而是他們利用島國優勢,幫助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的高官們洗黑錢,獲得了豐厚的報酬,這才成就了李氏家族的財富。
“因為新加坡實在是太小了,一家財閥足以支撐起整個新加坡的繁榮,所以你們才看到了現在的新加坡,事實上新加坡的窮人們也不少,只不過是李氏家族對于治下的民眾的生活保障做得比較好,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曾凌風說道。
“剛剛我們談到哪里了?怎么感覺好像跑題了?”周培林對曾凌風批評新加坡沒有多大的興趣,經過這么多年的交往,周培林知道,曾凌風其實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憤青,一個骨子里充滿了民主主義情緒的青年,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極端的民族主義分子。想在事關民族的事情上和曾凌風分辯一番,那完全是自討苦吃,于是就轉換話題問道。
“移民嘛。”詹紫琳在一旁提醒道。
“嗯,對,要解決人才的流失問題,有沒有什么好辦法?”周培林問曾凌風道。
曾凌風雙手一攤,說道:“這個是你們政府應該想的事情,我可沒辦法。”
曾凌風沒有說讓政府承認雙重國籍這種國際慣例性的做法,因為他本人就不贊成雙重國籍。你想擁有多個國家的國籍,那說明你跟不上就對這個國家并不絕對忠誠,要你干嘛?
再就是,在短期內,中國也不可能承認雙重國籍,說了也白說。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萬隆會議上,由周總理向東南亞各國承諾過的。當初的目的,是為了避免東南亞的華人華僑陷入雙重政治效忠的尷尬和危險。
近幾年,多有商界、文化節、知識界高層人士通過與中央高層見面的渠道呼吁實施雙重國籍。這一問題也數次被高層討論,但很快給否決了。在身份證問題、戶籍問題、遷徙自由問題等一系列身份界限沒有解決之前,承認雙重國籍,仍會帶來新的甚至是更大的不公平。
不過也有很多人認為,中國實施雙重國籍,是國際趨勢。目前全球一半以上國家承認或默認雙重國籍,韓國、印度等在轉型期一度流失大量精英人才的國家也已開始默認雙重國籍,吸引精英回巢,站在全球化人才流動、合作的角度考慮,有什么困難不能克服?
而這些高素質人才往往都是耗費了本地社會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資源才培育出的精英,恰是當下稀缺的人力資本,如此輕易就流失海外,中國怎么辦?
其實,亞州的不少國家和地區也都經受過類似的困擾。
英國在南亞次大陸漫長的殖民歷史,為印度留下了全套英文教育的傳統。英校出身的印度學生能直接與西方人溝通,聽說讀寫都不成問題。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階段,印度學生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學習數理、財會、商貿、管理、醫學等等專業課程,這使他們能夠更容易地與西方社會接軌,加上海外印度人社群也有著悠久的歷史,跨國移民網絡很自然地將大量印度青年才俊送往西方社會。
印度社會也曾為人才外流而感到憂慮,甚至有人提議應對這類移民征稅,以彌補本地社會的公共資源流失。不過,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印度逐漸意識到,移居海外的留學生和專業人士盡管遠離故土,但是卻沒有中斷與家鄉的聯系和互動,并且不斷為印度本土及其國際形象輸送價值。
根據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印裔移民的僑匯多年來占據全球僑匯排行的榜首,海外印籍印育學者和專業人士每年都為印度國內機構帶來眾多國際交流合作的機會,今年《時代》周刊對美國各族裔移民進行評比,印度人被評為最聰明的移民群體,因為全美有超過二十萬印裔富豪,他們不僅富有,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同時,他們在硅谷及其他領域的突出成就,也令印裔美國人的正面形象時常上鏡。
這些事實漸漸平復了印度本土對于人才外流的不滿,并開始視這類移民為一股潛在的積極力量。
“小子,我知道你有辦法,別跟我打馬虎眼。”周培林毫不理會曾凌風的推脫。
“好吧,舅舅,既然你讓我說,那我就說說。這么說吧,要知道為什么移民潮越演越烈,我們就必須得找出這個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說的之外,還有許多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們的政府根本沒重視移民潮帶來的危害,甚至,很多政府人員更是移民潮的直接推動者。”曾凌風說道。
曾凌風看了看周培林,慢慢的說道:“舅舅,有個消息你看見過吧,那就是在美國媒體最新推出的‘失敗國家’的指標中,‘人才流失’是被作為最重要的一項單獨列出的。但是,在我們的國家呢?那么社會中堅階層移民讓誰最糾結?執政者嗎?貌似不是。這是為什么呢?”
官員恰恰是“跑跑路線“的策劃者和執行者。政府里許多官員包括地方一把手和部門一把手,其子女不少已經安排在國外了,而親屬們也借他這尊佛將政治資源轉化為綿綿的經濟資源,成為富人。這樣一來,官員們的親屬一部分已經“跑路”,而另一部分準備隨時“跑路”。因此,要政府嚴管移民潮,這些人就監守自“跑”了,無不心猿意馬。想想,讓“逃跑主義”路線的執行者和策劃者,阻止自己親屬逃跑,即使鳥毛扯光了,都頂個肺用,徒徒蛋疼罷了。
國家嚴重缺乏社會財富的保護意識。有人說,滾蛋吧,他們去意已決,留得住人也留不住心,走了倒干凈,可能走的是中國的“壞賬”。中國可以推倒Again一下,有什么好怕的,不就跑路,又不是國家動亂。
很多人看到:許多富人是國內某些不規范、不完善體制的受益者。他們在致富的過程中,游走于灰暗地帶,與權力合謀,為自己帶來利益。但是許多富人在完成了財富積累之后,并沒有努力去推進法治和制度的建設,反而不是和權力結合的愈加緊密,獲取更大利益。這其實是在做損害制度的事情,這相應的限制了那些沒有資本做灰色交易的創業者,切斷了他們的致富之路。因此,有些人提出,這部分富人的財富,相當我們這個社會的“壞賬”或者說“死賬”,不會流入到中國社會的。他們一走,可能是件好事,至于留給一些人創業的機會。
這個想法太幼稚了只要這個國家依然是“權欲與傲慢共色,媚外與自賤齊飛”,即使洗牌一萬次,還是老方一帖,舊轍重蹈。等幾年后,中國經濟復蘇,這些“華僑”們鍍得金身后,會衣錦還鄉的,如果他隨便一說要投資中國,政府依然會像侍候爺一樣全程服務,陪同考察,開出最優惠的政策,而且報章上大做文章,說引進外資諸如此類的……鳥毛啊這些投資可能就是他在中國積累下來的錢,或者是他老子不干不凈的錢,只不過出口轉內銷一下罷了。
這樣的現象現在就有,隨手抓就一把。他們放棄站列于五星旗下,到美利堅去鍍得金身,成為星條旗下的美國公民。身份剛一變,又體體面面地殺回來啦,投資、掙錢不止步,大吸中國人的錢財;上電視臺做評委,參加各類活動,這個邀請,那個捧場,大賺中國的人氣……其間,還有官方獻之以媚相等在中國掙到錢后,再回到美國去享受高品質生活……
如此善待跑路者,只能說中國政府的雞胸寬廣啊放眼寰球,有沒有美國公民(哪怕是華僑)放棄美國國籍加入中國國籍,然后再殺回到美國去投資電影、制作音樂、上電視臺做評委,賺人氣再賺錢財,名利雙收,然后回到中國享受生活——這在美國絕對是需要限制的
再就是有一些土鱉般的奸商,明明自己是中國公民,偏偏去香港或者哪個小島注冊一個野雞公司,然后在北京弄個辦公室,便儼然以外資公司自居了。經營活動是什么?就是以傳銷方式來坑蒙拐騙,拉人入伙成為某某華商協會會員。這種人一門心思,高舉國際主義旗幟,不是曾經曝光出“某某希望工程”嗎?其實,就是在坑爹,蠶食中國的社會財富
我們整個民族缺失一種核心的價值。
很多場合,政府官員、明星戲子、富人們等既得利益者們,會裝得很愛國的樣子,即使移民海外了,也會裝逼,說自己始終是中國人。想想,沒有叫他們拋頭顱撒熱血,都已“身在曹營心在漢”了,實施“狡兔三窟”計劃了,一旦中國出個風吹草動,這幫人跑得比兔子還快,撒腿跑向另一個窟去了。
由此看來,中國很多既得利益者,絕對如同蒼蠅,把祖國當作有裂縫的蛋,一有動靜,翅膀拍拍,一轟而散,等到中國形勢轉好,照樣振翅重來,打著愛國華僑的幌子,繼續盯在裂縫。這幫子人從來就是中國特產,從鴉片戰爭開始就有了,也談不上什么漢奸不漢奸層次。埋怨這幫子人不要臉,連ji女都不如,早已無益該反省的是我們的民族精神和國家骨氣。
想想新中國前,亂世烽煙,卻有一批到國外去學習,一心想著回來報效國家的民族精英;而今和諧盛世,倒是很多人借著報效國家之名到國外學習,便壯士一去不復返
悲哀啊移民情結為何越來越濃重?許多人恨自己無能,不能移民。有能力移民的,紛紛制定計劃,恨不能去北歐福利最好的國家,去不了最開放的美國,去去加拿大、澳大利亞也無妨
“猛回首,應敲醒世鐘,我們這個民族是不是缺少了一種核心的價值,人心渙散如此?哀莫大于心死,在城市化面前,中國農村空心了;在全球化面前,中華民族空心化了。”曾凌風有些沉痛的說道。
雖然覺得曾凌風說的有些太過激烈,有憤青言論之嫌,但是仔細想想,卻又是現實。
“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可以通過做好…來達到。”曾凌風伸出三根手指,說道。
“第一,切實的調整與執行執政理念,爭取民心。在這些年里面,雖然各種精神出來了一條又一條,但是真正得到執行的,基本上沒有。這已經造成了民心的流失,是一種非常危險的現狀,政府必須得引起足夠的重視。”
“第二,補上社會欠賬,構建好社會。公民納稅,向政府購買良好的社會服務。結果政府錢是收了去,而且收的服務費之高可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結果政府給出的劣質的社會服務產品。中國政府的社會欠賬太多了,例如更公平的市場環境,更有保障的財產權利,更加公正的公共分配,更加有尊嚴的養老保障,更加輕松的生活節奏,更加幸福的生活方式,更加符合人們意愿的價值理念等等,以保留人們對這個社會的希望……有希望的社會,才是好社會。”
“第三,改善投資環境,營造規范化、法制化市場。憑心而論,中國的經濟依然沒有擺脫權貴經濟的陰影,要想賺得缽滿盆盈,必須得到‘政治的庇佑’,將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資源。譬如說汽車行業,國內品牌多如牛毛,生產汽車的合資公司也是如過江之鯽,但是仔細想想,若這些一汽、東風等國企,與他們合資的外企棄你們而去,你們能不能自己設計汽車?說句不客氣的話,恐怕到時候中國就只有我那一家華宇汽車公司能夠生產出在公路上跑的汽車了。所以,如今中國需要的并不是引進多少外資、引進了多少技術,那些都是假的,根本上改變不了中國的現狀。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東西,才是自己的東西。”
聽著曾凌風七七八八的說了一大通,詹紫琳目瞪口呆,喃喃道:“凌風,沒想到,你才是真正的國內第一憤青啊”
曾凌風赧然一笑,說道:“是不是第一憤青我不知道,但是我卻是希望國內的環境能夠得到質的改變,讓我們的國家能夠真正的富強起來,真正的體現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不是一種虛假的繁榮。”
周培林陷入了久久的沉默。
這些事情,以他的眼光,哪里又看不出來。但是,在這盤根錯節的社會背景下面,想要改變這種狀況又談何容易?同樣,他也知道,這樣的事情自然是早處理早好,如果任其發展下去,造成惡性循環,那只會更糟糕。但是,即使是到了如今他的地位,仍然沒有做出決策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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