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與皇家文化
——在故宮博物院的演講
故宮這兩個字在中國的文化中很有分量，並不是世界上所有的詞彙都有它的分量，但是故宮這兩個字卻有它很重很重的分量。
鄭欣淼院長提出了“故宮學”這樣一個思路，馮驥才先生也從他的研究方向上將它條理化。我個人認爲一門學科的建立應該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我將這些條件歸納爲四個方面：第一，它是豐富的，而又是獨特的；第二，它有自己的主幹，同時又是多元的；第三，它有自己發生的源流，也有發展的脈絡；第四，在所有的文化中它是不可替代的，這是最重要的一點。用這四點，衡量建立“故宮學”的條件都夠了。昨天晚上，我和故宮的學者們在一起也聊過這個話題。故宮在我的心中，既是肅穆的，也是燦爛的；既是莊嚴的，也是冷酷的。它是中國古代文化中最豐富的，也是最神秘的一部分。我因爲寫作《張居正》這一部長篇歷史小說，因此對故宮，也就是歷史中的紫禁城開始了我一些膚淺的研究。
我第一次來故宮是上個世紀80年代初。第二次是1985年，我帶著我的老母親來看故宮。我們參觀了太和殿，我對母親說太和殿就是金鑾殿，是以前皇帝上朝的地方，老太太的兩腿就站不住了，就要下跪。她覺得這個地方太神聖了。這反映了民間老百姓對皇宮的感情，也就是說敬畏感。有了這種敬畏感，如果你是一個學者，你就知道有所爲有所不爲，如果你是老百姓，你就不會覺得老子天下第一。恰巧這樣一種感情，幾十年來在我們的學者中已經退居次要了，變得沒有敬畏了。對我們民族過往的歷史要麼是虛無，要麼是批判，這樣一種情緒影響了好幾代的讀書人。當然，我並不是一個國粹至上者，對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我也主張批判，但我們潑髒水時，總不能把盆裡的孩子一起潑掉。
當一個民族的主體文化開始受到破壞的時候，這時候再來批判它，那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今天，溫文爾雅的傳統文化離我們越來越遠，年輕人對它越來越感到陌生。產生這種局面，固然有諸如教育方針、執政者導向等多種原因，但敬畏感沒有在我們的學者中保有足夠的分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我認爲故宮的主流文化就是皇家文化。關於皇家文化的定義，剛纔閻崇年先生已經說得很透，皇家文化的構成，必然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最精粹的一部分集中到這裡來。北京定都，乃是因爲東北的少數民族的崛起，所以皇家文化在北京的發展和確立，間接受益於東北少數民族的崛起。
歷史有它的大流程，皇家文化的發展，在中國最盛的是兩個城市，即一個北京，一個西安。如果把整個中國比作一個太極圖，那麼，北京和西安就是這個太極圖中陰陽魚的雙眼。西北與東北，在中國八卦中都屬於吉地。這兩塊吉地，成就了西安和北京。北京成爲國都，當然也有一些契機。永樂皇帝，即當年的燕王朱棣被分封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這個地方已經有三百多年沒有歸於中原文化（從五代十國一直到明代建立之前），幽燕十六州一直歸契丹人建立的遼國，後來又歸於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國。北京沒有進入中原文化的版圖已經有幾百年了，它曾是遼國的南京，金國的首都。由於國家的分裂，中原人對幽燕地區已經有些陌生了。朱元璋分封兒子的時候，把他最能幹的第四個兒子朱棣封到北京爲燕王。關於朱棣和建文帝叔侄間的恩怨，不是我今天要說的話題。但是，朱棣即便打到了南京奪取皇位以後，也不敢貿然宣佈遷都，而是把北京當做行在。而讓他的兒子在南京監國，但是他一直都有遷都的打算，所以他當了皇帝以後，就從來沒有停止在北京的建設。他用了十六年的時間建設北京。現在的北京，很多衚衕都是當年建設北京的工匠留下的居所。永樂十九年朱棣決定遷都，北京便成了名副其實的首都，而南京則降爲留都。
遷來的第二年早春，天安門城樓被雷劈了一角下來。在明代的時候，這是屬於很嚴重的上天示警的信號。這是什麼原因呢？朱棣看不明白，便按照當時他們的辦公制度，趕緊去問一問在京官員，收集一些意見。其意是看看皇帝有什麼錯誤，引起老天爺把新的宮殿劈了一角下來。當時有一個叫肖儀的官員，官職是工科給事中（相當於今天的中紀委負責工業這方面的紀檢幹部），他說老天爺示警就是因爲你把首都從南京遷到了北京，把大明社稷的龍脈撂在了江南。儘管永樂皇帝非常想徵求意見，可是這一條意見上來就讓他雷霆大怒，幾乎沒有進行任何的審判，就把肖儀抓起來殺掉了。他爲什麼要這麼快殺這個人？因爲他花了十六年的心血想辦法把都城從南京搬到北京，一年的時間內，反對的聲音就一直沒有壓住。爲什麼壓不住呢？因爲反對遷都的人也有一個強大的後臺，這個人就是太子。朱棣這麼快殺掉肖儀，就是殺給他兒子看的。殺完了以後，依然有不少官員爲肖儀喊冤叫屈，覺得就爲這麼點事把人殺了，太過殘酷。朱棣知道遷都的爭論還沒完，還有人想借此說事。於是他想了一個奇招兒，下一道聖旨，讓遷都的贊成派與反對派都到午門廣場上辯論。
那天是清明，天陰冷下雨，所有反對的官員都跪在午門右邊，贊成遷都的人並沒有受到善待，也跪在另一邊。朱棣說你們兩派都跪在這裡給我辯論，到底該不該遷都，一天沒有辯完辯兩天，兩天辯不完辯三天，一定要辯出結果來。辯了兩天半，官員們都跪不住了，就不辯了。所以，朱棣用這種非常強勢甚至是蠻橫的方式來處理遷都的爭論。但是就在這件事情之後三個月他就死了。他最不願意把皇位傳給他的太子，他感覺到太子有三個方面讓他不放心。第一個，太子不會騎馬，太胖了，缺乏英雄氣概。爲此他經常修理太子。有一次，他上天壽山視察陵寢，故意整太子，他說我們都不騎馬，也不坐轎，往上走。太子太胖，根本走不動。朱棣說走不上去也要走，兩個太監攙著他的兒子，幾乎是朝上爬，就是這樣兩腳還打滿了水泡。朱棣不喜歡他的兒子柔弱，認爲沒有英雄氣的人，過於文質彬彬，不足以君臨天下，這是第一個不滿意的。第二個，太子對江南的眷戀令他不滿意。太子長期在南京監國，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江南產生了心理依附。作爲普通人，這種依附是可以的，作爲一國之君，這種依附則是一個危險的傾向。第三，朱棣常年征戰，五次打東北、打蒙古，進行了很多場戰爭，太子給他支持糧草，負責解決物資供應。由於軍費開支太大，太子常常無法籌措。朱棣不考慮國家財政的困難，覺得是兒子的能力問題。但是因爲朱棣非常喜歡太子的兒子，就是他的太孫。他的太孫在北京長大，一口京片子，一點南方腔都沒有。針對這個情況，同情太子的大臣，爲了保全太子，就說這個皇太孫是萬年天子，如果廢掉太子，太孫就當不上皇帝了。朱棣果然爲了保住太孫的繼承權，而最終沒有廢掉太子。
太子登基後，就是明朝的第四個皇帝仁宗，他剛一登基，立即就成立了一個遷都辦公室，決定把都城從北京遷回南京。這個遷都辦公室如火如荼進行工作的時候，仁宗就病死了，他只當了十一個月的皇帝。他兒子一接位，即明代的第五位皇帝宣宗。宣宗登基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銷遷都辦公室。因爲他一到南方就長瘡，他是在北京長大的，到南京水土不服。所以我說北京的命運，是由歷史的某種機緣決定的。有了首都纔有了紫禁城，有了紫禁城纔有了皇家文化。如果北京不是首都，中世紀以後的皇家文化就不會植根於北京。所以說，北京的幸運也帶來了皇家文化在這裡的興盛。
閻崇年先生提出一個問題：爲什麼中國自秦以後的歷史，前一千年是東西搖擺，後一千年是南北搖擺？這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東西搖擺的時候，西安就成了軸心；南北搖擺的時候，北京就成了軸心。東西搖擺的前提，是遊牧文化佔中華文化的主導地位。而南北搖擺的時候，則是農耕文化成爲國家文化的主流。在農耕文化的形態中，以北京爲立足點，東北與塞外的遊牧民族越過北京，就無法找到草場；南方人從這裡往北走，不但無法耕種，而且水土不服，北京正好是遊牧與農耕的接合部。真正在北京建都的第一個人是大金國第四個皇帝完顏亮。他當時主張把大金國的首都從哈爾濱近郊的阿城遷到北京，遭到的反對比朱棣遷都時還要厲害得多。完顏亮一把火燒燬了金上京的所有宮殿，還把大金國開國皇帝完顏阿骨打、吳乞買兩人的屍骨挖出來，擡到北京來埋在了房山。所以北京的建都歷史，應該從完顏亮開始。此後忽必烈在這裡建立元大都，又統治了一個多世紀。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對北京都作出了貢獻。所以說，紫禁城文化是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它和南京的皇宮不一樣。南京皇宮中的風俗和北京皇宮的風俗差異特別大。南京的皇家文化是單一的漢族文化，而北京故宮的皇家文化是多民族文化雜交出來的複合型文化。我覺得皇家文化是我們故宮學的主幹文化。像我們說的陶瓷、書法、繪畫、傢俱、建築、珠寶等等，每一個方面都像一片葉子，一朵花，必須有一棵樹它纔會燦爛，纔會豐富，否則它們像碎片一樣。
每次我走進故宮，總喜歡研討一些問題。有一次我帶了一個明代紫禁城的地圖，進來做一個對照，很多都對不上了。清代對紫禁城進行了多次的改造。到了明朝以後，第一個引進江南文化到北京的就是燕王朱棣。在那之前，江南的文化在北京沒有地位，大量地引進江南文化就是從明朝永樂年間開始的。如果我們不是從物質層面，而單從政治層面來看明代或清代的皇宮文化，我們會聞到一股很濃的血腥味。這個紫禁城裡的每一處建築，在明清時期都發生過震撼歷史的事件。就說午門吧，在明代，它是皇帝接受獻俘、廷杖大臣與舉辦鰲山燈會的地方。廷杖，是皇帝處罰大臣的一個方式，它既是刑罰，也是侮辱。明朝歷代，都有不少大臣在午門廣場上遭受過廷杖。最大的一次是武宗的時候，三百多官員一起挨板子。明朝的皇帝侮辱人成癮。朱元璋天生多疑的性格，傳給後世的皇帝，一個個都猜忌、多疑、刻薄，因此發明的處罰官員的刑具，便兼有折磨與侮辱兩大功能。所以說，我們研究皇家文化，既要研究物質的一面，也要研究非物質的一面。既要研究美的，值得繼承和發展的，也要研究惡的，值得批判和警惕的。
因此，故宮學如果真正地建立起來，就應該組織專門力量分門別類地進行研究，研究故宮學實際上就是研究中華民族封建時代的主流文化。
很有幸在紫禁城學會舉辦的第一次高峰文化論壇上發表講話。今天只是浮光掠影地說了一點關於故宮皇家文化的感想。我希望紫禁城的傳統文化論壇能夠經常舉行。在下次的論壇中，組織者事先準備一些題目，參加者可以就這些題目發表一些自己的研究和看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