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現在，我們如果問周圍的友人：“你有沒有仇人？”回答一定是搖頭。
這是因為，當今時代已經無法為仇恨提供太多宏觀的理由。不像在春秋戰國時代，軍閥割據時期，江湖惡斗年月，仇恨常常成為立身之本，其中還包含著忠孝、道義、俠腸、豪氣，完全不須遮蓋。后來提倡階級斗爭，仇恨，又成了宣傳的依據、對立的火墻。到現在，仇恨找不到公共語境了，只能退回到私人話題，而私人話題在現代是沒有重量的。任何人只要一提到私家仇怨，旁人只是聽聽、勸勸罷了，不會在里邊尋找正義和非正義的界線。于是，即便有仇恨的人也閉口了，千篇一律地回答道，“我沒有仇人”。
然而事實上，仇恨是存在的，而且數量很大。
既然口里說了沒有，那么，心中的仇恨也就變成了一種暗藏狀態、積郁狀態，會比公開的仇恨更為嚴重地吞噬生命。而且，這種暗藏的積郁還會悄悄潛入眼神，為周圍平添一股冷漠和陰沉。
因此，不如公開承認仇恨的存在，然后把它作為又一個人生之“惑”，細加研究。
二
人們大多是憑著自己所受的傷害，來建立仇恨的。但這種傷害，往往只是一種心理感覺。心理感覺可以化大為小，也可以化小為大。
這中間，至少有以下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傷害不小，而事情很小。
很多人的仇恨，埋在心底很久，早已發酵到一定程度，但追根溯源，是一些小事。例如，我曾聽到一些前輩老作家對于其他幾位老作家的“畢生深仇”，只要提起對方名字就眼冒怒火。但細問之下，起因小得無法復述。他們可以忍受巨大的政治災難，卻容不下曾經摻入眼中的一粒小沙子。他們憑著藝術想象能力，把沙子想成了沙丘，甚至沙漠。
這種情況，在世間仇恨中，至少占了一半。不少人總是為這樣的事情咬牙切齒：某人在大學操場里當著男女同學的面尋釁吵架，中斷了自己的初戀，因此也糟踐了自己一生的婚姻；某人在寒冬臘月間拽著我家兒子下河冬泳，兒子得重感冒錯過了出國留學考試，由此淪于荒廢……這一個個“某人”都成了心中的終身仇人。但是在旁人看來，說到底，那只是一次吵架，一次冬泳。
說起來，后果確實嚴重。但是，從起點通達后果的這條直線，并不真實。因為，中間必然還有很多別的因素左右了事情的走向，居然被仇恨者全部刪去了；受害者的主觀因素更是重要而強大，居然也被仇恨者全部刪去了。結果，把兩個相隔遙遠的小點，硬生生地拉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牽強附會的仇恨邏輯。
第二種情況，傷害很大，而誤會也大。
不少很大的仇恨，由復雜的原因造成，但是，追仇者本著“冤有頭，債有主”的單向思維，聚焦成私人責任，進行報復。
例如，一名清代巡撫根據朝廷旨意處決了一名官員，這名官員的子女就把“誅殺巡撫”當做復仇的焦點，其實巡撫本人只是聽命而已，并不存在處決這名官員的個人動機。
又如，農村土地改革時期，一家地主的房舍被強行分給了兩家農民。幾十年過去，地主的后代重新得勢，把那兩家分到房子的農民當做了仇人。其實，當時分房給他們的是掌權的農會。
……
——這樣的例子可以不斷舉下去，每一個例子都證明了一個事實：世間的傷害帶有極大的不確定，而對傷害的報復也帶有極大的不確定。但是，人們不愿意承認一切不確定，只愿意化繁為簡，化多為一。也許是世間的“生態文本”太艱澀了，大家都傾向于“易讀文本”。但是一旦易讀，也就易感，易仇，易恨。因此在仇恨的旗幡下，必然裹卷著大量的不理性、不公正。
天下的復仇，容易受到民眾同情。因此，一切記恨、尋仇的人們更要警惕了，千萬不要為人類社會加添新的不公正。必須警惕在同情中，警惕在痛快中，警惕在掌聲中。
三
我經歷了太長的災難歲月，若說自己“心中無仇”，那是假話。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江南文人懦弱膽怯，心中只敢讓小恨滑過，不敢讓大仇貯存。但是，這是一個無視歷史的極大誤會。
我家鄉確實在江南，古稱越地，素為“報仇雪恥之鄉”。越王勾踐臥薪嘗膽的故事，教會了整個民族有關“復仇”的含義。如果說，這是政治上的爭霸之路，那么，我還可以舉出文化上的頂級學者，作為最高例證。我家鄉的先賢黃宗羲，其父黃尊素被奸黨魏忠賢集團所害，祖父就在孫子經常出入的地方寫下不忘復仇的句子日日提醒。等到十九歲那年黃宗羲到京城訴訟，居然暗藏鐵錐，當堂攻擊罪大惡極的官吏許顯純、崔應元直至血流滿地，連當初施虐的獄卒也沒有放過。這種復仇舉動，讓全國朝野眼睛一亮。而且，那雙高舉鐵錐的復仇之手，還寫出了《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雷南文案》《今水經》等一系列皇皇巨著，光耀千古。
如果擱下地域，只講親緣，那么，正如我在《吾家小史》一書中寫到的，一次次改朝換代的最后戰場上，總會有一面焦痕斑斑的帥旗繡著一個“余”字。刀戟血性，無與倫比。
不必多講這些遙遠的往事了，還是回到我身上吧。只要是我熟識的親朋好友都能證明，我的脾性與外表完全不同，可謂耿介剽悍，寧折不彎。因此，對于自己不能容忍的人和事，都會比較認真。
也正因為深知自己的這種脾性，我一直時時警惕著，千萬不要把“自己不能容忍”的圈閾擴大，哪怕是一點點。
為了防止擴大，那就著力縮小，就像法院里的“無罪推定”。
我在心中張羅了一個“法院”，舉證的要求極為嚴格，只要有點滴猶疑便立即排除。而且，即使證據確鑿了，只要有一絲寬恕的可能，就一定寬恕；只要有一絲原諒的理由，就一定原諒。
這種寬恕和原諒，當然是指對我自己的傷害。傷害能與仇恨相連，那一定是非常大了。因此，寬恕和原諒首先是對自己的戰勝，中間會伴隨著一次又一次的臨窗哽咽、半夜吞淚。
“傷害如此嚴重，真的全然寬恕了嗎？”我不斷地質問自己。周圍的朋友也會反對，認為這種寬恕和原諒，很可能顛倒真相、混淆視聽，而且對方也未必認為是寬恕和原諒，還以為是認敗、服輸呢。這樣一來，對方就極有可能繼續施暴，或卷土重來。
我看著這些好心的朋友，久久不說話。
我知道，這些朋友與我的很多讀者一樣，都焦急地等待著我的“適度報復”。我更知道，只要我發出一個簡單的信號，事情就會變得風起云涌、揚眉吐氣，因為人氣、智商、幽默都在我們這邊。幾乎不必花什么大力，對方就會狼狽不堪。更何況我的朋友中，有一批極為能干的律師。
然而，我還是向朋友們搖頭了，這不是吐氣、解恨的問題。
顯然，我所面臨的這個修行關口，其難其險，不下于劍門、巫峽、壺口。
我決定訂立一個最嚴格標準，把很多看似“深仇大恨”的人與事，排除在仇恨的范圍之外。
這種標準，又可稱之為“排除條例”，至少有六條——
一、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是在一個政治運動中隨著潮流所犯下的暴行，可以排除在外；
二、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沒有太大特權，尤其是沒有官場特權和傳媒特權，可以排除在外；
三、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不是連續行惡，長期行惡，可排除在外；
四、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疑似精神障礙的病患，可排除在外；
五、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暴露出了太低的生態等級、文化等級和藝術等級，可排除在外；
六、傷害再重，如果加害者另有社會政治理念的執守而打錯了槍，也可排除在外。
四
有了上述“排除條例”，留下的仇恨范圍就變得很小很小了。連按照古今常規必須包括的對象，也沒有包括。
在此，我不妨舉一些典型的例證加以說明。
第一個例證，在“**”中長期關押我父親，使我家八口人一直饑寒交迫的那些人，主要是四個人，被排除在外了。因為，那是在一場政治運動中，很難確證個人責任。
第二個例證，同樣在“**”中把我叔叔活活逼死的那些人，主要是三個人，也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個例證，那個首先把我在“**”中悄悄編寫《世界戲劇學》的勇敢行動誣陷為“**寫作”的北大學生，負面影響遍及海內外。但他主要是誤聽了一個上海文人的謠言，因此也被我排除了。而且他又符合上述“排除條例”第六條，即另有執守而打錯了槍。
第四個例證，一個與我毫無關系的湖北文人，以完全失控的臆想發表了大量攻擊我的文章，每次都有駭人聽聞的案情故事。但我一開始就對他作出了某種醫學判斷，因此也排除在外。
第五個例證，一個與剛才說的湖北文人相似的上海文人，出了一本書，誣稱我著作里有大量“文史差錯”。凡是買過我書的人都會去買一本，因此名列“亞洲暢銷書籍”。復旦大學文史權威章培恒教授發表文章指出該書全是“無端的攻擊乃至誣陷”，此人一看，立即偽造出一個我“抄襲”章培恒的謠言，來挑撥我與章先生的關系。這個行為實在太怪異了，直到我遇到上海長海醫院為他看病的醫生才知道真相。我深感同情，并告訴醫生，此人若有醫療經費上的困難，我可以幫助。
第六個例證，一個上海評論者，曾提出過“謝晉模式”，成了謝晉心中的“仇人”。他又制造過“有一個妓女在讀《文化苦旅》”的新聞而哄動全國，侮辱了我的廣大讀者。后來我發覺他只是一個比較幼稚的文藝愛好者，便到謝晉墓前笑著報告了這個結論，請導演寬恕他。
第七個例證，一個被稱為北京最激烈“啃余族”的人，把我在地震災區捐建三個學生圖書館的事硬說成“詐捐”而聳動媒體。但當我聽說他為一件小事與兩個女記者打成一團，就立即放過他了。生態等級，是一條心理紅線。
第八個例證，當北京此人拋出了“詐捐”謠言后不再吭聲，卻被南方一個學者接過去了，在網絡上鋪天蓋地鬧了兩個月。但我立即放過了這個學者，一是因為他是一切投污者中唯一有點學問的人，二是他此前并無毀謗他人的記錄。我對他這兩個月的失態，深感惋惜。
第九個例證，寧波一家民營服裝企業的文化主管，二十年前看我深受盜版之害而束手無策，提出要與我成立一個小型文化公司自行出版，為防盜版集團注意，讓我以老父名義出資六萬元。此后他借這個公司名義與**、臺灣、上海三地的出版社一起出了我十二本書，本本暢銷。但他幾年后告訴我，公司沒賺一分錢，我可以把六萬元領回，但必須向律師出示我從小的戶籍資料，證明“我爸是我爸”。我受如此欺侮卻沒有起訴，原因是，此人不是什么權勢人物，我遭受他的“合法盜版”，只是因為自己無知。
第十個例證，由馬蘭主演、我定稿、馬科導演的大戲《紅樓夢》轟動海內外，幾乎獲得一切戲劇大獎，但一進上海卻遇到了**煩。一個上海中年編劇正好也有一臺戲在此時上演，為了不被比下去，居然攛掇一個神志不清的老人制造了誰也聽不懂的所謂“企圖署名”事件，鬧得《紅樓夢》不想再演了。這件怪事顛覆了一個大劇種和一座大城市的最高文化生態，而那個中年編劇的戲卻就此走紅。他現在已成為官職不低的權勢者，我始終沒有妨害他。原因只是，他聽過我的課。為師之心，總有不忍。
……
我說了這十個例證，大致已經說明了修行的難度。青年朋友們如果遇到了忿然難解的仇恨，讀了這些例證一定能起到很大的緩釋作用。
但是，還有幾個“坎”，我無法跨過。因為它們超過了我的“排除條例”，突破了最后紅線。
五
說到這里，我要插進一段小小的回憶。
二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我到南方一座城市去訪問一位著名畫家。這位畫家比我年長十歲，并不長期居住在這座城市，卻在這里有一間畫室。那個夜晚他不作畫，只是與我長談，一直談到深夜。臨告別時，他說還要給我看一樣東西。他從旅行包里取出一本很舊的畫稿，快速翻到最后一頁，出現一個名單。名單是用黑筆寫的，其中大半名字又被紅筆劃掉了。
畫家告訴我，這是一個“仇人名單”。就是這些人，在“**”中捆綁過自己，毒打過自己，用最殘酷的手段折磨過自己。畫家指著名單的前三名說：“他們也是畫畫的，行刑時專打我的右手，這手被打得半年不能動彈，兩年不能拿筆，三年不能畫畫。他們出于同行的嫉妒，要使我一輩子不能畫畫！”
“這是造反隊的司令，”畫家又指著一個名字說，“他關押了我三次，‘**’結束后清查，他反咬一口，說我是司令，直到一年后兩個關押所的看守作證，才真相大白?！?
“你留下這些名單是為了……”我輕聲問畫家。
畫家說：“我既不會檢舉揭發，也不會報仇雪恨，他們沒有資格成為我的對手。但現在‘**’的歷史已由他們這批人在偽造，我必須把他們記住。因為我人生最重要的歲月都毀在他們手上了，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
我深深地點頭，又指了指被紅筆劃掉的一大半名字，問：“這些怎么劃掉了？”
“這些人死了。死一個，我劃掉一個。上一個月，一連死了兩個。我雖然不報復，卻一直遠遠地看著他們。我借著他們，領悟善惡報應的天道。”畫家說。
“對！”我十分贊許，“讓一切惡人背后，永遠有受害者的目光。這些目光，直通天道?！?
——正是那個夜晚，那個名單，讓我想了很久。
不錯，我歷來反對夸張仇恨，也反對在不夸張的情況下仇仇相報，因為這是世間災難的主要來源。這位畫家，沒有采取任何報仇手段，只是作了記錄，只是投以目光，我覺得很有必要。
你可以責怪他心胸不夠開闊，未能一筆勾銷。但他寥寥幾句表述，已經說清了外部理由和內部理由。
外部理由，正如他所說，“‘**’的歷史已由他們這批人在偽造”。這是必然的，一切作惡者都想把惡漂白，反咬一口，改寫歷史，因此他們成了歷史的執筆者。對此，受害者無能為力，只能保留一點點記憶和目光，這也算保留了一點畫家所說的天道吧。
內部理由，正如他所說，“我人生最重要的歲月都毀在他們手上了，我要對自己的生命負責”。這似乎是個人理由，但生命只有一次，并不只是屬于自己，因此也與天道有點關系。
讓我感動的是，這位畫家在他輝煌的創作上，始終沒有沾染任何仇恨的印痕。在他的筆下，人間總是那么純真、可愛、恢宏、飽滿。世界重重地傷害了他，但他還給世界的卻是大善大美。
從那天開始，我也會在空閑之時，對自己心底的貯存，略為作一點整理。
六
我知道自己心中，不應該存在“仇人名單”。那么，降低幾度，說成是“負面心理名單”吧。
與那位畫家的名單相比，我的應該更少，因為畫家是一個感性人物，我則應該用理性更嚴格地篩選幾遍。如果篩選的結果一個也沒有剩下，那是最好了。
為了爭取這種結果，我咬著牙，憋著氣，在先前“排除條例”基礎上，再一次把篩選標準定得極端苛刻。
最后定下的標準是以下三條：
一、此人不僅嚴重地傷害了我本人，還嚴重地傷害了我的家人；
二、傷害必須延續二十年以上，至今沒有停止；
三、此人必須是一個權勢人物，拿著自己手上的權勢或依靠著背后的權勢行惡。
有什么人能符合這三條標準嗎？
我不能不說：有。
有幾個？
四個。
這四個人，利用權勢剝奪了我父親的生存權，剝奪了我的名譽權，剝奪了我妻子的工作權。如此行惡二十余年，在古今中外都罕見了。本想告訴我的讀者，他們是誰。但轉念一想，這樣的罪惡太容易燃起公憤，他們也有家人，家人應該無罪，那就只好掩蓋名字了。曾想標示出姓氏便于敘述，心腸一軟也免了。
我只能默默地把他們“關押”在我心底。“關押”的方式不妨柔美一點，于是把主使、高官、主編、編劇的姓氏，用諧音合成這樣一個名字：淺芳麗莎。
七
好了，我終于做了一件難事，完成了一次心理清理的實驗。
在心底“關押”四個名字，并不是把他們當做對手。他們身上的惡，是一種龐大存在的小小呈現，遠遠超過他們的個人責任。請看這四個人，我的淺芳麗莎，行惡二十多年都具有不合常情、不顧常理、不計后果、不知節制、不問天良、不避天譴的特點，似乎被一種“邪靈”控制了。一種來自時間和空間的負面積累在他們身上爆發，他們本人也很可憐。
正因為來自深遠的負面積累，他們身上所負載的黑暗具有巨大的破壞力，任何人都應該認真對待。
據最新科學研究，宇宙間的“暗物質”總是由“超重粒子”組成，重量是一般質子的1019倍。這種由“超重粒子”組成的“暗物質”，幾乎可以構成一個又一個的“微型黑洞”。一說“黑洞”我們應該有點緊張，因為科學家反復證明，這是宇宙間的無底大劫。
若以這種科學現象來比喻，那么，人世間的那些惡，也是超重的暗物質，形成社會上一個又一個“微型黑洞”。
八
但是，就個人而言，自己遇到的“微型黑洞”，也有可能激發出正面的精神力量。
星云大師知道我受盡誹謗，在我耳邊說了一句話：“受辱，是為世界承擔苦難。”
那夜，我與他在一起圍爐守歲。他這句話，讓我領略了大乘佛教的宏偉本義。
除了這種宏偉本義，我本人對那些惡，還有另一方位的正面感受。
那四個被“邪靈”控制的人，淺芳麗莎，以及被這個芳名蠱惑起來的人群，對我有益無害。
這是因為，我生命有可能遭到的最大禍害，并不是誹謗和受辱，而是分割和霸占。
我在上文曾經提到，我如果不選擇辭職，一定會在很高的官位上奔忙。即使辭職了，還會有許多名譽性質的名號、位置、會議向我殷勤招手。對此我很難徹底拒絕，因為沒有這一切，在我們社會將會寸步難行。不想寸步難行，就要“勉為其難”。
但是，這種“勉為其難”的后果是可怕的。我還會寫出那么多書嗎？我還會走通那么多路嗎？我還會發表那么多國際演講嗎？我還會享受那么多與妻子相伴的悠閑嗎？我還會沉醉那么多古今中外的藝術嗎？我還會擁有那么多讀者和聽眾嗎？
毫無疑問，肯定不會。
但是奇跡般的，我心中企盼的一切都來到了。
怎么會這么好運？
只因為一些人幫了我。
誰？
就是我前面所說的四個人和他們前后的那幫人。
他們深知把特權和謠言羼合在一起能夠產生什么樣的孽力，因此也就有效地趕走了一切向我走來的腳步，阻止了一切向我發來的邀約。這就像在我的帳篷外面掛了好幾塊“請勿打擾”牌子，讓我這輩子過得安靜、舒適、自在。
一點不錯，我畢生最大的恩人，就是他們。
這句話的另一種說法是：他們，是以敵對面目出現的知己。
他們的每一個小目的，看似邪惡，但是如果我們不在乎，那些小目的一點點地聚合，卻變成了我們殷切企求的大目的。
即便是他們逼迫我妻子失業那件事，時間一長，也產生了正面效應。我妻子不必辛苦地投入所謂“振興傳統戲曲”的文化自欺并隨之卷入一系列低俗泥淖了，而能一直保持著將東方美學融入現代節奏的悠悠興致，遠離風潮，安適身心，愉悅審美，長葆青春。她現在，肯定比依舊留在那里，更貼近藝術本性。
另外，我們夫妻倆在受盡驅逐的流浪中，相依為命，相濡以沫，互為拐杖，體味到了生命的極致。
這也就是說，只要此心光明，即使是遇到“暗物質”和“黑洞”，也能被光明照耀。
想起了王陽明臨終時說的八個字：“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因此，對于由仇恨引起的種種大惑、小惑，同樣“亦復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