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劇變後，社會黨國際一度曾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是作爲左翼政治力量的一員，社會黨國際各成員黨受到了世界反共產主義潮流的強烈衝擊，甚至不得不迴避了“民主社會主義”的概念，而普遍採用“社會民主主義”的提法。爲求生存，一些社會黨還考慮了更改政黨名稱。另一方面，隨著新經濟的崛起，全球化進程大大加快，社會黨的傳統政策和發展模式在新形勢下出現失靈，導致不少社會黨由執政變爲下野。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急劇變化，迫使社會黨國際自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一直不斷地對其傳統理論、政策和戰略進行改革和調整。這從十八大以來歷次代表大會上的決議變化，就可見一斑。

在傳統的政黨政治中，各政黨之間往往存在著明顯的意識形態的差別。社會黨國際在意識形態上的傳統任務是反對“現實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冷戰結束後，由於“現實社會主義”的瓦解，社會黨國際的主要對手也隨之發生了改變。例如，十九大提出“反對種族主義、反猶太主義和一切形式的極端主義”；二十一大《巴黎宣言》指出“社會黨國際面臨著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原教旨主義的威脅”；二十二大又提出了反對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鬥爭目標。與右翼相比，左翼政黨強調自己的公平、正義等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特徵。然而，在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過去十幾年中，社會黨國際的很多成員黨強調超越左右，淡化意識形態，走第三條道路，在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之間進行折中。由此，在實現政黨的現代化過程中，社會黨國際似乎走上了一條實用主義之路，主張“少談一些主義，多解決一些問題”，甚至於意識形態被束之高閣，羞於提及。例如，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接受採訪時曾說，“我既非左派又非右派，我就是我；舊的意識形態已被歷史的力量所壓倒，我只對當前產生效果的東西感興趣”。採取對意識形態淡化的策略，雖然在冷戰後初期對社會黨國際穩住陣腳，以及推動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發揮了一定作用，但也埋下了更深刻危機的隱患。超然於“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必然導致要爭取中間支持者或中間選民，由此造成了社會黨的組織危機，並引發了羣衆基礎、黨員參與、利益表達等方面的一系列問題。首先，轉向贏得最大多數選民的“全民黨”使社會黨在進行利益協調和整合時更加困難。吸收工人階級之外的其他羣體，客觀上加大了黨內各利益羣體之間的矛盾，而且某些利益衝突又是難於調和的。事實上，在爭取選民的問題上，社會黨普遍存在著顧此失彼的情況，爭取到了新的支持者，又喪失了傳統的支持者。例如，20世紀末，產業工人隊伍急劇萎縮，政治立場搖擺不定的中間階層隊伍趨於壯大，爲了取悅中間派選民，社會黨的政策逐漸向社會中上層羣體的傾斜，一些社會黨政府在經濟社會政策改革中重效率、輕公正，過度向資方

妥協，不顧勞方的利益訴求，疏遠與工會組織的關係，招致廣大勞動階層的強烈不滿，甚至產生對社會黨的信任危機。這在很大程度上動搖了傳統上支持社會黨的選民基礎，使社會黨的支持羣體處於相對減少和不穩定狀態。近些年來，一些國家的工會等團體甚至在社會黨執政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罷工和其他抗議活動，表達對社會黨執政當局相關政策及改革措施的不滿，在英國、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德國、南非、印度、佛得角等國尤爲突出。在南歐國家，還出現了罕見的大規模社會風潮，導致社會動盪不安。社會黨爲了獲得中間派選票，卻流失了鐵桿左派的一貫支持，這種情況也加速了左翼分裂，進一步分散了左翼力量和選民基礎。此外，嚴峻的經濟社會形勢爲各種激進主義、民粹主義提供了土壤，一些極端政黨組織的鼓譟煽動得到了許多對現實不滿的中下層民衆的共鳴。這些羣體中很多都曾是社會黨的支持者，是社會黨贏得選舉而實現執政的重要社會基礎，如今這一基礎已明顯動搖。

儘管社會黨國際堅持認爲，由它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是在冷戰結束後唯一能與資本主義相抗衡的政治力量，然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面對新保守主義、新自由主義等主要競爭對手，社會黨國際進行戰略調整的空間卻是十分有限的，甚至於也很難提出更爲有效的措施，以匹配這一崇高的歷史使命感。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深化，人類社會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在一起，同時也帶來了空前複雜的各種全球化問題。在業已凸顯的全球化的負面效應中，比較突出的一點就是受益者與利益受損者之間形成了一種新的不平等。例如，在歐洲，全球化在給消費者和企業帶來機會的同時，歐洲的產業工人階級卻飽受衝擊。面對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工人階級重新淪爲利益受損者，曾經使工人階級免受經濟剝削與動盪之苦的社會民主黨卻變得力不從心。在某種程度上，這也對社會黨的綱領和政策的有效性構成了根本性挑戰。社會黨國際曾在二十二大上總結社會民主主義受挫的原因時，指出：“全球化進程給社會黨國際的民主左翼、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帶來了特殊的困難。一個多世紀以來，民主國家作爲最主要的工具，一直致力於建設一個更加平等、共同參與和民主的社會。這一社會民主主義目標在二戰後西歐建立的福利國家中得到了最完美的體現。目前，全球化及其複雜的進程威脅著要摧毀已經取得的進步。”隨著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在全球的拓展，民衆雖然贏得了更多的法律權利，但其生活卻變得更加缺少保障；各種資本力量對全球經濟系統的侵蝕一再加劇，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全球金融風暴，並危及西方世界長期經濟繁榮帶來的高品質的生活水準……相對於其他政黨派別來說，這些情況對於一向把穩定、秩序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放在首位的社會黨尤其不利，甚至威脅到社會民主黨的道德和制度基礎。尤其是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作爲社會黨國際大本營的歐洲

還遠沒有走出“歐債危機”的陰影，面對十分複雜的世界政治經濟局面，以及種族主義、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等各種思潮的衝擊，社會民主黨拿不出一套確實有效的解決方案。此外，面對環境污染和氣候變化等全球治理問題，社會黨國際也沒有足以應對的準備。

近年來，一些執政的社會黨政府所倡導和推行的經濟社會政策與改革舉措，在新的時代和環境下也正遭受挑戰。例如，南非非國大自1994年執政以來提出的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和計劃，包括曼德拉時期的“重建與發展計劃”，姆貝基時期的“增長、就業和再次分配”戰略及“加速和共享增長倡議”，祖馬當政後又制定了面向2030年的“國家發展計劃”，但實際效果都不夠理想。印度國大黨多年來所推行的經濟社會政策也未能取得預期效果，減貧目標仍遙遙無期。自2007年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國家社會黨所推行的許多經濟社會政策也都收效有限，不但經濟增長未達預期，而且緊縮政策不斷加碼，加大了很多下層民衆的生活壓力。由此，社會黨政府的施政能力也普遍遭受質疑。此外，其他政黨和政治勢力的崛起也嚴重製約了社會黨人的政治空間。自20世紀70、80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在世界特別是西方氾濫，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受到嚴重擠壓。儘管金融危機一度使得新自由主義思想受到抑制，但“歐債危機”又使社會民主主義主張再次受挫，新自由主義重新回潮。究其根源，一方面，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解決方案並沒有被多數民衆認可，社會黨人帶領國家走出危機、實現經濟復甦的能力飽受質疑；另一方面，社會黨人提出和倡導的有關公平正義、平等互助、福利國家、維護世界和平、實現可持續發展等理念和主張，不同程度地被包括保守黨、自由黨、綠黨乃至一些極端政黨在內的其他黨派所吸收和採納。這使得社會黨的“身份特徵”和傳統理論旗幟的優勢日漸模糊和淡化，政治施展的空間進一步被壓縮。

綜上所述，全球化所引發的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化，削弱了社會黨傳統的社會支持基礎。社會黨國際所堅守的發展模式，也正遭受著全球化時代複雜形勢的考驗。不得不承認，爲了有效應對新時代的各種挑戰，儘管在冷戰後歷次大會和理事會會議上不斷改革，但當前社會黨國際仍處於一個漫長的轉型期之中，繼續進行戰略調整和探索新的發展模式的路仍然任重道遠。同時，也應該意識到，社會黨國際面臨的很多問題和挑戰，並不是一個黨派或者某種意識形態所能解決的，而且這些問題和挑戰也不單單僅是社會黨人所面對，在很大程度上是很多國家，乃至人類社會在當前發展階段所普遍面臨的。畢竟，社會黨國際在全球治理方面已經做出了卓越而有益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自1951年重建以來，歷經60多年的滄桑變幻，成長爲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國際組織，這本來就是一種巨大的成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