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將編戶齊民分爲鄉村戶和坊郭戶。前者是鄉村居民，後者是城市居民。由於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宋代的城市人口無疑較前代有頗大增長，然而鄉村人口仍佔大多數。鄉村戶和坊郭戶又都劃分爲主戶與客戶，鄉村主、客戶的區分，往往是依據有無土地等生產資料；而坊郭主、客戶的區分，則往往是依據有無房屋等生活資料。鄉村主戶分爲五等戶，坊郭主戶分爲十等戶(也有坊郭主、客戶混通分成十等戶的情況)。
宋朝將鄉村主戶分成五等戶，完全是依據各戶財產的多少。一般說來，一、二等戶是地主，三等戶既有地主，也有較富裕的農民，四、五等戶大都是貧苦的農民。故一、二、三等戶又稱鄉村上戶，四、五等戶又稱鄉村下戶。
鄉村主戶用什麼財產標準劃分戶等，這不僅是宋朝五等戶制度的一個重要側面，而對了解宋朝的整個賦役制度，也是相當重要，不容忽視的。
(一)劃分鄉村五等戶的財產標準
按照宋朝政府的規定：“天下閏年造五等版簿。”①這種版簿的正式名稱叫“五等丁產簿”②，既記錄鄉村主戶的人丁，又登載各戶的財產。每隔三年，逢著閏年，就須重新編造一次五等丁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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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庚子。
②《宋會要》食貨11之13。
五等丁產簿由各縣編造和保管，北宋仁宗時的《嘉祐敕》說：“造簿委令、佐責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①宋神宗時，楊繪也上奏說：“凡等第升降，蓋視人家產高下，須憑本縣，本縣須憑戶長、里正，戶長、里正須憑鄰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實。”②“三大戶”就是耆長。大致在宋神宗以前，耆長、里正、戶長等是農村鄉、裡基層政權的頭目，一般由一、二等戶，即地主充當。他們經由縣衙門委派，挨家挨戶登記各戶的人丁和財產，然後再編造五等丁產簿。這裡介紹的只是編造五等丁產簿的法律規定，至於在實際執行時，肯定沒有那麼嚴格，並且不可避免地會產生種種流弊。
版簿的名稱雖然叫五等丁產簿，而鄉村主戶戶等的高下，卻與各戶人丁的多少完全無關，而單單依據各戶財產的多少。宋朝各地區劃分鄉村五等戶的財產標準，並不整齊劃一，而是五花八門，各行其是。
北宋哲宗初，呂陶說：“天下郡縣所[定]版籍，隨其風俗，各有不同。或以稅錢貫百，或以地之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立爲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頗有不均，蓋有[以]稅錢一貫，或佔田一頃，或積財一千貫，或受種一十石爲第一等；而稅錢至於十貫，佔田至於十頃，積財至於萬貫，受種至於百石，亦爲第一等。其爲等雖同，而貧富甚相遠。”③呂陶列舉了劃分鄉村五等戶戶等的四種財產標準。並以第一等戶爲例，說明即使在同等戶中，財產差別仍然相當大。這實際上只是鄉村上戶，特別是一等戶的情況。至於鄉村下戶，“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業壟畝之多寡無甚相遠，粗糲不充，布褐不備，均未免凍餒之憂”④，財產差別並不大。此外，劃分鄉村主戶戶等的財產標準，也不止呂陶所舉的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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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54熙寧七年七月癸亥。
②《長編》卷223熙寧四年五月癸卯。
③《長編》卷376元祐元年四月，以《宋會要》食貨13之24參校。
④《長編》卷362元豐八年十二月丙寅。
爲了作進一步說明，就不能不涉及宋朝鄉村的賦役制度。宋朝政府向鄉村戶攤派各種賦役，大體有四種方式：第一，按各戶田地的數量和質量，例如兩稅；第二，按各戶的人丁，例如丁稅；第三，按各戶的戶等，例如差役；第四，按各戶的家業錢或稅錢等數額，即是按劃分鄉村主戶戶等的財產標準，例如役錢與和買。這幾種方式經常交錯重疊，例如兩稅雖爲土地稅，而其支移和折變卻往往依據各戶的戶等高下，而有輸送遠近之別，折價貴賤之別。役錢是王安石實行免役法時新增的賦稅。開始規定，役錢由上三等戶分等繳納，而四、五等下戶不納役錢。但很快“又令四等以下均出役錢，未幾，又令只據稅錢，不用等第”①。王覿也說：“既用家業錢以定免役錢之多少，則所謂等第者無所用之。”②關於“不用等第”，即不用戶等，而“只據稅錢”或“家業錢”分攤役錢，變法派鄧綰在奏中說得更加具體：
“昨者朝廷免役率錢之法，初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未均，相繼奏陳，各請重造，多已改造矣。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稅數，已約家業貫伯者視家業貫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③
由此可見，攤派役錢，一般就是沿用各地劃分戶等的財產標準，例如“廣西凡爲稅錢一文者，出錢七、八或五、六”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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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歷代名臣奏議》卷256馮山奏。
②《長編》卷390元祐元年十月壬寅。
③《長編》卷269熙寧八年十月辛亥。
④《長編》卷324元豐五年三月乙酉。
鄧綰列舉了“均錢”的五種辦法，與前引呂陶所舉劃分戶等的四種標準對照，雖然用詞有所不同，其實大致多了一項，這就是“或附所收租課”。“租課”當然不是指地租，而是指兩稅或其他賦稅的某類固定實物稅額。以下就宋朝劃分鄉村主戶戶等的各種財產標準。分別作一些介紹。
1.家業錢
家業錢又名“家業貫陌”①、“家力”②、“家力錢”③、“家活”④、“物力”⑤、“產業”⑥、“家業”⑦、“家產”⑧、“家直”⑨、“家貲”⑩、“戶產”⑾、“貲產”⑿、“物產”、“物業”⒀等，名異而實同。先把各戶的田畝和浮財折算成錢，然後再依照規定的五等家業錢額，劃分戶等。“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有第一等十五戶，每戶物力及三千貫；乙鄉有第一等五戶，每戶物力及五百貫”⒁。總的說來，即使同樣使用家業錢劃分戶等的地區，各等戶的家業錢額也各不相同。如同一縣中，甲鄉有家業錢三千貫以上算一等戶，而乙鄉有五百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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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文獻通考》卷12。
②《范文正公言行拾遺事錄》卷3，《宋會要》職官72之13。
③《水心別集》卷11《和買》。
④《朱文公文集》卷18《奏均減紹興府和買狀》。
⑤《忠肅集》卷3《論助役十害疏》。
⑥《司馬文正公傳家集》卷49《乞罷免役錢依舊差役札子》，《宋會要》食貨21之10。
⑦《包拯集》卷7《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⑧《宋會要》食貨65之6。
⑨《宋會要》食貨26之26。
⑩《東坡七集·東坡集》卷28《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⑾《字溪集》卷1《上宣諭餘樵隱書》。
⑿《宋會要》食貨65之2。
⒀《長編》卷227熙寧四年十月壬子朔注，《宋史》卷177《食貨志》作“物產”，《文獻通考》卷12作“物業”。
⒁《長編》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
以上就算一等戶。關於宋朝各地用家業錢劃分五等戶的情況，僅剩一些片斷的記載。北宋神宗時，河北定州安喜縣“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產僅能直二十四緡”①；南宋時，四川忠州“第三等家業三百貫文”②；紹興府家業達三十八貫五百文，即算四等戶，而三十八貫四百九十九文以下，即算五等戶③。
家業錢既要估算“田畝物力”，又要估算“浮財物力”。田畝物力也叫實業物力，一般須依土地的肥瘠，而定價值的等差。如在紹興府會稽縣雷門東管第一鄉，“第一等田每畝計物力錢二貫七百文，第二等二貫五百[文]，第三等二貫文，第四等一貫五百文，第五等一貫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田畝有好怯，故物力有高下”④。臨安府餘杭縣“止戈一鄉，第一等田每畝物力二貫三百有奇”⑤。在處州麗水縣，“以壹畝而論，極高者爲錢伍貫玖百文，極下者爲錢伍百或肆百文”⑥。由此可見，好田和壞田的家業錢額可以相差好多倍，甚至十多倍，而各地區的田畝物力分多少等，顯然也各不相同。
浮財物力的折算，顯然比田畝物力更加複雜，也更易流於苛細。北宋張方平抨擊免役法說：“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銍]、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估]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⑦他反映宋神宗時折算家業錢，“以定戶等”和分攤役錢的情況，連小農具、小傢俱和小牲畜等都須折算家業錢，每家業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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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②《宋會要》食貨14之38。
③《梅溪先生後集》卷25《定奪餘姚縣和買》，《宋會要》食貨70之76。
④《宋會要》食貨70之86，92～94。
⑤《宋會要》食貨70之83。
⑥《兩浙金石志》第11《宋麗水縣奏免浮財物力札付碑》。
⑦《樂全集》卷25《論免役錢札子》，以《皇朝文鑑》卷47《論免役錢》參校。此奏說“
募法之行且三年”，當寫於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
一貫納十文役錢，十貫納一百文役錢。南宋寧宗時，也有記載說：“推排物力之際，弊出百端，升降增減，初無定數。富室輸財，必欲銷減；鄉民執役，互相隱藏。乃若深山窮谷之民，一器用之資，一豚彘之畜，則必籍其直以爲物力，至於農氓耕縣、水車皆所不免。”①估算浮財物力本來就是很麻煩的事，什麼物件應當估算或不應當估算，宋廷並沒有，也不可能有很具體、很詳盡的規定，只是聽憑地主和“執役”的鄉胥縣吏通同作弊，結果自然是“升降增減，初無定數”，而使貧民下戶吃虧。北宋仁宗時曾規定，河北和河東不得用桑樹折算家業錢，以定戶等。②南宋高宗時，陳湯求也曾建議：“乞今後州縣不得將牛、船、水車、應幹農具增爲家力。”並得到宋廷批準。③然而從前引張方平奏和宋寧宗時的記述看，此類規定乃是一紙空文。
估算浮財物力，照理對上戶往往是不利的，因爲“上戶浮財物力營運有至數千貫者”，而“下戶只些小家活”④。北宋徽宗時，陝西實行均糴。童貫上奏說：“均糴之法，鄉村若以田土頃畝均敷，則上等所均斛斗數少，實爲優幸；下等均定斛斗數多，不易供辦。如以家業錢均，則上等所均斛斗數多，下等人各均定斛斗數少。委是兩事利害不同。”⑤鄉村上戶和下戶之間，田畝物力固然相差很大，而浮財物力往往相差更大，所以用田畝或家業錢均糴，“利害不同”。然而在實際上，由於鄉村上戶，即地主們與官吏狼狽爲奸，千方百計，瞞田隱產，而對鄉村下戶的家業估算，又是窮搜細剔，毫髮無遺；故即使按家業錢劃分戶等，或者攤派役錢、和買、均糴等，也不會給鄉村下戶帶來什麼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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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70之88～89。
②《河南程氏文集》卷4《故戶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狀》，《宋會要》職官42之3，食貨61之60。
③《宋會要》食貨69之25。
④《宋會要》食貨70之95。
⑤《宋會要》食貨41之22。
2．稅錢
稅錢即是兩稅的夏稅錢。在宋代，南方水田夏稅一般有稅錢，而秋稅一般納稻米。蘇轍說：“自熙寧(宋神宗年號)以前，民間兩稅皆用米、麥、布、帛，雖有沿納諸色雜錢，然皆以穀帛折納，蓋未嘗納錢也。”①此說雖過於絕對化，但人戶納夏稅錢時，較多地折納實物，而稅錢僅作折納的本位，當是事實。如《新安志》卷2記載，徽州有五個縣上田園每宋畝稅錢二百文，中田園每宋畝稅錢一百五十文，下田園每宋畝稅錢一百文，除折變紬、絹、綿、麻布外，實納錢分別爲五十五文、四十三文七分五釐和二十七文七分五釐，又與腳錢、鹽錢一起折納實物。在北方，從某些記載看，至少有相當部分地區沒有夏稅錢。包拯和張方平交待河北冀州和京東應天府的兩稅正額時，都只有實物，而無稅錢。②宋仁宗時，京西轉運司曾規定，陳州“將今年夏稅大、小麥與免支移，只令就本州送納見錢”。陳州夏稅只有“苗子”，沒有稅錢，而以大、小麥作折變的本位。③在開封府，夏稅的“本色多絲、綿、紬、絹”④。我們應當注意南方和北方的差別，這種差別，實際上涉及了南方和北方劃分戶等的財產標準的差別，在下一節還要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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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欒城集》卷37《乞借常平錢置上供及諸州軍糧狀》。
②《包拯集》卷8《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本州夏秋稅斛鬥共納四萬三千餘石，夏稅紬絹五千四百餘匹，綿二萬七千餘兩。”《樂全集》卷26《論率錢募役事》：“且舉應天府爲例……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石，絹四萬七百有零匹，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
③《包拯集》卷7《請免陳州添折見錢》。又《樂全集》卷25《陳州奏賦率數》：“本州四縣合行催納夏稅苗子七萬七千五百石有零。”
④《宋會要》食貨70之14。
用鄉村主戶擁有田地的稅錢額劃分戶等，是以各戶田地的多少肥瘠爲基礎，這與田畝物力相類似；但不估算浮財，這又與以家業錢劃分戶等不同。北宋呂南公說：“所謂主戶者，又有差等之辨。稅額所佔至百十千、數千者，主戶也；而百錢、十錢之所佔者，亦爲主戶。”⑤他談的應是江西的情況，但未說明具體的戶等。如以每畝稅錢十文計，有的下戶僅佔田一宋畝，有的上戶卻佔田萬宋畝。宋哲宗初，呂陶說，成都府路“諸縣大半以稅錢多少立爲戶等，有自一貫至於十貫以上，或自五貫至五十貫以上，併爲第一等”⑥。可見各地劃分鄉村五等主戶的稅錢額，也各不相同。
（本章完）